伊斯兰初期的埃及科普特人
摘要：642年，穆斯林军队打败拜占庭军队，成为埃及的统治者。他们占领埃及的初衷不仅是为了传播伊斯兰教，更是为了从这块土地上获取战略和经济利益。由这一目的产生的相关政策直接塑造了伊斯兰初期埃及的政治和社会面貌，也对彼时占埃及人口多数的科普特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埃及，伊斯兰征服，科普特人
一， 伊斯兰教之前的科普特人
1.1科普特人与科普特语
科普特（Copt）一词的词源较为复杂。据历史记载，亚述人称古埃及为Ki-Ku-Phon，意即“神祗之地”或“灵魂之地”。古埃及人借此作为自己都城孟夫的别名。希腊人占领埃及后，安自己的语法，将Ki-Ku-Phon写成Aegyptus，由此衍生出拉丁文和其他欧洲文字中的埃及（Egypt）一词。639年阿拉伯人入据埃及后，误以为“Egypt”的词首“E”是冠词，可从略，为便于发音，将“gypt”读成“Qipt”，现在欧洲文字中的“Copt”一词由此而来。[1]
如上文所述，科普特是阿拉伯人对埃及的称呼，而科普特人在伊斯兰教初期则是对埃及原住民的统称，他们是古代埃及人的直接后代。当时的埃及科普特人大多信奉基督教雅各派科普特支派（即“基督一性派”），少数人信奉基督教麦勒卡派（即“基督二性派”）或犹太教。古希腊语虽被定为官方方言，但是人们日常用语仍是代表古埃及语最后阶段的科普特语。虽然科普特人的含义在现代的穆斯林语境中发生变化，本文所指的含义以伊斯兰统治初期为准。
科普特语（Coptic）的来源也较为复杂，它是古埃及文的最终形式，也是埃及在罗马拜占庭统治下希腊化的产物。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形成于公元3500年，一直使用到公元2世纪。它们使直接描摹物体形象的文字符号，最初的使用者主要是僧侣。中王国时期开始以芦苇笔为书写工具，在纸莎草纸上书写，所以象形文字中演变出一种简化的速写形式，成为僧侣体。公元前7世纪中期左右，僧侣体又演变出一种书写速度更快的草书体文字，通常用于日常公文的写作，因而称之为世俗体（Demotic）。[2] 在公元前332年，亚历山大大帝征服埃及之后，希腊语开始在这个国家通行。在之后的岁月里，以这位马其顿大帝名字命名的城市亚历山大的规模逐渐成型，并很快成为希腊化世界（Hellenistic World）的重要城市之一，以它为首都的埃及在大多数行政领域中已经开始通用希腊语。受到官方影响，希腊语社群在整个尼罗河河谷地区的城镇迅速蔓延，以至于到了在2世纪到3世纪，有相当一部分的埃及人会说两种语言。科普特语文字系统在3世纪得以创立，可能有两点原因：一是埃及双语精英阶层为了应对希腊语的挑战和复兴埃及语言的一种尝试[3] ；二是基督教在埃及的传播促使当地人必须把与传统宗教密切相关的古埃及语加以改进，以适应基督教的发展。这套文字系统应用了希腊语的字母，并从“通俗体”中借用了若干字母来表示希腊语字母中不存在的发音。早期的科普特文字主要用于对希腊语作品的翻译和誊抄，其中大部分都是基督教经文。从4世纪开始，尤其是451年卡尔西顿会议[4] 之后，埃及基督徒更加热衷于使用自己的语言，科普特语的原创基督教文学开始大量出现，它包括圣徒的生平、颂词、布道词、贤者问答、修行规则和书信，这些创作一直持续到公元7世纪阿拉伯人占领埃及之后。
1.2罗马拜占庭统治时期的科普特人
公元1世纪中期基督教由圣马可[5] 传入埃及，埃及人纷纷入教，以示对敬奉多神教的罗马统治者的抗拒。埃及不断增长的基督教人群一直遭到罗马政权零星的镇压，在3世纪时的两位罗马皇帝戴克留斯（Decius）和戴里克先（Diocletian）的统治下，基督徒受到的迫害尤其严重。在戴里克先的统治下众多基督徒的殉难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以至于之后的埃及基督徒把这位皇帝在284年8月29日的即位日作为科普特纪元的开始，它通常也被称为“殉道士纪元”（Era of the Martyrs）。[6] 尽管遭受着罗马人无以复加的迫害，科普特人依然坚强地坚守着基督教的信仰，并发展出之后在基督教世界影响很大的修道士制度。公元4世纪，罗马帝国改奉基督教，埃及亚历山大教会的势力盛极一时。但是在整个罗马帝国的各教会关于耶稣基督的性质争论不休，451年在卡尔西顿召开的全基督教大会把“基督一性论”（Monophysitism）定为异端，亚历山大教会不服此说，公开与君士坦丁堡大公教会分裂。在拜占庭统治后期，亚历山大教会领导下信奉“基督一性论”的说科普特语的埃及土著居民遭到了信奉“基督二性论”说希腊语的统治者的残酷迫害。
二， 伊斯兰初期穆斯林对埃及的统治
穆斯林军队征服埃及的初衷并不仅仅为了传播伊斯兰教，也是出于战略考虑：埃及邻近叙利亚和希贾兹，战略地位显要；它土地肥沃，盛产谷物，一向是君士坦丁堡的谷仓；首府亚历山大港，是拜占庭海军的基地，也是通往北非走廊其余地区的门户。[7] 基于以上这些原因，当穆斯林军队在叙利亚站稳脚跟后，便在阿穆尔·本·阿绥的率领下开始向埃及进攻，并于642年9月占领亚历山大，在之后的岁月里逐步攻陷埃及全境。
为了维持埃及新兴政权的稳定性，伊斯兰初期的穆斯林统治者实施了一系列的政治、军事、宗教政策，大致延续了哈里发欧麦尔制定的“三不”政策，即不强迫当地人改信伊斯兰教；不向埃及大规模迁入穆斯林人口；基本不改变原有的行政体制和机构。
2.1政治军事政策
穆斯林统治者在埃及设立行省，包括上下埃及，阿穆尔·本·阿绥担任首任埃及总督。[8] 按照哈里发欧麦尔的政策，阿穆尔在巴比伦城堡外的营地——福斯塔特[9] 变成了新的都会，它在之后的300多年里一直是埃及的首府。阿穆尔严禁阿拉伯士兵与当地居民混住，并规定他们必须居住在福斯塔特或者地方驻地的军营里，随时待命出征或平叛。军队给养由在地方专门征用的税收保证，士兵不能从事农业生产和拥有土地，以防止他们安定以后无心征战。
穆斯林统治者并没有完全整顿埃及旧有的行政制度，而是保留和任用了大量的前政府基层行政人员，只是把身居高位的官员替换成了阿拉伯人指派的人选。由于对基督教徒的不信任，穆斯林政权严密监控着基层官员们的一举一动。当时，各地税收的收缴和分配都是靠埃及本地的科普特官员完成，政府则会派遣穆斯林官员巡视全国，以监督和视察税收工作的完成情况，并跟福斯塔特的中央政权保持定期的联络。同时，各地人民有义务为邮政人员和运输牲畜提供食品和饲料，以维持带有侦查功能的国有邮政系统正常运转。通过遍布全国的军事部署、税务巡查官和官方邮政系统，福斯塔特政权有效地控制着埃及全境。
从伊斯兰教征服初期的文献可以看出，穆斯林统治者们保留了希腊语和科普特语作为埃及官方的行政办公语言。而阿拉伯语在一开始，只是福斯塔特政权与其穆斯林下属之间交流的语言，但随着穆斯林税务巡查官和军队深入全国各地，它也作为一种书面语言开始流行开来。那一时期的纸草证实了，一些公共领域使用的文书如收据、公文、告示等都会由阿拉伯语和另外一种本土语言写成，这实际上是继承了拜占庭统治期间的双语传统。
从阿穆尔在占领埃及7年后开始的对基础设施的建设，我们也可以窥见穆斯林统治者对埃及行政管理的良好运转。为了从埃及运粮救济旱灾中的希贾兹，阿穆尔派人开凿了连通埃及盛产小麦的腹地和红海的运河，同时也疏浚了古代的法老运河，称为“信士们的长官的运河”（Khalij Amir al-Muminin），通过希利俄波利斯使巴比伦堡北边的尼罗河与红海的古勒助木[10] 相联系。[11] 另外一项巨大的工程是，为了配合654年穆阿维叶对拜占庭的进攻，阿穆尔在亚历山大港建造了一支大型海军舰队。上述的浩大工程，均需要统治者对埃及本土可利用资源的深入了解和细致掌控，同时建设新的基础设施和修缮过去的设施也是统治者良好的行政运作手段和效率的体现。
2.2宗教政策
穆斯林统治埃及后，在宗教上实行了“以夷制夷”政策和“迪米”制度，服务于他们在埃及建立稳定和有效统治的战略意图。
埃及当时的宗教环境相当复杂。在拜占庭统治期间，占埃及多数人口的科普特人信仰基督教“一性派”（Monophysite），而少数希腊罗马裔人口信仰拜占庭的官方教派基督教“二性派”(Melkite)，还有少部分的犹太教群体。当穆斯林进攻埃及时，受到拜占庭官方迫害的一性派基督徒都采取了不抵抗穆斯林甚至与他们合作的态度，加速了拜占庭帝国在埃及的统治的灭亡。
公元646年，穆斯林军队在阿穆尔·本·阿绥的率领下最终击退了拜占庭企图反攻埃及的军队，重新占领亚历山大。此时的埃及仍有大批希腊罗马裔居民并未随拜占庭军队撤走，他们中很多都曾经在拜占庭埃及政权中任职，且大多信仰与埃及土著居民不同的基督教“二性派”。
埃及的穆斯林统治者，把当时埃及所有的基督徒统称为“科普特人”。不过埃及的基督徒在穆斯林的统治下并不是团结一致的，而是把拜占庭时代的教派分歧延续到了伊斯兰时代。他们为了维护自身派别的利益，都采取了与统治者合作的态度，以确保敌对派别不会取得更高的政治地位。两派的代表人物通常会把自己与对手的分歧向穆斯林统治者申诉，以期后者能帮助自己打压对手。通常情况下穆斯林政权都会在一定时期偏袒一方，打压另一方，他们采取的手段有：集体流放和关押、教堂财产充公、高额税金或罚和关闭教堂。[12] 埃及基督徒之间分歧被穆斯林统治者充分利用，用以打击异教势力和稳固政权统治。
穆斯林统治者的宗教政策也体现在对科普特人改信伊斯兰教的态度上。他们延续在其他征服地区一贯执行的“迪米”制度。在伊斯兰国家中受到宽容和保护的基督徒、犹太教徒和祆教徒都被称为“迪米”（al-dhimma），即“立约之人”。这些非穆斯林必须承认伊斯兰教的崇高属性和伊斯兰国家的主导地位，并经由一些社会上的限制[13] 和缴付一种穆斯林不需缴纳的人头税（jizya）[14] ，以表示他们接受臣属地位。相对地，他们享有生活和财产的安全，可接受保护免受外敌侵凌，可以自由崇祀，并在处理自身的事物方面，享有很高的自主权。[15]
在伊斯兰初期，埃及的穆斯林统治者之所以没有在科普特人中强力推行伊斯兰教，经济因素是主要原因。作为穆斯林统治下的“迪米”人，必须缴纳人头税、土地税和服徭役。埃及大量基督教徒的存在无疑成为伊斯兰国家潜在的收入来源。
三， 伊斯兰初期科普特人的生存状况
3.1科普特人的地方自治
在四大哈里发和伍麦叶王朝统治时期，埃及是阿拉伯帝国版图内富庶的一个行省，科普特人作为顺民的地位在这期间没有变化。总的说来，统治者对科普特人还是较为宽容的，这也和阿拉伯帝国极盛时期海纳百川的气度有关。在大部分时间里，科普特人的宗教得到尊重，穆斯林法官也不会去干涉科普特人的案件，这期间也鲜有统治者因宗教问题而迫害科普特人的记录。因此在伊斯兰统治初期，埃及科普特基督徒的生活和穆斯林来临之前并没有很大的差别。除了在中央和各地方行政中心和军镇驻扎着大批的说阿语的穆斯林外，广大城镇和乡村人口仍以科普特基督徒为主。
上埃及杰梅镇（Jeme）的相关文献和建筑遗迹是证明穆斯林占领初期埃及基督徒生存状况的最好例证。这个小镇位于卢克索城附近，是附近村落和修道院的中心城镇。和从前一样，商业贸易和农业生产是这一地区基督徒主要的收入和生计来源，唯一的变化是他们需要承担穆斯林统治者强加的税收和徭役。除了税收收据和与税收相关的信件，其他由当地官员签发的公共合同和通行证件都表明基督教人群很大程度上是自治的。穆斯林总督和官员的名字通常只会出现在法律文件上，还有少量的商贸文本会提到阿拉伯名字。只有当出现如7世纪末8世纪初时基督教修道士群体拒绝缴纳税赋的时候，穆斯林统治者才会直接介入基督徒的生活。[16]
3.2科普特语的逐渐凋零
在穆斯林进入埃及之前，希腊语和科普特语是埃及的两种主要的语言。在穆斯林统治初期，希腊语继续作为埃及的行政和书面语言被使用，而科普特语则继续作为民间语言被基督徒们广泛使用。在穆斯林征服埃及后的几个世纪里，科普特语都一直是基督徒记录文档的专用语言。但是随着伊斯兰帝国统治的稳固，科普特语逐渐地被阿拉伯语取代。一是因为行政领域阿拉伯语的使用开始影响科普特人的日常生活，为了和穆斯林官员打交道和在政权中谋得职务，科普特人在不放弃母语的同时也必须学习阿拉伯语。705年后，阿拉伯语成为埃及的唯一官方语言，科普特语在公共场合的使用被大大减少，这也加速了科普特语的凋零。二是文化交流要求科普特人学习阿拉伯语。伊斯兰帝国东方的兴盛的文化使阿拉伯语成为了解当时世界上先进科学与文明的语言，同时阿拉伯语也成为科普特人与其他地区同样处在穆斯林统治下的基督徒相互联络不二选择。与拉丁语相似，科普特语在失去活力之后，继续在教会仪式中作为宗教语言得以保留。
3.3科普特宗教机构的生存状况
科普特教堂是穆斯林统治期间科普特基督徒群体赖以依存的宗教机构。不管是在城市还是乡村，基督徒社群通常都聚居在教堂建筑附近。对于基督徒个人来说，当地的教堂是中心机构，他们根据教堂颁布的礼拜时间表和活动来安排自己的生活。地方的教堂是基督徒聚会和接受精神指导的地方，兼有慈善和教育机构的功能，是基督徒的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在伊斯兰初期，在拜占庭时期遭到破坏的教堂得以修葺，并在穆斯林统治者的默许下新修了许多教堂。[17] 另外一个重要的基督教宗教机构是修道院。修道院为修道士提供了精神上的依托，也是他们工作、学习甚至避难的地方。修道院对普通科普特居民同样十分重要，它拥有大量的乡村土地，与周围村落城镇进行商贸交易，是埃及基督徒经济生活中生产和流通的重要一环。拜占庭时期，科普特基督徒为了逃避统治者的迫害，纷纷进入修道院隐居。到了伊斯兰初期，基督徒的人身、财产安全得到了穆斯林统治者的保障，他们开始回归故土、重操旧业，修道士的人数大量减少。但是在这一时期，修道院仍有避世隐居的功能，有时会成为宗教异见分子的聚集地，许多基督徒起事反抗穆斯林统治的事件都是由修道院发起的。
在亚历山大的科普特大主教，是埃及科普特基督教徒的首脑，他领导的亚历山大教会和各主要城市的主教一起制定宗教政策、发布宗教命令，并负责代表自己的信徒与穆斯林统治者对话、谈判。哈里发委派的埃及总督有监督科普特大主教选举的职责，但这只是统治权威的象征而已，他们通常都不会反对教会推举出的人选。伊斯兰统治初期，亚历山大教会领导下的科普特宗教机构在穆斯林统治者的严密监控下，仍然保持了极大的独立性和自治性。
四， 结语：
穆斯林军队征服埃及，不仅是为了传播伊斯兰教，更是为了获得这块土地上的战略和经济利益。由这一目的产生的相关政策直接塑造了伊斯兰初期埃及的政治和社会面貌。穆斯林统治者留用前拜占庭政权的官员，充分利用了已有的行政资源和经验；让穆斯林军队继续开展征服行动以保持战斗的活力；同时，通过任用穆斯林高级官员和建立邮政系统，加强对整个国家基督徒的掌控。就这样，穆斯林统治者作为人口少数派的在埃及站稳了脚跟。
穆斯林对基督徒采取的宽容的宗教政策使科普特人在伊斯兰教初期依然维持着拜占庭时期的生活模式，它的作用体现在两个方面：一，科普特人在拜占庭时期是受压迫群体，对穆斯林的统治持观望中立的态度，维护他们生活的稳定可以保证埃及地区不会出现大规模的叛乱或人口外迁，从而使他们专心从事生产和建设，这符合伊斯兰国家的经济利益；二，基督教的保留使科普特人维持了希腊化时代的思维方式，穆斯林可以从他们那里更好地吸收古埃及和罗马文明，以及治理大河文明的经验，这也使得埃及在伊斯兰教初期继续保持了它在地中海地区作为商业、军事和学术重镇的地位。[18]
这些政策不管是维持还是改变原状，都体现了伊斯兰初期穆斯林在埃及的统治视野。尽管他们没有制定宏大的统治规划，但是他们对如何维持行政系统稳定运转，如何最好地利用有限的资源，如何解决宗教融合等关键问题都有自己清晰的判断。伊斯兰初期穆斯林统治者在埃及的一系列政策为它日后成为穆斯林的永久领土奠定了基础，由此埃及才能在之后的几个世纪里不可逆转地转变成一个阿拉伯伊斯兰国家。
参考文献：
1， 杨灏城、朱克柔《民族冲突和宗教争端——当代中东热点问题的历史探索》［Ｍ］，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2，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gypt，Volume One-Islamic Egypt,640-1517》［Ｍ］，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
3， （美）希提著，马坚译《阿拉伯通史》［Ｍ］，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8，第一版，上册
4， 彭树智主编，雷钰、苏瑞林著《中东国家通史-埃及卷》［Ｍ］，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5， 伯纳德·刘易斯著，郑之书译《中东-自基督教兴起至二十世纪末》［Ｍ］，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4
6， Roger.S.Bagnall《Egypt in the Byzantine World》［Ｍ］，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
7， 田明《罗马-拜占庭时代的埃及——基督教史研究》［Ｍ］，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
8， 《The Blackwell Dictionary of Eastern Christianity》［Ｍ］，Blackwell Publisher，1999
9， 朱慧中《埃及的科普特人》［Ｄ］，北京，北京大学，2003
10， سيدة إسماعيل كاشف《مصر في فجر الإسلام:من الفتح العربي إلى قيام الدولة الطولونية》［Ｍ］，دار الفكر العربي ،١٩٤٧
[1] 杨灏城、朱克柔《民族冲突和宗教争端——当代中东热点问题的历史探索》，1996年人民出版社，P348
[2] 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7095009.htm
[3] 《The Blackwell Dictionary of Eastern Christianity》，1999 Blackwell Publisher P129-131
[4] 卡尔西顿会议（Council of Chalcedon）：451年由东罗马帝国皇帝马西安在小亚细亚卡尔西顿召开基督教世界性主教会议。旨在否定449年以弗所会议，镇压一性论派（认为基督只有神性，而不是神性、人性并存）。
[5] 耶稣十二门徒之一，据史书记载，他于公元64年来到亚历山大，是第一个把基督教传播到埃及的人。
[6]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gypt，Volume One-Islamic Egypt,640-1517》，1998年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176
[7] 《阿拉伯通史》（美）希提著，马坚译，新世界出版社2008年第一版，上册，P146
[8] 《中东国家通史-埃及卷》，彭树智主编，雷钰、苏瑞林著，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P151
[9] 即营地的意思
[10] 古代的克鲁斯马（Klysma），现代的苏伊士
[11] 《阿拉伯通史》（美）希提著，马坚译，新世界出版社2008年第一版，上册，P151
[12]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gypt，Volume One-Islamic Egypt,640-1517》，1998，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182
[13] 他们受到各种歧视性待遇，史书中记载的有：他们只准骑驴，且只能从穆斯林统治者的两旁走过，他们被规定穿着歧视性颜色和式样的衣服，他们不许高声做祈祷，也不准把钟敲得很响，遭到毁坏的教堂不准恢复也不许新建等等。
[14] 科普特人要交纳的人头税是一种丁税，每个成年男子每年交纳两个第纳尔（第纳尔是金币，两个第纳尔是一笔不多也不少的款项，但这与拜占庭时期的赋税比起来要少，最初神职人员是不收人头税的）。
[15] 《中东-自基督教兴起至二十世纪末》，伯纳德·刘易斯著，郑之书译，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4年版，P217
[16]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gypt，Volume One-Islamic Egypt,640-1517》，1998，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181
[17] 参考سيدة إسماعيل كاشف，《مصر في فجر الإسلام:من الفتح العربي إلى قيام الدولة الطولونية》，دار الفكر العربي ，١٩٤٧
[18] 《Egypt in the Byzantine World》，edited by Roger.S.Bagnall，2007，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4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