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客》 ｜何伟： 和平队与中国的断裂

1996年，和平队中国项目志愿者“China 3”，在北京紫禁城前，左下为作者何伟 （此图片版权©️何伟）

来源：《纽约客》2020年3月期专栏文章：涪陵来信（“The New Yorker” | Letter from Fuling ，March 16, 2020 Issue） 

作者：何伟  ( Peter Hessler）

翻译：甘挺

原文链接：

https://www.newyorker.com/magazine/2020/03/16/the-peace-corps-breaks-ties-with-china?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0

01

       1月17日上午，四川省会成都，我正打算与和平队的140个志愿者见面，一个意外的消息传来——中国的和平队项目将要关闭。和平队中国项目开始于1993年，作为早年的和平队志愿者，我被邀请在我居住附近的一家酒店给大家进行入职培训的发言。我到达会场时，已经无人有心情与我一起怀旧。这些美国来的志愿者，大多数二十来岁，因为这个消息而满脸震惊，其中一些哭红了双眼。在会场后方，站着的和平队机构十来个中国工作人员，表情隐忍凝重。他们因为为美国机构工作而放弃了中国体制下的很多便利。房间的天花板上悬下来红色的宣传横幅，证明着美国人也能像中国人一样创造出令人充耳不闻的空洞口号：“欢迎来到IST 2020：成为你所展望的世界之树！” 

       一个美国工作人员难过的过来跟我打招呼。她说，如果有什么树的话，她希望看到的树是关于此事的郑重通告，而不是佛罗里达州参议员马克.卢比奥（Marco Rubio）和里克.斯科特（Rick Scott）在推特上宣布关闭中国项目。她生气的说：“卢比奥（Rubio）和斯科特（Scott）只是想从中得到名声。”

      和平队项目活跃在世界范围内60个国家，给中国派送了超过1300个志愿者，它一直是一个远离政治争端的机构。美国政府从来没有因为任何外交冲突而终止过和平队的项目，这一次关闭中国项目的决定时机显得非常可疑。冠状病毒引起广泛关注之前，曾对中国贸易协定表示疑虑的参议员在特朗普总统与中国签署第一阶段经济协议后的第二天发表了推文。卢比奥（Rubio）议员写道：“北京已经愚弄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太久。” 斯科特（Scott）议员响应道：“我很高兴和平队终于认清了共产中国的面目：它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美国的劲敌。”

      中国的强硬派也在欢庆此事。在保守媒体“观察者”（译注：观察者网），专栏作家潘攻愚发表了评论文章《美国在华“和平队”，走好，不送》。这个标题致敬并回应了毛泽东写于1949年8月的著名文章《别了，司徒雷登》。1949年8月，美国国务院发表了痛苦的、超过一千页的白皮书，试图解释美国是如何在毛的革命者手中输掉中国的：“坦诚的记录了美国与其渴望缔结亲密友谊的大国间一段极其复杂和极其不愉快的时期。”

      毛泽东在他的文章里讥讽美国的民主“只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独裁统治的别名”，他欢庆国民党政府下的美国最后一任驻华大使约翰.司徒雷登的离开。这篇孤立主义的文章一直是中国学校课本的内容，很多中国人都能记起它的结尾：“司徒雷登走了，白皮书来了，很好，很好。这两件事都是值得庆祝的。”

      在“观察者”的专栏文章中，潘攻愚形容和平队的“意识形态和文化输出”是美国又一次的失败：“在华27年，美国外交部门本意是想养狼，但最终收获的却是一窝哈士奇。” 他在结尾写道：“和平队走了，对华协议来了，很好，很好。这两件事都是值得庆祝的。”

02

      1996年秋天，和平队将我派遣至长江边一个偏远的城市——涪陵，在涪陵师专教授英文。那年我27岁，跟我同去的另一个志愿者亚当.迈耶（Adam Meier），他22岁。此后不久，我一个学生Richard在写作课上交了一篇作文，题为《美国人为什么如此随意》。Richard带着眼镜，非常的瘦削、害羞。他在涪陵市长大，他的其他同学大部分都来自于四川的农村地区。当时，中国农村人口超过总人口的70%，并且只有8%的学生能进入大学。我和亚当（Adam）是解放以来，第一批居住在涪陵的美国人。Richard在作文中用英语写道：

“我们的外语老师——彼得和亚当——这个学期教我们。这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去了解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在我看来，他们比中国人随意多了。我为什么这么认为？下面我将列举一些事实去说明这一点。”

      我们是和平队军团的“中国3”（China 3）。机构给项目编号，好像是对某种任务意味的暗示。和平队于1961年由总统肯尼迪（John F. Kennedy）成立，那一年是土星1号（译注：美国发射的运载火箭）和史普尼克9号（译注：苏联发射的人造卫星）之年。如同阿波罗火箭升空的方式一样，每个和平队的军团开拔前往遥远的土地，接替前辈们的事业，然后返回家园。同样，像火箭一样，和平队也是冷战的产物。它产生的灵感来自于1958年出版的小说《丑陋的美国人》，该书警告读者苏联在发展中国家进行基层运作，取得了很好的成果。和平队的三个目标是：为美国“感兴趣的国家”提供有益的帮助；增进世界其他地区对美国的了解；增进美国对世界其他地区的了解。

      到我加入和平队时，已经很少人能够意识到冷战的源头了。历史的车轮一直向前，或者它已经停住——这已经是福山1992年出版的书《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里那个西方的自由民主全面胜利的时代了。1996年，和平队派遣了志愿者去往俄罗斯、波兰、保加利亚，以及其他的据说已经民主化的前苏维埃阵营的国家。中国是唯一接受和平队志愿者的共产主义国家。

      作为改革开放政策的一部分，邓小平非常欢迎和平队的到来，但是一些中国官员认为美国人不应该去往像涪陵那样偏远的地区工作。他们为这个项目另取了一个委婉的名字——“美中友好志愿者”——因为“和平队”这个名称在毛泽东时代的宣传中曾被污名化。最早期的三个军团规模非常小，这使得政府更容易监控我们。不过，相较起来，当地人对和平队有着更强的关注和好奇心。Richard的作文继续：

“比如，海斯勒先生上课时会随意的抓痒痒，完全没有在意别人的眼光。他穿得也很随意，皮带经常在外面晃荡。我得告诉你，这在中国是无甚礼仪的行为，尤其是在老人眼里。”

“中国3”（China 3）共有14个志愿者，我们在加入之前没有上过任何中国语言、历史、政治或者文化的课程。在过去那些日子里，和平队的申请者从不挑选他们的目的地。“中国3”（China 3）的所有成员都是从未有过发展中国家生活经历的白人。其中一个从密西西比来，此前都没有坐过飞机。大多数的人来自美国中西部或者南部——亚当（Adam）就来自于威斯康星，而我来自密苏里。对我们大部分人来说，参加和平队意味着一种便宜的出国方式。

      我们在涪陵师专的学生都以英语为专业，这是改革开放政策的另一个内容。中国扩大了英语的义务制教育，需要大量的英语老师；因此我们的学生在毕业以后会被安排到各地的初中和高中进行外语教学。但是他们对外部世界的概念依然是抽象的。他们没有互联网，共产党出版所有的课本，包括一本文化学习的书，叫做《英美调查》（“Survey of Britain and America”）。关于美国历史的一章自然是从中国开始的：“居住于美国的印第安人起源于25，000年前的亚洲。” 在列举了有关欧洲发现新世界的一些关键细节之后——“它也为资产阶级的兴起开辟了新天地”——课文内容来到了美国的建立（“1787年宪法确立了美国资产阶级的专政”）。关于当代社会的一节声称，如今大多数新英格兰人在工厂工作（“他们擅长制造钟表”）。还有一些有用的美国俚语（“比如，‘draw one’或者 ‘shoot one’表示’倒一杯咖啡’”）。第四章介绍了“社会问题”：

“同性恋是相当奇怪的社会现象，我们很多人无法理解，但它在欧美广泛传播，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对于婚姻和爱情的绝望。”

      这个章节最后总结了同性恋以及其他社会问题的主要原因：

“最重要的原因是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在资本主义社会，尽管科学技术高度发达，但很多人遭受着无尽的精神空虚折磨，因此他们开始追寻某种稀奇和刺激的体验。”

      为了使学生尽可能的远离《英美调查》（“Survey of Britain and America”），我和亚当（Adam）尽一切可能去搜寻能用于教学的其他材料。我们把自己的家庭照片在课堂上展示，并打印了许多美国杂志上的文章。当我俩收到1996年总统大选的缺席选举人的选票时，我和亚当（Adam）为一部分的高年级学生讲了一堂关于美国政治制度的课。在最后，我们拿出了选票，让学生们观看，并在他们眼前投票。

      当我把选票递给他们，我的学生们变得十分安静。在一个挤满了四十多张简单木桌子，没有暖气的小教室里，他们一个传一个，观看着那一小片纸。然后，选票回到我的手中，我投给了比尔.克林顿。教室是如此的静默，他们是如此的专注，我的心跳不由加快了。此后不久，和平队在成都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学校的领导打电话给他们，十分不满我和亚当（Adam）的所作所为。然而校方的行为也就止步于此，类似这样间接的沟通时常发生。

03

      离事态最远的人往往最觉得受威胁。对于这堂课，学生们是被震动，而我们的中国同事们是谨慎而好奇，学校的领导是警惕，尽管他们为学校里有外国人而感到骄傲。由此，深耕在基层的和平队这个项目最大的敌意与戒备也许来自省级或者国家级。

      美国的反应刚好相反。最近，我与汉学家威廉.斯佩德尔（William Speidel）进行了交谈，他是和平队第一任中国负责人，他回忆起美国国务院官员的态度，说道：“他们喜出望外。” “让和平队在共产中国扎稳脚跟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

      斯佩德尔（Speidel）当年委托一个语言学家设计了普通话的课程，因此，那些在偏远地区勤奋工作的志愿者只需要两年（相当于和平队任务的时间）就能说出流利的汉语。许多志愿者原本就是教育学的本科生，他们回到美国后就走进了校园教书。但是，还有许多其他人的人生道路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他们成为了针对中国方向的外交官、公务员、商人或者学者。如今，包括亚当（Adam）在内的27位前和平队中国项目的志愿者在国务院工作，还有一些在类似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的机构工作。

      记者和作家也很常见。迈克.迈耶（Michael Meyer），来自明尼苏达的“中国2”（China 2）的志愿者，已经写了关于中国的三本著作。在我那一团，我们三个都成为中国的报道者和作者。前志愿者群体至少总共出版了关于中国的11本非虚构类著作。

      我有时候想知道共产党的情报部门如何看待这样的情形。1999年，我搬到北京，准备出版讲述我在涪陵经历的第一本书。有一段时间，我感到被监视了，在我家附近常常发生奇怪的事情。我以前的一些学生也告诉我，他们回到涪陵以后，由于与我有联系而受到国安人员的恐吓。在北京参加几次政府赞助的活动中，外交部的官员向我抛出尖锐的质疑：如果你是打算来中国的，你当初为什么学的是英语文学？你为什么愿意在一个如此偏远的地方教书？

      他们显然是担心教书只是情报工作的掩护，因此对和平队充满了疑虑。和平队给每个志愿者每个月120美元，并不太能吸引来自精英背景的人。斯佩德尔（Speidel）当时在中国的工作人员是由中国政府指派的，毫无疑问的，一些信息会直接汇报给中国的安全部门，并且还很有可能存在着电话监听。但是，和平队总部的任何人都没有告诉过我我应该教什么不应该教什么，并且在两年间，机构的工作人员来涪陵仅仅探访过两次。当时的和平队最好的展现了美国的信心：如果您将充满激情的年轻人送往遥远的土地，让他们独自面对一切，好事就有可能发生。

       最近，我和一个与共产党有密切联系的涪陵人叙旧，他向我吐露最初涪陵的志愿者们本来是要送到长江边的另一个城市万县（后改名为万州），但是官员们考虑到那个地方离三峡大坝的建筑工地太近，美国人可能会得到一些敏感信息，因此他们把我们队往上游推了130英里。当然，我最后在书里还是写到了大坝。后来和平队最终也进入了万州，去到万州的是“中国7”（China 7）的志愿者杰克.胡克（Jake Hooker）。尽管没有任何中文背景，胡克（Hooker）后来的汉语学习还是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而且他也证明被送到长江下游也并没有什么要紧的。2008年，胡克（Hooker）作为《泰晤士报》的记者，因为揭露中国农村工厂出口有毒成分用于医药产品而获得了普利策奖。

04

      1998年——我任志愿者的最后一年，我忽略了在中国后来被证明甚为重要的两个发展。一个是互联网的限制体系，在英语中被称为“防火墙”。另一个是江泽民主席于1998年5月4日在北京大学发表的演讲。江泽民的话语几乎没有新意（“祖国的未来是无限美好的”），但是二十多年后，如果你说“ 985工程”，许多受过教育的中国人都知道这个工程的名称指代江泽民讲话的年和月。江泽民主席呼吁发展世界一流的大学，后来这一努力还加入了211工程——中国人对给任务编排数字的迷恋甚至超过了和平队。这些教育工程项目涉及了大学的扩展和改善，并体现了美国人难以理解和掌握的战略：教育和限制的同时进行。

      随后的历史时期，这个国家的总体发展非常强劲，以至于可以用和平队军团简史来说明：“ 中国8”（China 8）抵达的那一年，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到“中国12”（China 12），三峡大坝已经建成； “中国14”（China 14）那一年是北京奥运会；在“中国1”（China 1）和“中国16”（China 16）之间，中国的GDP增长了十倍以上。我在涪陵师专任教时，这所学校大约有2000名学生， “中国10”（China 10）到来时，涪陵师专不仅有全新的校园，还有20000名学生。

      在我的当时的班级里，更微观的历史也显示了体制是如何在最底层发生作用的。我的一个学生，是一个出生农场的贫穷男孩，家里种植土豆，玉米和烟草，他的英文名字叫Mo。他的父亲读到小学三年级，母亲从未上过学，但是一个乡村教师鼓舞了Mo，Mo成为他班上唯一一个考上大学的男孩。在涪陵，Mo加入了共产党。每年夏天，他回到家乡，拖着六十磅重的装满烟草的袋子去市场上卖。当班上的学生开始给自己取英文名时，他向亚当（Adam）和我征求意见，然后他就成为了Mo Money（译注：英音同“更多钱”）。  （另一个简史是“中国3” 那一年，六个月之内发生的一系列重大死亡事件，至少在我看来，它们是永远联系在一起的：图帕克·沙库尔、邓小平和比吉· 史莫斯。）（译注：Tupac Shakur和Biggie Smalls都为美国著名说唱歌手，遭枪击去世。）

      毕业后，Mo Money接受了家乡乡村学校的教职。学生中有他的弟弟。这是一种引导型的群体教育：某人逃离村庄上大学，然后返回并帮助其他人。三年来，Mo教了他的弟弟和四十多个学生，他的弟弟也考入了涪陵师专。他入学那一年，“中国8”（China 8）到达。在Mo Money家庭的四个孩子中，有三个大学毕业，现在都是中产阶层。

      当这些情形在超过十亿人口的规模中发生时，其影响是惊人的。 Mo目前在重庆的一所学校任教，最近，我问他去年毕业的学生中有多少进入了大学，他说： “全部。” 从国家统计数据来看，大学入学率（Mo读大学那一年是7%）现在是48%。

      和平队的中国项目从“中国4”（China 4）那一期开始扩大，而且成为第一个有非裔美国人志愿者的军团。那一年，女性人数明显多于男性，这后来成为常规配置。  2014年，和平队开始允许申请者指定他们想去的国家或地区，中国成为了大家梦寐以求的目的地。  扬美·哈洛斯基（Yung-Mei Haloski）曾是“中国4”（China 4）的志愿者，后来为和平队做招募和分配的工作，她告诉我，中国被视为第一优先选择。 “我一直被指示安排技能最强的人去中国。” 她说。

      到了“中国17”（China 17），和平队每年派遣70-80名志愿者去往中国，而且该项目已扩展到甘肃省和贵州省的一些欠发达地区。一些志愿者去到四川，那里的城市联系更紧密，发展更完善。成都有一个绰号“Gaydu”，因为那里对同性恋文化的容忍度相对非常高，这在《英美调查》（“Survey of Britain and America”）时期是无法想象的（“它在欧美广泛传播”）。到了“中国21”（China 21），和平队首次派遣了一对同性婚姻夫妇的志愿者。

       2018年8月，特朗普总统任命的和平队总部最高负责人乔迪·奥尔森（Jody Olsen）来到中国，庆祝中国项目成立25周年。和平队希望项目可以扩展到更偏远的地方，奥尔森（Olsen）和中国项目的负责人斯蒂芬·克拉伯恩（Stephen Claborne）去北京会见了中国官员。中国方面礼貌地拒绝了这一要求。克拉伯恩（Claborne）告诉我： “我们得到的信息是，他们很满意现有的状态”。

      中国的战略从未改变：教育和限制并行，就像一条高速公路的正反向车道一样。如今的中国公民已经意识觉醒，也更加宽容，但是防火墙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完善。从香港的抗议到新疆维吾尔族穆斯林的隔离集中营，许多公民关注的话题都受到高度审查。尽管中国政府对和平队的存在越来越适应和放松，但其他组织遭到了限制，2017年的新法规使外国N.G.O.机构的运作越来越困难。如果将所有微观图景串联起来——每个个体在物质和教育方面都得到改善——但都没有增益任何政治上的改变。  Mo Money依然是共产党的一员。

      2018年我回到涪陵探访，碰巧遇到了我第一年的学生Richard。像Mo一样，Richard成为了一名成功的高中老师。在我们交谈时，他快速提起了那次有关缺席选举人选票的课。 “那堂课让我印象很深，” 他说， “我一直想起它。”

      最近，另外一些以前的学生也以正面的态度提到了那次事件，这让我感到惊讶。我曾经只是把它看作两名年轻教师为应对令人沮丧的政治环境所做的笨拙尝试。即使现在，我也无法确切地说出学生从课堂上学到了什么。我偶尔会向我教过的人发送调查问卷。2017年，我问他们中国是否应该成为多党制民主国家。在三十位受访者中，二十二位给出了否定答案。其中一个写道：“中国现在这样发展得很好。” 其他人则更愤世嫉俗一些，一个人写道：“我们已经有一个腐败政党，如果再有一个，那就更糟了。” 另一位学生评论说：“我们看到的是，美国是多党制，但是你们选了人类历史上最糟糕的总统。”

05

      里克·斯科特（Rick Scott）于2019年夏季开始要求结束和平队中国项目。这位参议员在一份声明中说：“和平队不应该用美国纳税人的钱来支持我们的对手。” 来自科罗拉多州的共和党众议员迈克·科夫曼（Mike Coffman）在2011年也提出过这样的批评。斯科特（Scott）提出了一项法案，该法案提出取消“在像中国这样的敌对国家”的项目，并要将和平队置于国务院的监督之下。

      和平队一直在行政部门内部独立运作，部分目的是防止把项目当作外交操纵的直接工具。没有其他参议员签署斯科特（Scott）的法案，但他持续攻击和平队和中国。他对两者的攻击似乎都是最近才开始。据报道，在参政之前，斯科特（Scott）作为医疗保健行业的企业家敛积了超过2亿美元的财富。从2011年到2019年，斯科特（Scott）曾两次担任佛罗里达州州长，他欢迎中国投资者，还主持了佛罗里达企业协会（Enterprise Florida），这是一个亲商联盟，在香港，上海和北京设有办事处。该州长持有的一个保密信托投资的股票与中国公司有关联。

      不过，斯科特（Scott）一进入参议院，便成为直言不讳的中国反对派。为了回应参议员施加的压力，和平队总部给中国项目的负责人克拉伯恩（Claborne）提出了不寻常的要求。斯科特（Scott）要求以商业模式分析和平队的中国项目，研究其投资回报率。克拉伯恩（Claborne）告诉我：“他（译注：指斯科特）一直询问，到底有多少志愿者因为他们中国的工作经历最终回国创业并为美国创造了财富。”

      克拉伯恩（Claborne）担心，那些对和平队不了解的人因此去重新评定和平队的价值。他还认为，斯科特（Scott）关于中国现在是发达国家的观点无关紧要。和平队的目标和愿景声明中没有任何内容指明合作国家必须是贫穷的，而且机构对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保持密切关注，该指数考虑了各种因素，包括受教育的机会和通道。但是和平队还是要求克拉伯恩（Claborne）收集有关投资回报的资料，他认为这些资料已转给了斯科特（Scott）。参议员宣称自己不满意，和平队对此从未公开回应。

      最高负责人奥尔森（Olsen）在和平队很多年，包括19世纪60年代在突尼斯担任志愿者。和平队的一些成员曾担心特朗普政府会安插一个局外人摧毁机构，对奥尔森（Olsen）的任命让大家感到宽慰。但是，当中国项目遭到攻击时，奥尔森（Olsen）保持了沉默。

      和平队受到的压力与不断增长的反华情绪有关。在某种程度上，它使人联想到“别了，司徒雷登”时代的挫折——中国没有遵循美国人喜欢的道路。许多中国专家担心美国反应过度。乔治敦大学历史学家詹姆斯·米尔沃德（James Millward）曾对中国对待维吾尔族的做法提出过明确的批评，但他告诉我，他反对切断和平队中国项目和其他形式的联系。他认为，允许美国制裁侵犯人权者的《马格尼茨基法案》（Magnitsky Act）应适用于实施集中营的中国组织和个人，“有效的措施应该是针对在新疆发生的事情，而不是让人们不要在成都教英语。” 他说。

      但是，迅速的，这个问题关上门落定了。  11月，国家安全委员会举行了一次关于和平队中国项目的会议，由国家安全副顾问马修·波廷格（Matthew Pottinger）主持。  波廷格（Pottinger）是驻北京的前记者，后来加入海军陆战队，他以对中国的鹰派观点而闻名。一位奥巴马政府期间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任职的高级官员告诉我，为某个特定的志愿者项目召开副国级的会议是闻所未闻的。和平队中国项目在2018年的成本为420万美元，比国务院花在国际太平洋大比目鱼委员会上的支出还要少。“如果你是国家安全副顾问，你应该有更重要的问题要解决吧。” 这位官员说， “想想十一月发生的事情。他不应该在伊朗开会吗？”

      次月，奥尔森（Olsen）向管理和预算办公室致信，宣布将关闭和平队中国项目。奥尔森（Olsen）的信指出，预算资金将被释放用于其他地方，并提到了目前没有志愿者的三个可能的地点：所罗门群岛，越南和格陵兰岛。有人猜测这些地区的提出是为了吸引政府内部各种有关地缘政治利益的考量。所罗门群岛是为了使那些要对抗中国在太平洋地区影响的人满意，而开辟越南的新项目将实现与共产主义作战的古早理想，还有格陵兰岛——因为，好吧，就因为是格陵兰岛。

      宣布关闭项目的那天，我与和平队的一位中国职员吃晚饭。中国政府将不再给中国项目指派工作人员，而三十多名中国工作人员中的大多数人都希望中美关系能够改善。他们因为为美国机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中国社保福利，这种工作身份意味着某些人无法申请信用卡和各种贷款。与我吃饭的这位女性职员要我不要公开她的姓名，因为和平队尚未与他们协商遣散费事宜。

      和平队告诉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中国“正在毕业”，它已经很发达了，不再需要和平队的老师了。但是，这位女性职员问我：“如果是这样，为什么之前他们还在试图扩展版图呢？” 她补充说：“这事就像是单方面要求离婚”。她还指出这一消息是在农历新年假期前不到一周的时间传来的，而美国那边，和平队早已经邀请了多名新志愿者加入下一个中国军团，现在他们需要被重新分配了。海伦·洛曼（Helen Lowman）是前和平队地区负责人，过去十年在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负责组织项目的完成，她告诉我，她从未听说过如此突然而仓促的放弃一个国家的决定。她说：“在我们项目真正关闭之前，我差不多与东道国政府谈了三年。”

      与中国职员吃完晚饭后，我在一个名为“公社”（Commune）的时尚酒吧遇到了一些志愿者。在我还是志愿者时，这种共产主义风尚并不是成都风光的一部分，尽管其他方面的和平队经验依然有着可辨识的面貌，几个志愿者悄悄地将在外面买的啤酒装在袋子里。 “中国25”（China 25），他们每人每月的津贴不到三百美元。

      一位名叫科洛·本顿（Khloe Benton）的非裔美国女孩告诉我，她被派往甘肃的一个站点，那里几乎没有外国人。“这很艰难。”  她说， “那里的人围着我，跟着我走，还说着些什么。” 但是她认为，当地人认识有色人种这件事很重要。和平队告诉这些志愿者，他们会完成自己的这一期，并试图鼓励他们每一个人。

“你知道他们为什么对我们撒谎，” 另一位女生在谈到政治施压时说，  “他们别无选择。”

      11天后，冠状病毒的爆发导致所有在中国的志愿者撤离。  2003年，sars期间发生了同样的事情，但是和平队在第二年又回来了。这次，该项目结束了，这是属于“中国25”（China 25）的简史。这些志愿者们在这个国家仅仅待了六个多月。

      国务院的一位官员告诉我，有传言说，白宫威胁和平队如果不结束中国项目，就会削减他们的预算。当我问里克·斯科特（Rick Scott）时，他说他不知道政府是如何做出决定的，尽管他描述了他与乔迪·奥尔森（Jody Olsen）和其他和平队官员的会面。斯科特（Scott）说：“我说，’有人告诉我，那里的志愿者不配合国务院的工作，他们没有提倡美国价值观，没有提倡资本主义。’” 我问他是否已经收到了有关投资回报的材料，是不是包括了诸如成为美国外交人员的志愿者人数的信息。“我问过和平队总部了，” 斯科特（Scott）说， “他们表示不知道有任何人曾在和平队工作后去了国务院的。” 我之前说过有27名前和平队的中国项目志愿者现在在美国国务院工作，然后我问他这一点是否能令他改变看法。他说：“我需要了解更多。”并补充说道，和平队总部尚未给他提供这方面的信息。我无法确认这一点，因为和平队和奥尔森（Olsen）多次忽略我的采访请求。

      这让我想到，这也许是涪陵那次美国民主课很好的后续课程。在九十年代，中国人可以随时取消该项目，但地方大学能够以某种方式与高层的保守派沟通，认为和平队的这些老师值得他们冒险，这似乎是一个小奇迹。

      二十年后，美国人反而任何事都不再公开讨论，和平队的高层们要么害怕要么无能，以至于他们都没有为自己辩护过。被《丑陋的美国人》启迪的观念——-底层人民以及对当地了解的重要性——已被扬弃。后来，在我们的交谈中，斯科特（Scott）承认他和他的工作人员没有与任何现任或前任的和平队中国项目的志愿者谈过话。

      旧日的信心也消失了。这似乎是美国大趋势的一部分：人们觉得，每一次外交联系都是一种威胁，每一次的交换都是零和博弈，取而代之的是，人们不再相信自己，不再相信他们曾经的最优模式，带着偏执和妄想退缩到某种封闭系统中。在保守派杂志《华盛顿审查者》（Washington Examiner）中，汤姆·罗根（Tom Rogan）庆祝和平队中国项目的终结。当罗根（Rogan）提到中国国家安全部门时，他可能不知道他听起来像是一个内阁黑客：

“因此，我们必须问一问，在超过1300名的前中国项目的志愿者中有多少人被中国国安部门招募了？这个数字可能很小，但不可能是零。而这些人中又有多少人回到美国进入了国务院或其他美国政府机构工作？”

06

      一月份，我带着家人一起回了涪陵。有一个下午我们去了从前的校园，学校扩建了新的校区后，它就在长江边上被废弃了。去年，开发商开始拆除旧校园以建造高层公寓。

      教学楼已经没了，但我以前的老师宿舍依然屹立。图书馆也还完整，只是它的大门被铁链锁上了，玻璃窗也破了不少。在这些毁弃的建筑物前，一条褪色的红色横幅宣读了另一个令人充耳不闻的空洞口号：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和国家卫生区

 我自觉，我参与，我支持，我满意”

      我们还在校园转悠的时候，有个人喊我的中文名字。他介绍自己是我教书时的前同事，也是赶在校园拆除前再来看看。我一下认出了他——那时候他时常深夜到我的宿舍来借一些禁书看。站在关闭的图书馆前，他说：“我记得我读到了一些关于文化大革命的。” 我问当局是否警告过他不要与美国人过往甚密，他害羞地笑了笑，“也没有那么直接。”他说，  “但是我们还是很小心。”

      我不像了解我的学生那样了解他和其他同事，在我的第一本书中，我提到来自这个人和其他人的悄悄拜访。我描述他们像 “心怀疑虑的人，想来我这里找寻一些涪陵找不到的东西而已”。（译注：该句翻译引用李雪顺译版《江城》）

      二十年过去了，很多东西仍然在疑虑的阴影中。我不知道这个老师从禁书中获得了什么，或者我教的课如何改变了我的学生。但是，时间过去如此久远，我惊讶于他们记得的东西。一位名叫Andi的学生最近写道：“当时我们很穷，我们渴望学习。” 她提到亚当曾借给她班上很多学习用品。这些微小时刻的积累形成了某种超越常规计算的更大的东西。那是一种老师的信心，既是对教授内容的信心，也是对他的学生的信心——他们可以利用学到的东西做出自己的决定。

      一天晚上，我与加布里埃尔·埃波斯西托（Gabriel Exposito）通了电话，他22岁，是最后一批收到和平队中国项目邀请的志愿者之一。埃波斯西托（Exposito）在哈瓦那长大，他的学校记忆之一就是一群美国人的来访。学生们被指示要避开这些外国人，而这些外国人捐赠的善款被共产党官员贪污了。  埃波斯西托（Exposito）的父亲后来逃到佛罗里达，在那里他找到了护士的工作。他在儿子十一岁时把他从古巴接到美国。   埃波斯西托（Exposito）以优异的成绩从佛罗里达州立大学毕业，当他向和平队提出申请时，他要求去往中国。

      “我知道共产党的教育是什么样的，”  埃波斯西托（Exposito）告诉我，  “我不被准许提出尖锐问题。我看到外国人，不能与他们互动。我想，我要站在那种状况的对立面。”

       他对关闭中国项目的推文感到震惊，并以佛罗里达州人的身份致电参议员卢比奥（Rubio）和斯科特（Scott）发出指责。他告诉政府工作人员：“我同意你们，共产党是一个有敌意的组织，但是，我们正在做的就是摧毁他们所建立的美国人的形象。”

      他要求重新调任他去前共产主义国家，和平队提供了蒙古，吉尔吉斯共和国和摩尔多瓦几个选项。埃波斯西托（Exposito）选择了摩尔多瓦。“我想着这是一个前苏联共和国，还挨着乌克兰，”  他说，“这是一个被人遗忘的地方。” 他已经开始学习俄语，并希望最终成为一名学者或外交官，我祝他好运。他本来是“中国26”（China 26）的完美人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