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的北京，是一座巨大的露天厕所
作者：谌旭彬 来源：短史记（tengxun_lishi）
图：八国联军进入紫禁城
1900年夏，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城。然后，他们发现自己置身于一座巨大的露天厕所之中。
满街屎尿的北京
戏曲名家齐如山，在这座巨大的露天厕所中生活了多年。据他所见，清末之时：
“北平城内，……各大街之甬路，都是高与人齐，矮者也有三四尺高，两旁的便道也很宽，但除小商棚摊之外，其余都是大小便的地方，满街都是屎尿。一下雨则都是水洼。”
名妓赛金花，在接受刘半农的口述访谈时也说：
“北京的街道，那时太腌臢了，满街屎尿无人管。洋人最是嫌腻这个，便下了个命令，叫住户各自打扫门前的一段，倘有一点污秽，查出来是先打后罚，他们这种办法，固然太厉害些，可是北京的街道却赖以洁净了许多。后来西太后回銮抵京，看见街上比从前又整齐，又干净，很是喜欢，很夸赞洋人们能干。”
慈禧有没有“夸赞洋人们能干”，不得而知。但八国联军对北京城这座露天大厕所深恶痛绝，却是实情。联军入京时，一名叫做“仲芳”（这是此人的字，其姓、名不可考）的读书人，居住于宣武城南椿树二巷之“丛桂山房”，留下了一部日记，载有颇多联军强迫北京市民改变随地大小便陋习的情形。如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月初九日记：
“德国在通衢出示安民，内有章程四条，其略曰：一德界内粮食，禁止出界外贩卖；一各巷街道令各户修垫平坦，打扫干净；一无论铺户住户，每日门前于七点钟各悬灯一盏，至十一点钟止；一各街巷俱不准出大小恭，违者重办。”
联军不许随地大小便，对北京市民的日常生活造成了严重“影响”。光绪二十六年九月十七日，仲芳氏记：
“近来各界洋人，不许人在街巷出大小恭、泼倒净桶。大街以南美界内，各巷口皆设公厕，任人方便，并设立除粪公司，挨户捐钱，专司其事。德界无人倡办，家家颇甚受难。男人出恭，或借空房，或在数里之外，或半夜乘隙方便，赶紧扫除干净。女眷脏秽多在房中存积，无可如何，真所谓谚语‘活人被溺蹩死’也。”
颇多实在憋不住继续随地大小便者受到了联军的严惩。十一月十六日，仲芳氏记：
“各国界内虽不准在沿街出恭，然俱建设茅厕，尚称方便。德界并无人倡率此举，凡出大小恭或往别界，或在家中。偶有在街上出恭，一经洋人撞见，百般毒打，近日受此凌辱者，不可计数。”
联军不只关注随地大小便。对京城随地堆放垃圾的现象，也同样深恶痛绝。十二月十八日，仲芳氏记：
“惟烈风时起，尘沙败叶吹满门，必须时刻扫除干净，否（则）遇洋人巡查，即遭威吓。又炉灰秽土，街前不准堆积，无处可倒，家家存积院中。英美各界，均有公捐土车，挨门装运。惟德界无人倡率此举，似亦缺事耳。”
次年春夏之际，联军陆续撤离北京。北京市民再度获得随地大小便、随处堆放垃圾的自由。仲芳氏深感愉悦，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五月十四日记：
“城内城外各段地面，即归还步军统领衙门五城巡缉，近日尚称安静，抢盗之案亦不甚多。……各街巷扫街、泼水、点灯、倒土、出恭、夜行等事，暂多松懈，不甚严查究责。究竟我兵同气连枝，互相怜悯，不比洋人横暴耳。”
随处便溺的其他城市
八国联军侵入之前，市民随地大小便的现象，实非京城独有。
在上海，郑观应1890年代之所见是：
“余见上海租界街道宽阔平整而洁净，一入中国地界则污秽不堪，非牛溲马勃即垃圾臭泥，甚至老幼随处可以便溺，疮毒恶疾之人无处不有，虽呻吟仆地皆置不理，惟掩鼻而过之而已。可见有司之失政，富室之无良，何怪乎外人轻侮也。”
在山东营口，因俄国人强迫中国市民清理随地所拉之大便引发激烈冲突，《大公报》1902年曾刊文打抱不平。其文称：
“查街除秽之俄兵，每见途巷之中，墙垣之下，有遗留之粪溺，皆不肯用铁锹掇除，辄逼迫左近商民，以手捧掬远移焉。……职是之故，深结众怨。后复有派人以手捧粪之事，遽被华民捧粪污，掷俄兵面目，遂远遁焉。俄人之看待华民，直奴隶之不若也。”
俄兵强迫随地大便的国人用手捧粪，国人则把粪扔到俄兵脸上，冲突由此而起。据文章语气，作者对俄兵的痛恨，远超过了对国人随地大小便的厌恶。
在山海关，同据《大公报》的报道，1905年禁止随地大小便后，民众频频抱怨生活不方便：
“人言藉藉，多称不便。缘各胡同内，皆系住户，距厕较远，既不得随意便溺，左近又无官厕……”
在天津，王锡彤1898年的观感是：
“道路之污秽，街巷之狭隘，殊出情理外。沿河两面居民便溺，所萃不能张目。”
美国人阿林敦则称：“
（天津）直到1900年都被说成是厦门之外中国最肮脏的城市。”
图：1896年，李鸿章访问英国与Lord Salisbury（左）、Lord Curzon（右）合影。李鸿章也很了解西方国家的城市卫生状况
缺位的公共服务
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天津、北京，当是中国近代史上首次全城禁止随地大小便。
这种全城禁止，纯以武力威慑为后盾。时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曾见到“另一国人士为了宣扬他们清洁的信条，射杀任何在公众场所便溺的人”
联军控制下的天津，也是同样的情形。天津文化人士储仁逊，曾目睹一名外国士兵在发现一名十余岁的中国少年随地大便后，用刺刀威胁少年以双手将大便捧至指定之处。
如此种种，与前引仲芳氏日记中所言“在街上出恭，一经洋人撞见，百般毒打”相一致，足见联军禁令的执行力度确实很大。
可惜的是，重返京城的清廷，并无意继承八国联军留下来的那些公厕。
相比需要政府出资的公厕，他们更喜欢联军留下来的用于维持治安的巡捕制度，以及由道路两侧居民出资、出力维持的路灯制度、道路洒扫制度。
据统计，直到1911年，北京城区仍只有官建公厕3座，私建公厕5座。
在天津，联军撤退后，负责接收的袁世凯虽然保留了官厕，但这种官厕，并不等同于公厕，据储仁逊讲，大便须收五文，小便须收两文。
1902年，《大公报》如此报道联军离开后的天津：
“洋官经理时，街道极为洁净，刻下则粪溺狼藉，又复旧观矣。”
1904年，《大公报》又报道：
“（天津城内）来往行人任便当街撒尿，并无人禁止。”
以上，既非欲“美化八国联军”——其侵略性质毋庸置疑；也非欲“丑化国人”——城市居民排泄物的处理，终究是一项须由政府统筹提供的公共服务。
清廷高层并非不知北京城是一座巨大的露天厕所，也并非不知西方国家的城市卫生是如何情状——1860年年代，奉旨出洋的斌春、张德彝、志刚等人，已见识过巴黎的“净无尘埃”、英国厕所的“时时洗涤，极精洁”；1870年代，奉旨出洋的李圭、刘锡鸿，也已见识过伦敦的“洁净无秽气”，东京的“河渠深广洁净，道路开阔，时时洗涤之，经过处无纤毫秽物也”
但在清末所有的新政举措中，公厕始终缺席。即便是八国联军在北京实施了公厕制度，清廷也无意继承和延续。近年来，颇多学者和著作谈及晚清新政，多惋惜其改革诚意被革命所中断。然而，这样一个连公厕这类最基本的公共服务，都无意好好向民众提供的政府，欲证明其改革有诚意，恐怕也是很难罢。
延伸阅读：
1924年的北京城，被这位留存在一本书里
作者：林颐 来源： 后浪（hinabook）
中国多古城，承载漫远历史，沉淀丰实文化。若要考察古都，北京自当首选。若要考察老北京，必会说到城墙。“城”通常被认为是四边形或矩形。从这样的外形派生出城里棋盘状及井字形的街道，因此，居民区（坊、胡同）很自然地也呈四边形或矩形分布。
这种四边形的城墙和四周的壕沟、城门、城楼、街道、各个坊的布局、主要建筑物和宗教设施等，都体现出中国式都市讲究秩序的特点和中国人的宇宙观念。
1924年北京的城墙与城门，完好地保存于一位老外的著作中，不仅包括勘测观察手记，还包括53幅城门建筑手绘图纸，128张实地拍摄的照片。
近百年前，非常热爱中国的瑞典汉学家喜仁龙（Osvald Sirén，1879—1966），曾在北京生活居住，实地考察了北京当时遗存的城墙与城门，于1924年在伦敦出版书籍《北京的城墙与城门》。
因这项研究偏冷门，该书首印800本即几近匿迹，后虽几次打捞也未有足够影响。百年后的今年，这本书在中国再版，并收录喜仁龙有关西安、青州的考察，亟盼这一次的呈现，让好书及其携带的文化价值，可以深入人心。
“北平是古代禹贡冀州的地方，在顓顼时代名幽陵，帝尧时代名幽都，帝舜时代名幽州，夏、商都名冀州，周代也名幽州……”读《北平杂记》时，我看到齐如山如此归纳。北京的悠久厚重同样呈现在喜仁龙对“北京旧址上的早期城市”描述之中，尤其借着马可•波罗和教士鄂多立克的眼睛，窥见当年欧洲旅行者面对强大华美的元大都之时震撼的心情。
经过各个朝代的不断建设，元明清三代的全方位完善，它自然成为中国式都城和相关文化理念最集中、最充分的体现。我们今天去北京，北京人说方向，不像其他地方的人说左右，他们都说南北东西，因为北京城就是那样方正的城，街道就是那样规划得井井有条。
齐如山还说：“中国的城，虽然都有城墙，但没有这样大，有一两处或比此略大，如南京等处，但没有这样四方四角的方正，街道更没有这样的平直这样的宽阔，建设没有这样的完备，地基也没有这样平坦。”城墙之于老北京，意义可见一斑。
当然啦，齐先生的话仅是概括，而喜仁龙的考察则是更周密、更细致的展示。喜仁龙当时所见的北京城，虽因战乱和失修有所倾颓荒废，仍呈现比较完整的格局，以及“门见门，三里地”的盛况。
老北京都知道，北京城分内外城，内城共九门。南面中为正阳门，东为崇文门，西为宣武门；东面北为东直门，南为朝阳门；西面北为西直门，南为阜成门；北面东为安定门，西为德胜门。
喜仁龙是怎么考察的？全书共八章，第一章讲西安、青州，第二章讲北京早期的城市历史，第六、八章讲外城的城墙和城门，其余四章讲述内城：北京的内城城墙；北京内城城墙的内侧壁；北京内城城墙的外侧壁；北京的内城城门。以内城为例来看喜仁龙所做的工作。
每一章开头都是一种全景式的扫描。随着视角的转换，北京城如画卷摊开在读者眼前。接着他开始了工作，通过城墙顶部镶嵌的石碑的铭文来核查城砖的砌筑和修复时间以及监造的官员，然后将搜集的资料进行对比分析，他会引入一些典籍记载与当时实物印证对比，他还手绘了很多的建筑剖面图，将每一部分的数据详加记录，极力弄清楚城墙和城门的不同建造时间、质量和工艺。
北京城从诞生之初直到清末，其间经历了反复的修补和增补，喜仁龙说“它们是一部用土石写就的编年史”，而他无形中就担负了编纂修书、存档备忘的史家之责，他所完成的细致周到的工作堪称楷模。
条目式的数据和文档占据了书籍的很大篇幅。喜仁龙屡屡慨叹北京城的荒废，联想到20年代的华北局势，他对北京城的存亡兴废忧心忡忡。他之所以就这样一段段、一块块地仔细核实，日复一日地做着枯燥的记录工作，其实是在未雨绸缪地尽力抢救和保存，他把每一个城门、每一段城墙的数据，镌刻成了珍贵的文化遗存。
几十年后，梁思成徐徐登上北京城楼，极目四望，当他担忧着北京城门和城墙的未来，当他默默构想把城楼开辟成“空中花园”之时，我想他和喜仁龙的心境肯定有某种程度的相通。品读喜仁龙对北京城风景人情、历史文化的描述，品读字里行间时隐时现的爱意，品读时光深处的一幅幅黑白影像，城阙斜暮、记忆漫漶，门楼只余二三座、墙砖沦为腌菜石，我们会生出什么样的心情？
北京的城门和城墙具有完整的美学意义，它代表了一个持续的古老文明的最高建筑成就，如今它存留在了一本外国人写于1924年的旧书里。我们对自身文化的了解，时常麻木并不珍惜，反而通过外人之眼才凸显它的美和价值。
梁思成说：“一个东方老国的城市，在建筑上，如果完全失掉自己的艺术特性，在文化表现及观瞻方面都是大可痛心的。因这事实明显地代表着我们文化衰落，致于消灭的现象。”
对于市政建设，应当新陈代谢，但是，遇着北京、西安、青州或者我们祖辈曾居住的乡村城镇，能否在轰隆隆的机器推进之前谨思慎行，多保留一些古城面貌，或想办法让新旧共处于和谐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