筼筜思语 | 重塑城市文明
变革不是一夜到来，它源于新思想的不断延伸和一系列标志性事件的堆积。置身其中，我们能够迅速感受到变革的激情和激烈，但也许只能等到若干年之后才能更准确地看清它的全貌和价值。
规划变革的主轴是生态文明。在生态文明的引导下实现美丽中国，实现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和高水平治理，这是大家对于这场变革逐渐形成的一条主流共识。主流包含着支流，也隐含着潜流。如果说国土空间规划、空间用途管制、生态保护修复、资源资产管理等是主流之下亟需花大力气厘清和理顺的若干支流的话，那么还有一条不容忽视的潜流需要加倍重视和深入思考，它也许决定着这场变革的成败。那就是如何在生态文明的大逻辑下重塑城市文明。
01/千年之变与千年以前
2011年是个标志性年份，这一年中国的城镇化水平首次超过了50%，大量文章和报道关注到了这一变化，声称中国由此进入了城市型社会，开启了“千年未有之变局”。国家为了适应、引导这一变化，以中共中央的名义，高规格相继召开了关于城镇化工作、城市工作的会议并出台相关文件，提出了一系列城市发展和规建管的新思路、新论断和新要求。对城市发展和规划的诸多反思，逐步由行业内走向了全社会，由技术层面走向了政治层面。城市作为国土空间的核心空间，作为经济社会和人发展的主体空间，在生态文明的更高要求下，主动和被动相互交织着进入了“千年变局”。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千年树城，无非是想说树的死活、人的荣辱、城的兴衰需要放在不同的时间刻度里来细细审视和品读。所谓的“千年变局”却并非“千年未有”，如果我们把目光拉回到更宽广的历史长河中，就会发现隐藏在千年背后的中国城市曾经的辉煌和独特密码。
千年以前，其时赵宋，是我国漫长封建历史中的一座高峰。陈寅恪先生曾说过“吾中华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事实上，辉煌的远不仅仅只是文化。2018年，中国GDP首次超过了90万亿，雄踞全球第二，占到了全球的1/6，离20%越来越近，害的老大美国不再淡定，开始频频发难。为什么20%那么重要？据统计，从美国开始当世界大哥开始，其GDP从来没有低于过20%，20%被认为是能不能当老大的门槛，也是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首先要达到的“小目标”。而远在千年以前，大约公元1000年时，赵宋的GDP已经占到了全球的22.7%，跟2018年美国的占比大体相当。从人均来看，其时人均GDP约为2280美元，800多年后大英帝国开始搞工业革命后也只是达到了它的一半，而我国更是在千年之后1992年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后才又重新达到这一水平。辉煌的更不仅仅是冷冰冰的数字，真正的成就其实是赵宋一朝在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科技等方面的全方位变革，以及对于城市而言那场划时代的革命。
1104年是个寻常的年份，赵宋开国将近150年了，经济社会文化科技达到了相当的水平，整个王朝在面临外部巨大压力的情况下，内部仍维持着一派祥和。这一年之所以会被后人记得和提及，是因为一幅画。这幅画在这一年由一位吃皇粮的画师创作完成，后被另一位吃皇粮的画师用他独创的一种字体起了个名，这一字体叫做“瘦金体”，画的名字叫做“清明上河图”。之后千年，这幅长卷几经辗转、无数临摹、迷倒众生，不但成为我国绘画史上的稀世珍宝，而且凭借其对于当时都城汴京经济社会、民俗风情、城乡内外、三教九流等极具细节、近乎写实的描绘，成为观察和研究那段历史的独一无二的形象史料。薛凤旋教授曾评价“它不但是一件艺术品，亦不单是幅名画，它更是部历史！它是人类文明史中重要的一卷，是中国城市发展史中重要的一卷！”差不多40年后，一本书对这幅长卷所描绘的繁华做了重要的补充。其时北宋已变成了南宋，作者凭借着对昔日盛景无尽的怀念，怅然提笔追忆成册，并起了一个同样惆怅的名字“东京梦华录”，黄粱一梦，一梦黄粱。
图1：清明上河图里的城市空间
一书一画，流传千年，记录了赵宋鼎盛时代的城市繁华。赵宋中期的都城汴京，人口超百万，汇集着整个华北地区将近5%的人口，并不断增长，到1166年左右，总人口几乎达到了200万。同期，整个国家的城镇化水平也超过了30%，这一水平跟千年之后的1990年大体相当。都城汴京不但是王朝最大的城市，而且是当时全世界最大的城市；不但在行政上是整个国家的中心城市，而且在经济和安全上是十分重要的门户城市。向南，它位于大运河的起点，黄河、大运河两河交汇，通过大运河与江南富饶之地紧密联系，粮食等各种物质汇集，从而带来了五湖四海的人口集聚和南腔北调的文化交融。向北，它处于面向辽金的战略前沿，西夏人的强大压力和燕云十六州的故土诱惑近在咫尺、无时不在，衍生了大量的军需经济和武装人口聚集。人口汇集、经济活跃使得汴京充满了市井的“烟火气”，今天我们欣赏《清明上河图》仍然能够想象“商店与作坊遍布城中每个角度，交易日夜不息，巨大的货船及各式商船从四面八方驶入城市，三教九流各色人等穿梭其中……”的别样繁荣。美国著名汉学家、历史学家郝若贝教授曾感慨“北宋时期开封是一个多功能的城市中心，十九世纪之前，全世界可能没有一个大城市超过它”。
繁荣的背后是那场划时代的中世纪城市革命。革命开始于晚唐，在赵宋中叶达到顶峰，革命的实质是产生了真正意义上的“城市”。
——自秦汉郡县制实施以来，中国的城市实际上是“有城无市”或“强城弱市”的，城市本质上是实行政权统治和行政管制的场所和据点，它的设立主要是为了管控和服务周边的农村腹地，而并不是为了发展和繁荣城市自身。因此，它在功能上是行政型的，一定程度上可称之为“官城”；它在空间上是封闭的，通过带有强烈空间管制色彩的“坊肆制”来对城市居民的生活和工商业活动进行时空限制。
——“坊肆制”由“里坊制”和“市肆制”构成，“里坊制”本质上是一种严谨的城市居住管理系统，通过里、坊这种“带有围墙的居住小区”，对城市居民的起居行为进行管控；“市肆制”本质上是一种严格的城市商业活动管控系统，通过城市中“市肆”的设定及管理，将城市的商业活动限定在“特定空间和特定时间”。大火的网剧《长安十二时辰》中对唐长安城的“坊肆制”有一个比较直观的描绘，第一集开篇长镜头展现的就是“西市”开市时的繁荣景象。当时的长安设有东市和西市两大市肆，每市各占两坊，均设在外城，其中西市对外商开放，印度和波斯等地来的商人参与其中。市的开放只有半天，即日中至日落。市内设有市局和平准局，主要负责对商品质量分级和定价，市肆的管理者为“市长”。从表面上看，唐长安城具有很强的民族、文化包容性，是开放、繁荣的，实际上“坊肆制”下的城市是单一、封闭的，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市民群体和城市经济。
——赵宋的城市革命，首先体现在“市”的蓬勃发展和大量出现上。“市”无需在人口过三千户的省府州县才能开设，买卖交易也不必再受到空间限制，大量自发的交易在城市内部或城郊沿河、沿街、沿路展开。城市“夜生活”开始出现并不断繁荣，不受时间限制的夜市、鬼市等大量出现。“坊肆制”瓦解，取而代之的是开放的街道和自由的交易，制造、商业、贸易、娱乐等城市经济类型不断丰富，城市真正做到了“有城又有市”。
——产业类型的多样化和城市经济的繁荣，带来了城市人口的大量增加和人口结构的根本性改变，城市中官吏、工商从业者、文教卫生艺人等服务人口各占三分之一的“333”型人口结构出现。相关经济服务人口超过了行政管理人口，带来了人口管理制度的改变，出现了类似于今天户籍管理的制度，把居住在城市、市镇等的居民定义为城廓户，进行单独的管理和收税。
——城市形态和风貌亦随之改变。都城汴京虽然表面上仍遵循《考工记》之规定，保留着行政型城市的风貌，宫城、皇城、官署、礼仪建筑等仍按规制布置，但实质上跟唐长安相比已经有了本质不同。封闭的坊墙被打破，开放自由的街市遍布全城，以满足大众娱乐需求为目的的类似于现在大型主题公园的“瓦子”出现，宗教、礼仪、行政空间之外城市的商业、娱乐空间大量出现。
——城镇体系更加丰富。市镇的大量出现，使得在传统的都省府州县行政型城市体系之外，出现了以经济功能大小为衡量的城镇体系，拓展了经济发展的空间。薛凤旋教授将此纳入到城镇化大框架中进行解读，认为“西方十九世纪出现的城镇化推力和拉力在十到十二世纪初的北宋已经出现”。农村方面，土地兼并放开、农田水利设施大力推广、农业品种改良和引进、大面积开荒及屯垦造田、茶叶及棉花等经济作物种植等，增加了耕地面积和农产品种类和产量。农业税的收取，也由原来的实物及劳力转变为产值估算、现银支付，促进了农业商业化和农产品进入流通渠道，为城市商贸发展奠定了基础。城市方面，以商业税和生产税代替了对市场和产品价格的全面控制，局部放宽了对手工业的直接控制，活跃了市场，丰富和培育了新的经济类型。
——这场城市革命是赵宋时期整体社会思想解放、制度变革、科技进步的产物。赵宋立国之初，就吸取了唐晚期节度使割据导致皇权空前旁落的教训，强调“兴文教、抑武事”，尊重知识、提倡读书，重视科举制度及选拔文臣来治国。这些文臣和知识分子，复兴儒学，形成了新的士大夫阶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以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担当，推动了一系列农村和城市的变革。宽松、充满活力和鼓励创新的社会氛围，极大促进了科技进步。农业科技的进步，使得农田规模和产量大增，北宋时期农田与唐代相比增加了3倍多；航海科技的进步，推动了海上贸易快速拓展，出现了秀州、密州、明州、泉州和广州等一批“沿海开放城市”，北宋海上贸易总额已超过当时欧洲的总和，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
这场城市革命改变了中国城市发展的逻辑，成就的不仅仅是北宋开封，之后的南宋杭州、明清南京、北京等在其鼎盛时期都曾位居世界最大城市之首位。
02/乡土中国与中国城市
虽然辉煌如斯，但长期以来，在中西方的主流认识中，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整体上却是乡土的，缺乏真正意义上独立的“城市文明”。表面的原因是，直到20世纪初中国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人口上，都仍然是一个没有实现工业化的“农业社会”，占人口90%以上的仍然是农民。实质的原因却在于衡量标准的不同和话语权的归属上，与西方城市尤其是中世纪欧洲城市相比，中国无论是对城市的认识、意识和态度，还是具体的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方面都有很大不同、自成体系，缺乏西方话语体系和衡量标准下的城市文化或城市文明。
传统中国文化的主体是农耕文化，中华文明的主体是乡土文明，是乡村而不是城市，决定着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中华帝国的社会形态。乡土文明的影响是全面和均一的，它伸展到中华文明所及的每个地方。乡土文明影响下的中国城市实际上是“乡村中的城市”，城市的设立主要是为了管控和服务周边的农村腹地，城乡高度粘合。虽然形态上，城市由城墙、城河包围与周围村庄相隔离，但在文化上，城乡是紧密相连、互为一体的，在行政管理上更是统一在“县”这一基本管制单元下。城市只是宽广的乡村底盘上的据点，就像一个“烧饼上的芝麻”一样，与乡村聚落只有规模大小的差异，其它别无二致。
钱穆先生认为中国历史地理的变迁本质上是农业拓荒史，核心是以人就粮，顺带以人传文，背后支撑的是人口流动史。中国人从来没有把城市当作新拓疆土的基本单元，中华帝国发展的重要步骤是以农村为中心来扩张农业。这一点与西方城市尤其是中世纪的欧洲城市有本质的区别，历史上古罗马人只要用武力在敌方领土上取得可以立足的弹丸之地后，就着手建立一座新的城市（urbs）。正因为对于城市认识上的本源性差别，使得在城市意识、城市功能、城市形态等方面中西方截然不同。
前现代化的西方城市，无论是在组织上、心理上还是在文化上、形态上都是和周围乡村截然分离的，这种不同通过建筑和空间形态进一步得到强化和彰显。城市是自卫和自治的，由坚固宽厚的石砌城墙将城市独立于广大乡村之中；城中设有市政厅作为市民行驶政治权利的集会场所，同时也是重要的市民公共空间；城里须有教堂作为礼拜的场所，既在精神上也在建筑形式上耸峙于全城之上；城市是一定时期经济、科技、文化最高成就的象征，代表着这一时期文明成果的集成和缩影。但这些，对于传统中国城市而言几乎都不存在。
图2：绘画里的欧洲17世纪市政厅内外
我们的城市没有“大建筑”，没有“市民”，也不具有强调自治的法人身份，并无与周围农村截然分开的政府，也不需要市政厅作为“市民行使政治权利的集会场所”。我们并不希望建设与周围农村隔绝的封闭独立城堡，更不会设想建设城市成为“万古长存”的纪念碑。城墙虽然极其重要，但仍主要是以不经久的材料建成，北京早期城墙都是夯土而成，元代才有芦蒂盖面，直到明晚期才砖块砌面。我们的城市并不强调自卫，它的防御工事是受中央政府之命建筑的全国防御体系的一部分；我们城市的建筑在设计要点、使用材料、样式与装饰、功能与外观等方面，与农村建筑毫无差别；我们的城市不完全缺乏公共广场和公共园林，但却不是很需要它们，因为城市居民大多有私人庭院，虽小却开阔向阳；我们的城市居民，无论从服装式样、饮食方式、交通工具或日常生活其它方面，都没有城乡之间明显的区分。
凡此种种，概括起来一句话，传统中国有着自己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城市基因和城市文化，有着自己独特的城市文明。
——城市自古是城乡一体的，城市从来就不是一个与乡村截然不同、断然割裂的概念，城乡无论是从行政、社会、文化还是从景观、建筑、风俗等方面都是一个生命共同体。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言“中国很早以前就形成了城市及其腹地农村，这两者相互依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大部分的时间里，这个城乡一体的网络是开放、自由的，居于其中的城乡居民拥有买卖土地、选择居址和生活方式的自由，拥有城乡双向流动的自由，形式包括官员的出差、隐退、出仕，以及农民转向商业及仕途的迁徙等。这一网络共同体中，乡村的地位、处境和价值观并没有被贬低，反而相对于城市而言更具有优越性，在文化上城乡是同根同源、始终一致的。牟复礼教授的总结是“在中国，基本的文化裂痕是阶级和职业（期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的文化裂痕，也是地区（是个可以层层相套的精巧层级）的文化裂痕，而不是城市与腹地的文化裂痕。”
——城市从来是多元共治的，自上而下的垂直官方管辖权和自下而上的本地惯例管辖权相互支撑协作、共治共享。虽然传统中国社会从来没有建立过拥有独立明确管辖权的自治市，也从来没有过类似于西方法人身份的“市民”和“自治”，但并不代表城乡居民被完全排斥在城市管制体系之外。一直以来，传统中国城乡的管理都是从并行不悖的两条线展开的。一条是是自上而下，由中央政府逐级派驻，依托省、府、州、县各级城市集聚点展开的代表帝国中央集权意志的官方管辖权。其管辖重点是保障帝国军事和政治安全、管理和控制地方经济和税收、对臣民进行“养与教”、统一意志和传续文化。另一条是自下而上，由各种相互交织的地方社团、行会、帮派、集团、同业、同乡、士绅等非官方组织展开的本地惯例管辖权。这些组织通常并没有明确的公权力授权，也并非有明确的目的，而主要是由具有某种共同利益、能够经常性联系的休戚相关的人群自发形成。其管辖重点是维护市场秩序、协助官家收税、监督行业纪律、承担市政、福利和治安等职责。这种非官方的本地管辖力量是帝国官方管辖的重要协助和补充，层级越往下分量越重。所谓“皇权不下县，县下皆自治，自治靠乡绅，乡绅靠伦理”的说法就是对此的形象概括。
——城是城、镇是镇，城市和市镇具有不同的成长密码，却又殊途同归，市的出现是关键环节和纽带，市镇的发展是典型的中国特色。虽然在统计意义上，城、镇、市等非农聚落都统称为城镇，但无论是从源头还是从成长轨迹上看它们大不相同。最早出现的是城，主要是中央及省府州县城等不到2000个城市聚落，它们作为各级皇权行政机关所在地和政治中心而存在，象征着国家政权和中国人的伦理秩序，以行政、军事、文化、宗教等职能为主。它们是帝国皇权自上而下统治网络的一部分，没有西方城市所强调的“自治”。直到晚唐，它们都是中国城市的主体类型。镇最早出现在晚唐节度使割据致使皇权旁落时期，传统的行政城市网络难以支撑地方割据的需要，节度使们便在一些军事、交通和商业的要道上，以“镇”的名号设立了管理地方商业和征税的聚落。宋时镇开始拓展到全国，直至元明清到民国达到顶峰。镇的职能首先是经济和商业的，并在此基础上衍生出教育、文化等职能，与行政城市不同，它们天生就是经济城市。如果说城代表的是帝国皇权“体制内”网络体系的话，镇则是“体制外”自我成长的非农聚落。政府认可的是镇的经济属性，其它政府属性或者象征官府权威的设施，诸如孔庙等科举设施、城隍庙等礼仪设施、城墙城门等防卫设施等几乎是不允许存在的。与有规划、有礼制的城相比，镇大多是无规划、自由生长的，保留了很多非正规的形式和格局。在几千年的封建王朝中，城和镇相继出现又互相交融，最终殊途同归，共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城镇类别和空间体系。在此过程中，市的出现是重要的接续环节和纽带。正如斯波义信教授所言“市镇的发展是真正的中国特色，很难从中找到与世界进行比较的模式。社会商业化的刺激和震动发生并被消化在同一文明单位，也就是传统的官僚体系中，而没有导致西欧式封建秩序的崩溃和绝对王治的出现”。
——以“礼”营城、用“利”造市，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营城造市智慧和经验，既庄重又实用。传统中国的城市空间从来不是单纯的自然空间，它是表达礼仪的重要载体。以礼仪为核心形成秩序，以秩序为基础营造空间，以空间来服务和规范人，塑造人的精神世界。从周朝就开始的营造传统中，礼仪象征的本底是天地宇宙观，通过血祭、定向、龟卜等方式，按照山水、星象来配置建筑、宫市等的空间关系。通过宫殿、官邸、庙宇等建筑来反映重行政、重祭祀而轻市场的城市本质。《诗经》中曾记载中国第一座建筑即是宗庙，周公曾云“王肇称殷礼，祀于新邑，咸邑无文”。汉之后，以帝王城市为代表的“礼仪城市”强化了帝国的中心论及其伦理。“惟王建国，辩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的天下观，清楚表明了城市的中心地位及其可以延伸和教化的空间边界，城市本身就是帝王思想的一部分。正如梁思成先生所言“中国所有建筑活动都以伦理概念为转移，布局和地面设计极其重要。儒家思想影响大，政府不断强调合乎礼度的行为举止，通过布局规划规制着建筑布局”。如果说对城的态度是持续的规范，那么对市的营造则是不断的松绑和让利。晚唐市镇的出现，就是基于一个普遍的认识“既然对商业不能压制也无法妥善管理，那么最好还是索性放手不管，而把商业作为一项税收来源”。管制上的放松使得商业溢出城市，城市内部出现了“瓦子”等新型土地利用方式和空间形态，城市外部则出现了村市、虚市、山市和草市等。这种既“尊礼”又“重利”的营城造市经验，注重和传承了规制，又尊重和适应了变化，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03/生产空间与空间生产
概括来说，近代以来中国探索的全部主题是实现现代化，更具体一点说是实现几千年农业文明、十多亿人口基础上的工业化。2018年中国工业增加值超过30万亿，占到全球的30%，总规模是美日德的总和，连续八年位居世界首位，形成了包括41个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的完整工业体系。虽然结构仍有待优化，但已经具有了很高的整体工业实力，这一点地球上没有国家还会否认，工业底气是新时代我们保持自信的最大底气。工业化从产业上看是非农，从空间上看是集聚，两者结合起来就是城市化。从这一视角回望百年中国城市，无论是洋务、变法、改良、共和，还是革命、建设、改革、发展，贯穿始终的关键词是“生产”及其背后的“生产空间”。
——“振兴实业”与“自治的城市”。“振兴中华，首先要振兴实业”，孙中山先生很早就认识到这一点，他认为中国的基本国情是“贫”与“弱”，出路在“所以致富强者，实业发达也”。他的这一思想实际上是近代以来“实业救国”思想的延续和集大成，鸦片战争后洋务运动、天平天国、戊戌变法、共和革命，无论哪种运动和思潮，也无论哪个派别和领袖，在“振兴实业”这一认识上是高度统一的。从林则徐、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到奕䜣、文祥、曾左李张的洋务运动、大办兵工，背后都是“外洋富民强国之本实在于工”的认识；从太平天国的“资政新篇”，到康梁的“富国六法”、“养民四法”，也都强调的是“经济科目，实为转移天下之枢纽”；孙中山不但延续了“实业主义”思想，更拿出了一个对民国影响深远的“实业计划”。“实业计划”原是他1919年发表在《远东时报》上的一篇英文文章，1921年由上海民智书局先后出版了英文版和中文版，并最终成为孙中山《建国方略》中第二部分“物质建设方略”的重要内容。全文共6万余字，有图有表，有宏观构想又有微观设计，完整清晰地描绘了中国由小生产走向大生产的路径，并详细规划了支撑实业发展的项目、设施、区域等不同类型生产空间的布局。实业发展需要真正意义上的城市作为支撑，设工厂、建港口、修马路、造公园等城市建设是这一时期有识之士的共识。城市实践大都是自下而上展开的，虽然它们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孙中山“实业计划”指导和同时期西方城市规划建设思想的影响，但总体而言它们都是“地方自治”思潮下地方实力派大胆探索的产物。这些探索反过来又推动了现代意义上的城市变革，在传统乡土中国省府州县体制下，出现了“自治的城市”，出现了独立的“市政府”，出现了包括财政、工业、治安、卫生、公用和教育等在内的完整“市政”，“市长”真正成为了一市之长。这场由无属地的“府城”到“不入县”管理的“市区”再到具有独立管辖权和所属用地的“城市”的变革，最早由广州探索，并最终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随着中华民国《市组织法》、《特别市组织法》颁布后在全国推行。“振兴实业”与“市制变革”是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主要的表现形式，它满足了近代工业生产的需求，也形成了这一时期的生产空间。
——“先生产、后生活”与“生产的城市”。1949年中国的城镇化率为10%左右，1978年不到18%， 建国30年提高了不足8个点，同一时期工业化率由17%（1953年）提高到了44%，增长了27个点。有学者概括这一现象为“低度城市化”，也有学者称这一时期的发展走的是“无城市化的工业化”道路。无论怎么表述，本质上都反映了建国前30年发展的第一逻辑是“工业生产”，包括城市在内的一切服从和服务于生产。“从天安门上望出去，要看到到处都是烟囱”，建国初期领导人这一极具个性的浪漫表述，转化为指导城市发展的政策性语言就是“变消费的城市为生产的城市”。这不仅仅是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实业救国、追求工业化思想的延续，也是工人阶级领导制度的必然要求。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和西方全面封锁的背景下搞工业建设，不可能按部就班地走工业化发展的一般道路，走的是借鉴苏联经验、结合本国实际的重工业赶超之路，依靠重工业的自我循环促进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前30年的重工业模式，为改革开放后的快速发展打下了坚实工业化基础和技术人力资本储备。这种重工业模式的实现，依赖的是“全国一盘棋”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依靠的是政府强制性制度安排所提供的工农业“剪刀差”和城乡“二元制”，形成的是“高积累、低福利、先生产、后生活”的城市发展路径和政府包办型的城市化模式。通过户籍制度将人口固定在土地上，最低限度地保持城市的劳动人口和抚养人口；通过土地制度按指标有计划分配供应土地，保障项目和基本建设的需求。户籍和土地这对“孪生”制度，相互配合严格限制了人口由无福利、低福利向有福利、高福利的转化，严重抑制了城市化的真实需求，严密保障了农业剩余最大限度地被提取并用于工业生产和积累。发展模式和制度设计保障了生产，也在不同尺度塑造了服务和支撑生产的空间。宏观尺度上，空间整体格局围绕着全国一盘棋的生产力布局展开，具体形式是工业项目，由项目带动城市，城市配合生产。无论是早期配合“156个项目”的西安、兰州、太原、包头、洛阳等城市，还是“三线”建设形成的攀枝花、六盘水、十堰等城市，均是如此。城市尺度上，城市首先并且主要是生产基地，城市空间围绕着生产展开，建设上厉行节约、降低标准、能省则省，最大限度减少住房、市政等方面的投入，形成了生产与福利混合且匹配的“单位大院”作为基本空间单元。
——“空间生产”与“资本的城市”。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总书记用伟大觉醒、伟大创造、伟大革命、伟大飞跃这“四个伟大”界定了改革开放的重大意义。40年带来的是工业化的基本实现与城市化的突飞猛进，带来的是人民整体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带来的是中国特色经济制度和发展路径的逐步成型。张五常教授认为“中国经济制度的重点是地区之间的激烈竞争，史无前例。其中，县是地区竞争的主角”。这种以县为单元的激烈竞争，途径主要是“招商引资”，实质是将资本与土地结盟，实现“空间生产”。它对外呼应和利用了全球化时代全球资本循环和积累的节奏，对内变革了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重塑了城乡空间。“空间生产”是新马克思主义学派的词汇，本质上是左派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认为资本主义之所以没有灭亡，主要是缘于资本实现了对空间的征服和整合。一方面，通过全球资本流动，消化了资本过剩积累的危机，在更大时空范围内实现了资本自我生产、自我增值的属性；另一方面，通过城市化，完成了资本剩余对于工厂、公路、铁路等生产性建成环境和住房、商店等消费性建成环境的生产，实现了资本的次级循环。“空间生产”相关理论伴随着1970年代社会学的空间转向思潮产生，揭示了资本逻辑的空间表现，对改革开放后中国参与全球化并由此带来的城市化和城市扩张有较强的解释力，因此被熟知和广泛引用。从实践来看，40年空间生产的产品包括开放口岸及城市、乡镇工业区、开发区、高新区、产业园区、各类新城新区、特色小镇等，空间生产的路径是政府、金融机构、融资平台和各类业主方相互支撑，结成“增长联盟”，依托土地、运作资本、策动生产、经营城市，据统计，截止2018年仅各类新城新区数量就超过3800个。这些通过“空间生产”而形成的各类 “生产空间”，构成了改革开放后城市空间扩展的主体，这一时期的城市化表现出明显的吸纳和顺应资本逻辑的特征，体现的是“资本的城市”。
回望百年，城市化是从属并服务于工业化的，城市的发展被深深地烙上了“生产”的印记，城市空间主体是各种类型的“生产空间”，本质上是物化的空间。在这种空间物化的过程中，基本实现了近代以来的工业化诉求，夯实了国家的自信底气，但也带来了各种各样的“城市病”。所谓“城市病”，如果放在工业化大生产“成本与收益”的框架里、放在工业区位论和空间生产的逻辑里看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但病终究是病，是病就得治。从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互动规律看，两者互为支撑、相互促进，早期工业化带动城市化，后期城市化促进工业化，新时代将首先是超越生产主义的时代。但无论如何，百年生产走过的历程，为千年乡土文明基础上的中国城市注入了属于它这个时期的特殊元素和基因，包括自治理念、效率观念、产权思维、价值规律、规则意识等，包括规模化、专业化、标准化、纪律性、组织性等，更包括如何看待整体与个体的关系。
04/生态文明与城市文明
中国城市是在千年乡土文明、百年工业文明的滋养下走进新时代的，城市一直是乡土文明、工业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在千年风雨中逐步形成了相对独立的自身体系。新时代是生态文明的时代，也是城市的时代。在生态文明的大逻辑下重塑城市文明，是不可回避的时代课题。
文明是人类社会进步开化的状态，它代表着文化中的进步成分，任何时代、地区、人群都有其文化，却未必拥有文明。文明根植于地理格局、制度环境、人文精神、经济结构、社会形态等，它传承着历史基因，顺应着发展趋势，反映着时代要求。对于新时代的中国城市文明构建而言，生态文明是时代总要求，科技革命是发展大趋势，千年文明基因是历史底盘。
——城乡共同体意识。生态文明强调山水林田湖草是个生命共同体，实际上作为建设空间的城镇村居民点也是生命共同体，对管理空间而言，城和乡涵盖的山水林田湖草城镇村更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千年乡土文明里，城从来不是脱离于乡而独立存在的，它们在功能上相互支撑、文化上一脉相承、景观上互相协调、管理上归为一体。工业文明时代，生产主义、切块设市等导致城市逐渐脱离甚至高于乡村这个大的底盘，造成了城乡功能上的割裂、管理上的二元、景观上的分离。生态文明要求用系统性、包容性、多样化的思维看待空间要素，对城市而言，尤其要树立和强化城乡共同体意识。作为共同体，首先应该是平等体。城乡两个管理单元之间是平等的，它所包含的山水林田湖草城镇村各要素之间也是平等的，不能顾此失彼，更不能厚此薄彼，要告别牺牲某一要素支撑其它的片面思路。规划改革由建设空间拓展到全域空间和全要素，本身就隐含着告别单一生产主义和城市中心主义的平等思维。其次，应该是互助体。城乡整体空间框架下，山水林田湖草城镇村各有分工、适得其所、相互支撑、自由交换。如果说过去城乡之间主要是文化上的相互依存、经济上的相互支撑，未来会更加强化生态上的共同保护、景观上的共同塑造和设施上的共建共享。第三，应该是和谐体。郭熙在评价中国山水画时曾说过“高山而孤，体干有仆之理，浅山而薄，神气有泄之理。此山水之体裁也”。大意就是高山倘若孤立，山体便会有扑倒的可能，浅山倘若单薄，就少了精神气韵。高低远近错落有致，有主峰的巍峨，也有辅峰的陪衬，才是一副有精气神的山水画。城市亦是如此，传统营城智慧强调“黠缀”，追求的就是将城市巧妙地放置在山水之间。放在今天，就是要在山水林田湖草城镇村巧妙地和谐安置中，塑造城市的美。
——全要素价值视角。工业文明带给中国城市最重要的基因就是产权意识和价值视角，但聚焦的主要是物质空间，更具体的说是建设用地，通过用地的资本化实现城市价值的最大化。生态文明拓展了城市的价值视角，全域空间、全要素都是资源，都有价值，都可以通过产权界定和产权制度改革，实现资源资本化。“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不仅仅是对发展理念和发展观的纠偏，本身也包含着资源要素价值转换和实现的改革要求，生态文明要求的八项制度改革中有四项是关于资源资产价值实现的。生态文明下的城市价值转换系统中，应该变单一的“土地经营”为真正的全要素“城市经营”，努力实现包括人及其活动（主体系统）、信息交互网络（流系统）、经济社会文化形态（功能系统）、用地布局及结构（空间系统）、地上地下空中设施体系（支撑系统）、山水林田湖草等（环境系统）在内的城市全要素资源的价值转化。更通俗一点说，对于新时期的城市规建管而言，无论是结构优化、品质塑造、设施建设、制度设计等都应该首先把钱的事琢磨透，保障充分的现金流和讨价还价、精打细算的机会，引导民间和商业的力量巧妙地参与城市发展之中。
——人本主义观念。中国的城市由邑开始，邑由口（表示城）和巴（表示人的居住）构成，单纯的物化空间从来都不是一个完整的城市。生态文明时代是以人文本的时代，生态文明下的城市是“人的城市”。首先，价值观上强化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推崇“天人合一”的传统智慧，规范建设行为、自然环境与文化秩序、人三者之间的关系。既要强调生态保护、生态修复、生态治理、生态产品供给等服务于人和支撑城市，又要强化城市规建管中对自然山水和历史文化的彰显和传承。其次，时代在变，科技在变，人在变，人的需求也在变。以人为本的重点要从整体意义上的人民逐步过渡到细分的人群，以实现对人的关照。新科技完全能支撑对细分人群的精准识别和精细服务，完全能够满足不同层面人的空间权利和需求。城市人群的类别和结构都在剧烈变化，创新阶层作为生产的主体、中产阶级作为消费的主体都在不断崛起，他们的理念和需求与前人截然不同，工作追求环境和品质，消费注重文化和个性化。相应地，城市空间也应超越传统的生产空间，走向由山水空间（美丽空间）、功能空间（创新空间）和生活空间（宜居空间）构成的完整系统。
图3：由“生产空间”走向“城市空间”
——共治共享模式。总书记强调“一流城市要有一流治理”，治理不完全只是管理，更不仅仅是管控，治理的基础是多元共治。传统的中国城市从来都是上与下、官与民、集权与分权、正式和非正式相互配合，共治共享共荣的。工业生产时期，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共治的作用，突出强调了自上而下的管控，目的是减少管理环节和交易成本，追求的是效率优先。生态文明强调多样化基础上的系统共生，城市作为一个复杂的社会生态系统，同样需要强调多元要素之间的同心同德、群策群力、共治共享。算力时代，新技术细分了人群、细化了空间，增加了共治的复杂性，也提供了整合政府、市场、社会、市民、行业、阶层等不同群体全程参与城市精细化治理的平台和路径。顺应空间规划改革的趋势，在强调自上而下要素管控刚性传导的同时，强化城市内部尤其是社区、生活圈、街道、公共空间等微空间尺度上基于共治共享的城市治理创新实践。
——城市品质引领。生态文明新时代是追求城市品质的时代，是要求外在的“美丽”和内在的“优质”相统一、内外兼修的时代，是从人的视角来营造和发展品质城市的时代。以城市品质为抓手，在营造城市空间的同时塑造城市文明。城市品质的核心是满足人的居住、就业、交通、环境等方面需求，良好的城市品质包括优良生态景观环境、完善公共服务设施、丰富历史文化资源、多样化城市公共空间、绿色智能生产生活方式等内容。空间规划设计和治理模式建构是城市品质的两条腿，两条腿相互支撑，在环境、场所、设施、风貌、行为、机制等方面协同发力，共同引导城市品质提升，以城市品质提升来引领城市文明塑造。作为一项工作而言，生态环境景观提升、城市特色风貌营造、景观绿地系统建设、公共空间整治、老旧空间活化利用、绿色城市出行方式构建等均具体抓手。
图4：由“经营土地”走向“经营城市”
彼得.霍尔曾经提出过“城市黄金时代”的思考，他分析了公元前500年雅典直到20世纪的伦敦，2500年间21个城市的例子，认为城市会拥有和经历自己的黄金时代。今天，整体上进入城市型社会的中国，在生态文明的引领下，正迎来城市的黄金时代。这篇小文章，尝试性地在历史的长时间段中截取一些关键词，来观察中国城市的“高光时刻”和“独特文明”，其背后思索的指向实际上只有一个，那就是如何在生态文明的大逻辑下重塑城市文明。这是一个开放性的大命题，而这篇文章也许只是一个小索引。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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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规划师联盟—最有理想的规划师在想什么，说什么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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