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如朱维铮所言：“晚清在华的西方人士所主办的中文报刊，曾对中国的学术和政治的实际运动，发生过重要影响的，首先要数在上海出版的《万国公报》。”[1]有关《万国公报》的研究，已是成果丰硕，高论迭出。仅就《万国公报》的发行而言，杨代春所著《〈万国公报〉与晚清中西文化交流》（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王林所著《西学与变法——〈万国公报〉研究》（齐鲁书社2004年版）、赵晓兰所著《传教士中文报刊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有较为详细的探讨。然而，仅从发行与传播范围的角度分析《万国公报》的影响，尚不能说明其作为“知识仓库”是如何被读者阅读、接受并产生观念上的影响的。也就是说，研究《万国公报》的社会影响，势必要研究“谁在读，读了什么”的问题。在《万国公报》及其前身《教会新报》在中国近四十年的办刊与传播过程中，它将其“西学知识”传播至读者的头脑之中，能够使读者“不出户庭而周知中外之事变，得以筹划于机先，弥缝于事后”。[2]显然，如果没有读者的阅读，作为文本的刊物是无法直接产生影响的。因此，通过读者的“现身说法”，他们何时何地接触到这份刊物，并如何对具体的文本进行评论、对比并产生观念上的冲击，不仅对进一步探究《万国公报》的阅读史本身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可以深入分析读者群体是如何接受西学“知识仓库”的影响而在学术、政治上产生观念上的变革。然而，长期以来，有关《万国公报》的阅读研究，之所以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研究者很难找到历史上真实的读者，即便偶尔找到零散的阅读史料，也不足以证明其整体上的影响。比如《万国公报》有不少征文，肯定是针对读者的。但读者的文章在该报刊出，只是表明投稿者是看过该报的，却无法得知他们在何时何地进行读报活动。因此，要系统研究《万国公报》阅读史，显然是非常困难的。但是，晚清士人在日记中有一些关于阅读《万国公报》的零散记载，如果从史料之间勾连的角度，进行合理的解释，有可能“窥斑见豹”，大致反映出《万国公报》对部分读者所产生的影响，从而通过分析读者之间的“阅读关联性”，进一步探讨其消费地理、阅读空间与知识谱系。因此，本文主要结合部分晚清日记史料，从读者的角度探究《万国公报》的发行、阅读与社会影响。一、早期《万国公报》的传播与读者阅读传教士林乐知在编辑《教会新报》以及后续的《万国公报》的过程中，不断增加中国时政新闻和地方新闻内容，更多地面向中国的公众，尤其是面向中国的士大夫。[3]1870年《上海新报》在评论《教会新报》时认为，“所论者，教内教外及中外国各等事宜。逢一礼拜刊发一次，看者，价洋周年半元。此新报传播甚广，除中国十八省外，如满洲地方及东洋亦皆买看”。并对《教会新报》的现状和前景表示乐观。“不问教中教外，看者甚多。其中博学之士送来宏词伟议，采而辑之，亦可日增一日。且安知他日不篇幅加长，与西国大新报同日语哉。”[4]尽管论者语气略带夸张，但该报博采众长，发行范围较为广泛，却是不争的事实。1874年《教会新报》改名为《万国公报》之后，该报在林乐知的主持下，增加了京报全录、督抚辕门抄等中国时政的内容。为了进一步扩大影响，吸引华人读者的关注，林乐知加大了征文的力度。除单纯的基督教教义外，还涉及通商、西学、富国要策、中国文化、缠足、禁烟等内容。这些征文构成了《万国公报》稿件的重要来源，也是《万国公报》在晚清社会具有重要影响的表现。如李提摩太的《拟题乞文告白》于1880年8月7日登载在《万国公报》上。这次征文资金的提供者为赫德，目的在于鼓励中国学生阅读有关西方文明和宗教的书籍，对象为山西省参加科举考试的士人。奖金等级分别为白银20两(第一名)、10两(第二名)、5两(第三名)。征文告白登出以后，陆续收到应征文章100余篇。经过评审，山西平阳府附生席子直为第一名。获奖征文登载于《万国公报》601、602、603、604、605、606卷中，后附有艾约瑟的评论。[5]这表明，通过有奖征文，不少应征的作者由此与《万国公报》结缘，进而产生阅读兴趣。值得注意的是，晚清在华传教士通过报刊、教会、书局与书院形成了传教事业的网络。传教士依托书局作为出版报刊的中心，同时将教会书院作为传播报刊的重要基地，这在客观上推动了教会书院对新式报刊的传播。如1875年11月，格致书院教友何玉泉在《万国公报》第363卷发表《人生论》一文，[6]就说明《万国公报》是有可能在格致书院传阅的，《万国公报》特地加上英华书院教友的称谓，也表明其与该书院之间的关系。尽管我们无法统计有多少格致书院的学生读到《万国公报》，但它凭藉书院的传播模式，使有幸进入格致书院的学生有机会成为早期报刊的读者。1875年，福建厦门的外国传教士与商人在创建博闻书院时，就注重报刊在文化传播中的作用，“购备《万国公报》、中国《京报》、《中西闻见录》、上海《申报》、香港日报及各处新报，并买译成华文泰西格致各学书籍。存于院内”[7]。这表明，博闻书院注重报刊知识的传播，《万国公报》作为博闻书院订购的公共读物，使师生有更多机会得以阅读。《万国公报》从第497期开始，加大了对中国时事的评论。关注中国时政的传教士花之安，将其名作《自西徂东》交由《万国公报》连载，从1879年10月开始在上海《万国公报》连载到全文结束，时间长达5年，他特地指出阅读现代报纸的意义：“今香港及各省教会已设有新报馆，但未盛行遍于穷乡僻壤之区耳。中国诚能广传新报于民间，不徒以邸报见阅于官署，斯民瘼上通，君恩下沛，永无太息愁苦之声，又奚必如郑侠之进流民图始达上聪，以抒万民之疾。”[8]但是，此类振聋发聩的呼吁并没有得到传统士大夫的广泛响应，《万国公报》仍然难以在广大乡村地区传播，即便在中国士大夫之间依然销行寥落。仅有少数热衷西学的士绅对《万国公报》感兴趣。如曾纪泽在光绪四年（1878）十一月一日在日记中记载“看《万里[国]公报》”，彼时，他在赴任驻英法大臣的轮船途中，偶尔一阅，并无具体的阅读感想。在船上，他还阅读《申报》等报刊。抵达巴黎之后，光绪五年（1879）一月十日，他“看《中外新报》《万国公报》”[9]。又如康有为在1883年记道：“购《万国公报》，大攻西学书，声、光、化、电、重学及各国史志、诸人游记皆涉焉。”[10]1883年《万国公报》首次停刊后，其后六年间其旧刊仍然在社会上传播，吸引某些读者的关注。如1887年广学会成立后，在瑞安（今温州）的孙衣言“向上海广学会订阅《万国公报》”[11]。但当时自费购阅的读者仍然很少，正如一位传教士所言：“林乐知先生的报刊（指《万国公报》——引者注）……几乎都是教徒购买的……没有异教徒的购买者。”[12]此说颇有些夸张，但也说明它难以吸引一般民众的关注。对于《万国公报》的销路不畅，一位北京读者认为“《公报》以辞达者颇多，以形肖者甚少”。尽管读书人能够看懂，而初识文字者和妇女人等却不解其意。因此，他建议“嗣后再印《公报》，无论何事何物，每本印图一二。庶不致有碍篇幅，俾雅俗共赏，人人乐观”[13]。但是，这一提议似乎没有被采纳，1883年7月，《万国公报》在出版至750卷后便停刊了。可见，当时的中国读者对宗教报刊的阅读仍然兴致不高。二、《万国公报》复刊后的传播与公共阅读现象1889年，复刊后的《万国公报》关注中国时局，注重发行。其广告称：“诸公欲阅报者，或函至上海墨海书局，或就各省传福音牧师处代买，均随其便。”[14]广学会成立后，注重设法推广《万国公报》，“在上海设立一个发行中心，并在十八省省会和主要城市，以及其他商业中心，如香港、横滨、新加坡、槟榔屿、巴达维亚等地，尽量设立一些代销机构”[15]。该刊在大力宣扬西学的同时，也对中国时政展开评论，并将读者对象定位为官员和知识分子。一位叫四益斋主人的读者颇有感慨地说：“缘中国之事，《沪报》、《申报》、《广报》、《汉报》等类，闻见无异，外报既多，犹之《万国公报》，犹之《格致新编》，可以留心时务报耳。”[16]李提摩太评价甲午前后的报刊时，特别指出：“《万国公报》、《中西教会报》每报必有数篇皆西国博学之士所著……此报不但论教务，亦且论古今各国兴衰之故，并西国学校之事及格物杂学。”[17]基于此，他对《万国公报》的读者对象进行了定位，他指出：县级和县级以上的主要文官2289人，营级和营级以上的主要武官1987人，府视学及其以上的教育官吏1760人，大学堂教习约2000人，派驻各省城的高级候补官员和顾问及协助人员2000人，经科举考试获得秀才以上头衔的文人姑且以60万计算，以其中百分之五为重点，计3000人，经过挑选的官吏与文人家庭的妇女儿童，以百分之十计算，计4000人，以上共计44036人。这个数字，从整个中国看，平均每县只有30人，但是，影响了这四万多人，就等于影响了整个中国。[18]显然，《万国公报》将自身定位为“高级报纸”，它不期待乡村野夫能够读懂它，传播策略就是通过精英读报来提高其影响力。在专制国家，下层民众在国家大事上根本没有发言权，更谈不上基本的政治参与。《万国公报》对政治精英和高级知识分子的关注，也与它寻求改良与变法维新的观念相一致。它并没有像《时务报》那样依靠官方命令进行强制性阅读，读者购阅是出于对时政与西学的关注。虽然许多开明的高级官员已对它充满喜悦之情，而当时的“学生社会”还没有形成“集体性阅读”的风气，因此，从当时的社会影响看，它在士林中的推广程度尚不如《申报》等商业报刊。但是，《万国公报》注重维新时期[19]中国知识界的思想动态，它与维新报刊相互呼应，进一步激发了知识分子的阅读热情。正如李提摩太所言：“1894年，《万国公报》的发行量比以前翻了一番，对它的需求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在一个月之内，就必须重印。林乐知博士关于战事的文章深受欢迎，被看作是中国惟一值得信任的报道。中国上海招商局的管理者们把他们的定数增加了一倍，并把我们的一些出版物分送给北京的高级官员，住在上海的一位翰林把三十份《万国公报》寄给他在北京的翰林朋友们。”[20]李提摩太的这段话表明，甲午年（1894年）是《万国公报》阅读的重要拐点，由于中国读者对时局尤为关注，《万国公报》提供的战事新闻往往比《新闻报》《申报》更为客观，许多知识分子重视该报的主要原因，是因为迫切需要了解中日战争的进展。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完败，又给《万国公报》提供了全面传播西学的机会，国内舆论对洋务派官员大加指责之后，便对“西学救国”产生强烈的期待。因此，19世纪后期，《万国公报》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其他任何一种中文期刊所不能比拟的。《万国公报》开始时每期印数为1000份，1894年每期约为4000份，1897年每期约为5000份，1898年总发行量达38400份，为当时各种刊物之首。[21]正如其1896年的一则广告所言：“本馆自延请名流专办笔札以来，从每月一千本逐渐加增，今已几盈四千本，且购阅者大都为达官贵介，名士富绅。故京师及各直省，阀阅高门、清华别业，案头多置此一编，其销流之广，则更远至海外之美澳二洲。”[22]一些传教士对《万国公报》在中国官绅中的传播充满信心，广学会年报就称：“《万国公报》是总理衙门经常订阅的，醇亲王生前也经常阅读。高级官吏们也经常就刊物所讨论的问题发表意见。”[23]高级官员的阅读，符合《万国公报》影响中国政治人物的意图。维新时期，《万国公报》经由各种渠道在全国各地广为传布，尤其是各类学校、教会、社团在其中充当着重要的中介作用，这些社会组织所订阅的《万国公报》，一般在公共阅览场所展出，供人免费阅览，起到“一报多读”的作用，对公共阅读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1897年，宋恕在《天井育才馆赤县文字第一级正课书目》中，特别强调了“时务学”，将“本月《万国公报》”列为必读之书。他认为：“此报虽亦未免虚、陋二弊，然较之申沪各报，则为异常之实，异常之博矣。”[24]在宋恕看来，学生要识时务，须将《万国公报》作为必读之书。戊戌变法之后，杭州文明社设立的阅报处，“备阅之报日报如《申报》《沪报》《苏报》《新闻报》《中外日报》《国闻报》《格致汇报》《便览报》及各辕抄等……月报如《万国公报》等”[25]。1902年，河北故城县信都书院订有7种报刊，包括《万国公报》《丛编》《外交报》《汇报》《时事采新》《汇选》《顺天时报》。[26]《万国公报》还通过教会组织的销售网点拓广其传播与阅读的空间。如广州的圣教书楼为基督教徒左斗山所设，是当地新学和新式报刊传播的中心。根据冯自由对圣教书楼的记载：“凡属上海广学会出版之西籍译本如林乐知、李提摩太所译《泰西新史揽要》、《西学启蒙十六种》、《万国公报》等类，皆尽量寄售，实为广州惟一之新学书店。”[27]这几种报纸将主要的发行点设立于传播新学的圣教书楼，在报刊阅读史上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与之前《申报》等商业性报刊主要以店铺为代销点不同，广州圣教书楼作为当时最著名的书报销售中心，由于与传教士有着直接的联系而受到特别的关照。作为输入新学的重要窗口，圣教书楼无疑成为开明士绅的向往之所。《万国公报》等报刊在此销售，就是凭借其文化中心的地位而受到读者的关注。从这个层面看，报刊发行从店铺走向书楼，在文化空间上是一个重大的转变。以前在店铺发行，报刊以启发“市肆之人”为荣，以下层人读报为销售口号，但从“精读”的角度看，下层民众识字不多，对报纸的理解非常有限。一旦报纸“走”向书楼这一新的文化空间，就成为读书人关注的精神产品，其对读书人的直接影响就更为明显。因此，到书楼读报与买报则具有明显的公共文化消费的特质。不仅如此，《万国公报》经由公共阅报组织在城镇社会传播。如慈善家金元善于1898年将劝善、看报合成一会，在浙江余姚、上虞创设劝善看报会，目的是：“一扩其识，一葆其真。庶几识时势亦明义理，除僻陋并革浇漓。”[28]这个劝善看报会的开办经费，“由会中同志筹垫”，属于公益性质的阅书报组织。其所订书报，一类包括《劝善要言》《圣谕广训》《太上金筏》《阴骘文说证》之类的劝善书籍，另一类包括《万国公报》《农学》《东亚时报》等各十二份，《新闻报》六十份，《中外日报》一百二十份。[29]显然，这十二份《万国公报》置于劝善看报会之中，由于是免费开放，会有更多的普通民众有机会阅读，其作为“公共读物”的作用进一步彰显。三、《万国公报》的私人阅读与社会反响《万国公报》复刊之后的目的就是“激励目前中国兴起的改革思想以及应付此种思想的需要而提供知识和意见”[30]。甲午之前，读者阅读《万国公报》的私人记录尚不多见。1884年至1889年，时任两广总督的张之洞“偶尔阅读这个杂志”，他的幕僚及其友人“都是这个杂志的订户”[31]。甲午之后，风气为之一变。开明士绅对清廷甚为失望，对国家与民族前途深以为忧，不少士绅在寻求变法图强之路。在此背景下，《万国公报》结合中国时局进行“议题设置”，颇能引发读者的关注。读者对《万国公报》的阅读，与他们内心对“西学”与“维新”思潮的认知有着直接的关联，所谓“读何报，知何人”。《万国公报》迎合了中国维新思潮的需要，通过进一步加大对西方科学、民主、富强理念的传播，对读者进行思想启蒙，从而建构有别于“儒学”的另类知识仓库。因此，不少读者将《万国公报》奉为圭臬，视之为甘露。他们对《万国公报》的阅读，在很大程度上是接触到“另一个世界”，从而在内心有着强烈的震撼。甲午海战之后，上至光绪皇帝，下至士绅，许多关注国势时局的读书人将《万国公报》视为案头必备读物。维新派的代表人物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都深受《万国公报》的影响，一些开明士绅对《万国公报》的时政评论颇为关注，并发表自己的见解。如一位叫徐寿昌的读者对《万国公报》与《时务报》的言论进行了比较，他说：“观《万国公报》光绪二十三年正月、二月两卷，指斥东抚之交，不少忌讳，可知今日之祸，匪伊朝夕矣。仆物色当代人材，如贵报馆所登论说，慷慨陈词，欲呼寐者而使之觉知，清议所存，吾中国之尚有人在也。”[32]而孙宝瑄在1897年读《万国公报》甚为仔细，他于三月二十六日读到该报“电传欧洲战事”，感慨良多，并赋诗一首云：“心伤大地莽贪机，拓宇夷山未觉非。龙战四洲江海立，鼠糜万甲髑髅飞。天心何日驱蟊贼，民政由来起贱微。安得大人腾九五，尽伸平等一戎衣。”[33]在当年四月八日，他还在到杭州的船上读该报的一篇《游美洲安达斯山记》，五月十二日，他又对该报一篇有关“法国人有欲立均富会”[34]的新闻发表评论。从他们对《万国公报》的内容和风格的具体评论可以看出，他们对该报的内容有着深入的研究，并结合时局发表自己的阅读心得。维新时期，随着《万国公报》发行范围的扩展，它从都市社会逐步向城镇社会渗透，影响遍及南北。即便是舆论管制甚严的北京，一些开明士绅也开始阅读《万国公报》。例如在北京居住的常稷笙，除了阅读《申报》之外，还购买了多种时务书报，1898年农历七月二十三日，他记载所存的报刊包括：“《万国公报》十九本，《时务报》、《知新报》四十四本，《农学报》八本，《蒙学报》十本。”[35]河北故城县信都书院的贺葆真，自1896年开始，“阅上海教会所出《万国公报》”[36]。这表明，在风气闭塞的北方地区，《万国公报》已拥有了它的忠实读者。当然，《万国公报》在南方的传播与阅读更为广泛，不少中下级官员和一般士绅，在维新时期通过私人订阅读到《万国公报》。如在上海的杨葆光在1896年就阅读《万国公报》，当年农历二月二十六日，他“借与思齐《万国公报》二本”，四月七日，“取三月分《万国公报》”。[37]1897年，他也订阅《万国公报》，他在农历一月二十六日收到“十二月《万国公报》”，农历二月七日收到“正月《万国公报》”。[38]乙未年（1895），在江苏扬州安定书院执教的姚永概，得知他的朋友何仲雨订有《万国公报》，于八月十七日，“借六七月二册来，余亦拟看之”，并且认为该报“每年费鹰钱一枚余，而所载甚实，较之申沪新闻各报均详确也”。第二天，他“夕看《公报》”。[39]丙申（1896）四月二十四日，他“阅《公报》，使人愧愤欲死”[40]。六、七、九月，他又多次阅读《万国公报》。[41]从日记记载看，当年的《万国公报》应为他自己订阅。维新时期，不少士绅在日记中留下了阅读《万国公报》的记录。在湖北武昌筹办武备学堂的姚锡光，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四月十三日，“借本年三个月《万国公报》。归阅，见其议论，讥刺中国万状，直不以中国为国，令人愤懑欲绝”[42]。此后的几个月，他还数次阅读该报。同年，任湖南学政的江标于九月初七日，“见《万国公报》‘三湘喜报’一则”，“云余命题课士，古今并治，广学会书籍购者络绎，有通权达变之誉”。读到该报对自己的赞誉之后，江标自然油然生喜，但他又表达了对湖南士人的期待：“惟愿湘人以后不以俗学相扞格，不以鄙陋之心待人，公求新学，为国家雪无穷之耻，则余之愿也。”[43]福建的高凤谦对《万国公报》的言论颇有心得，他指出：“《万国公报》刺讥时政，或甚于强学会，而长官不敢过问，则以主持馆事出于西人。申沪各报，讬名西人，职是故耳。”[44]同样在福建闲居的革职官员周星诒，则设法各处借阅《万国公报》，如在戊戌（1898）三月二十二日，“看去冬十二月《万国公报》中载朝鲜建号大韩，改元建武”。三月二十六日，他又从朋友孙子宜处借阅当年正月的《万国公报》，“所载德据胶澳四、五、六等三记，洎四裒私议，以广公见论”。对西方列强割据中国领土，他极为愤怒。四月二十四日，他读到丙申年（1896）七月《万国公报》上“美人李佳白《明教相安论》，中人普定姚大荣《迁都评议》”，五月十一日（6月29日），他从朋友马君处借到庚申年（1890）的《万国公报》十册，“中缺五、六两月为恨，内《东游记略》皆蒙古朝西人由今俄罗斯陆行以入中土程记，颇足补证《元秘史》，其他亦多裨见闻”[45]。这位潦倒的退仕官员虽然已远离官场达14年，但对《万国公报》心向往之，在读报的过程中往往颇有感想，并在日记中抒发自己的见解。蔡元培在戊戌变法之后，便远离官场，热衷于创学社、设学堂、办报刊，并不断学习西方科技、文化、法律知识，视野开阔、思想前卫，敏锐地观察到时代潮流的发展。1898年后，他在绍兴中西学堂等处任教，平时便阅读《万国公报》《中外日报》等报刊，对时局较为关注，他读报极为细致，如对《万国公报》中刊登斯宾塞所著《自由论》的译文，他便提出质疑，认为“原文间有教中语，必非斯氏所言，略为删改”[46]。作为维新人士，郑孝胥在任广西龙州边防督办期间，创办学社，并订阅《万国公报》《中外日报》等各种报刊，“每报到，用纸大书‘本社寄到某报第几号’，粘于门外以晓众，十日内不得借出学社”[47]。作为地方长官，郑孝胥订阅《万国公报》并在学社展出，对地处边远的龙州而言，无疑具有开启风气的作用。 尽管《万国公报》在维新时期销行甚广，但由于它的精英阅读策略，直到1899年，其在全国的发行点仅35个，远少于《时务报》鼎盛时间多达二百多个发行点的数量。如姚文倬在《时务报》初办之际，从昆明写信给汪康年说：“和战之事，所云《万国公报》之言最详，此间并无此报，无从得悉。”[48]而在瑞安平阳县乡下的刘绍宽，在维新时期广泛阅读各种报刊，他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一月二十六日才读到《万国公报》，并摘录其中的内容：“《养蒙正轨》云：由性生者，身体所发之力也，一也；思虑，二也；能分别善恶，三也。……美国煤油公司名曰美孚，分为三十牌号。”[49]而张棡居住在瑞安汀州里，距刘绍宽家仅数公里。他虽然在1891年便开始接触报刊，但他第一次看到《万国公报》是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月二十九日。他说：“是报每月一册，每册计三十页，起于光绪十五年，今已十有一年矣。”[50]比起他在1896年读到的《时务报》，这位乡下教书先生读到《万国公报》已经很晚了，这在一定层面上反映了《万国公报》在乡村知识分子中间的传播较为迟缓。1904年之后，《万国公报》的销路下滑较为明显。1905年全年为27622份，1907年为22300份。[51]以南京为例，1905年1月的统计显示，当时《申报》销售450份，《中外日报》销售240份，而《万国公报》仅销售5份。[52]但是，《万国公报》在1907年7月停刊后，其后续影响仍然非常巨大。一些读者非常期待阅读该刊，乃至一些旧刊亦受到读者的欢迎。如《通学报》为了推广发行，便通过售卖《万国公报》的旧刊，免费送阅新出的《通学报》。其1908年第3期的“余录”称：“鄙人前劝林君乐知之《万国公报》，刻虽停刊，外省函购者仍纷至沓来，媚外之性□，可概见矣。兹有《万国公报》发售，每册一角半，送《通学报》一册，不取分文。”[53]这段文字，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万国公报》对读者的深刻影响。四、结语与一般的商业报刊不同，《万国公报》对读者的影响更多地体现在思想层面。因此，如果从“思想纸”的角度看待《万国公报》，其发行量虽然与《申报》《新闻报》有很大差距，但《万国公报》强调其在社会精英层面的阅读与影响，旨在通过高级文人的阅读推动社会变革，从而体现出它不同于一般宗教刊物的特色。《万国公报》对西方文明和社会制度的全面介绍，构建了不同于中国传统学术的西方知识仓库。尤其是甲午之后，它与维新思潮相互映照，激发广大读者对比现实政治，参照西方制度，寻求维新变革。从这个层面看，读者阅读《万国公报》的过程是在接受西方文明的精神洗礼。《万国公报》在清末社会的思想启蒙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并激发开明士绅走向维新变革的新途。其影响不仅仅是读者阅读的过程，更多地体现了它对读者思想的改造。因此，从阅读史的角度认识《万国公报》是另有一番图景的。(作者单位：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华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多卷本《中国报刊阅读史》”（项目编号：16ZDA222）阶段性研究成果。
[1]朱维铮.导言[M]//李天纲，编校.万国公报文选.上海：中西书局，2012：1.
[2]沈毓桂.兴复万国公报序[J].万国公报，1889年复刊第1册，1889-1-31.
[3]朱维铮.导言[M]//李天纲，编校.万国公报文选.上海：中西书局，2012：3.
[4]上海各馆外国字新报[N].上海新报，1870-12-08.
[5]杨代春.略论《万国公报》的征文[J].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3）：45.
[6]人生论[J].万国公报（第363卷），1875-11-20.
[7]厦门泰西各国仕商创建博闻书院启事[G]//“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海防档·丁编·电线，台北：艺文出版社，1957//陈谷嘉，邓洪波，主编.中国书院史资料（下册）.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2032.
[8]李天纲.万国公报文选[G].上海：中西书局，2012：91.
[9]曾纪泽.曾纪泽日记（中册）[M].刘志惠，校点.长沙：岳麓书社，1998：812，835.
曾纪泽在轮船上所阅的《万国公报》，显然是他从上海启程时带上船的。这表明他是早期《万国公报》的读者。朱维铮曾指出：“但在光绪初年不信基督教的政府官员和民间士人中间，还没有公开承认购阅引用《万国公报》的例证。”（朱维铮.导言[G]//李天纲.万国公报文选.上海：中西书局，2012：4.）曾纪泽阅读《万国公报》的记载表明，他作为真实的读者，是可以作为一个例证的。因此，朱维铮的结论有失偏颇。
[10]康有为.康有为自编年谱[M]//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四）.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116.
[11]孙延钊.孙衣言、孙诒言父子年谱[M].徐和雍，周立人，整理.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233.
[12]转引自杨代春.《万国公报》与晚清中西文化交流[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36.
[13]北京一知子切祷.观报直言[J].万国公报（第594卷），1880-6-19.
[14]告白[J].万国公报，1889年复刊第1册，1889-1-31.
[15]同文书会组织章程[J].出版史料，1988（2）.
[16]四益斋主人函[M].汪康年师友书札（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3682.
[17]李提摩太.中国各报馆始末[M]//杨光辉，等.中国近代报刊发展概况.北京：新华出版社，1986：2.
[18][23]同文书会年报（第四号）·1891年[J].出版史料，1988（3、4期合刊）.
[19]本文所指的维新时期，是指从1895年公车上书开始到1898年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为止。
[20]李提摩太.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M].李宪堂，侯林莉，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214.
[21]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325.
[22]请登告白[J].万国公报（第94册）.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十月
[24]胡珠生主编.宋恕集（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1993：254.
[25]杭州文明社阅报处章程[N].新闻报（附张）.1899-11-30（9）.
[26]贺葆真.贺葆真日记[M].徐雁平，整理.南京：凤凰出版社，2014：89.
[27]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13.
[28][29]经元善.余上劝善看报会说略章程[M]//虞和平，编.经元善集.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227.
[30][31]同文书会年报（第二号）·1889年[J].出版史料，1988（2）.
[32]徐寿昌函[M]//汪康年师友书札（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3591.
[33][34]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94；97，104.
[35]常稷笙.寄斋日记[M]//李德龙，俞冰，主编.历代日记丛钞（第136册）.北京：学苑出版社，2006：495.
[36]贺葆真日记[M].徐雁平，整理.南京：凤凰出版社，2014：36.
对于宗教报刊，贺葆真并非一味盲从，比如1898年他读到《中西教会报》时，就认为“此报殊无足观，僻居故城，聊以广见闻”。（《贺葆真日记》，第51页）
[37][38]订顽日程（第四册）[M].严文儒，等，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2832，2843；2882，2885.
[39][40][41]慎宜轩日记（上册）[M].沈寂，标点.合肥：黄山书社，2010：626；649；655，657，661.
[42]王凡.姚锡光江鄂日记（外二种）[M].任叔子，整理.北京：中华书局，2010：108.
[43]江标日记（下）[M].黄政，整理.南京：凤凰出版社，2019：685.
[44]高凤谦函（二）[M]//汪康年师友书札（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1610.
[45]周星诒.橘船录[M]//鸥堂日记·窳櫎日记.刘蔷，整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79，80，88，91.
[46]蔡元培日记（上）[M].王世儒，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35.
[47]郑孝胥.郑孝胥日记（二）[M].劳祖德，整理.北京：中华书局，1993：995.
[48]姚文倬函（一）[M]//汪康年师友书札（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1236.
[49]方辅仁.刘绍宽日记（第一册）[M].陈盛奖，整理.北京：中华书局，2018：235.
[50]张棡日记[M].俞雄，选编.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59.
[51]杨代春.《万国公报》与晚清中西文化交流[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58，59.
[52]宁垣各种报纸销数表[N].警钟日报，1905-01-18.
[53]敬告阅报诸君[J].通学报，190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