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526唐师曾：宋戈，回忆孙维世（视频）
和平鸭语像视频：
《什刹海到人艺》
独家深入，诸神附体。自拍自话，一镜到底，绝不剪辑，没有编辑。感谢打赏，欢迎纠错。
我第一次见到孙维世同志是在1953年的重庆。那时我在西藏军区文工团，到重庆参加西南军区文艺汇演。期间我有幸观摩了专为英模大会组织的慰问晚会。其中有一个节目是苏联的木偶戏，大幕拉开，台中央有一个小舞台，一位穿着黑色天鹅绒旗袍的报幕员搀扶着一位苏联小老头走到台中央，报幕员介绍了苏联木偶表演艺术家奥布拉兹卓夫，同时还用流利的俄语做翻译，台下所有的观众都为她那年青、漂亮、大方的仪表和亲切、彬彬有礼的与众不同的报幕方式为之一振。这个节目的结尾是木偶妈妈向报幕员招手，报幕员蹑手蹑脚地走过去，木偶妈妈把木偶宝宝从小舞台上轻轻地递到报幕员的手里，此时的剧场鸦雀无声，静极了，报幕员走到台前轻轻地说：孩子睡着了，表演完了！这时观众轻轻地鼓掌，好像是怕把孩子吵醒似的，但紧接着是长时间的暴风雨般的掌声。我当时还想，这个报幕员条件那么好，真应该做演员！为此我记住了她的名字—孙维世。
1956年我报考中央戏剧学院的时候，正值中戏在筹建一个以刚刚结业的导训班和表训班的部分学员为班底的附属实验话剧院。因缺乏青年演员，于是就从中戏表演系的考生中挑选了六个人来话剧院应试。孙维世主考，还有张平、石一夫同志，我一进门就愣住了，心想，这不就是那个报幕员嘛！于是我脱口而出：您是孙维世同志，我认识您。接着我讲述了过程，孙维世听完哈哈大笑，把我笑毛了。
当通知我被话剧院录取之后，我提出了想法，我还是想上学，系统地学习表演理论。孙维世同志知道后，就委托时任中戏表演系主任的张守维同志做我的思想工作，说维世同志知道你有六年的部队文工团的生活经历，还得过表演奖，所以，六个人只选定了你一个，希望你珍惜这个多少人望尘莫及的绝好机会。同时维世同志还与戏剧学院有关部门商量，给我一个可以跟随剧院演员给表、导演系的学生上课时的旁听机会，还可以旁听戏文系及戏剧史等系的特殊待遇。我报到以后见到她，她说：小宋，我让你来剧院是想让你给我帮帮忙，行吗？我说，那有什么不行的，你有什么任务就分配好了。她说，你就先给我做做剧务吧，就是因为演员们住的太分散，排谁的戏时，你就通知一下，在黑板上写一下排练日程什么的。没事时看看排戏，看看那些老演员是怎么演戏的，不也是个挺好的学习机会嘛！她的一番话让我心里热乎乎的，建院后的《一仆二主》、《同甘共苦》、《大雷雨》等剧目都是让我做剧务，同时还能争取演几个群众角色。
三年困难时期她主动给自己降了一级，为了给国家节省汽油，尽量少坐小车，还买了月票，尽管有时步行来剧院也从不迟到。按理说，第一个到排练场的总应该是剧务，检查一下暖水瓶是否打上开水了，大道具的位置是否正确等等。可我几乎每次到场时，维世同志不知什么时候就已经坐在沙发上，开始案头工作了。那么多年，她只迟到过一次，那天，早已到齐的演员们开始议论，说她是不是生病了，正想让我给她家里打个电话的时候，她面带怒气的样子猛地推门进来了，坐在沙发上半天没说话，大家面面相觑也不敢问。她突然余气未消地说：他们真不讲理，说我的月票过期了，不让下车，把我拉到黄寺总站，我和他们解释，说我的月票才用过三次！可他们罚了我一个月的钱。再说，这多耽误工作嘛……让大家久等了，对不起！弄得大家哭笑不得。
还有一次，在排练《同甘共苦》中部长家里的一场戏，部长坐在沙发上看报纸，她说：沙发旁边有个地灯就好了。说着，她突然一拍大腿愣住了。大伙不知为啥，问她怎么了，她说：记得在广交会上订了一个地灯，是红木雕的一条龙，嘴里叼着一个大灯罩，听漂亮的，我肯定交了钱了，怎么半年多了没见着啊？后来得知，因为长期无人领取而处理掉了。剧院的人常议论说，维世同志在艺术事业上是个一丝不苟的大艺术家，在生活上却是个不拘小节的可爱的马大哈。
说道一丝不苟，维世同志在排练场上，那真是极其严厉的，对演员的要求毫不留情。
记得在排练《同甘共苦》的过程中，除了舒强同志没掉过眼泪，几乎所有人都哭过鼻子，哭得最多的好像是熊塞声。于蓝同志饰演女主角华云，是个知识分子，因与丈夫闹了别扭，下班后很疲惫的推开了家门，懒懒散散地把包和外衣挂在衣架上……只听孙维世大喊一声：哎！于蓝你干嘛呢？于蓝吓了一跳，傻在台上了。维世跑到台上，用夸张一百倍的动作，模仿她懒散忸怩的样子……当时台下坐着铁路文工团、全总文工团等八个单位来学习的导演，于蓝实在挂不住了，说了声：维世同志，你别……就捂着脸哭了。维世同志拍拍于蓝的肩膀说：对不起，我刚才是夸张了点，是让你加强印象，咱们排戏吧！
维世同志生活中从来没有架子，每逢春节大年初一早晨，天还没亮，她就到剧院拍打每一个人的门，大喊：拜年来了，还不起床啊！弄得所有人都不好意思了，她就哈哈大笑。
在孙维世同志的日程表上，找不到她上街购物的安排，常去的地方是北海公园北岸的“仿膳”。有时向我招手，轻轻地对我说：小宋，你告诉耿大哥（耿震同志，剧院对他官称耿大哥），明天上午十点钟去“仿膳”，你也去，我请客，咱们吃肉末烧饼。后来才知道，她是想了解耿大哥要复排《桃花扇》的构思，我见他们谈工作，就和小兰（维世的女儿）到海边玩去了。吃饭时，只有肉沫烧饼，不点任何菜，四、五个人一顿饭顶多花十几元钱。这样的事情有很多次。
孙维世同志是实验话剧院的缔造者，是她首先向中戏的欧阳予倩老院长提议并一起制定计划，提请周总理和陈毅同志批准的，所以，她对剧院的感情比任何人都深。排练之余聊天时，经常流露她对剧院前景的设想。比如说：咱们就是要集合一批有共同理想的、在艺术上有共同语言的、有共同追求的艺术家，向莫斯科小剧院那样，创作出各种风格的令人难忘的好戏，也要排练一批世界名著，作为剧院可以轮演的保留剧目。
话剧院鼎盛时期的人事安排，从导演、演员、行政人员到传达室、炊事员、司机、公务员等等，正好一百零八人，大家都戏称我们是《后门桥》一百单八将。当时剧院是总导演制，孙维世就是话剧院的总导演。那个时期，剧院汇聚了一批全国都很有名望的演员，如：于蓝、张平、田华、刘燕谨、舒强、耿震、姚向黎、熊塞声、庄则敬、吴坚、岳慎、田成仁、李丁、杜德夫、前民、林韦、刘玲、鲁非、梁华群、石一夫、王一之等等，又从上海人艺调来了七位青年演员，如：石维坚、游本昌、夏钧寅、杨宗镜、沈玲、沈娴秋等，从中戏第一届毕业生中挑选了几位优等生，如：郑振瑶、肖驰、赵德成、杨竹青、澹台仁慧等。说起来这些人中，差不多都是冲着孙维世自愿调来的，所以这些来自天南海北的为追求理想的艺术境界而聚拢在她身边的人，对她在艺术事业上的构想都能言听计从。她对这一群人也能一呼百诺。她不但关心大演员们的追求，更关心小青年儿们（剧院对青年演员们的总称）的成长。建院初期，她就对小青年儿们提出要求，让我们每人都要自选一段诗歌、散文或者独白，说要找个不演出的日子她来听。当时我们对她的安排都像对考试一般的重视认真。作为一个青年演员谁不想趁此机会展示一下自己的才能呢？谁不想将来在舞台上塑造几个风度翩翩年青漂亮的王子呢？于是我煞费苦心的选择了苏联电影《无罪的人》中男主角聂兹那莫夫的一段独白，是他作为一个私生子对抛弃他的亲生母亲的控诉。直到汇报的那个晚会上，我才知道，算上我有四个人选择了这段独白，前三个人朗诵完之后，我整个没信心了，觉得他们都能接近这个角色，而我才发现自己不是演小生的材料，于是我想用所谓的激情来弥补一下。朗诵时我用了最大的力气，声音都嘶哑了，鼻涕眼泪的真流了不少。朗诵完之后，维世同志挨个点评，当轮到我时却什么都没说。第二天，我照旧第二个到排练场，她语重心长地说：小宋啊，你昨天的朗诵，我没夸你，是实在找不到可夸的地方，你内心没有角色的激情，你声嘶力竭的喊出的只能是你演员的私心杂念，尽管你也流了那么多的眼泪，可我们一点也不感动，你内心是空虚的，就一定是过火表演，而过火表演就一定是不真实的。做人要真，演戏同样要真，记住，以后可不能再这样了。我点点头，觉得喉咙哽住了，眼睛潮湿了……
在复排《桃花扇》的时候，我演难民，因被演清兵的游本昌追杀时，不小心用长枪在我腰上点了一下，造成压迫性骨折，住进了鼓楼医院。维世同志去看我，当谈及要演出《白丑图》时，（（我饰演政协委员）我要求提前出院了。其实我的腰并没好，坐着大轿车去剧场时由于颠簸，腰疼得很厉害。维世同志得知后，每天都和演员们做大轿车到剧场，把小车让给我坐，而且是强迫性的……
三年困难时期，我也浮肿了，神经衰弱睡不着觉住进了医院。她带着药又到医院看我，说药是她从苏联带回来的，祝嘱咐我省着吃，实在睡不着再吃。还给我带了一盒只有高干才有资格用的“维生素B12”，记得是粉色的小瓶子，在那个非常时期，是太难得的事了。后来我保留了那个里面还剩下一小瓶药的盒子，“文革”后期。得知她遇害之后，我捧着那个药盒子百感交集，热泪盈眶……
一九六三年的下半年，剧院排练根据胡正同志的长篇小说改编的话剧《汾水长流》。这个戏是描写山西贫下中农的，由孙维世担任导演。在分配角色之后，孙维世导演破天荒地决定，把这个戏拉到山西的农村去排练，为的是让演员们在深入生活体验生活的过程中，创造出接近生活的农民形象。来到山西省榆次县的张庆村以后，孙维世同志让我们每个演员，根据自己扮演的角色找对象，然后与对象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我饰演一个老实、厚道、乐观的而生活穷困的老光棍—孙茂良。几天后，我选定了一位放羊的孤老头儿，我们是上午跟着自选的对象去劳动，下午、晚上去排练。不排自己戏的时候，就整天和农民滚在一起。我在放羊的过程中，听他讲身世、讲故事、讲对某个村干部的意见，还跟他学了原生态的民歌。我看他的破毡帽很有特色，旧毛巾也不错，于是我就买了一顶新毡帽和新毛巾，跟他交换。他很不好意思，我说将来演戏时要用，他才换给了我。我演孙茂良时，就是用的那顶破帽子和旧毛巾。
维世同志除了做案头工作外，也参加劳动，还到我们对象的家里进行家访。在三同的过程中，我发现这里的很多农民都会唱两句，于是在排练时我就问导演，咱这个戏里是否也能加点唱？我想到当地的秧歌剧团学点唱，维世同志大加赞赏地说：好啊，这样可以给这个戏加点地方色彩，多好！别你一个人去，把小石、肖驰他们也叫上。后来我们学的唱在戏里全用上了。
我们借用了当地已经放假的小学校做排练场。每次排戏都有很多农民来看，又的还抱着孩子，孩子们追打哭闹，维世同志从来没有烦过，还经常征求他们的意见，哪个演员演得像你们，哪个不像，还邀请村剧团的演员来演群众角色。两个多月，戏排出来了，就在小学校连排，请全村的老乡们来看戏，还请了原小说的作者胡正同志。胡正同志看完没有舞台，没有幕布，大小道具都是代用的，演员们有的穿着向农民借来的服装，如此简单的连排以后非常激动地说：我看了几十个剧团演出的《汾水长流》，只有你们的演出是我想象中的戏，演员们一个赛一个的都是我小说中的人物，都是活灵活现的我们山西的农民形象，说句看戏时的感受吧，从你们的戏里我闻到了老陈醋的香味儿。如果不是在生活中排这个戏，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效果！
可万没有想到的是在回京向剧院做汇报连排后，却是一片喊打声。编剧怒气冲冲地说：这不是我的戏，我剧本里哪儿来那么多低级趣味的东西？还强加了那么多莫名其妙的唱，有什么意义嘛……紧跟着群起而攻之，什么“玩弄廉价的气球是讨好观众”了，什么“撒狗血”了（指过火表演），“什么孙茂良像个流氓无产阶级”了，什么“孙茂良是歪曲丑化农民形象”了，等等……说实在的，连排完之后我不好意思地找了个角落坐下，原本是准备受表扬的，没想到一顿狼牙棒把我打懵了。散会时，我不敢起身，是最后一个出去的。当我走到门口时，孙维世说：宋戈你留下！我心想：坏了！前面把我打个半死，这最后一棒子，一定会把我置于死地。维世同志却异常冷静地说：你搬个凳子坐这儿（指离她近一点的地方），她停了一会才说：今天对你提了那么多的意见，你听谁的啊？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就说了句：谁正确就听谁的呗！她问：那谁的意见正确啊？我回答不上来了……“宋戈，我告诉你，谁的意见都不要听，就听导演的，你那些唱还有气球什么的是从生活中来的，是一种创造，你的表演尺度是导演批准了的，胡正同志喜欢，村儿里的农民喜欢，我也喜欢，我敢肯定将来演出以后观众们也会喜欢的，所以明天晚上的演出，一个字也不要改，该怎么唱就怎么唱，该怎么演还怎么演，如果有人质问你，你就说是维世同志让我这么做的。懂了吗？记住，听导演的！”
我是强忍着眼泪走出排练厅的，回到宿舍趴在床上就再也忍不住了……人生能遇到这样一位导师是多么不容易，是多么幸运！她不但教会了我怎样演戏，更教会了我怎样做人。在我的灵魂深处，铭刻着一句话：没有孙维世，哪有我宋戈的今天！
国家话剧院一级演员宋戈喜欢人艺，曾和濮存昕之父、人艺老院长苏民同台，苏民演鲁迅，宋戈演内山完造。唐师曾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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