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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女·毒气】 日本“电影之神”小津安二郎侵华战迹和他的死 (中)

2015-09-19 紫雪斋 紫雪斋文化互助公益平台 紫雪斋文化互助公益平台

南京·禅·秦淮歌女

1938年8月27日《东京朝日新闻》晚报一篇标题为《在战场与后方╱令人难忘的禅问答╱对出自小津导演之口的“无”╱沟口导演摇头说不》的报道,报道内容发生在徐州会战之后,进攻武汉三镇之前:

“出征南京战场的松竹大船导演小津安二郎给相当于前辈的新兴东京的沟口健儿导演寄来以下所引内容的一封信,还附带有南京鸡鸣寺住持的信。住持的信是在美浓纸大小的中国纸上写了一个‘无’字,对这个从战场上寄给后方的意味深长的‘无’字,沟口导演最近请一个适当的人写了个‘有’字,把这个禅问答的回答寄了回去。


小津在那封信中写到:“现在所居住的宿舍的后山有一个(古)鸡鸣寺。雨过天晴时常常爬上寺院。长满青苔的石板上面是绿叶形成的隧道,穿过这个隧道,上面就是寺院了,东边是紫金山,爬过城墙,有一个湖,湖上满是青莲,通过隐隐的草木叶子,可以一览南京的城镇。这个寺院是梁武帝时皇帝敕令所建,已有一千二三百年的历史了。弘法大师空海曾经游览过这个寺院,非常著名。如今非常荒凉,寂寥的很。我请这里的住持二空写个字。我并不认为字写得很好,然而寺院却非常不错。总之另给你寄去。眼下正在南京待命。我想把整个寺院看个遍。精神非常好。”


(此时的小津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他死后的墓碑上就是刻着这样一个“无”字,但他此间的种种做法和反应似乎恰恰成了“无”字最终刻上他墓碑的主要影响因素。)


1938年八月,小津升任了军曹。9月21日《电影旬报》刊登了小津文笔最好的著名信件:“在南京与佐野周二不期而遇,双方马上要出发,显得非常慌乱。去了秦淮。临近河边的菜馆的窗户旁,两人举杯,为双方的平安感到高兴。正是百日红盛开的时节。很快,上弦月爬上夜空,逐渐脸露醉色,登上画舫。船舷相接,卖唱的船上,有两个美女,名叫魏明珠和陈少芳,穿绮罗、敷脂粉,胸间散发出白玉兰的香气,魏拉胡琴,陈唱歌,哀调袅袅。乌龙门。西川图。打花鼓。四荤四素。两个美女明眸流盼,全部集中在佐野周二身上,我徒爱水的黑。……”


(这让我想到了小津电影中的某些情节和演员,尤其是“原节子”,尤其还有晚年小津多次求婚而终不能结婚的原名叫“君代”的艺妓森荣,以及他们的交往故事。

日本部队真正开始使用毒气的时间是在1938年4月——6月,也就是……为人所熟知的徐州会战开始的。”到武汉战役进一步扩大使用,直到“日中战争中最大的毒气战”——修水河渡河战役。使用了一万五千个“赤筒”,三千个“赤弹”。此后,毒气使用增大频率。“1939年,在南昌战役中,日本军队进行了强渡修水河的战役,发射了三千余发毒气弹,丢弃的毒气弹筒有一万五千余个,绵延八公里的中国的两个军不战而败。”

“开天窗”的战争——

小津的毒气战

“1939年3月20日(星期一)(X)

雨。菜花、莲田以及满树的杏子都在雨中。这是总攻修水河的日子。X日。

Schedule已定了下来。

……从19点25分到19点28分,进行特种弹的轰击

从19点30分起,工兵开始渡河。

(省略)风速从1.3米到1.5米。19点25分,接到发射特种筒的命令。30分,开始渡河。48分绿色的吊弹发射到对岸。这个历史性的渡河也就用了十八分钟就成功了。……”

***补充相关资料:这里的特种筒为所谓的日本陆军1933年规范化的化学剂赤弹“本弹作为‘喷嚏’性的临时性弹药,(省略)根据填充毒品的飞散及碎片,不管是否戴着防毒面具,都可以杀伤敌人,以此为目的。”

具体特性:“作为微粒子而起作用。即便在浓度小的时候,也可以即刻使其不能战斗,……”【毒性】“主要刺激上呼吸道及眼睛,使人感觉到疼痛的同时,大量增加鼻涕和唾液的分泌,令人咳嗽、呕吐以及胸痛等。浓度大时,引起肺及其他内脏的伤害。”【效力(症状)发生时间】“人,一至二分钟

按照对中国一方的受害状况进行调查的步平的估算,毒气战在两千次以上,受害者达十万人以上。


这也是修水河战役,绵延八公里的中国的两个军不战而败的真实原因,以及其他很多战役中国军队迅疾溃败的真正原因。


***补充相关访谈资料:1943年5月,日本军队在山东省的某个村庄中与八路军进行了一场攻防战。这是第五十九师团第四十四大队的步兵跑中队见习士官矢崎贤三的回忆:“就是这时候,一个叫中野登的中队长下达了‘发射瓦斯弹’的命令。……有几个八路军的士兵被瓦斯呛倒,没有来得及逃跑,还有非作战人员的村民,狂暴的日本兵们不问是兵是民,一个个地用枪上的刺刀‘扑通’、‘扑哧’地刺死。……与八路军在一起的人都是敌人。看到脑袋就打碎,溅迸出来的脑浆软塌塌的样子时,我想,这难道还有一点点良心吗?我不禁倒退了几步。”


栗屋宪太郎、吉见义明的《毒气战的真相》(《世界》,1985年9月号)“……日中战争开始后的最激烈时期,受到毒气伤害的死伤人数众多。此外,战后直至现在,在大久野岛(设有毒气生产的秘密兵工厂)的原工作人员和被动员参与劳动的人们当中,因癌症而死亡、因慢性支气管炎而痛苦的人没有得到充分的救济……”


(这些资料,让人不能不直接想到小津晚年的恶性肿瘤。他颈部恶性肿瘤发现后,很快便走入死亡之途。)


因违背国际法,格外大量地投入使用毒气武器的修水河渡河战役是所谓巨大的极力秘而不宣、在日本国内不让做任何报道的“开天窗”的象征,“小津安二郎的战争”也是一场“开天窗”的战争,它同样有这样一种未能报道的部分。

小津本人曾经在另外一本未公开的《阵中日记》的封面写下了醒目的大字“禁公开”,并在边上写道:“即使我战死,也决不同意公开或转载这日记的内容。千万不要让我输给新闻界。”


在中国战场上,日本军队为了取得胜利而不择手段地使用毒气,绝对是对骑士精神、日本武士道的一种背弃,是道德的颓废。是战场使道德颓废了吗?应该说是颓废扩大到了战场中去并得以加强吧。不管怎样,我以为这里集中体现了日本现代道德的问题。


1939年7月15日《东京朝日新闻》晚报刊登了标题《小津军曹云╱“把电影的事都忘光了”》“能活着回来令人不可思议,我祈愿以无比自信的健康和珍贵的体验更好地为国家服务。”6月16日下达了回国命令,7月14日抵达东京。7月16日,应征入伍解除。小津二十二个月的士兵生活于这一天结束了。


小津安二郎的内心中没有颓废的危机吗?

……小津刚回国后的一个发言:“看到这样的中国兵,一点也没有把他们当做人。他们是无处不在的虫子。我开始不承认人的价值,他们只不过是傲慢地进行反抗的敌人,不,是个物件,不管怎么射击,都显得心平气和。”


他竟有这样瞬间的感觉。颓废在把人不当人看的情形中孕育。战争的现代化把人从本质的存在贬低到量的存在上来,如果说像小津安二郎这样的人物都有一点阴翳的先兆的话,那么,就不得不说在伤害他人之前就招致了自我的颓废当中,战争具有一种在本质上值得否定的东西。


***补充相关资料——伊丹万作·黑泽明


1948年《电影春秋》杂志第八期,导演伊丹万作随笔“战争责任者的问题”:


“……许多人都说:自己在这次战争中上了当。大家异口同声地说自己受骗了。据我所知,还没有一个人说行骗的是自己。……许多人仿佛以为受骗者和行骗者之间的界限业已分明了,实际上这似乎是一种错觉。例如,民间人士觉得自己是受了军部和官员的骗,军部和政府内部的人觉得自己是受了上级的骗。这样一来,行骗的就只剩下一两个人了。可是,仅仅一两个人是无论如何也没有能力让一亿人民上当受骗的。


“由此可见,行骗者的人数,实际上比大家所想象的要多的多。而且,‘行骗’专家”和‘受骗’专家之间的界限并不分明。我认为:某个人受骗之后,下一个瞬间这个人就逮住另一个人让他受骗,行骗与受骗如此难分地反来复去,总而言之全部日本人都在拼命地互相行骗和互相受骗。


……受骗者的罪过,不仅在于他上了当的事实本身,而在于失去了起码的批判能力、分析能力,失去了信念,家畜般地盲从于一切,以至于轻易地把自己的一切交了出去,造成这种状况的祸根是全体国民在文化上的软弱无力。毫无自觉,毫无反省,毫无责任感。如此等等,才是罪恶的根源。


这种罪过又同国民听任统治者专横和压制的奴隶根性有密切关系。


“出乎意外,我们在政治上取得了基本上的解放。但是,如果把过去保持奴隶状态的责任统统推到军部、警察、官僚的头上,并不认真地反省自己曾经纵容他们跳梁跋扈的罪过,那么日本国民将永远不可救药。

“黑泽明《平静的决斗》……这意思是说,我们日本民众,在战争中究竟犯下了什么罪呢?说我们对战争要负责,然而这却没有实感,因此,找几个人当替罪羊就自以为每个人的双手都是干净的。我也有过几分这样的想法。但是,说老实话,我们都不知不觉地失去了自己的纯洁。这绝不仅仅是由社会造成的罪,应该说创造这个负罪的社会的‘个人’有问题。


服服帖帖地按照长官的命令对别人施行残暴行为的士兵,并没有觉悟到自己是个坏人。参加战争的大多数日本人的思想大致如此。黑泽明对这种意识一直表示强烈的厌恶。


战后1946年10月公映了黑泽明的《无愧于我的青春》片头字幕:“趁满洲事变的机会,军阀、财阀和官僚,为了实现帝国主义野心,强行统一国内的思想,将反对侵略主义的所有思想意识,统统打成‘赤色’加以镇压。昭和八年,文部大臣鸠山秉承此意,企图将自由主义者泷川教授驱逐出京都帝国大学,遭到全校一致反对,发展成为教育界未曾有过的大事件——所谓‘京都帝国大学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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