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郁症，真的洪水般袭来了？（长文预警）
照片来自科学网水迎波博客 照片中黑衣姑娘为严重抑郁症患者。
我们身边每十个人中，就可能有一位抑郁症患者。遗憾的是，我们对抑郁症所知甚少。与糖尿病一样，它也是一种病，而不是简单的“不开心”。
伴着暴雨洪水一起袭来的抑郁症
7月19日，江南某市羊尖一村庄内，一名50多岁的男村民在家中疑因抑郁症上吊自杀身亡。同一天，52岁的江苏省南通市财政局局长陈照东自杀身亡。
7月17日，四川遂宁和平路某小巷外一女子跳楼身亡。据遂宁市公安局船山分局介福路派出所值班民警介绍，该女子疑似患有严重抑郁症，生前曾有一次跳河行为。
照片来源：四川在线遂宁频道
7月14日凌晨2时许，王某某（女，29岁，岳西县温泉镇西营村凤形组人，疑患抑郁症）在家中持刀将其子储某某（3岁）杀死后自杀。
7月12日上午9时许，四川广安华蓥市某小区，一名13岁少女跳楼自杀。19日晚，华蓥警方通报称，少女王某自杀系因其奶奶迷信将她送与人“圆房”为其治病，王某对此心情极度抑郁，遂产生轻生念头，先后留下四封遗书及2段录音遗言后自杀。
7月4日晚8时许，湖北省武汉市第一医院内，一名男性医务人员持刀将一名女医生砍伤致死。行凶者称去年因患上精神抑郁症，媒体追问“抑郁症是杀人动机吗？”
7月3日，西安财经学院一名女大学生在宿舍内自缢身亡。后经学校确定：该生因患抑郁症而自杀。
7月2日，沈阳皇姑区一名45岁女子从小区楼道缓步台窗户跳下身亡。据亲属称，女子患有抑郁症。
6月25日，《求是》杂志副总编、著名杂文家朱铁志疑因抑郁症自缢辞世。
……
7月18日，“在大陆互联网走得最远的台湾人”——“胡同台妹”宫铃去世。
一个古老的命题：抑郁症就在我们的身边，俯拾皆是，随处可见。
“胡同台妹”宫铃最后一条推特：
大家应该还记得早春二月发生的事情——
学者江绪林最后一条微博：
史学天才高中生林嘉文：最后的话！：
“最后”和“生前”同义。
把罗列的名字排列起来，就像组成了一组纪念碑。
纪念碑，用来悼念离世的人们。
抑郁症造成了这一组纪念碑，按照资料得出的比例，中国地区抑郁症患者达到9000万，意味着，没有任何一条推送装得完这些名字。或者，没有任何可能的、物理意义的、实体的纪念碑可以将所有的名字记住或者镌刻。这是“质量”的一种表述方式，就是，一个人，加上一个人，加上一个人……每次加一，几乎无限地加下去。
抑郁症不是“富贵病”，完全不等于一个人情绪偶发的悲伤或痛苦。那就开列这组纪念碑吧，先为那些籍籍无名的人群默哀，毕竟在查到的数据中，主要是有过名气的、有资料明确显示有过抑郁症病史的人们。
张国荣、三毛、赫尔曼·黑塞、欧内斯特·海明威、柏杨、文森特·梵高、川端康成、海子、阮玲玉、科特·柯本、罗宾·威廉姆斯、张纯如、叶赛宁、李恩珠、徐迟、贾宏声、孙仲旭、陈琳、希斯·莱杰、米歇尔·永贝里……
还有很多，很多。。。
台媒：大陆重点大学学生渐成忧郁症高危人群
台湾“中央社”7月4日援引大陆媒体报道，在北京一所著名重点大学中，有40名学生被确诊忧郁症，智商高、求胜心强的大学生，已成大陆忧郁症高危人群。
报道称，清华大学主办的“李家杰珍惜生命大学生心理热线”主任秦琳说，每日在线的6小时中，会接到近3、4个学生的求助。
另一所北京著名大学的心理健康教育中心负责人则说：“据粗略统计，5年前，10个咨询对象里平均有1~2个有抑郁症，现在已上升到3~4个”。这位负责人说，经统计，全校共有40个学生确诊为忧郁症，但“算上实际患病却没来咨询的，这个数字应该还会更高”。
这些忧郁症的学生所忧虑的多数为学业、人际关系、恋爱、家庭、人生意义。
“我接触到的好多孩子都聪明懂事，求胜动机很强。长久以来压抑着自责或愤怒等情绪，这使得他们把攻击指向自身。”
报道称，成绩优秀的重点大学学生在忧郁症群体中已占有一定数量，他们对自我极其严苛，常流露出内疚和自责的情绪。
北京回龙观医院院长杨甫德表示，大陆当前的忧郁症患者数量超过2600万，每年自杀死亡的13万人中，患忧郁症的占40%；北京市综合医院开展的流行病学调查数据则显示，忧郁症患者中，只有不到10%接受过专业诊疗。
今年青少年抑郁的情况很多
据江苏省第二中医院脑病科主任盛蕾介绍，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青少年抑郁的情况很多。青少年本是“少年不知愁”的阶段，却因种种压力尝到了惆怅的滋味。盛蕾分析，青少年人群作为抑郁症的重要发病对象，好发于性格内向、不爱交际、孤僻、多疑、常常注意事物消极面或遭受意外挫折的人。其临床表现多种多样，主要有以下几种：
1、似病非病：由于这个年龄段的人群对情感问题的表述能力尚低，多以身体上的某些不适代替，如头痛头昏、呼吸困难、嗓子里有东西影响吞咽等。看似很重，但做了诸多医学检查，又没发现什么问题。
2、坦途无悦：常见于家庭条件优越、学业成绩优秀的人群，对于达到的目标、实现的理想、一帆风顺的坦途，患者并无喜悦之情，反而感到忧伤和痛苦，就像平时所说的“曲高和寡”和“高处不胜寒”。
3、反抗父母：青少年时期是一个从童年向成年过渡的阶段，这个阶段的青少年思想叛逆，不仅不愿与父母沟通交流，反而常常与父母闹对立。一般表现为不整理自己的房间、乱扔衣物、洗脸慢、梳头慢、吃饭慢、不完成作业等，较严重的表现为逃学、夜不归宿、离家出走等。
4、自杀行为：青少年重症抑郁患者常常会苦思冥想地利用各种方式自杀。
博士硕士抑郁已呈现升高趋势
北京高校心理素质教育研究会名誉会长蔺桂瑞教授这些年来一直在进行“大学生心理危机群体”的调查研究。通过大量的案例分析，她发现这些大学生抑郁症群体都有一些共性，例如：拥有不良家庭关系或亲子关系的学生占比较高；研究生数量目前虽然占比不高，但已呈现出升高趋势。
留美博士小贝：明显感觉自己不对劲了
小贝是美国某著名高校的博士生，有着让同龄人羡慕的学术经历和教育背景。硕士在读期间，她性格活泼，目标坚定，对自己的未来的学术道路和职业发展充满期待。为了准备博士申请，有将近一年的时间，她积极参加各种学术会议、做研究、写论文，生活还算生龙活虎。
然而，问题出现在得到博士录取通知的那段时间。平时很健谈的小贝发现自己已经两个多星期没有和人说过话了，也没有交流的欲望。不管是上课、去图书馆、写论文，还是买菜做饭都是一个人。接着，她感觉到自己极容易陷入疲惫和萎靡，甚至没办法感受到哪怕一点快乐。
她说：“当时能明显感觉自己不对劲了，那种感觉和以前是相当不一样的。以前遇到什么事情，和朋友说说笑笑也就调节了，而那个时候却没有什么用。”
在博士课程开始一段时间之后，小贝因为遭遇感情问题明显感觉到不安，晚上睡不着，白天不清醒，一边执念一般地反复思考：自己为什么来到这里读博士？读完博士之后能做什么？自己存在的意义何在？有什么能够证明自己的价值？
之后的四个月，情绪起起伏伏，但还算在掌控之中。四个月之后，抑郁症开始变得严重。尽管她也试过心理医生，他们给过她很多建议，但却没什么明显好转。严重的时候，想过轻生。每次她和她的男友说到自己“不想活了”，他就会手足无措，只能安慰她说：“我们一起活。”小贝苦笑：“感觉真的挺戏剧化的，以前都不会想到这种桥段能发生在我身上。”
▲贾宏声，演员，2010年7月5日去世
当我问及她是否介意将这段经历分享给更多人的时候，她毫不迟疑地说好。小贝只是庞大抑郁症群体中的一员，虽然我们的身边可能存在深受抑郁症折磨的人，但他们所经历的痛苦和折磨却难以被人理解，更不便向人诉说。当下社会，对于“抑郁症”三个字虽然不再如过去一样讳莫如深，但依旧存在相当的偏见。这一群体的生存和死亡，也没有引起足够的尊重和重视。
名校博士小鱼：无法论文答辩 不得不休学
毕业该说再见时，博士生三年级的小鱼（化名）却没有出现在今年师门散伙饭局，她病了。在和抑郁症搏斗的漫漫长路上，小鱼的论文答辩已然遥遥无期，毕业只能顺延。
小鱼，就读于北京海淀某知名大学的文科专业，一向寡言内向的她，却在社交网络上异常活跃。翻看小鱼的微信朋友圈，一般不会察觉到她患上抑郁症，并已5年之久。当在朋友圈吐槽成为一种公然“卖萌”方式，鲜有人注意到她偶尔敞开的孤独和痛苦，今年新年，她曾写下“要接纳最好和最坏的自己”的句子。
当被问起什么原因得上抑郁时，小鱼有些茫然，“要知道生病的具体理由，我就不会抑郁了，它就像感冒一样，一不小心就上身了。”硕士二年级她出现整夜失眠，恐慌之中她不断逼问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当初就连煮个饺子煮粘锅，我都要进行深刻的自我批判，然后上升到自我怀疑，‘你现在连个饺子都煮不好啦！”
几经好友的催促，她才来到学校心理咨询中心，接受几次辅导后，心理老师建议她去北医六院看看，很快被确诊为重度抑郁。记者采访的多个抑郁大学生的病例，大多数都有过“人前坚强，人后沮丧”恶性循环的挣扎，他们罹患上的是隐匿型抑郁症。
相较于本科生，与小鱼相同遭遇的硕博士们，面临着更多经济、学术或家庭的多重问题，他们承受的压力更大更复杂。章文回忆曾危机干预过一位男博士，当时这位博士1个月不洗澡。“读博6年却无法毕业。诱因就是论文和导师的冲击，他最终只能休学。”
小鱼的同学谈起她时，赞赏和羡慕着她的才华和勤奋，但觉得这姑娘逼自己太狠了，国外一年，小鱼曾在病中强撑翻译完一本600页的英文著作。小鱼导师很体谅弟子，劝小鱼不要心急，一切听医生的安排。
野鸭在我手指可及之处， 安然地打起瞌睡了。我不由地轻声赞道：What a beautiful moment ！M点点头说：Yes, it is so peaceful and pleasurable。 ——《池塘，野鸭，少女，抑郁症》（科学网）
我们对于抑郁症几乎一无所知
世界卫生组织预计，到2020年，抑郁症可能成为仅次于心脑血管病的人类第二大疾病。在全球范围内，每年因抑郁症自杀死亡的人数高达100万人。抑郁症的发病率是11%，即每10个人中就可能有1个抑郁症患者。
根据2015年我国的一项调查，抑郁症已成为中国疾病负担的第二大疾病。加拿大学者费立鹏2009年在《柳叶刀》上发表的流行病学调查显示，中国抑郁症的患病率为6.1%。据此推算，中国的抑郁症患者目前已达到9000万。
▲张国荣，歌手/演员，2003年4月1日去世
虽然我们时常将“抑郁”二字挂在嘴边，但我们对于这个疾病的认识还非常有限。首都医科大学精神病学系副教授、北京安定医院第八病区主任姜涛，曾对我们对抑郁症发病机理的研究打了这样一个比方：“如果说当代医学对糖尿病的认识达到近代的话，对大脑疾病的认识，恐怕还停留在公元前。”
我国在2012年12月才颁布了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在法律上规范和保障了精神障碍患者的治疗和权益。而中国的精神科医生只有2万人，缺口40万，社区防控基本空白。
有公开统计显示，我国每年自杀死亡的人数至少是13万，而其中40%的自杀死亡者在自杀时患有抑郁症。由于患者自身对于抑郁症的了解有限，以及社会环境对于抑郁症的普遍偏见，抑郁症在全国的就诊率只有4%，90%以上的患者根本没有治疗，15%的患者最终走向自杀的结局，近80%入院治疗的患者可以治愈，20%的患者接受治疗后再没有复发。由于很多人在患病后没有足够的意识将其当做一种疾病来治疗，或干脆拒绝求医问诊，最终被治愈和治愈后没有复发的人数都相当有限。
▲海子（原名査海生），诗人/教师，1989年3月26日去世
究竟什么是抑郁症？
抑郁症并非单纯的心理疾病，它和糖尿病一样，有其深刻的生物学根源。因此我们要同时从生理和心理两个角度来了解抑郁症。
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CCMD-3，2006年）有关抑郁障碍的诊断标准主要有以下9条：
（1）兴趣丧失、无愉快感；
（2）精力减退或疲乏感；
（3）精神运动性迟滞或激越；
（4）自我评价过低、自责，或有内疚感；
（5）联想困难或自觉思考能力下降；
（6）反复出现想死的念头或有自杀、自伤行为；
（7）睡眠障碍，如失眠、早醒，或睡眠过多；
（8）食欲降低或体重明显减轻；
（9）性欲减退。只要同时满足心境低落和以上任意4种症状，并且抑郁症发作持续两周以上，即可能被诊断为抑郁症。
在已知的100多种的神经传递素中，有几种和抑郁症有关系：正肾上腺素可以提升血压，缺乏这种神经传递素意味着缺乏刺激物，没有足够的动力和能量。多巴胺负责情欲、感觉、传递兴奋及开心的信息，正是多巴胺缺乏导致抑郁症的“快乐缺乏”。血清素是人在心情愉快时产生的一种镇定神经的调节素，会影响人的食欲、情绪和对周围环境的理解力，也可以改善强迫症和洁癖。缺乏血清素与抑郁症中的哀伤和负罪感有关。除此之外，大脑脑干部位的网状刺激系统和荷尔蒙也和抑郁症息息相关。（详见《有关抑郁症，我们应该知道些什么？》，《三联生活周刊》，2016年2月，陈赛编译）
▲图片来源于果壳网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弗洛伊德认为抑郁症是由矛盾生成的内部冲突，是一种攻击性的内化（aggression turned inward）。在抑郁的情况下，人往往纠结于“爱”和“失去”的矛盾中最负面的元素——强烈的爱恨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
生理和心理两个角度的连接点就是压力的心理机制。当人感觉到压力时，大脑丘脑下部区域的小小回路会释放压力荷尔蒙，使身体高度警觉。这种压力能短时间内调动生命潜能，使你的呼吸变快，心率增加，血压上升，血液中的葡萄糖水平激增，给肌肉提供能量。这种压力机制是生命体自我保护的一种手段。但如果这种应激反应在只开启，不关闭，那么就会演变成慢性压力。根据Robert Sapolsky对于压力和其心理机制的研究，这种慢性压力通过伤害免疫系统对抗感染、修复身体的能力，增加一些疾病的易感性，比如流感、关节炎、抑郁症、糖尿病、心脏病、老年痴呆、癌症等。
在认知心理学中，抑郁症的定义就是“习得性无助”。它让你感到“无能为力”，对一件事没有控制感，不知道会有多糟糕，也不知道痛苦会持续多久。此外，抑郁症也是一种遗传疾病。但环境刺激比基因对于一个人患有抑郁症的影响更大。
中国（含华人）精神障碍诊断与治疗的缺陷
目前中国社会针对精神障碍的诊断与治疗基本沿用西方相关领域的研究结论和临床诊断标准，在此基础上主流治疗手段和支持性方式也大都以西方的治疗方式为主。虽然，这在精神障碍被动应对上起到了一定效果，但因其机械单一肤浅，收效十分微弱有限，并难以避免“权宜之计”“治标不治本”的弊端。尤为遗憾的是这些诊断治疗引进很长时间以来，短视与功利致使其适应不良被刻意忽略，甚至回避，在与中国传统文化、地域生活习俗，家庭关系、道德伦理，尤其中医学临床经验的取长补短，取其精华去除糟铂，将精神障碍诊断治疗本土化方面所做的努力非常有限。可以说，直到目前在这方面依然没有具有实际应用价值的实践性突破。
今年春天自杀的林嘉文在他的遗书“最后的话”中就曾直接针对心理咨询写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剩下两次心理咨询，建议我父母分别去找郑皓鹏谈一次。我的离开不需要、不应该追责任何人，尤其是郑皓鹏，否则就是在侮辱我。我连我对刘雅雯的爱恋都没对郑皓鹏坦白过，而且我的心理问题太形而上了，郑皓鹏似乎比较适合解决诱因比较具有现实性的心理问题。”
就在7月22日，香港防止学生自杀委员会向特区政府教育局提交其进度报告的初步研究结果显示，过去3年香港本地学生自杀个案当中，两成个案有接受精神科服务，约八成个案涉及教育和家庭方面的适应问题，逾八成个案涉及与朋辈或父母的人际关系问题，约六成个案当事人受情绪问题困扰。
我们看看7月16日一位产妇的遭遇，它是否能提示大家关注家庭关系，以及封建迷信残余的深刻影响。而这不可能不直接影响到产妇和孩子的精神世界。
香港防止学生自杀委员会报告称，经分析，约85%学生自杀个案涉及人际关系问题。具体而言，在34宗个案中，约40%涉及朋辈关系问题，例如与朋辈相处有困难、男女关系出现问题，同时约70%涉及家庭关系问题，例如家庭不和、与父母争执及缺乏家庭沟通及支持。
而关系处理恰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重要命题，至今依然。可它在中国人精神障碍的诊断与治疗中始终没能得到足够的重视，更不用说发挥实际作用。
报告还特别强调，在其研究的34宗个案中，逾90%出现复杂问题，涉及精神健康、适应困难、关系问题、情绪问题之中多个关注范畴，由此可见，自杀成因涉及多项因素。
脱离了个体中国传统文化、地域生活习俗、家庭关系、道德伦理等宏大背景，单纯以西方精神障碍诊断标准来做出结论，本身就存在“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管中窥豹”的局限性缺陷。再沿着这个前提施以同理的治疗手段，适应不良是小事，背后深远强大的传统文化习俗、地域差异、家庭伦理等力量被分隔忽视非常容易导致本末倒置的治疗后果。
另一个值得关注和深思的问题是应对精神障碍却因为囿于一门一派之心理治疗方法或技术，甚或以心灵鸡汤误导患者自我麻醉或依赖退避于萎缩颓丧麻木状态。严重忽视了患者内在精神世界的丰富复杂性，即没能很好的发现深藏的问题根源，也没能充分利用其自身精神资源来帮助解决自身精神障碍问题。
而这种缺陷带来的危害一旦成为事实，恐怕再也不是目前单一表面化诊断治疗模式可以应对的。毕竟心理或心灵的问题是最细密精微的一种脆弱，一旦被碰触破碎，还有谁能修补呢？
想开一点就好了？别天真了
美国作家伊丽莎白·伍策尔说：“关于抑郁我最需要说清楚的一点就是，它和生活没有半点关系。生活的轨迹上有伤心、痛苦和悲哀，这些总会在适当的时节出现，它们是正常的——不让人愉快，但的确是正常的。然而抑郁却处在完全不同的领域里，它意味着缺失——没有效果，没有感受，没有回应，没有兴趣。”
因此，抑郁症并不像人们平时理所当然认为的那样，只是心态不好，想开一点就好了。抑郁症有很多可能的起因，包括大脑对于心境的错误调节、基因易损性、生活中的压力时间、药物以及药物滥用问题等。对于抑郁症的诊断和治疗都要听从专业人员的建议。目前为止，在我国治疗最方便最快速的手段是药物治疗，辅以中医针灸（同时可以采用的心理治疗包括支持性心理治疗、认知治疗、行为治疗、人际心理治疗等）。
历史上，我们熟知的很多人都深受抑郁症的折磨。林肯、丘吉尔、弗吉尼亚·伍尔夫、海明威、三毛、约翰·穆勒、赫尔曼·黑塞、徐迟……无论是在政坛上叱咤风云的政客，还是在文学界青史留名的泰斗，亦或是家喻户晓的公众人物，都逃不过抑郁症的围追堵截，其中的一些人也因为抑郁症选择自绝。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上面这些名字看上去光鲜亮丽，但抑郁症并不是“名人病”或“富贵病”，它就在我们身边。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高收入人群还是低收入人群，孩童还是老人。
▲三毛，作家，1991年1月4日去世
一直到现在，标题照片中的M姑娘，以及小贝和小鱼还在和这种“顽症”共处，但她们都坦言，自己不会像最初那样惊慌失措，而是学会更多地审视自己，控制自己的情绪，避免走极端。在不断自省和调节的过程中，她逐渐意识到：“回到事物的根本，还是生命内部最深的矛盾在挤压着灵魂。我们带着仿佛无限的生命力来到世上，但终归要意识到个体生命的脆弱性：即便拥有全世界，死亡也还是在那里，离别也总是在那里。作为一个成年人，自身内部拥有一个超越‘时间’和‘历史’的爱的生成机制，才能使人格趋向独立，也才能更多地获得创造爱的能力。”
小贝对我说，她正在学习获得创造爱的能力。
阿加莎的小说《撒旦的情歌》里写：“为了逃开那头怪兽，你一直跑，一直跑，但是这样是没用的，你不能一直用后背对着它；你要勇敢地转过身去，才能看清那头怪兽的本来面目。”（本篇来源：北京青年报、新京报、参考消息网、江南晚报、四川在线、安徽网、科学网等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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