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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承勇是个什么人?②中学时代:•流氓•严打•性•暴力

2016-09-03 紫雪斋 紫雪斋文化互助公益平台 紫雪斋文化互助公益平台

1988年,西北某市街头被店面招贴画吸引的流浪汉


从目前媒体曝光的“甘蒙”系列杀人案细节可以确定,高承勇所犯罪行至少涉及杀人、强奸这两项事实。而这也正是高承勇的童年时代,“文革”中的严重社会问题:十年浩劫破坏了传统道德秩序,扭曲了社会道德观念,“仁、义、礼、智、信”这些传统价值观念被摒弃,无法再有效约束公民的行为。“文革”中“砸烂公检法”,也破坏了法治观念,滋生了耍流氓等各种道德沦丧的行为。




中学时代:·流氓·严打·性·暴力




“文革”结束后的80年代正是高承勇的中学时代,据资料显示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那段时期,杀人、抢劫、强奸等恶性事件频发。“十年动乱”带来巨大的后遗症,盗窃犯、杀人犯以及流氓团伙犯罪分子活动猖獗,层出不穷。一度被称为“犯罪井喷”时期。根据公安部的统计,进入20世纪80年代,1980年全国立案75万多起,其中大案5万多起;1981年立案89万多起,其中大案6.7万多起;1982年立案74万多起,其中大案 6.4万起;1983年头几个月案件继续猛烈上升……

 

这种严峻的社会现实有“十年动乱”的直接影响,也有着深刻的时代原因。20世纪80年代初,人民公社解体和承包责任制的实行,让农民脱离了军事化的人身控制,第一波农民进城就业正在发生。而新的经济成分,逐渐活跃的市场,带来货物和人员在城乡各地的流动。人们的流动,是旧有的治安管理体制不曾有过的经验。

 

而那段时期的另一个影响深远的事件则是改革开放。国门打开,饱受“文革”动乱之苦的社会,传统伦理道德被肆意攻击和摒弃后,社会本就处在道德真空、人心游移不定,价值观茫然无着的大病未愈阶段,忽然便迎来了西方思想和生活方式的冲击。比如,1983年中国舞禁初开,人们开始尝试交谊舞。当时跳舞最流行的音乐是被视为靡靡之音的邓丽君的《南屏晚钟》等港台流行歌曲。而随着电视机、录音机等新家电开始进入大众生活,港台电视剧、流行歌曲很快风靡全国,以及武侠、言情小说等等。

 

恰恰就是这个时候,强奸、杀人、抢劫、拐卖等恶性事件在全国范围内不断发生。资料显示,1983年前几个月,发案率猛烈上升的势头不减。百姓的生活不得安宁;上下夜班的女工总是提心吊胆,回家时间稍一拖延,就令家人揪心,生怕出现意外;父母不敢让自己的小孩儿独自在外玩耍,万一被拐骗走,再难找回;上下班高峰期,人流集中地,伺机抢包者见缝插针,一旦得手,拔腿就跑,消失得无影无踪。一时间,社会上人心惶惶,许多传闻闹得沸沸扬扬。1983年6月16日,8名十几岁的社会闲散人员酒后滋事,残忍杀害了27人,其中包括一名75岁的老人和一名2岁的幼童,并强奸、轮奸多名女青年。犯罪分子还同时犯有抢劫罪、爆炸罪。许多地方公共场所秩序混乱,妇女不敢在夜晚上班,人们失去安全感。


1983~1987“严打”



高承勇家乡所在的甘肃省,当年8月29日,兰州友谊饭店附近,几辆正在严打运送犯人的汽车。


在这样混乱的社会背景下,1983年8月25日,中央作出《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声势浩大的第一次“严打”从此开始,一直持续到1987年1月进入尾声,共分三大战役分步实施:第一阶段1983年8月至1984年7月,第二阶段1984年8月至1985年12月,第三阶段从1986年4月上旬到国庆节,加上收尾工作,历时3年零5个月。在此期间,共查获各种犯罪团伙19.7万个,团伙成员87.6万人,全国共逮捕177.2万人,判刑174.7万人,劳动教养32.1万人,其中,第一阶段逮捕102.7万人,判死刑的2.4万人。


 

为了在广大群众中引起反响,起到震慑作用,严打不但采用“从重从快”全民参加的现场公判大会形式,还突出了游街示众环节。这给那个时代的民众,留下了深刻的心理印迹,无分老少,尤以喜欢热闹的孩子参与频率最高。

 

“严打”期间的死刑大案要案比比皆是,死刑的场面深深刻入百姓记忆中。有关资料这样描述到:经过审讯被公审宣判死刑的犯人,须经过游街示众后押赴刑场行刑。



前面由鸣着警笛的警车开道,后面紧跟着一辆辆大卡车,每辆卡车上站着一名将要被执行死刑的犯人。犯人被五花大绑,由于将临的死亡和游街的耻辱而面如土色。他们胸前挂着木牌,上面写有名字、性别、年龄及罪行等,在他们的名字上面还画着黑色的“×”。行刑车沿途播放广播,宣传“严打”斗争,控诉犯人罪行。路过的大街小巷,引来无数百姓围观。公安人员在旁边维持秩序,疏导交通。


“流氓罪”和“强奸罪”的泛滥

 

而1983年的“严打”有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流氓罪”和“强奸罪”的泛滥。当时给公众留下记忆的大案件中,除去暴力案件,就是跟“生活作风”有关系的案件。因为“流氓罪”的条文在制定时应用了“宜粗不宜细”的原则,以免立法疏漏造成打击犯罪不力,由此“流氓罪”成为让当年人们谈之色变的罪行。随后,人大常委出台了司法解释,将“流氓罪”的适用刑罚提高至死刑。




所以“流氓罪”在1983年严打中成为不少“流氓”的梦魇,他们中的很多人被判处死刑,执行枪决。当然被判“流氓罪”的人也有不少确实是强奸犯,属罪大恶极者。1983年的“严打”中,执政党确也表达了它的决心和诚意,铁面无私。全国各地都有干部子弟落网,那简直是一场“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狂欢。朱德的孙子朱国华也因流氓罪被枪毙,他在天津市和平区睦南道100号奸污女性30人,当时人称那里为淫窟。1986年,上海高院作出刑事裁定,维持上海第一中院以强奸罪、流氓罪判处胡晓阳(图中)、陈小蒙(图左)、葛志文(图右)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判决,并根据最高法院的授权,核准对此三人的死刑。案件当事人胡晓阳,是时任上海市委第二书记胡立教的儿子;陈晓蒙是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陈其五的儿子。



高承勇的青春期·中国人的性问题 


书归正传。费了很多笔墨来复述80年代的一些重要历史事件,主要为了勾勒一下高承勇中学时代的社会背景和人们从现实到心理所受到的一些重大影响。处于青春期的高承勇在那个时代中具体经历了哪些事情,又有哪些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迹,也许很多他自己都忘记了,但作为那个时代里一个快熟成长的少年,没有影响是不可能的。

 

“严打”收尾结束的1987年也是高承勇结婚的那一年,转年88年春天他便做了第一起案子。


但我不希望这给读者带来误解,好像详细述说这些是在给高承勇开脱罪责一样。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围绕高承勇的成长历程和犯罪事实探索一下他犯罪的影响因素和可能触及的内在动因,因为我们正在进入的网络信息时代逐渐具备了这种探索的条件,而我们的社会现实状况似乎也告诉我们有必要做一些类似的探索。


 

除了上面复述的大社会背景,还必须提到的是,严打对“流氓”“强奸”等犯罪细节的公开传播与渲染,从另一个层面刺激了大众对“性”的关注。这样铺天盖地的“公示”在起到警戒作用的同时,也导致了另一种社会高压下的集体“性”兴奋。人们一边茶余饭后谈论着新奇刺激的细节,一边在某种程度压抑着自己的渴望。对于青春期的孩子们则是压抑远大于闹哄哄的现场刺激,因为那是一个生理卫生常识课程都被回避的时代,而“性”只剩下个个生物体身体内部懵懂奇怪的纯粹生物性的冲动实实在在存在着,但是被每个人严严实实隐藏着。

 


“严打”中“流氓罪”的特殊性以及被推重,也催生了一批打着“法制”的幌子专门以“强奸”“拐卖”“杀人”为主要内容的低俗刊物。在那时社会上,与港台电视剧和言情小说并存着一种低俗的小报小刊,尤其是一些将带有典型特殊性的强奸、杀人案件人为增加很多曲折离奇“变态”细节的非法刊物非常盛行。研究犯罪心理的专家认为高承勇犯罪中存在“性变态”心理,还有分析认为他是“无意识”行为,但不应该被忽视的一个问题是,高承勇犯罪事实中的一些手段或细节,在那些低俗的刊物并不是未曾描述过,且那些刊物在中国下层社会风行很多年。



在今天有些老式列车上和长途汽车站偶尔还能看到类似这样的刊物出现。这样泛滥的传播是否会带来模仿行为?有研究表明,答案是肯定。事实上,抛开模仿犯罪的发生率,这些“变态”内容会严重影响,甚至扭曲青少年的“性”心理,也是肯定的,可很多孩子的“性”启蒙恰是通过它们,在茫然的冲动与压抑中完成的。即使今天,也是大同小异,只不过变成了网络传播,移动互联网传播,甚至活人直播罢了。

 

据2002年做的相关问卷调查统计,最初“严打”时,打的是流氓犯罪集团,多是一帮年轻人无是生非,侮辱妇女,聚众斗殴;而30多年后,恶性、有组织犯罪不断增加,在本人采访调查的刑事案件和黑社会案件中,性犯罪一直都是重要的一部分。

 

因为关于高承勇中学时代的具体情况信息非常少,本文针对这方面只能做一个宽泛的勾勒。但也希望能提醒大家认真关注孩子们性心理等方面的问题。荷兰人高罗佩通过他 63 24882 63 15792 0 0 3630 0 0:00:06 0:00:04 0:00:02 3630的专门研究认为“像中国人这样有高度文化教养和常与思考的民族,其实是从很早就很重视性问题。他们对性问题的观察体现在‘房中秘书’,既指导一家之长如何调谐夫妇的书籍当中。这些书在两千年前就以存在,并且直到十三世纪前后仍被广泛传习。”后来这些“性教材”被禁欲主义限制流传,到了清代尤为变本加厉,这也深刻影响了现代中国人。高罗佩还写道“古代的中国人确实没有理由要掩盖其性生活。……总的说来,他们的性行为是健康和正常的。”可我们今天已经是革命后一百多年,大众标榜的前进与前卫空前绝后,却依然在这方面鲜有“健康和正常”的作为,任由更为“畸形”、“变态”的内容充当着性启蒙的重要角色,实在可惜可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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