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环杀人•性变态‖罪恶与希望之间的高承勇
人类面临的是双重危险，人种学家和生物学家都认识到它的严重性。他们确信生物进化和文化进化密切相关，知道肯定不能回到过去，但也知道人们现在走的路积累了像种族仇恨那样的紧张关系，提供了明天可能建立的，甚至不用以人种界限为借口的，一个被激化了的不宽容制度的可悲形象。……把没有足够设防的人暴露在已经策划好的进攻面前，这就把一部分人排斥在强行划定的边界之外，尤其是当人们忘记人之所以受尊重，首先是因为有生命。——列维·斯特劳斯
紫雪斋按：据已经披露的信息显示，高承勇连环杀人达到“不杀人心里就不舒服”的程度，而其作案过程中的性变态也随之愈演愈烈。本篇除了对此做一些局限性针对分析，同时也作为高承勇系列分析的暂时性综述结束本系列。更为细致深入的剖析有待案件审理全部完结，公布其他必要细节信息后，再行补充。
连环杀人·性变态‖罪与希望之间的高承勇
两个截然不同的高承勇
从高承勇作为“甘蒙”连环杀人案犯罪嫌疑人被逮捕的那一天开始，迄今见诸媒体的所有信息都显示高承勇这个人身上呈现给人们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形象和人格特征。
高承勇老家亲朋好友描述的是——
“孝顺”“阴柔”“老实巴交”“沉稳”“冷静”
白银市日常与高承勇接触的人描述——
误以为是“老师”“不爱说话” “腼腆”
11起案情显示的高承勇则是——
连环杀人：手段极其凶残“大胆”“鲁莽”“毅力”“不掩饰”“随机”“尾随”
性变态：强奸、猥亵、切割带走敏感部位
被抓捕后反应：“试图自杀”、“麻木般的平静”、“面无表情”、对被害人及其家属没有歉意表示“摇头”
从办案警官到犯罪心理学家、从案件侦破阶段到案件侦破后大家基本一致的判断是犯罪嫌疑人双重人格、性变态。而这个判断指向的起点，也就是高承勇出现双重人格的关键转折点则是1988年的第一起“小白鞋”被杀案。
“一个愤怒的人如果想使用暴力，他就会扳动枪机。而如果一个人想攻击别人而且这种攻击倾向又未得到很强的抑制，那么枪机也可以扣动他的手指或诱发他的攻击性反应。”
——贝科威茨
“默默无闻的人比有名望的人更容易攻击他人。”
——菲利普·津巴多
炸弹与扳机
这起案件目前给出的信息是一致的：盗窃被发现，被害人反应激烈，于是高承勇才决定杀人灭口。但现场勘察显示他还有一定程度的猥亵行为，而被害人一定程度的身体裸露也证明犯罪嫌疑人作案期间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性欲冲动。
因为盗窃或抢劫引发为了灭口而杀人的刑事案件在上个世纪80、90年代并不罕见，先奸后杀或杀人后奸尸的情况也在有些案件中不同程度存在。
那段时期大的社会历史背景，包括文化习俗、政治经济等变动情况我已经在“柔弱”“稳当”的“杀人狂魔”：高承勇是个什么人？（1） 高承勇是个什么人？②中学时代：•流氓•严打•性•暴力中做了简单勾勒。而高承勇个人在第一起案件前的现实遭际和精神危机也在高承勇是个什么人？③梦想破灭 自暴自弃中做了针对性阐述。
基于以上几部分内容，我们现在来看第一起案件发生时的高承勇——
现实处境：
①高承勇的家庭情况：在高氏家族中属于“经济条件”不好的一支，境况一直没能改变。父亲去世、唯一的哥哥形同陌路、姐姐们外嫁。高承勇在高氏族群里成为被看不起的孤家寡人。
②与妻子相关的情况：结婚一年左右，妻子有五个月左右身孕。婚姻遭到丈人家反对，婚后家庭境况没有改善。存在一定程度家庭暴力。丈人与妻子要求高承勇外出打工改善家庭状况。
③感情方面，有过一次与梦想利害攸关（或自认为直接相关）的恋爱，以失败告终。
④改变命运的梦想彻底破灭，同时存在对社会不公平对待（或自以为）和出身不好的深刻体认。
⑤在白银市矿业大发展，厂矿职工令人羡慕的时期，高承勇的本事或能力只停留在打零工的层面，始终没有改变（包括结婚前）。
⑥婚前或婚后暂时不能确定，高承勇做的第一个值得他向好朋友炫耀的事情，贩卖刀具，并对刀具颇有研究。
心理及情绪状态：
①失败、挫折感。自命清高或志大才疏为前景的失落、失望、忧伤甚或悲愤。人生观、价值观受到重大影响，存在“命苦”无辜的怨恨情绪；
②童年被父母哥哥姐姐大家关爱影响产生的依赖性，自私、好逸恶劳，难以独立，并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唯我独尊意识。因为有五个姐姐在上，高承勇对女性的依恋心理可能比一般男孩子强烈；
③双胞胎哥哥之一的溺水身亡，导致哀伤、对死亡、丧失的特殊敏感，影响了内在的安全感，生死观受到巨大影响；
④对相对晚出生的高承勇来说，母亲过早去世，加之早前哥哥夭亡，深刻影响了他的安全感；姐姐们比较早的出嫁也可能强化了他对女性的渴望和依恋，而第一次恋爱失败则将这种渴望与依恋的再难获得转化为性压抑与怨恨。
⑤父亲性情不好，“性格比较拧”，尤其言语不中听，一定程度影响了高承勇的自我评价和自尊自信。他的孝顺从另一个层面说也存在非常无奈的对父亲的压抑性服从及难以疏解的内在郁闷。
⑥第一次恋爱失败的经历带给高承勇一定程度的挫败感及相关联的性压抑和性自信力受到打击，存在抱怨心理。他的自身形貌是自己比较自信的优势条件，但最终起决定作用的却是外部条件，这应该会让他对内外存在的鸿沟，以及难以逾越现实困境存在非常主观的个体化认知。
⑦结婚前后，因为家庭境况导致的男女双方心理情势失衡，家庭主导权利失衡，虽然育有二子，但高承勇的性满足和性自信力一直存在受家庭境遇严重影响的综合问题。
社会学研究认为“只要存在着未得到满足的希望，就存在着可导致攻击行为的挫折。”可以说，以上这些因素全部作用并内化郁结在高承勇身上，他仿佛是一颗定时炸弹。
罪恶爆发
现在，我们回看高承勇做的第一起案件——
如果第一动机盗窃最终确定，那么与它直接关联的是
①家庭境况难以短期改变、哥哥带走了父亲遗留的所有东西、丈人和妻子要求出门打工改善家境；
②间接关联的是白银厂矿职工待遇好，生活被大家羡慕，而高承勇自己高考失败，人生随之失败，只能打散工。
③情绪上则是对出身的遭际的怨愤、对自己的人生和生活没有征服性掌控感、世态炎凉的冷漠体会、社会阶层的壁垒森严、没有自我价值感和成就感。
杀人的最初动机是：被发现，杀人灭口，同时也掺杂着自暴自弃的自我毁灭意识（通过毁灭对方而自我毁灭这一点也可以参看川师大断头案的白银籍犯罪嫌疑人的心理动态）。但杀人过程中，高承勇通过受到的强烈刺激，很可能获得了压抑已久、内心渴望的某种快感，所有情绪在一瞬间被引爆并发泄出来——
①与他处境相对的优越群体，通过一个特定象征物（白银公司正式职工、年轻女性）被他泄愤报复（而且，家境优于高承勇的妻子也是来自白银。）；
②他生活里严重缺失或自以为没有的价值感和成就感、征服欲望获得满足；
③被害人面容姣好，身材丰满，他的性压抑被唤起，并通过猥亵行为获得满足。
此外，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高承勇是随机选择了被害者还是提前观察、有所准备。如果是前者，后面的成年被害者的选择至少有一部分存在着“小白鞋”女性特征的影子；如果犯罪最嫌疑人提前有过观察选择，那么“小白鞋”的被害则会有更大的基于性的因素在其中，毕竟“她”很受瞩目，穿着打扮也是时髦而出众的。还有可能存在高承勇妻子身上缺少，但第一个女朋友身上具有的某种气质。
另外两个或许并不牵强附会的信息是：
①两次高考落榜的高承勇选择了外出，他人生的第一笔生意是贩卖刀具，高承勇对刀具颇有研究。和高承勇老家一墙之隔的邻居高俊伟比高承勇小12岁，他至今记得自己八九岁的时候，每天晚上去高承勇家蹭饭的情景。“每次吃完饭，高承勇就把他贩卖的各种刀具拿出来给我讲，哪一种适合干嘛用，哪一种比较锋利。”
②白银市先秦时期是西羌活动区域，秦代蒙恬打击匈奴，白银市黄河两岸分属秦和匈奴。白银市民也对记者表示，那里有着特殊的民风。而高氏先祖是逃饥荒到西北、兵战出身。据资料记载：青城高氏始祖可尊、原配晋氏系山东渤海人斯因本境连年荒旱，家无产业，室无悬磬，屡受饥馑，夫妻无奈于大明成化（弘治，明中叶）年间（随肃王西征）由山东渤海徙来甘肃陇上居住巩昌府住二十余年 ，住金城庙滩子在肃王府内任骑都尉。在战争中二弟、三弟为国捐躯，被封为护旗将军。后举家迁之青城城河村，高氏后人在1785年修建高家祠堂保存至今。人民公社化和文革中祠堂经历见“柔弱”“稳当”的“杀人狂魔”：高承勇是个什么人？（1），但家族人员遭遇等情况不详。
总之，第一起案件很明显为高承勇后面的连环杀人和性变态打下了基础，他的所谓双重人格由此显现，性变态也开始萌芽。后面的系列案件，除了其中的孩子，所有成年女性被杀的手段和身体裸露情况皆与第一起案件高度雷同。
1988~1994 挣扎在罪恶与希望之间
但1988年第一次杀人之后，第二起案件是1994年发生的，这中间隔了6年，从后面高承勇杀人的频率看，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时期。
这六年中，高承勇身边发生了那些事情呢？
第一个重大事件，他杀人后5个月左右，大儿子出生。在中国农村，生儿子是一件大事，“传宗接代”的使命得以初步完成，“光宗耀祖”的希望也打下了基础。而这对于出身“名门望族”的高承勇尤其重要，这个儿子让他看到了改变自己在家族中的地位、“重振家声”的希望（事实真的发生了），虽然是那么遥远和渺茫。我认为，这时的高承勇内心是会有对杀人的懊悔情绪的，但一切似乎都那么不巧，他曾经感觉自己毫无控制感的命运却在他自己可控的选择后，真实的牢牢控制了他。
第二件重要事件是又一个儿子出生了，虽然家庭境况一直没有什么改变，但两个儿子至少在心理上让他看到了一线希望。
高承勇这段时期的沉寂，很容易让人想起前苏联臭名昭著的连环杀人手、被称为“俄罗斯食人魔”的安德烈·奇卡提罗。这个“食人魔”在做了第一次案之后，曾老实了三年多的时间。并且为了分散并压抑自己的冲动，甚至在的一家工厂找了份采购工作，打算过一种"平静、安分守己的生活"。可以说，高承勇也有经历过高度类似的生理和心理历程，打麻将等等很可能在帮助他起过分散转移冲动的作用。
但非常遗憾，除了有了两个儿子，家庭经济状况并未改观，且多了两张嘴吃饭。压力更大了，而高承勇在家庭、家族、村庄、社会上的现实处境、社会评价、人际关系、夫妻关系等综合情况，与第一次杀人前相比，也没有什么变化。最终，他仍然只能到城市打散工。
1994年以后那段时期的城市里，有了歌舞厅、录像厅，女孩子的穿着打扮、时髦一些已经不是某个群体的特例。电视普及率已经很高，港台电视剧内容除了言情，已经涉及武侠和警匪、黑帮。录像厅则是香港黑帮、警匪片，以及色情片的重灾区。那时有钱也很少给家里，“对自己很好”的高承勇不可能没有接触到这些，尤其是他曾经因为跳舞被别人刺伤。
1998~2002“不杀人心里就不舒服”
从第二件案子开始，高承勇已经进入无须诱因，动机明确的随机搜寻、无逻辑、无差别杀人阶段。杀人手段没有变化，但性侵犯及性变态的情形则愈演愈烈。从1994年的第二起案子开始存在意图明确的性侵（似乎未遂），1996、1997年内蒙古包头的案子中则是明显的先强奸然后杀害。
从1998年白银市的第三起案子开始高承勇便有了割取身体某些部分或敏感器官的情况。从性侵犯到咬掉或割取受害者特殊部位满足强烈的占有欲、控制欲，高承勇的性变态行为趋向高峰。在美国连环杀手泰德·邦迪后期所做的案件中，被害人身上有撕咬的痕迹，一处在臀部，一处在胸部，而被害人利萨(Lisa)的乳头几乎都被咬掉了。正如斯蒂芬·米肖(Stephen Michaud)曾指出的，所有连环杀手的共同之处就在于一个关键词，占有(Possession)。其中的孩子成为特例，没有遭到凶残杀伤，但被皮带扼颈而死，而且遭到了强奸。这似乎从另一个向度反映了高承勇对他搜寻伤害的具有某类特征的女性存在较强烈嫉妒心理，所以才以暴力毁伤，甚至切割特殊部位满足自己的占有实现心理平衡。而这个孩子则是不存在嫉妒心理的完全占有，可能其中还含有处女情结的心理倾向。
也是从1998年开始，高承勇有了“不杀人心里不舒服”的感觉，也就是通过杀人满足他的成就感，自我选择的价值认同等已经“成瘾”，变成常态习惯。这也让他在1998年连续作案4起来满足自己的变态心理需要，直到2002年为止。
2002年~2006 负罪的希望与“成功”“翻身”
2002年，嗜血的高承勇杀了最后一个女子之后，停手了。高承勇解释停手的原因：一是因为他年纪渐长，杀人逐渐吃力起来；二是两个孩子到了上学用钱的时候，他便去了内蒙古做建筑工。
而高承勇大儿子的说法，似乎更接近他的内心变化。
那一年读初二的大儿子第一次考了青城镇全镇第一名，这样一件事在农村族群、村落和家庭中是会产生很大影响的。社会对高承勇以及他家庭的评价也会随之而有所改变，他的心理需要终于能够获得公开的正常的一部分满足。所以高承勇的大儿子认为“估计这件事情，让父亲有所触动，他应该是重新看到了这个家还是有点希望的。之后他的状态基本上就没什么变化了。他这个人看不到希望，就会自暴自弃。当时我成了镇上的第一了，我觉得这方面对他的改变还是挺大的。他收手了，可能和他找到一些新的希望有关。”
此后，嗜赌的高承勇发生了一个明显的变化——他收敛了很多。即便出去打牌也开始知道适可而止，两个孩子也再没见到母亲身上有伤痕。这段时期，两个孩子转到白银市读中学，而高承勇去了内蒙古打工。
2006年，出高考喜报，大儿子在当年的高考中以还算优异的成绩考入一所知名大学，这对于白银这座不足170万人口的小城来说，也算是不多见的。而儿子考取的大学恰是高承勇当年梦寐以求的航空类学校，儿子圆了他的梦。
再后来，高承勇的二儿子也考上了重点大学，大儿子的工作也不错，成为当地为数不多跳出农门的出息小伙。在许多人眼里，高承勇从“好吃懒做”打散工的失败者变成了成功的人，因为“他的两个孩子都进了名牌大学“。高承勇和他的家庭也从那时起彻底“翻身”，成了大家羡慕的对象。可没有人知道，高承勇心里隐藏着残杀11条人命的惊天血案。“众口铄金，积毁销骨”也由此可见一般。
从2002年看见了“希望“之后的收手逆转开始，高承勇确实摆脱了“不杀人心里就不舒服”的嗜血兽性。这一点与世界上或中国其他连环杀手的作案情形有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差别，也就是说高承勇身上所呈现的双重人格更像是主从关系。他的挫折和缺失是可以通过其他途径或方式弥补的，而一旦获得了弥补性满足，高承勇的变态心理便能够被克制，甚至抵消。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很多机械比照西方研究结论的分析者关于高承勇童年可能受到性虐待等判断存在明显的误差。因为从中外的案例看，由童年的性虐待、性侵犯等伤害引发的变态行为是难以通过后天的弥补而被克制，甚至终止的。
所以，我认为高承勇的犯罪经历背后，文化习俗性的、伦理性的因素所起到的动力作用不可忽视，且影响巨大。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
——《中庸》
只有在顺从自然规则的时候，人们才能够战胜自然。
——巴孔
性是个问题 性别更是个问题
周所周知，高承勇最终被抓获是因为专家组利用了新科技手段，也就是“Y-STR检测技术”。 Y-STR又是什么呢？Y-STR是人类Y染色体特异的短串联重复序列，该序列为人类男性所特有，由于其按父系单倍遗传，也就是说它只从父亲传递给儿子，同一父系内的男性（包括兄弟、父子、叔侄、堂兄弟和祖孙等）通常有一致的或者非常接近的Y染色体，所以又被称为“姓氏基因”。
这项先进的技术帮助抓到了凶残的罪犯，同时它也证明了中国古老的宗族文化存在其科学合理性，以及男女两性在基因层面的差异，而几千年延续下来的传统礼俗也是基于这个自然特性得以发挥其作用。而我们持续一百年的批判是不是过头了呢，或至少存在违背科学常识的非理性成分。
进化社会心理学对为什么常常都是男人挑逗女人、引诱、雇佣娼妓、养女眷，并且娶很多妻子这一现象给出的解释是：长久以来，男人和女人由于生殖器官的不同而不同地进化着。这很容易让我们想起《周易》“乾道成男，坤道成女”，这两句话，也牵涉到中国古代医学的生理问题。乾也代表了阳，坤也代表了阴，男人就是阳，女人就是阴。而具体解释则是““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夫坤，天下之至顺也”这是不是真的只是道学家的编造或刻意制造呢？我们看看史前人类男女关系如何——
如果一个史前的男人在6个月里和100个不同的女人交配，他很可能会有成打的孩子。但如果一个史前的女人在6个月里和100个男人交配，她可能只会有一个孩子——不会比她在同一个时期内与同一个男人交配100次的姐妹更多。
因此，对男人来说，他们比女人更适宜有多的伴侣，而拥有多的性伴侣在使他们取得繁殖的成功上有很大价值。而对于史前的女人，拥有生存重要性的不是她们的性伴侣的数量而是质量。现代研究表明，现代女性继承了与她们史前的祖先们同样的偏好。只不过，她们不用寻找那些可以捕猎的强壮男人，而是把有雄心、勤奋和挣钱能力列在选择标准的首位。而男人则不然，他们比女人更看重女性身体的外观和外貌吸引力。
在一篇关于“白银案”的报道中，这样写道：“ 他便骑着自行车从青城镇到白银城，在街巷间四处游荡，寻找独行的年轻女人。尾随，然后进屋、一刀抹颈。”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史前的强壮猎人的某种影子，以及现在研究得出的结论。这样说的意思，不是说高承勇的罪行情有可原，而是想提醒大家思考是什么因素导致高承勇成了一个四处游荡的性变态连环杀手。
总之，至少是基于男女这样的自然性征，在中国传统社会才存在一夫多妻制的情形，并在男性与女性的生活和谐上主张“乾健”“坤顺”，以及阳刚之气和阴柔之美。
我们看看在社会变迁中关于男女关系的几段经典故事：
辜鸿铭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的一个怪才，人极有才华，自不必说。他还特别拥护“一夫多妻制”，他本人就有一妻一妾。每议论到纳妾，他就眉飞色舞。一日他与两位美国小姐谈妾的时候说：“妾字为立女，妾者靠手也，所以供男人倦时做手靠也。”美国小姐反驳道：“岂有此理，如此说，女人倦时，又何尝不可将男人做手靠？男子既可多妾多手靠，女人何以不可多夫乎？”她们洋洋得意，以为难倒辜鸿铭了。不料，辜鸿铭说：“非也，非也。汝曾见一个茶壶四只茶杯，但世上岂有一个茶杯配四个茶壶者乎？”这就是辜鸿铭这句名言的由来。
又有一次，几位德国贵妇慕名拜访辜鸿铭，向他宣扬女子也可多夫的道理。辜鸿铭不屑地问：“府上代步是马车还是汽车？”这几位德国贵妇有些说是马车，有些说是汽车。辜鸿铭立即应道：“不论你们坐马车还是汽车，总有四只轮胎，请问府上背有几副打气筒？”众人愕然。
辜鸿铭的“歪理”确是难驳，被无数人引用。当年，陆小曼与徐志摩结婚时，陆小曼对徐志摩立规矩：“你不能拿辜鸿铭的茶壶的比喻作借口，你不是我的茶壶，而是我的牙刷。茶壶可以公用，牙刷不能合用。我今后只用你这支牙刷刷牙，你不准向别人的茶杯里注水。”陆小曼的这个比喻更绝。
也许这些往事至今依然不能仅当作有趣的资料一笑而过。今天的中国社会中男女关系之不良是大家有目共睹，一个核心因素是女性努力去“健”，男性则被各种要求变得越来越“顺”，甚至成了女性的拎包助手或提款机，并以为这就是文明或女权的体现。只不过，同时发生着二奶三奶很多奶的情形，以及超高的离婚率。这显明是一种变态现象，并愈演愈烈。我支持理性的女权主义，但反对狭隘教条忽视自然属性为权力而权力的女权主义。
高承勇频繁作案的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文革将传统伦理道德和家庭伦理全盘消解，而改革开放则是以“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为底限。人的物欲横流，人的兽性欲望也一度泛滥。那个时代有职权有地位的群体出现外遇和出轨频率非常高，歌舞厅则出现风行一时的三陪小姐。这些都为今天的社会打下了一个性别气质模糊、不在乎人格尊严，基本素养缺失，肆意放纵、恃强凌弱和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基础。
当女中学生们频繁出现校园欺凌及带有性虐待色彩的侮辱同性同学行为，而女大学生们纷纷拿自己的身体凭“裸条”去换贷款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该反思一下，我们的某些观念是不是存在问题，某些教育是不是早已脱离了正常轨道。南环瑾先生去世前特别倡导的“女德教育”，广大热情洋溢的女性豪杰们真的懂得是什么意思么？我看未必。
列维·斯特劳斯在《遥远的目光》中写道：“如果妇女不为社会生儿育女，如果他们在怀孕和哺育后代时没有男人的保护，如果没有一代一代地再生社会结构模式的具体规则，任何社会也不能在时间中维持下去。”
参考文献待案件审结后修正本篇时一并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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