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为良相 则为良医
紫雪斋按：人的价值在哪里？人才的价值又在哪里？人为什么活着？人为什么要活着？人为什么还能继续活着？以下内容或有所启发——
不为良相 则为良医
范仲淹作为北宋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不但深刻影响了中国北宋以后的历史文化，还留下很多经典名句，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另外，还有广为称颂的“不为良相则为良医”。
“不为良相则为良医”的典范
宋人吴曾《能改斋漫录》记载了范仲淹青少年时期的一桩佚事：传说他小的时候，有一次到算命先生那里去抽签占卜，问自己将来能否当宰相，结果抽出的签是“不能”。于是范仲淹再一次抽签，并祈祷说：“不为良相则为良医(如果当不了宰相，那就当一个好医生)。”结果抽出的签依旧是“不能”。范仲淹黯然叹息道：“大丈夫立于天地间，却不能造福百姓，可悲啊！”
算命先生奇怪地问：“刚才你还想要当宰相，怎么一下子就落到了要当医生呢？”要知道那时的医生地位与宰相是不能相比的。范仲淹则回答说：“人生在世，唯有宰相和医生是最能造福百姓的。既然当不了宰相，那么，身在民间而能造福苍生的最好选择，就是当一名医生了。”算命先生感叹道：“你有这份心，一定能成为真正的宰相！”
虽然这归为一段名人轶事，但也绝非凭空捏造。早年的范仲淹出身凄苦贫寒，他一岁的时候父亲便去世，母亲改嫁他人。但这个命苦的孩子学习十分刻苦，交游也一样广泛。他追慕知识、生活勤俭，却并非为了荣华富贵，更不像一些所说的是为了什么光耀门庭。儒家讲“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这才是少年仲淹的人生理想：“直道岂求安富贵，纯诚惟欲助清光”，他心中所想，乃是“不为良相则为良医”“夫不能利泽生民，非大丈夫平生之志”。
关心民生、热心天下世事的士大夫品格融贯于范仲淹的整个生命中，强烈的知识分子责任意识，积极参与社会、政治的思想作为……这一切都成就了他，并成就了一个时代。
“不为良相则为良医”是范仲淹早年的想法，但已经暗含了一种从立功到立言、立德的思想转向意识，那就是：当现实政治、仕途发展不能尽如人意时、当“得君”不成以致在他看来难以“行道”的时候，他自然而然就有了一种不屈从现实转而追求精神自由的意识。实际上，他也确确实实做到了。
如果没有范仲淹和他的这份“不为良相则为良医”的胸怀，宋代的历史很可能不是今天我们所能了解的样子。尤其是在政治、哲学、文学、医学等领域，他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比如受到他直接教育影响提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张载，以及著名的“宋初三先生”等等。
范仲淹所推行的庆历新政，其实就是他为治国安民而开出的一剂理想药方。虽然他的治国主张从总体上说归于失败，但他所开创的医药专科教育体制，却成为中国医学教育制度的滥觞。
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他以古代医圣张仲景为榜样，做官不忘行医，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付诸实践。仅见于他本人文字记载的，就有不少这类事例。比如他的好友尹洙生病，他亲手配制花蛇散，连同药方和服法一并寄去；其兄长范仲温等人生病，他不仅寄送药物，还一再叮嘱如何调养；听说苏州瘟疫流行，他赶快写信告知各界，“用术入井中浸之，可以辟瘟”，并要家人广为宣传，如此等等。他一生身体力行，堪称“不为良相则为良医”的典范。
这一喻世名言，使做官和行医在儒家思想的最高精神追求层面实现了完美统一：做官，就应施行仁政；行医，就应施行仁术。范仲淹的榜样，不仅极大提高了医生的社会地位，而且鼓励了一批立志经世济民的读书人。正是自范仲淹以后，良医始被尊为儒医，医术亦被称为仁术，精于此道而终成一代名医者，从此灿若繁星。
开创民间慈善事业先河
范仲淹不但是个“为天下事奋不顾身”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和文学家，还是一个开创性的慈善家。与“良相”“良医”直接相关，他所创办的范氏义庄开创了中国非宗教、非政府的民间公益慈善事业先河，他所订立的范氏义庄的运行规则，为这一公益慈善组织八百余年的运行奠定了厚实基础，也为现代公益慈善事业提供了诸多启迪。
他在《告诸子书》中剖白心迹说：“吾吴中宗族甚众，于吾固有亲疏，然吾祖宗视之，则均是子孙，固无亲疏也。苟祖宗之意无亲疏，则讥寒者吾安得不恤也？自祖宗者，积德百余年，而始发于吾，得至大官。若独享富贵而不恤宗族，异日何以见祖宗于地下，亦何颜入家庙乎？”
于是，在“临财好施”的天性作用下，在“利泽生民”的道义感召下，在“先忧后乐”的责任激励下，范仲淹在知（意为管理）杭州期间，经与堂弟范仲温商量，购买了吴县千亩良田，“计族人口数而月给之；又理祖第，使复其居，以永依庇”，以让宗族中“虽至贫者，不复有寒馁之忧”。
这就是范氏义田、义庄的由来。只是就怕连范仲淹也没有想到，他的这桩个人行为却开创了中国公益慈善事业的一个新时代。从此以后，民间的非宗教非政府性公益慈善活动开始载入中国公益慈善事业的史册。尽管范氏义庄建立后不久，范仲淹即因病去逝，但他的子孙秉持他的理念和训导，不断维护、拓展范氏义田的规模，传播、弘扬范氏义庄的声誉，使范氏义庄历元、明、清乃至中华民国、新中国的八百余年风雨而绵延不绝，成为中国公益慈善史上存续时间最长的民间慈善组织。
医国与医人
至少从汉代以来，古代士人学习的是儒家经典，讲求修、齐、治、平。从修身养性做起，进而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理想。范仲淹曾说：“思天下匹夫匹妇有不被其泽者，若己推而纳之沟中。”其实他这是在发挥孟子的话，意思是说：我若当政，倘若有人未能得到实惠反而受到损害，那就等于是我把他推到沟壑之中；我就应当检讨所推行的政策是否有偏差，并且要为此承担责任。——这便是儒家“仁者爱人”、“以天下为己任”的最高人生境界。
然而，古代士人的就业门路是很窄的，都说读书做官，其实能做上官的毕竟是少数。做不上官怎么办？除了一部分人恪守儒道，继续修身齐家，过他的耕读生活之外，多数人还有两种职业选择：一是当先生，设馆授徒或受聘私塾，教书育人，继续传承儒家薪火；其二便是当医生，悬壶济世，走上救死扶伤、治病救人之路。从范仲淹后来精通医术来看，当初他是实实在在曾做过两手准备。
也有史料认为，“不为良相则为良医”是三国时诸葛亮临终对子孙的遗训。因此，一千七百多年来，诸葛亮后裔们一直把这遗训作为他们处世为人的座右铭。“躬耕”、“勤读”，或进而为官，报效社稷，光宗耀祖；或退则为医，救死扶伤，造福桑梓。
总之，相医并论也足矣见出医生在社会民生领域长久不衰的生命力和影响力。
千百年来也确实如此，良相治国平天下，救民于水火；良医悬壶济世，救死扶伤。不同的方式，同样的目标，同样的伟大。所以，古人常常将相与医相提并论，“医良则相，庸则匠”。《国语·晋语》中记载这样一个故事：春秋时秦国医生医和受邀请去为晋平公诊病，诊视后对晋国大夫说：“平公的病，是惑于女色所致，如此下去，晋国必亡。”赵文子问：“医生也管国家的事情吗？”医和答道：“上医医国，其次医人。固医官也。”上医就是高明的医生，高明的医生首先能治理国家，然后才是诊疗人的疾病，这才是医生的本色呀。简单的一句话，说明了医国与医人从根本上是同理同宗的。
常州孟河医派
对于古代知识分子来说，仕途坎坷，成功者寥寥。为医就成为儒士们实现理想的另一个选择，“夫舍良医则未之有也”。因此，儒家学者的从医，就构成一个独特的社会阶层——儒医。他们通晓百家，道德高尚，心怀天下，同时又悬壶问世，钻研医理，著书立说，集良医与良相于一身。这种“不为良相则良医”的风气一直延续到清末，比如，著名的江苏常州与常州学派、阳湖文派，常州词派等并列成为大名鼎鼎的“常州五学派”之一的孟河医派。
孟河，是江苏武进(今常州市武进区)长江边上的一个乡村小镇。南接京杭大运河，北抵长江，是连接南北的通江河道，古时水路非常发达。之所以称“孟河”，是为了纪念他的缔造者唐朝常州刺史孟简。
明末清初，大臣费尚有弃官从医，定居盂河，开始了孟河费氏的医学事业，后来逐渐发展出最具代表性的孟河医派费、马、巢、丁四大家。当时清政府统治日益腐败，帝国主义侵略日趋猖狂，祖国文化倍受摧残，传统医药学更不能例外，孟河医家的崛起，增添了医学的活力，起到了鼓舞自强的作用，这也是盂河医家作出的历史性贡献。
据国外著名的中医学者、德国籍蔡熙德考证，清道光、咸丰、同治年间，孟河名医云集，业务兴盛，经验成熟，学术思想日臻完善。孟河医派四大家以其高深的学术造诣，丰富的临床经验，对祖国医学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功绩。由他们为核心而形成的孟河医派，似一颗灿烂的明星，照耀在清代末年、民国初年的医坛上，流派所及，至今未衰。后来的“赤脚医生”的产生与长期存在除了政策因素，也应该还有更为深远的历史文化根源。
“杏林”佳话
杏林佳话，讲述的是一个动人的传说。董奉是汉代有名的中医大夫，相传他在府上给人治病时，不收取诊费，只要求患者在病愈之后，在他的家宅四周随意种下几棵杏树，一般是重病痊愈栽种五棵，轻病痊愈栽种一棵。几年之后，董奉住处的四周竟然有杏树十余亩了。远远望去，林深树密，茂盛葱郁，无边无际。春季繁花似锦，夏月浓荫葱葱，挂在树上的杏仁果实沉沉甸甸、金黄灿烂，令人目不暇接、心旷神怡。之后，人们看到杏林，便联想起医德高尚、医术高明的董奉先生，由此将给人身心健康保障的中医界称为“杏林”。提到“杏林”，便知医事。古往今来，“杏林春满”、“杏林春暖”成为病家赞颂医家医德高尚、不计报酬、医术高明的常用语。
良相固然伟大，但对于普通百姓而言，良医和他们的生活更息息相关。患病已属不幸，倘若能遇到一个良医，则是不幸中之万幸。
良医的素养
何谓良医？清代名医叶天士是这样说的：“良医处世，不矜名，不计利，此其立德也；挽回造化，立起沉疴，此其立功也；阐发蕴奥，聿著方书，此其立言也。一艺而三善咸备，医道之有关于世，岂不重且大耶！”通俗地说，就是一个好的医生要做到三个方面：具有高尚的操守，不贪图名利；具有精湛的技艺，能妙手回春；具有自己的学术思想，能著书立说。“良医三善”，在今天依然可以作为每个为医者追求的境界。当然“立德”“立功”“立言”也是儒家三不朽的精髓，何止良医为是尔。
良医的基本素养具体表现：“爱于心，寡于欲，勤于学，敏于思，慎于言。”
爱于心：古语说“医者，仁术也”，“医者，父母心”，这些说的都是爱心，必须有发自内心的爱才能服务好患者。唐代名医孙思邈在《千金方》中说：“若有疾危来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这种大爱悲悯之心是永远值得后人学习的。
寡于欲：既然立志做医生，就要淡薄名利，倘若恃才敛财，与商人何异？在这方面汉代名医董奉给我们留下了千古佳话，“杏林春暖”成了人们赞誉医生医德高尚、医术高明的用语。孙思邈“大医精诚”：
老君曰∶人行阳德，人自报之；人行阴德，鬼神报之。人行阳恶，人自报之；人行阴恶，鬼神害之。寻此二途，阴阳报施岂诬也哉。所以医人不得恃己所长，专心经略财物，但作救苦之心，于冥运道中，自感多福者耳。又不得以彼富贵，处以珍贵之药，令彼难求，自炫功能，谅非忠恕之道。
勤于学：医学是一门广博高深又不断发展进步的科学，只有刻苦钻研、不断学习才能精通和掌握它。孙思邈的“大医习业”可算是道尽了勤学精髓，故原文抄录：
凡欲为大医，必须谙《素问》、《甲乙》、《黄帝针经》、明堂流注、十二经脉、三部九候、五脏六腑、表里孔穴、本草药对，张仲景、王叔和、阮河南、范东阳、张苗、靳邵等诸部经方，又须妙解阴阳禄命，诸家相法，及灼龟五兆、《周易》六壬，并须精熟，如此乃得为大医。若不尔者，如无目夜游，动致颠殒。次须熟读此方，寻思妙理，留意钻研，始可与言于医道者矣。又须涉猎群书，何者？若不读五经，不知有仁义之道。不读三史，不知有古今之事。不读诸子，睹事则不能默而识之。不读《内经》，则不知有慈悲喜舍之德。不读《庄》《老》，不能任真体运，则吉凶拘忌，触涂而生。至于五行休王，七耀天文，并须探赜。若能具而学之，则于医道无所滞碍，尽善尽美矣。
敏于思：要练就过硬的专业技术，仅仅有书本知识是不够的，还需要有丰富的临床经验。临床经验就是靠平时的观察思考总结而来，只有善于思考，及时总结，才能成为一个优秀的医生。再抄孙思邈“大医精诚”：
夫大医之体，欲得澄神内视，望之俨然，宽裕汪汪，不皎不昧，省病诊疾，至意深心，详察形候，纤毫勿失，处判针药，无得参差。虽曰病宜速救，要须临事不惑，唯当审谛覃思，不得于性命之上，率尔自逞俊快，邀射名节，甚不仁矣。
慎于言：为医者要举止大方，谈吐得体。向患者和家属介绍病情要实事求是，出言审慎，既不能故意夸大病情惊吓患者，也不能低估病情夸夸其谈。有个别人喜欢诋毁同行，借此抬高自己，此为医者之大忌！再引孙思邈“大医精诚”：
夫为医之法，不得多语调笑，谈谑喧哗，道说是非，议论人物，炫耀声名，訾毁诸医，自矜己德。偶然治瘥一病，则昂头戴面，而有自许之貌，谓天下无双，此医人之膏肓也。
儒与医的完美结合，最终造就了我国博大精深的中医文化宝库。“不为良相则为良医”，这种古代知识分子的伟大情怀，始终体现了对人本身的深切关爱和对生命的敬重。“但得世间人少病，何妨架上药生尘。”一批批儒医以推己及人、舍己救人的理念和胸怀，把儒家的仁爱思想从“救人”的方面推到了极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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