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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解读 | 姜文《让子弹飞》

高考第二天 北京零分作文轰动全国

人间怪事!刚要检查!各地粮库纷纷起火

江 、朱 、胡 、温 ,和他们的一九九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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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位知名学者呼吁文科得废除项目课题申请,日本则开始撤销部分文科专业……

2017-02-13 紫雪斋文化互助公益平台 紫雪斋文化互助公益平台


刘小枫 甘阳 汪晖:

文科得废除项目课题申请

文| 澎湃新闻

 

这是一串耳熟能详的名字:刘小枫、甘阳、汪晖、张志扬、陈来、刘北成、童世骏、吴飞、丁耘、干春松、赵汀阳等等……让我们听听他们说了什么,编辑截取了其中几个有趣的片段。

  

古典风范做书不容易

  

刘小枫:因为审稿力量严重不足,难免出现在交稿后发现问题、稿子改的一塌糊涂要重新排版的情况,还有一些时候,到了出版的版权期限,译者不仅不能够定期交稿,还有干脆放弃了的,这给出版社带来了很多的麻烦,甚至造成了经济损失和负担,这是我们是心存感激的。

  

10多年的翻译和审编的工作是很辛苦的,我们得不到国家经费的支持,无法聘请专业人士做审校,甚至有一段时间,连基本的稿费都没有着落。在最艰难的时候,有人慷慨解囊,每年支持20万,支持了三年,给我们的译者翻译补贴和提供审校费。我们到了人大以后,在杨慧林院长和孙郁院长的支持下东一下西一下,得到一些支持,能够维持基本翻译的费用。

  

杨慧林:刘小枫教授在人大是一个很有古典风范的学者,他从来不申请项目和经费。

  

甘阳:人文学科不需要项目,不需要搞什么课题。我呼吁人文学界应该共同努力,废除人文学界的项目,申请一个项目那么费劲,一本书都写完了。我基本相信人文学界一张纸一支笔就可以了,不需要搞什么花头的项目。项目对人文学界是破坏、损害的,建设性的东西很少,而且项目变成了学术的标准。但是在没有项目的情况下,学校的支持还有出版社的支持是比较重要的。感谢两位了不起的出版家,他延续了80年代以来出版家的风范,我觉得这个不容易。

  

怎样看待马克思和古典传统的关系?

  

张志扬:现在西方已经有“马克思回来了”这个呼声,西方对马克思的需要,我们中国对马克思也有中国的需要。

  

汪晖:马克思主义确实对今天来说是另外的一个时代,在一定程度上是在晚清的新诸子时代后的一个新经学时代,它具有经的地位,变成我们思考历史的脉络。我们之后要冲击它,也正是因为它变成教条化。我们要重新解放思想打开,可是它构造了一个真正的经学时代。

  

丁耘:大家都觉得现在马克思主义不大行了,不行是马克思主义自己不行,还是搞马克思主义的人不行?我说点怪论,说点得罪人的话。马克思主义是有威力的,但是在学的人如果是没有很大的力气,是发挥不出威力的。为什么?因为今天的聪明才智之士都被吸收到其他的方面去了。

  

马克思主义存在在哪里,就存在在新中国,它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身体,没有新中国的话,马克思主义就是西方的一个学派,其实跟卢梭、尼采差不多的地位,但是有了这几个国家,特别是有了中国,特别是有了现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这个地位远远高于尼采,因为我们的政教秩序是按照他建立起来的。

     

马克思和古典传统的关系,要从中国语境去评价。比如说延安时代的中国共产党,是怎样讲把这个经典推到人民当中去的?马克思主义在这起的作用并不是说人文党校搞马哲的教授发挥的作用,而是共产党组织的群众动员,实际上建立了现代的中国人民,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现代史的政治主体。政治建构活动,不管是学西学还是古典的学院派,都非常难做到,我们也不要求你学过的人做到这一点,但是学和政教的关系要理顺。可能到这个时候我们才能够比较透彻的看马克思主义跟古典传统的关系。

  

非西方世界只有中国的人文学科在增长

  

汪晖:去年的春天我到印度参加哥伦比亚大学组织的一个非西方世界人文学科的总评估,这个结果是什么呢,非西方世界的地区,人文学科的整个状况都处在衰落中,后来发现只有中国(包括台湾地区)是增长的。

  

甘阳:中国学者,特别是在做西学翻译时,是在努力的把西学作为中国学术文化共同体一部分工作来看待,而香港的很多学者从个人来说是很好的学者,但是不会做翻译,他把自己工作看作就是西方学术界的一个分支。


香港有很好的学者但是没有很好的学术共同体,只有单独地和国外某一个专业相结合。我们一直以来提倡先从翻译开始,如果你是做西学的话,就是思考如何用中国的语言表述,成为中国人思考方式的一个资源。

  

另外更重要的一方面就是我刚才强调的,中国无论是做中学还是做西学就是中国学术共同体的一部分,这里有做中学的、西学的还有做马学的,但是能非常强烈地感受到大家互相在说什么在做什么,比如说做中国哲学的人会明白我和刘小枫为什么要做这套书。


中国文明的复兴和发展,需要一个中国自己的学术共同体的存在和发展,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要素,这也是为什么十年来我两次反对北京大学的改革方向,这个改革方向就是要香港化,并不是哈佛化,只是香港化,我觉得这是危险的,会产生出不好的学术传统。

(来源:爱思想网)


(以下来源:新京报书评周刊、LinkedIn)



李开复:这可能是文科生最好的时代


作者水冰月。



1

文科生无用?

是工业时代最大的谎言


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成绩差的学文科,脑子笨的学艺术。


要学就学理工科,要读就读商学院。

从小时候起,我们就一直被浸润在周遭如此的价值观输出中,轻易地定义好坏与是非。而输出者除了“理科好找工作,赚钱多”之外,似乎也并没有能力给出更深刻的理由。

 

于是,太多热爱吟诗作对、阳春白雪的有志青年,在老师和家长的淫威之下选了一条原并不属于自己的道路。

 

你不得不承认,人是有磁场“适性”存在的。


有些东西,不适合终是不适合,若想活得舒坦,那颗压抑在你内心的刺迟早要拔掉。

 


小编高中时有个校友,风流倜傥,一介才子。他当时在校报上发表的现代诗和小说连载,一度受到全校学生的广泛追捧,几乎是人手一份的课余读物。


最是同学年少,最是意气风发。

 

可偏偏其父作为本市颇有威望的医生,很是看不惯他文绉绉的作风,且勒令他无论如何,必须学理。于是他在高二文理分科的时候,被迫读了理科。

 

从此,他就像鸟儿失去了骄傲的华丽翅膀。每天无心向学,经常逃课,还在高三的时候因为打架斗殴而被劝退了。


最后的最后,他决定重选文科,重读高二。现在的他,早已在一家国企的宣传部门做得风生水起了。

 

荒废了两年青春,多走了两年弯路。这究竟是谁的错呢?

 

“文科无用论”这种固化在我们意识深层的思维方式,究竟又是如何而起的论调呢?


 

知乎用户@云豆卷 在他的回答中提到:

 

现代人谈论“有用”、“没用”时,我们的标尺并不是它是否能促进人的完善的成长与自我提升,而是它在市场上的价值。


诗歌、艺术、文化、教育,甚至是科学,一切不该被商品化的东西都已经被这个社会商品化了。


评价它们的指标是:它能不能让我找到工作?它能不能让我赚更多的钱? 能带来经济效益的就是有价值的、“有用”的;在商品市场上卖不出去的就是没用的。


而市场逻辑之下的有用无用,根本不该成为评价文学、艺术和美的标尺。

 

人类在过去的一两百年,太多地被逼着走向了重理轻文的怪圈。


诚然,这是工业发展的必然。


 

上世纪末的工业革命让人类迎来了“机器时代”,资本主义生产完成了从工厂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过渡的阶段。


工业至上是社会的主要基调,一切围绕着建工厂盖高楼造机器,“理科神话论”自然甚嚣尘上,而文史哲在这里确乎显得多余。

 

于是,“文科无用论”不过是时代背景和社会机制的强迫性灌输产物。


2

是人工智能的时代

也是文科生的时代


而现在,我们正在面临又一场划时代的变革。

 

当阿尔法狗击败世界一级围棋手的新闻已变得习以为常,当Google、苹果、BAT等顶尖互联网公司早已在AI市场争得你死我活,当任何一篇关于2017的预言与展望都离不开人工智能……

 

我们知道,人工智能的时代到了。


科技发展改变人类生活方式的又一个奇点到了。


 

李开复在奇葩大会上发表了关于人工智能的演讲,他说:


未来十年人类50%的工作都会被人工智能取代,而正因如此,人类才有空间发挥我们的人文、文化、艺术、美;

 

人工智能是非常理智的,记忆力非常好,但他们真的不懂什么是美,什么是幽默。

 

是啊,人类被当作机器用了太久,而由机器人取代我们,帮我们处理繁琐重复的机械性工作的日子终于来临了。


我们何不乐得接受如此,而投身更多时间精力在艺术的熏陶、美的享受和情感的交流,这些人类绝对无法被代替的事情上面呢?

 

工程师、药剂师、网页开发师、证券交易员……当理科生的工作都可以由人工智能来做的智能时代来临,文科生的春天还会远吗?


 

李开复还预言娱乐是未来很好的发展领域,而创意内容才是未来世界的主宰。


而他还投资了以奇葩系列视频走红的米未传媒,足见他对内容创业未来走势的坚定信心。



无独有偶,今天刷爆微博的新闻是当红小鲜肉鹿晗也正式进入创投圈,联合清流资本新希望成立清晗资本,针对新生代文化消费内容进行投资,扶持年轻文化内容创业者。


3

柴米油盐酱醋茶?

琴棋书画诗酒茶!


有个流传已久的段子是这样的。

 

文化的重要性就在于:

 

当你骑着骆驼在沙漠中前行,你会道出“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而不是干瘪的一句“卧槽,都是沙子”;


当你看到夕阳余晖孤雁翱翔,你会情不自禁地想到“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而不是“哇,好多的鸟呀”;


当你失恋时,你会感叹“人生若只如初见”,而不是“蓝瘦香菇”。

 


龙应台也在谈论文史哲的重要性时曾经说过:


了解文学、接近文学能 “使看不见的东西被看见”。

 

我们曾因太过在意社会价值,而忽略了太多看不见的美。

 

在内容为王的时代,越来越多的人们,愿意为优质内容买单,愿意为美好情怀买单。

 

内容产业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商业风口,分答、知乎、喜马拉雅......知识付费在越来越多的社群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根据21世纪经济报道:


 

逻辑思维的创始人罗振宇在2017的跨年演讲中指出:


同样是茶,他们不再为柴米油盐酱醋茶的茶付钱,他会为了琴棋书画诗酒茶的茶而付钱。

 

如今的我们,终于可以有能力和自由不再只关心粮食和蔬菜,也关心一下大海、阳光和内心所爱。


写在最后


如果“理科神话论”和“文科无用论”是工业时代的必然产物和天大谎言,那么在智能科技时代到来的今天,这一页就应该被彻底翻篇、永远say bye了。

 

 艺术、诗歌和宗教的存在,其目的,是辅助我们恢复新鲜的视觉、富于感情的吸引力,和一种更健全的人生意识。

 

好比拿一面镜子来照我们已经迟钝了的想像,使枯竭的神经兴奋起来。

 

语堂先生如是说。

 


时代的大潮终将文科生推向历史的风口浪尖,来证明,“百有一用是书生。”

 

你当然可以对此认同,或对此存疑,因为在这个时代,你拥有一切选择的自由。



日本公立大学将裁撤文科专业——

人文学科向何处去?

原按:8月,《读卖新闻》面向日本各国立大学校长进行了一项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日本全国60所开设有文科专业的国立大学中,近半数计划从2016年度开始撤销部分文科专业。在此之前的6月,日本文科省发出一条通知,敦促各国立大学缩小或废除人文社学学科。


日本公立大学“去文科化”引起持续热议:一所没有人文学科的大学,将是什么样子?文科真的无用吗?图纸一定比诗歌更重要吗?今天,让我们跟随日本杏林大学综合政策学部教授刘迪,把目光投向日本大学教育,了解其决策背后的内忧外患与改革抉择。


大学人文学科向何处去?


文 | 刘迪


(作者为杏林大学研究生院国际协力研究科、综合政策学部教授,早稲田大学比较法研究所客座研究员)


“去文科化”背后的内忧外患


今年6月,日本文科省(“文部科学省”简称)发出一条通知,敦促各国立大学缩小或废除人文社学学科。通知是以文科省大臣下村博文名义发布,适用于设人文、社会学科的国立大学、研究生院,目的是让国立大学将教育资源转向“社会需求较高的领域”。


日本文科省通知。


这份通知表露日本政府对大学现状的焦躁、不满。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日本政府一直提倡“大学改革”。 2004年,日本政府把所有国立大学改称“国立大学法人”,逐渐减少补助。这就逼迫原有国立大学自己考虑经营。国立大学法人化后,学费上升,教员负担增加,科研能力下降。这说明改革进展并非顺利。这次通知,表达了安倍政权对大学改革现状的焦躁升级。日前有报道说,前述通知让整个日本“震惊”,其实关于其内容,与其说“震惊”不如说这份通知,为我们研究大学问题提供一个标本,促进我们思考很多有关大学面临的最根本的问题,如大学的本质、全球化与大学教育、学术自由、国家与国立大学等等。


战后,日本的科研体制,为日本培养出20余名诺奖获得者,这个体制,依赖于明治时代“追赶型”体制,对科技研究倾斜性投入。同时,冷战时代东西方隔绝大的背景也让日本获利。今天,全球化时代,包括中国在内数十亿人口融入世界体系,这些国家的“追赶型”体制毫不逊色,今后,日本这种倾斜投入体制优势是否能够维持,将是一个疑问。


对日本科研、大学体制来说,除“外患”外还有“内忧”,“老龄少子化”的发展,造成18岁进学人口减少,目前日本大学都为生源不足头疼。据日本政府估算,到2031年,18岁人口将会只有101万,仅为1991年207万的一半。美国一著名政治学家说,“政治就资源权威性分配”。在人口减少,税收下降的时代,如何有效分配资源,维系日本社会平衡,以及国际竞争力,实现利益最大化,这是日本政治最为关注的问题。


网上有言论说,文科省的通知是为了“消灭左翼”,我也曾向某些日本学者确认。首先网上传的“左翼”,指日本大学中,尚存在马克思主义学派,他们主要集中在国立大学文科院系。撤销文科社科学院,就等于端掉他们的根据地。不过,对于这种意识形态的解释,人们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其实,今天日本政府在国立大学驱逐人文学科,不过是全球化时代,各国政府对大学教育方向迷失的一种反映。


身处全球消费链的现代大学

日本大学面临的问题,具有普遍性。我们知道,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制度源于欧洲。1158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对博洛尼亚大学颁发一份特许,该校成为世界最早的大学。1231年,罗马教皇向巴黎大学颁发特许。此后,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布拉格大学、维也纳大学、海德堡大学、莱比锡大学等相继建立。



1333年的博洛尼亚大学。


在中世纪,大学构成网络,成为欧洲大陆知识传输据点。当时修道僧游学欧洲各地大学,大学促进了学术自由、学术发展。但是16世纪活版印刷发明后,文字媒体普及,这促进了宗教革命。现实生活中,欧洲各民族语言形成,这促进了近代欧洲国民国家的形成、发展。不过在欧洲近代,大学没有及时调整其授课内容、形式,仍坚持使用拉丁文教育,大学教育边缘化。我们看到,文艺复兴时代的巨匠,几乎没有大学教授的身影。在18世纪,近代科学技术有了长足发展,但承担科技教育职能的并非大学,而是欧洲各种专门学校。例如当时在医学、工程学、法学这些领域,专门学校的质量都好于当时的大学。


大学的现代复兴源于19世纪德国。当时德国出现科研教育一体化的大学,人称这种类型大学为“洪堡理念”。这种理念传至美国之后,在20世纪随美国力量增强而在全球普及。不过在美国,德国的这种研究型大学理念,未能打破美国大学原有的形态,因此在美国,德国模式促成美国的研究生院教育。


19世纪以来大学教育的复兴,其背景与国民国家发展有关。大学教育、研究与国民国家互为表里,相互促进。国家资助大学科研、教育,而大学则为国民国家提供知识资源、培养人才。这种模式在20世纪后半叶在全世界迅速普及。


不过,这种大学模式遭到挑战。上世纪70年代后,全球各国大学入学率比率成倍增长,而大学数量剧增。目前不但欧美日等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大学入学率已经接近或超过50%,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大学入学率也在持续增加。以前,在19世纪或20世纪前半叶,大学生属于社会精英,但目前全球大学数量已达1万所,几乎所有希望进入大学的人,都可如愿。面对大学从少数精锐的象牙塔走向大众化,国家不堪重负。


19世纪以来的传统,让欧洲人持有一种看法,即高等教育必须由于国家负责。在大学经费来源中,国家所占比率达70%~80%。欧洲大学免费教育的国家仍然很多。其结果入学者增多,必然导致公共负担增加。在国家预算中高等教育经费比率增加。此外高等教育大众化,还造成传统大学爆满,这就必须建立新的高等教育机构。


鉴于高等教育的压力,英国、美国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新自由主义改革,不久这种改革波及到大学。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出现市场化时代潮流,大学经营不断引进企业化管理,强调有效使用资金。各大学研究、教学的成绩评价,引进外部评价机制,出现大学外部评价、大学排名榜、重点大学等规定。在20世纪前期的欧洲,大学彼此地位是平等的,但市场机制建立后,大学差距拉开,科研经费彼此饥饱不均。


新自由主义改革给大学带来了什么?有人指出,在全球化浪潮下,大学被置于全球消费链之中。在繁复的评价系统下,每个大学都拼命自我品牌化,每个学生都成为全球巨大应试产业的消费者。表面上看,世界上出现许多有特色的大学,其实背后,大学教学内容日益空洞化。今天的大学,正如同18世纪那样,面临边缘化危机。

近代日本高等教育遭遇文化殖民


战后日本教育体系深受美国影响。1946年3月,美国政府向日本派遣了一个包括27名教育专家的代表团,他们在日本考察了一个月,写成《美国教育使节团报告书》。其中按美国模式,在大学建立一个学术研究、一般教养与职业教育三位一体的体系。1990年代,桥本内阁内,日本开始了新的教育改革,其中一个重点是教育全球化。今天日本的大学,多在以“全球化教育”名义加强英语教学,甚至使用英语教授专业课程。大学不断对学生进行职业前培训,提前介入学生职业生涯。从局部看,这或许可能提高就业率,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看,大学高年级出现职业培训班化,低年级则出现高中化,即要补习高中时代的知识。


在近代,日本一直存在着“英语情结”,明治时代日本首任文部大臣森有礼、早稻田大学校长高田早苗都曾主张“英语国语化”。此后这种声音不绝于耳。当然,这种“英语公用语言化”浪潮并非没有阻力。反对声音中,有些意见也十分中肯,有人说,真正的国际化,并非只是一定要讲英文,日本应该兼容并蓄,日本人也应学习其他语言。此外,还有人担心,假如把英文规定为公用语言,就可能损害日本人的国语能力,甚至可能导致日本文化出现扭曲现象。


日本东京一所公立小学的英语课堂。


有个叫成毛真的日本人说,对大多数日本人来说,英文其实与他们生活、工作并无直接关系。成毛说,真正需要懂外语的,只几百万人足矣。目前在世界各地,大约有100万日本驻外人员,在日本国内,还有100万左右外企人员。此外,就是国际机场、涉外饭店、出租车司机、餐饮业人员等需要懂点英文,不过在那些服务行业,所需英文水平并不很高。至于普通人想了解国外动向,国内有足够译者可以迅速将这些国外文献译成日文。


从本质看,英文是一种意识形态,日本各大学拼命争取以英文授课,这存在一个如何处理本位文化的问题。其结果只能是放弃自己的本位文化,代之以另外一种意识形态,放弃主体性。另外,以英文为学术语言,可能导致日本学术的“菲律宾化”,即目前在国内学界居统治地位的日语逐渐萎缩,最后可能沦为家庭饭桌语言。十多年前日本有一首相建议以英文作为日本公用语,获得了一阵喝彩,但随其去世,该提案冻结。有人指出,日本大学提倡的英文教学是一种文化的不自信。


实用知识与人文学科之争

回顾欧洲大学史,哲学、宗教等课程曾占据教育课程中心。但在今天的日本,包括哲学、历史、法学这类文科科目,都很难在日本国立大学立足。这是因为在企业主导的社会,上述科目都被认为无用。在学生就业方面,很多人文专业学生惨遭无视。


当今世界任何一所大学,都把获取外部资金、提高效率当作重要工作。在这样一个评价体系下,人文学科不容易取得企业研究委托,自然评价下降,因为专攻人文科学的学生较难就业,也就出现入学人数减少情况。尽管如此,欧美国家大学还是有所不同。例如在世界大学排行榜位于第三位的牛津大学,其学士课程中人文学科学生占50%以上。


对上述“通知”,有政府背景的“日本学术会议”唱了反调。7月23日,该组织干事会发表声明,指出当今时代,“为解决各种社会课题,惟有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相互结合,才能形成综合性知识和技能。而文科省要求废除人文院系,将资源向社会要求较高领域转换,这令人不解”。该声明说,尽管大学必须深刻认识“社会需求”的必要性,但同时也必须思考“什么是社会需求,如何满足这种社会需要”。声明提出 “不应混淆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各自特点,焦躁地寻求划一的解决方法”。


目前的日本大学,正站在一条十字路口。是更加市场化、全球化,让学生充满实战能力;抑或坚持大学的本质,坚持固有立场——独立、自由、自主。


中古时期欧洲学校开设三学(文法、逻辑、修辞)四术(算术、几何、天文、音乐)。


今天,世界范围内几乎所有大学都在加强“实用知识”,理工、医学这些领域的教育日益加强,但令人普遍担心的是,这种所谓“实用性”“速战力”教育的结果,让学生丧失“可塑性”。在学校,学生没有广泛的人文社会科学的学习,也没有专业方面的基础。那么他所掌握的技术,可能很快被淘汰,届时,因素质教育薄弱,学生无法适应新技术。


今天中国处于领跑的大学,同样非常在意中国乃至世界排名,不惜血本挖人、聘请名人,同时努力招收高智商学生。许多中国重点大学,也把资金倾斜运用在容易出成果的理工领域,而对人文学科理解肤浅。必须说,人文领域比理工研究更需要深厚积累,更需要时间才能获得革命性成果。中国大学行政或中国社会,虽然承认工学、理学、医学研究对社会的意义,却忽视或不懂,许多工学、理学的革命性创造,是哲学思维、世界观转变的产物。我们急于摘取理工的成果,却没有发现那些成果是整个社会思维、哲学思考变化后的结果。如果这种对创造工学、理学背景不够尊重的思潮仍然延续,我们只能捡拾一些西方研究者剩余的残渣、丢弃的皮毛,根本无法创造领先21世纪的科学技术。


难道今天大学不需要改革吗?肯定不是。那么问题在哪里?今天全球大学改革的方向应该在哪里?应该如何改?


如果失去人文社会科学,大学无法提供对社会的批判性力量。上述“日本学术会议”干事会声明,在批评日本政府“全球化教育”方针时说,所谓“全球化人才”,不光是懂外语,而且还应拥有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的素养。如果没有这种素养,就不能理解日本及外国社会、文化、历史,更无法拥有、运用建立在上述知识基础上的判断力及批判性思考力。轻视人文、社会科学,可能造成“整个大学教育的肤浅化”。


显然,单纯砍掉大学人文学科,并非是什么聪明办法。而且砍掉人文、社会学院,造成的损害可能是深远的。在《大学的理念》一书中,亨利・纽曼(John Henry Newman)把教育区分为“实用知识”与“人文知识”。他警告说,不能仅仅把知识转为技术即告终结,而是在把知识转变为力量之前,须明确了解其为良善之物。在纽曼看,上述“实用知识”与“人文知识”缺一不可,彼此必须开展对话。可以想象,如果没有“人文知识”判断善恶,而仅拥有、运用“实用知识”,其后果十分危险。

全球化浪潮下大学改革的困境

日本文科省的通知让我们思考:教育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如果仅仅把学生培养成为一名成功的“匠人”,那么也罢。但是目前的问题是,假如一个学生掌握技术却缺乏对社会、人类责任的认识,那么这个拥有技术的人,则可能成为一个无道德心的人。


“向钱看”是全世界性问题。但是在大学与市场、大学与政府关系上,美国,欧洲对大学教育的投入均占GDP的1%以上,而日本这个数字仅为0.5%,中国为0.7%(2008年)。另外,美国、欧洲大学预算多数来自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而日本私立大学经费中仅有10%来自政府。在全球化浪潮中,欧洲一些国家坚持传统,坚持国家对大学的责任,非但不削减对大学的资助,反而大幅度增加其资助额度。例如2007年法国议会制定《关于大学自由与责任的法律》,规定对大学的国家参与缩小,扩大各大学的裁量权。同时,2011年法国政府对大学的支出要比2006年增加50%。


鉴于各国大学发展历史不同,很难采用同样的改革方法。英美类型大学,许多具有经济独立基础。其成立之初或其后,获得教会赠与的土地等资产,大学出租土地等不动产,以供大学费用支出。此外还有大学经营球队、销售产品、转让专利或开展网上教育。另外公立大学的经费来自各级政府预算补贴等,此外还有民间捐赠。



大学如何改革才能满足社会需求?

欧洲大学经费主要来自国家。尽管如此,这却未损害大学自治、学术自由。其秘密是维持人事、学位审查的最大限度公开、透明。例如德国法国大学均采用公开审查博导资质,教授的聘用由教育部组成的专家委员会审查和批准。这种“公开审查”,允许所有希望旁听的人参加。法国的被称为“研究指导资格审查”(Habilitation a diriger recherches)。


日本私立大学80%的预算依靠学费或学生的入学金来维持,但现在令私立大学头疼的是,40%的大学学生定员不满,至于私立短期大学,70%的学校定员不满。尽管如此,日本每年还有新建大学开始招生。目前30%的日本大学经营赤字,而短期大学则有50%赤字。


对于大学改革,日本政府既焦躁,也纠结。涉及具体做法,既有揠苗助长,也有越俎代庖。“高龄少子化”的重压,让日本政府采取倾斜政策,将有限的教育资源,投入理学、工学及医学这些容易出成果的实用领域,增强国家竞争力。那么大学究竟应该怎样应对市场化、全球化呢?


究竟怎样的大学才能满足社会需求?前述“日本学术会议”干事会声明说,“大学的基本功能是维系社会知识的丰富性,向社会广泛输送包括经济、社会、文化领域在内的丰富人才”。该声明批评了以数值指标衡量大学基本功能的做法,强调社会对大学的要求是多方面的。有些要求并不表现在名次、大奖,而在于“立足长期视野,传承知识、维系多样性、构建创造性基础功能”。


2014年,日本国立、公立以及私立大学共有761所。文科省的通知对象仅是86所国立大学,但这份通知让整个日本大学都感到全球化对日本大学的冲击。每个大学都必须在意排名、在意全球化,在意外部科研资金获取量。但是,只有排名、资金量能衡量一个大学的质量吗?为何美国、欧洲有不少小规模无名的大学,其教育质量却很好。最后的问题是,我们是否真的需要排名,如果不是,那是什么?


今天中国大学生人数急剧增长,如何保证教学、科研质量,已成为十分重要的公众话题。为此中央政府遴选区分各类大学,实行倾斜财政政策,同时规定了严格的指标。创意的研究,离不开充分时间、充裕的财力,划一指标是否能促进革命性研究?中国多数大学教师,每天都在为如何获得外部经费动脑筋,他们的时间、精力,又有多少能用在科研上?


在全球化意识形态下,大多数中国大学被置于无名状态。于是,中国大学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学生输送中转站。中国大学生花在英语考试上的时间,占据了其大学美好时光,在他们看,大学的专业课只能走走形式。面对全球化浪潮对今日中国大学的影响是深刻的,问题也是严峻的。如不彻底改革中国大学,“中国创造”从何而来?

(以上撰文:刘迪,编辑:禽禽、方格,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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