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给了中国人真正的国家观念：国家的一个真正的、理性的、永恒的、绝对基础。

作者：辜鸿铭

（学贯中西，号称"清末怪杰"，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亚等9种语言，获13个博士学位，是满清时代精通西洋科学、语言兼及东方华学的中国第一人。西方人曾流传一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鸿铭。详见文末简介。）

事实上，中国人没有宗教需要感的原因是他们在儒教中有一个哲学和道德体系，一个可以替代宗教的人类社会和文明的综合。人们说儒教不是一种信仰。确实，在这个词的一般的欧洲意义上，儒教当然不是一种宗教。但我要说儒教的伟大就在于它不是宗教。事实上，它虽然不是宗教，但是它能代替宗教；它能够使人不需要宗教，这就是儒教的伟大之处。

现在，为了理解儒教如何能够取代宗教，我们必须尝试找到为什么人类有宗教需要感。在我看来，人类需要宗教的感觉和需要科学、艺术以及哲学的感觉一样。原因是人类是有灵魂的存在。

现在让我们以科学为例，我是说自然科学。让人们从事科学研究的原因是什么？现在很多人认为人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想要铁路和飞机。但激励真正的科学人去从事科学研究的动机不是因为他们想要铁路和飞机。推动那些欧洲的真正科学人，让他们为了科学进步而作的工作获得成功的，是因为他们从灵魂上有了解我们生活的这个奇妙宇宙的无穷奥秘的需要。

因此我说，人类有宗教需要的感觉和有科学、艺术以及哲学需要的感觉是出自同样的原因；这个原因就是，人是有灵魂的存在，因为他有灵魂，他才不仅探索现在而且探索过去、未来——不像动物那样只是生活在现在——有理解他们生活于其中的宇宙的奥秘的需要感。除非人类理解自然的某些规律，从宇宙中看到的事物的意图和目的，否则他们就像黑屋子里的孩子，只感到一切都是危险的、不安全和不确定的。

事实上，正如一个英国诗人所说，神秘宇宙是人们身上的重担。因此人类需要科学、艺术和哲学，出于同样的原因也需要宗教，为了减轻他们“神秘的负担，整个难以了解的世界加给的沉重的、恼人的重负。”

艺术和诗歌让艺术家和诗人看到宇宙的美和秩序，这样就减轻了这一神秘加给他们的负担。因此诗人，比如歌德说：“谁拥有艺术，谁就拥有宗教”，就没有宗教需要感。哲学同样让哲学家看到宇宙的条理和秩序，如此同样减轻了神秘加给他们的负担。因此哲学家，比如斯宾诺莎，他说过，“对他们而言，智识生活的圆满就是解脱，对于圣人而言，宗教生活的圆满才是解脱，”因而没有宗教需要感。最后，科学也让科学家看到宇宙的规律和秩序，这样就减轻了神秘加给他们的负担。因此，像达尔文和海克尔教授这样的科学家就没有宗教需要感。

可对于不是诗人、艺术家、哲学家或者科学家的人类大众来说；对于生活艰辛、无时无刻不暴露在自然的威胁力量和他们的同类的残酷无情的狂热的意外之下的人类大众，能减轻他们“整个难以了解的世界给予的神秘负担”是什么？是宗教。但是，信仰是如何减轻这一神秘给予人类大众的负担呢？

我要说，信仰是通过给人类大众安全感和永恒感而减轻这种负担。面对自然的威胁力量和同类的残酷无情的狂热以及由此产生的神秘和恐怖，宗教给了人类大众一个庇护——在它的庇护下他们能够找到一种安全感；这种庇护是对某些超自然存在信念，或者是有绝对力量并能控制威胁人类的力量存在的信念。

因此，我要说，信仰通过在他们的生活中给他们一种安全感和一种永恒感，以这样一种方式减轻了不是诗人、艺术家、哲学家或科学人的人类大众整个难以了解的世界给予的神秘负担。基督救世主说：“我给你们和平，这和平是世界不能给予的，也是世界不能夺取的。”这就是我所谓的信仰给了人类大众安全感和永恒感的含义。因此，除非你找到一种东西可以给人类以和平感，一种宗教能够给予他们的那样一种和平感，那么人类将永远有宗教需要感。

但我要说儒教，它虽然不是信仰却能替代信仰。因此，在儒教里一定有一种东西能给予人类大众一种宗教所能给予的同样的安全感和永恒感。现在让我们来找出儒教里能给予宗教所能给予的同样的安全感和永恒感的东西。

我经常被问及孔子为中华民族做了什么。现在我可以告诉你们，孔子为中华民族做的一个主要的和非常重要的事情。当解释清了这个主要的事情，你就会理解是儒教里的什么东西给了人类大众宗教所能给予的一样的安全感和永恒感。

为了解释这一点，我稍微详细地介绍一下孔子其人其事。

你们有人可能知道，孔子生活在中国历史上所谓的扩张时期——当时的封建时代已经走到尽头；那时，封建的、半家族的社会秩序和政体方式需要扩展和重构。这个重大变化必然不仅带来了世事的混乱，而且也带来了人们心灵的混乱。

当孔子看到他不能阻止中国文明的毁灭——他做了什么呢？你看，好像一个看到自己房屋着火、燃烧着要掉在头顶上的建筑师，确信他不可能挽救房屋，知道他所能做的事情是挽救这建筑的图纸和设计，这样以后就可以有机会重建；于是孔子，当看到中国文明的建筑不可避免的毁灭而自己却不能阻止，认为他应该挽救图纸和设计，由此他挽救了中国文明的图纸和设计，保存在中国圣经的旧约里面——五本圣经即五经，五本正典。这就是我说的孔子为中华民族所做的伟大功绩——他为他们挽救了文明的图纸和设计。

孔子，当他为中国文明挽救了图纸和设计时，为中华民族做了伟大的工作。但这并不是孔子为中华民族所做的主要的和最伟大的工作。他所做的最伟大的工作是，通过挽救他们文明的图纸和设计，他对文明的设计做了一个新的综合、一个新的解释，在这个新的综合里，他给了中国人真正的国家观念——国家的一个真正的、理性的、永恒的、绝对基础。

延伸阅读：

辜鸿铭（1857－1928），名汤生，原籍福建同安，出生在马来亚槟榔屿的一个华侨世家。他13岁到西方留学，先后游学于英、德、法、意等国十有一年。回国后长期担任张之洞幕府的洋文案。清末时，他曾官至外务部郎中，擢左丞。民国初年时任北京大学教授。

他翻译了中国“四书”中的三部：《论语》、《中庸》和《大学》，创获甚巨。并著有《中国的牛津运动》(原名《清流传》)和《中国人的精神》(原名《春秋大义》)等英文书，热衷向西方人宣传东方的文化和精神，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近代西方，特别是本世纪前二十余年间，论名头之响，声誉之隆，都没有一个中国学人可与辜鸿铭相提并论。

俄国的托尔斯泰与辜氏通信，讨论抵御现代物质主义文明的破坏力量问题，公开支持他的文化保守事业；法国的罗曼·罗兰说他"在西方是很为有名的"；英国的毛姆曾专程拜访他，称他是"中国孔子学说的最大权威"和"声高望重的哲学家"，承认他"在关心于抽象方面的东西的人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瑞典的勃兰兑斯赞扬他是“卓著的中国学者"、"现代中国最重要的作家"；印度的泰戈尔曾与之交流思想并合影留念；甘地则称他是一个"可敬的中国人"。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德国，辜鸿铭的影响大得不可思议。不仅大学里有人组织"辜鸿铭研究会"，成立"辜鸿铭俱乐部"，他的名字还广泛流传于普通民众之口，这种情况下，曾令当时留德的中国学生惊疑莫名而又激动不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日本，也曾一度掀起一个不大不小的"辜鸿铭热"，并且此前的20年代，辜氏还应邀在日本讲学三年（1924－1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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