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英社会学博士解读除夕夜自杀留守儿童背后的……
我们没有贫民窟，
却有几千万被撕裂的农村家庭
三亿人的团圆，一年只有一次
春节长假刚结束，节前浩浩荡荡返乡的人们正在浩浩荡荡地返了城。这里面有六百万是从海外旅游归来（新闻联播报道），带着海外美好的记忆开始新一年的工作；几百万是在城里有着稳定工作，固定住房的农村金凤凰们，趁过年回家（春节返乡游记体的主体人群），一边从家村汲取在城里得不到的亲情，友情的支持，一边以优越者的姿态嫌弃着故乡的种种落后，春节后他们迫不及待地回到他们的新故乡继续寻找归属感，安全感以及（对极少数人来说）自我实现感；这里还有，两三亿即将辞别农村的妻子，孩子以及年迈父母的农民工，节日烘托的团圆温情很快就要被夫妻分离，子女留守，老人孤独的痛苦所替代。
团圆对绝大部分的他们来说一年也许只有这一次，所有的亲情，爱情，友情都要在这十几天的时间里重温，重拾，重建。渐渐提高的收入，日益丰富的餐桌和越盖越漂亮的房屋所带来的幸福感也被婚姻不稳定，离婚率高企，妻子身心压力，越来越高子女辍学率，犯罪率以及老人无依无靠的孤独所替代。团圆对一个正常家庭来说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事情，对他们来说，为什么只能一年一次？我们没有贫民窟，却有几千万被撕裂的农村家庭。虚无缥缈的现代城市迅速发展的自豪感，在不远的将来将见证着所带来的深重的代价。不过，那些代价，不在城市，精英们看不到。
制度性孤儿绝望的童年
2013年全国妇联公布，中国有6102万农村留守儿童。30%以上的留守儿童在高中阶段辍学进入社会。北大学者张丹丹发现在男子监狱中17%的服刑人员曾是留守儿童。最高人民法院统计，留守儿童犯罪率占未成年犯罪的70%，并逐年上升。留守儿童面临着脆弱而又绝望的童年生活。
2011年6月，在西安蓝田县孟村乡大王村，10岁留守儿童小阳告诉哥哥小东“我喝药了，不用去上学了”。半个小时后，半斤敌敌畏夺去了他的生命。
2014年1月20日，安徽望江县9岁的留守少年小闯在屋外厕所房梁上自缢，只因为接到妈妈电话，说今年不能回家过年。
2014年4月和2015年5月贵州毕节，小学老师和学前班老师强奸、猥亵12名和7名女童的案件，其中最小的受害者年仅6岁。
2015年6月9日晚11点半，贵州毕节市七星关区田坎乡4名留守儿童在家中疑似农药中毒，经抢救无效死亡。四名儿童是四兄妹，最大的哥哥13岁，最小的妹妹才5岁。
2017年1月27日除夕夜，云南镇雄县一名初三留守少年喝农药自杀。留下遗书说，父母辈们四处拼搏，遭受的种种磨难转化成暴躁的脾气，经常对他大骂，无法感受到亲情而自杀。
体制性寡妇
全国4700万农村留守妇女被称为体制性寡妇，也就是守活寡。在承担着家庭照料和土地耕作的重担的同时又忍受着难言的寂寞。在越来越高的农村离婚案例中，发生在外出务工或经商人员家庭的约占80%。外出务工夫妻长期两地分居，缺乏思想沟通以及性交流，造成感情疏远，久而久之婚姻难以维持。调查显示，60%的留守妇女表示自己无法保证。对于外出的丈夫，70%留守妇女相信丈夫们不能正确面对外出后的各种诱惑。由于传统思想仍旧主导农村生活，离婚后的留守妇女面临更加脆弱的生活。村里的干部恶霸对留守妇女的性侵更是肆无忌惮。三门峡的一个村支书自豪地说，村里一般都是他的娃。
留守老人：夕阳如此静寞
《中国老龄事业发展报告(2013)》统计出中国农村留守老人5000万。老人面临着巨大的生活精神困境，包括经济收入低，生活质量差；生活缺少照料，安全隐患多；对隔代教育造成心理负担重；精神缺少慰藉。身心的重压之下，老人自杀率攀升。武汉大学社会学教授刘燕舞发现，农村老人的自杀现象“已经严重到触目惊心的地步”。农村孝道的衰落更是让留守老人更加脆弱。刘教授分享了几则真实的故事：
一个在外打工的儿子听说父亲病重，便请7天假回家，当父亲病情缓解后，儿子问父亲：“你到底死不死啊？我可只请了七天的假，还包括给你办葬礼的时间。”老人在绝望之下随即自杀身亡。一位老人，边喝农药边在火盆里给自己烧纸钱，直到停止呼吸。村民说，老人是怕死了孩子连纸钱都不给烧。还有一位老人怕死后子女不肯花钱埋他，自己挖了一个坑躺在坑里喝农药……许多农村老人认为，他们的三个儿子：药儿子(喝农药自杀)、绳儿子(上吊自杀)、水儿子(投水自杀)，哪个都比自己的亲儿子亲！
可以来，但留不下的城市：中国农民在城市中没有居住权
难道中国农民真的如某些人所说的，为了挣钱可以自愿将亲情放在一边，属于中国农村文化所致。这种没有底线的思想其中并没有将农民工群体当做一个真正的人来看待。哪个民族会有如此高比例的人群愿意妻离子散家庭分裂地去追求并不算高的财富？看看农民工们他们自己怎么说吧：
老汉离乡为育娃，几多苦楚历天涯。日修豪宅熬寒暑，夜宿窝棚受咬扎。
节膳用，戒烟茶，赚了学费备零花。望乡放眼何方是，四面楼林不见家。（左河水）
告别父母泪成双，背起行囊走四方。露宿风餐沙盖饭，披星戴月土铺床。
建成楼宇千排秀，铺就路桥万里长。汗透衣衫朝复暮，何时能买半间房。（薛海兵）
万丈高楼砌楚辛，几多惆怅度黄昏。异乡校外儿八岁，留守田间父六旬。
城镇化，筑功勋，险脏不惧惧求薪。医疗社保无承保，缘是乡籍农户身。（左河水）
真正的原因在于农民工在城市中没有居住权。在我们的户籍体制之下，城市的居住权仅限于有城市户籍的人。即便是城市中的棚户区，也是城市户籍的人口才有权利居住和出租。外来的农民工就是盲流，可以被任意驱逐赶走，不必付出任何补偿。大部分农民工的务工居住就是以集体宿舍为主，根本没有条件将妻子儿女带在身边。在城里建的房子只能带回老家盖起漂亮的“面子”房。问题是，正如著名学者秦晖所说，一旦高增长阶段结束，过去积累转化成的家乡“面子房”并不能用于谋生，而他们又没有在高增长时期“化”入城市（哪怕是化入城市下层），到时社会性“衰败”在那种“两栖”不靠的状态下就不是光鲜外表能遮住的了。
“与一般国家农民进城初期形成都市贫民社会、乡村中无人居住的房子破败不堪相比，我国由于强制禁止进城农民低成本安家造成普遍的“两栖人”或“流动劳工”现象，城市中号称没有贫民窟，农村中充斥着“两栖人”血汗换来的“无人新居”，但在光鲜外表下的社会性“衰败”却比人家有过之而无不及。取代大型贫民窟和乡间废村的是我国无与伦比的家庭离散现象和“候鸟”人口，农村中的“三留守”现象（留守老人、留守妇女、留守儿童）造成许多骇人听闻的人伦惨剧。典型的如云南镇雄一个貌丑人穷的乡间无赖竟能长期霸占村中十余名留守妇女；广西兴业一名11岁留守女童竟遭同村十余名中老年人（44～76岁）频繁强奸、轮奸两年之久；这类古今罕见的恶性丑闻反映的“衰败”，岂是一般的建筑破旧、治安不良所能相比？”
秦晖进一步说明，显然，问题不在于乡村该不该复兴，也不在于所谓“西方式的城市化”能不能超越——什么叫“西方城市化”？西方这么多国家难道有什么统一的“城市化模式”？哪怕是同一个国家比如美国，纽约与拉斯维加斯的“城市化”难道是一回事？关键在于农民的命运由谁决定？农民选择进城，付出劳动就应该得到尊重，不能“上等人”看不顺眼就赶走他们。农民选择在村，他们的地权就应该得到维护，不能“上等人”看上了眼就一把抢来，无论“圈地招商建大城”还是“收地拆房盖新村”，都得以尊重农民的权利为基础。这些道理难道只是在“西方”成立吗？
我们嫌弃的贫民窟，印度人却以之为豪
我们政府不允许有贫民窟的存在，而生活在印度孟买贫民窟里的平民虽然居住条件很差，但至少过着全家团聚的日子，不必如中国的农民工那样承受妻离子散还遭歧视的孤独、痛苦。由此不难理解，印度人为何常常自豪地说，我们有贫民窟，而中国没有。作为路过的外国人，如果你表示出一点点好奇，他们就会主动邀请你进他们的“寒舍”坐坐。这些住在贫民窟中的人没有丝毫扭捏和不好意思的表示，他们会给你端上特别甜腻的印度茶，大方地给你展示他们在哪里睡觉，哪里洗衣裳，哪里做饭，还会给你打开家里的电视机，指给你看他养了一缸金鱼……
尽管这些住在贫民窟里的人通常教育程度不高，还会主动用口音很重的英语有一句没一句地和你聊天，“你是日本人吗？”；“噢，中国，太好了，我喜欢中国。”无论大人孩子眼中都分明有一种自豪感，既有为自己的房子的自豪，也有在邻里面前为家里来了一个外国客人而感到的自豪。这些住在贫民窟里的人被称作“贫民窟主”。事实是，中国不允许有贫民窟，因为中国穷人没有权力决定自己的生活。
秦晖教授在拉美发现了相似的现象：
“中国人到拉美，往往会觉得有些事情不可思议，比如经常可以看到一些靠近市中心的地方，都是大片大片的贫民窟，而房地产商往往在一些条件很差的地方，比如50多度的陡坡，搞商品房开发。于是中国人很惊奇，这么好的地方你们怎么不圈呢？拉美的开发商会瞪眼睛回答，你们真是有本事啊，怎么能够把他们搞走？
其实，拉美的城市周围也有圈地运动，可这不是政府圈老百姓的地，而是老百姓圈政府的地：一帮进城农民，进城后要找地方盖房子，于是找一块政府公地拉起一道铁丝网，自己盖起了房子，政府说这是违章建筑，但整个社会的舆论都是支持他们的，折腾了半天，政府也就说，算了算了。比如BOSCO合作社区就是这样的，百姓征了官家的地。
我觉得拉美的贫民窟，有一点比美国好，那就是他们的组织性要比美国强，他们往往有的是从农村整村地往城里迁，保持了农村里原有的人际关系，社交活动也比较多，像我看到的BOSCO，他们就组织起来自己盖了一些房子，都是二居室的，很简陋。他们是穷人，而且进城的年限不过是五年十年，基本上是来自山区的印第安人。但是这些房子最大的好处就是特别便宜，为什么便宜呢？土地是圈来的，也没有开发商的利润，基本上是自己合作盖房，成本就是建筑材料，据说这样一套房子才2000多美元”。
为什么穷人在这些国家可以理直气壮地自由居住？因为他们手里握着选票。政府不敢做的太过分，占人口大多数的穷人可以决定整个国家的政治走向。因此，即便他们穷困潦倒，但是基本的居住迁徙权利政府还是必须保障的。
所以说归根结底，我们国家只是将几亿农民当做单纯的劳动力来使用，并没有将其作为一个完整的有尊严的人来对待。尽管在利用的过程中，被利用者也客观上获得了一定的经济发展，但是却被从制度上排斥在了一个完整的人的生活之外。有人会说，你可以买房啊。但是如此之高的城市房价，有几个农民工可以买的起？并且像北上广深这样的一线城市，别说农民工了，就是博士们又有几个买得起的？或许情况是这样的，农民工们使劲儿攒钱，以便将来可以为他们的子女在城市中有套房子贡献出自己的毕生储蓄。
这种二元的居住模式背后，或许隐藏着更深的秘密。如南风窗曾经评论“我们可以去尝试着计算一下，这么多年来，中国劳动者本应享受的居住条件和实际享受的居住条件之间的差距，折合为货币一共是多少钱？可以想象，这必将是一个天文数字。这些钱，被资本额外占有了，变成资本的超额利润。革除和抑制这一不合理、不公正的现象，应该是深化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
（本篇来自网络，文中观点不代表本平台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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