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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解读 | 姜文《让子弹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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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式天下”比世界上人类所知道的任何一个系统都更为稳定。

2017-08-07 紫雪斋文化互助公益平台 紫雪斋文化互助公益平台





在多极化的世界体系下,美国新上任的总统特朗普高声呼喊着“美国第一”,而美国作为一个权力中心,已经逐渐形成了一套涉及经济,文化,政治制度的“美式天下”体系。同时,伴随着赴美留学,赴美移民的大潮,我们可以看到许许多多跨国界空间中的“国际人”,美国的影响力已经波及到生活的各个领域。


本期,法意为大家带来的是Salvatore Babones于2017年在FOREIGN AFFAIRS上发表的一篇关于“美式天下”理论构建的文章,当中国哲学中的 “天下”观念与美国力量相结合,一套超越国家的“美式天下”体系搭建起来。文章认为,“美式天下”比世界上人类所知道的任何一个系统都更为稳定,它可能不总是公平的,但其是和谐的,将会在历史长河中留存下来。


Salvatore Babones是美国社会学家,悉尼大学教授,研究中国和美国经济和社会问题。其最新著作为American Tianxia: Chinese Money, American Power and the End of Histor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7.


译者导言





美式天下|当中国哲学遇到美国力量

                  翻译:赵怡冰                           来源:法意读书



何为美国?当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提出“美国优先”的口号时,整个世界都因此不寒而栗,但是其实没有什么比一位总统将自己的祖国置于首位这件事更自然的了。“美国优先”的问题实质在于:对于世界上的其他民众而言,美国不仅是个国家,其意味着更多――不仅仅是一个最具权力的中心,并且是一个已经部分地以自己的理念重塑了世界的文化,经济,政治中心。


对于美国扩张后的当下世界,西方社会很难找到一个合适的词语来描述它,因为现代西方世界在此之前从未见过类似的情境。上一次整个世界被组织成一个大体单一而中心化的组织还是在十五世纪,当时的东亚还以明王朝为中心。当时的中国不仅仅是一个领袖或地区的霸权主义国家,还是一个从缅甸延伸到日本的政治和文化领域的中心;并且作为形容这个世界的词语“天下”一词应运而生。


杰出的历史学家王赓武曾经说道:“天下”按照字面上的意思,意味着“普天之下的万物”,但是在帝制中国的时代,它开始指的是“决定谁是文明与否的一种普世价值的文明领域”。举例来说,在旧的天下体系中,中华文明变成了其他各国所追求的目标和标准,中国书法在东亚各地,甚至包括非汉语国家都成为了文雅的标志。明王朝授予非中原的统治者以番号,尽管这些荣誉对于亚洲的秩序而言,并非绝对必要,但缺少“番号”总是会导致他们手中的权力减小的一丝安全感。这种番号也使得外国统治者与中国进行贸易往来。由于绝大多数的国家在满足基本需求上是自给自足的。所以接近中国市场并不十分重要。但对于那些拥有任何一项意义重大贸易的国家而言却是十分重要的。


如今美国就是在全球天下的核心位置,这种美国天下不仅是一种state,或者是country,或甚至是一个帝国,它充满着生活的各个领域。在当今这个普遍联系的世界里,中国商业,俄国大学,甚至包括伊朗革命,都在美国的轨道上运行着。世界范围内许多人民都在反对着美国的政策或总统。但他们仍然想要将自己的孩子送进美国大学;将他们的钱投资进美国的公司;在美国社交网络上发表他们自己的言论。


这并非某种消费主义运动的失控。站在全球秩序的中心,美国能够在剩下的四分之一的世纪里重新调整世界道路――特别是从职业,休闲,思想方面对世界的精英份子的改造。他将其带入了一个互联网的等级社会。在那里可以获得需求,与联邦中心网络一起成功,与联邦规则一起互动。并且它使得二十一世纪的美国,比其他帝国和王国或历史上的普遍福利国家都更有影响力。美国,也就是说,这个国家本身拥有庞大的软硬实力。但美国也有其局限处;可“美式天下”没有。


中心之国


在汉语中“China”叫做“中国”,按照字面上的意思可理解为“位于中间的王国”,更直白的来说是“中央的国家或国家联合体”(鉴于在汉语中并没有复数的变形)。在日语,韩语,越南语和大多数其他东亚国家的语言中,“中央的王国” 也是中国的名字。在东亚的文化和政治领域内,中国总是位于中心的。举例来说,日本在日语中的名字叫“Nippon”,从中文字面上可理解为“冉冉升起之阳”。“nam”在越南指的是"南方"象征着越南的方位在中国古老民族“越”之南。


(图片内容:2000年全球出口份额,美国占13.8%,中国占3.5%,德国占7.6%)


中国的邻居们承认中国是东亚的中心之国,并用汉语的“天下”一词来形容中国所属于的体系。中国并不作为一个压迫性的帝国霸主来统治东亚,也没有像一个地区霸权一样提供一个全体系内的安全保证。中国的中心仅仅只是一个范围和地理位置的问题——中国十分庞大且周边所有的邻国都很弱小。


(图片内容:2017年2月,中国学生在夏威夷火奴鲁鲁的沙滩上玩耍)


因此,“天下”并非指霸权,而是一个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中国不仅是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也是强大的经济力量。并且其拥有着文化的宇宙中心,尤其是精英文化。中国的邻国们吸收了孔子的学说;在韩国和日本,精英们传授着长期作为政府,学术甚至文学语言的古汉语;中国在外交上的形象从一个地方军阀变为了一个受人尊敬的国家。中国同样担负着经济重担,在与邻国的贸易谈判中,演绎着“要么接受,要么放弃”。


中国在向邻邦出兵时,往往会选择以支持该国一方势力的形式来介入,而不会选择去征服占领该国。实际上,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在留给子孙的训诫《皇明祖训》中早已给出了相关明确的指示,这与美国开国总统乔治·华盛顿抵制结盟[1]的思想颇为相似:


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致伤人命,切记不可。[2]


中国的国土面积、武装力量、威望以及地理位置都意味着当时所有的东亚国家皆须归于中国之“天下”。但在十六世纪欧洲人到来之后,对于各东亚国家,世界立刻变得比所认知的大了许多。以至于在1644年明代灭亡之时,中国已经不再是“普天之下”的中心了,它已经沦落为这个“更大的世界”里,其中一个主要的地区性强国罢了。


清代(1644-1911)在其开朝后的前200年内是一个比明代更为强大的政权,但其地区影响力却不及前代,这是因为在各邻国的眼中,其缺乏如明代一般,可以来界定他国文明程度的道德权威性。在这一阶段,日本完全与中国失去了联系,朝鲜统治者也仅仅是在武力强迫下承认了清代中国的宗主权。相比于追求去做普世智慧源泉的明代,清代仅像是一个爱欺负人横行霸道的邻居。后来它则变成了一个易受人欺负的邻居——接下来的历史中,中国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最开始的胁迫者是欧洲列强,之后又包括了日本。


如今,在这个比曾经所认知的“普天之下”大了更多的世界之中,中国再次成为了一个地区性强国。中国的“邻居们”早已经适应了中国的复兴,但却几乎没有国家再次以中国为中心,转向成围绕中国的自我定位。惧怕中国崛起的日本和韩国继续将自己的外交政策与美国保持一致;唯有在东南亚地区中国还能够成为国际关系的支配者,但就算在这里,大部分国家对中国抱有的也是敌意而非友好态度。


一些中国学者,如哲学家赵汀阳等,发展出了二十一世纪的新“天下”概念——一个以儒家思想作为准则运行的和谐全球体系——“天下体系”[3]。但如果说在二十一世纪仍然存在一个作为中心的国家,这个国家也很明显并不是中国。说句公道话,中国作家和外交官们总会例行去否认在他们所设想的体系之内中国的特殊地位;反而,他们主张各国主权平等的原则,在所预期的和谐世界(前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胡锦涛2005年曾在联合国提出的这一概念)中,极力避免着中国的特殊角色。然而,这一所谓真正的“天下”——一个普天之下和谐运行的秩序——真的能够在没有一个中心国家进行调和的情况下存在吗?


如果我们细细回顾一下历史中明代的那个“天下”,我们就会意识到这个答案或许是否定的。和谐的达成,就中心国家这一侧而言,很可能需要其具有一定的儒家式宽容和克制,但总的而言,则必须需要存在一个中心之国。明代时期东亚之所以能够稳定,并非是因为在这一以中国为中心的和谐的联邦中,每个国家都心甘情愿地同意去和平地、互相尊重地生活;而实际上,是因为所有国际事务都必须围绕着这一个具有压倒性影响力的中心国家来处理,并且这一中心国家总体上还需要足够智慧,以至于不会依靠自己的中心性来扩大本国的短期利益。而相比之下,起源于文艺复兴时期,终止于二战的欧洲国家系统,则呈现了极端的暴力。在这个系统内,相互势均力敌的国家会为了控制权而决一雌雄。


今天的美国在当下国际系统内则是那个中心之国——所谓的“中国”。一些人认为,我们现今生活在一个多极化世界中:美国所占的全球GDP份额正在不可救药地减少;世界经济中美元的中心地位正在受到威胁;其他国家也不再那么尊敬美国了。但是这些持有衰退论的人们却忽略了这样一点:美国并不需要为了调和这一世界而去统治它。在如明代时期的东亚,或者现今以美国为中心的“天下”中,稳定整个系统的并非是中心国家的力量,而是其中心性。



跨国界空间中的“国际人”


如果说存在一件事物定义了美国在当今国际系统中的地位,那它就是中心性。举例来说,尽管敌对理应成为中国与唐纳德·特朗普之间关系的主旋律,但当今的中美关系却成为了新政府外交政策中的亮点之一。在四月新政府上台后两国政府元首的第一次会面中,习近平所持有的一个主要目的便是去保持美国金融系统对中国国有银行和清算所的开放。最终,习近平达到了他的目的,但却是以实行特朗普的市场准入优先权和让步北朝鲜为代价的。对于所有的国家,尤其是像中国这样的一个主要贸易国,与美元系统的对接都是极其重要的。

美国在国际金融系统中的中心性赋予其辐射在世界其他地区的巨大影响力。实际上,美国的经济制裁手段,例如那些施加于伊朗和俄罗斯之上的,甚至要比1950到60年代美国霸权程度达到顶峰之时更为有效;这是因为全球化提高了整个世界的相互联系程度,而这些联系的中心正是美国。而且这所谓联系不仅是穿过了纽约和加利福尼亚的全球金融网络——全球绝大多数的互联网交汇中枢都在美国。美国因其中心性也在其他的网络中获益:学术网络,贸易网络,媒体网络,几乎凡是能想得起来的都是;现今已然很难想象有哪个国际网络的中心不在美国。


然而,这一突出性还不止限于网络空间中,线下空间中同样存在。非美国的大学越来越多地提供美国式学位,达成与美国(或者其他英语母语国家)大学的伙伴关系,甚至于寻求至美国大学的委派机会。分布在全世界的精英们教授他们的孩子英语,让他们从小接触美国文化和思维方式。在商业世界中,美国式的股东利益原则,管理方式以及职业道德准则已经成为了全球最流行的公认做法。行业中的顶尖组织也不成比例地更多坐落于美利坚的国土上。


中心性使美国不仅成为了金钱流动的优先目的地,或许更重要的,是使它成为了世界人口流动的优先目的地。这对于中国人——美国潜在威胁最大国家的公民们——来讲尤其地正确。现在有超过30万名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学习,并且每年的入学新生人数达10万名。但中国留学生对于持续紧密的中美关系的影响程度或许会很快被另一个群体赶超——“锚孩儿[4]”。


为这些中国妈妈提供助产服务的加利福尼亚州产科医院一直试图避免引人注目,但所有人都承认他们的生意的确在爆炸式地增长。据估计,在全美各地,每年有1万到10万名中国妈妈生下了她们的孩子——而这些孩子将自然而然地具备获得美国国籍的资格。到本世纪中叶,这些尽管在中国长大,却实际上持有美国国籍的国籍的“中国”精英人数将可能达到两百万到三百万;并且这些人将只持有美国国籍,因为中国政府并不准许双重国籍。


生育旅行曾经一度十分困难,因为美国领事馆会例行地取消怀孕妇女的签证。但当2014年11月,中美政府达成协议互相提供十年期的旅游签证时,生育旅行成功性大大提高。现在,一个中国女人可以在结婚前得到签证,而等到她三月期的初期再飞到美国领土之上。这一政策显著地减少了拥有一个“美国宝宝”所需要耗费的时间、烦扰和成本。


中国的“美国宝宝”们,美国大学的毕业生们,以及在美有投资的精英们,这些人或许根本不生活在美国,甚至很可能都不承认自己是美国人们;但他们却的确与以美国为中心的金钱、权利、声望网络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就像上一代移民伦敦的俄罗斯大亨们,他们或许想象自己和自己的孩子们仍然会与原有的国家产生紧密的联系;但实际上,这些家庭的成员将会成为跨国界空间中的“国际人”,而这一跨国界空间正是建立在美国的图景——“美式天下”之上的。

(图片来自于:一位中国男孩在等待会见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


这些栖息在“美式天下”的人们——来自中国和其他国家的跨国精英——都与美国(或者是与其盎格鲁撒克逊联盟中的盟友之一,比如英国)有着共同的联系,而这导致了共同价值观的形成。其中最为主要的便是美国式的个人自我价值观念。不论来自哪个国家或地区,这些精英们不可避免地采取了个人主义的生活方式。“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观念对于美国人来说不可剥夺,但它已不再仅限于美国人。如今世界各地的精英们都认为优先考虑自己的幸福而不是优先考虑传统的国家或宗教是正确的,甚至是道德的。


个人对于自我实现的关注,结合上美国在几乎所有的全球区分中的中心地位——从学术,艺术,商业,金融到我们评价自己以及身边每一个人所用的排行体系——创造了一个精英们获益于美国甚至高于从他们自己的国家所获得的利益的世界。举个例子,一个香港的银行家能得到这份工作可能是得益于他在哈佛大学的学位。美国从其在美式天下中的中心地位所获得的终极力量是网络的力量,或者说是通过塑造他人生活的机会来使美国获得其想要的东西。跨国精英必须在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网络的基础上工作并对刺激做出反应。作为结果,精英们并不想打破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制度和以美国为中心的价值链,教育层次以及互联网。他们最担心的是这个制度会受到别人的破坏:俄罗斯黑客们,穆斯林原教旨主义者们,或者是一个美国总统。


下一个美国世纪


美国出版商亨利·卢斯(Henry Luce)因为其在1941年的预测“二十世纪是‘美国人’的世纪“而被人们记住。但人们很少记住的是,他同时预测称二十一世纪将是“美国的第一个作为主导力量的世纪”,强烈地暗示这并不会是美国最后的荣光。


如今,“美国繁荣论”已经失败。“美国衰退论”渐成主流,且当代美国衰退的势头不可避免地来源于中国的挑战。中国的未来经济预测认为中国人均经济数据将持续增长,与此同时中国的人口将保持在美国的四倍。现在大多数人承认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对其未来轨迹存在严重怀疑。但是无论有任何增长,乘以13亿人,数字仍然令人印象深刻。


然而,中国人口将在世纪中期开始下降,与此同时美式天下核心的五个英语国家(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英国和美国)的人口数将得益于健康的生育率和移民而继续增长。即使这个演算有建设性,在这么大的时间跨度上进行人口学预测仍然涉及着太多的不确定因素。但是如果美式天下理论是正确的,人口竞争几乎无法影响大局。新增加的中国人口将会逐渐认同以美式天下为代表的全球秩序。


当今的美式和平的根源并非是其军事实力;正如叙利亚和乌克兰所示,美国没有兴趣结束他人的战争。美式和平背后真正的稳定器是美式天下的全球网络。由于这些网络的开放性,中国家族增加权力和财富最有效的途径已经不是领导中国在国际战争中取得成功。直接搬到美国是一个更好的策略。


通过将地位上的竞争从国家层面转移到个人层面上,美式天下已经将国家阉割。作为地方管理的单位,从国家到省,市,区仍然非常重要。但是国家如今已不再是历史舞台上的主要演员;国家仍然可以做很多事,但是他们无法再像西方历史上那样去创造历史——不断地争夺政治组织和人类团体来获得权力和声望。


当“天下的一切”统一在一个单一的分层体系下时,人类更关心自己向上爬到更高的阶层,而不是将天空拉入人间。这使得美式天下比世界上人类所知道的任何一个系统都更为稳定,包括明代中国的老天下。它可能不总是公平的,但它是和谐的,并将在人类历史上留存下来。


翻译:赵怡冰

翻译文章

Salvatore Babones, American Tianxia: When Chinese Philosophy Meets American Power, Foreign Affairs, June 22, 2017. 

网络链接: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2017-06-22/american-tianxia



寻找一条中国道路


项飚

项飚|牛津大学人类学院研究员

项飚研究员长期从事人口流动和社会、经济变迁的研究,曾在国内和澳大利亚、印度作长期的实地调查。

来源:雅理读书(yalipub)





摘要:关键不是别人怎么看我们,而是我们怎么看世界。究竟三个世界的理论是不是科学、是不是在学理上足够精细,是另外一回事,它至少提供了一个对世界的新的想象。即世界不是完全外在的实体,不会稳定地、自动地迈向历史的必然,而是要把世界想象成为一个要主动争取的对象,相信自己能在世界里扮演重要的角色。

关键字: 毛泽东   社会主义   三个世界   新儒学  天下  朝贡体系   社会主义革命和“三个世界”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早期投身于社会主义革命的中国知识分子具有极强的国际主义意识,普遍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中国共产党是在第三国际的帮助下建立的。至今,在官方定义中,毛泽东思想首先是在国际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因而,毛泽东思想首先是世界革命理论的一部分,而不仅是对中国问题的解决方案,毛泽东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领袖之一而不是一个国族的英雄。



但是这一建立在高度的世界主义理想基础上的革命,却依靠其“国族化”而获得最后的成功。至少有四个历史事件构成了在这一社会主义革命“国族化”的过程。一,1927 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屠杀共产党员,共产党内认为列宁派来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此之前错误估计形势,造成了党的重大损失。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权威开始动摇。二,1935年的遵义会议是官方正史中的关键事件,这当然有事后神化的用意,但是遵义会议批判了李德,确立了从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这意味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本土化”。三,1937年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统一战线,联合抗日。“救亡取代启蒙”,社会主义理想中对个人解放、社会平等的追求让位于对“民族”整体生存的忧虑。四,1943年共产国际宣布解散。这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没有太大影响,因为在那个时候它们已经相当深入地本土化了;但是其解散反映了革命在世界范围经历了普遍的国族化和地方化。这样,尽管教科书上把毛泽东思想界定为世界革命理论的一部分,在中国真正占主导话语的意识形态乃是国族化的革命:“只有共产党能够救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在革命“国族化”的过程中,中共逐渐形成了“普遍世界理论和中国具体情况相结合”的话语框架。黑格尔和马克思哲学中的“普遍—具体”的辨证思想,给了这个话语极大的理论支持。但是这个话语在一定意义上近乎文字游戏。究竟什么是世界、普遍、必然,什么是中国、具体、特殊,没有人能真正说清楚。它的真正功能可能有两个:一,为官方的意识形态学家提供了一个宽泛又方便的框框,几乎可以去解释所有的问题;凡是执政者想做的,都是“普遍世界理论和中国具体情况相结合”的结果,是不是先后矛盾没有关系。二,和本文关系更密切的是,它提供了关于自我和世界的关系的又一种解释。中国现在是在世界之内、世界之下,是人类世界的一个具体案例。


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分析毛泽东的具体行动和政策,他对所谓世界规律并没有多大兴趣。在毛眼里,世界总是分裂的、动荡的,中国要根据具体的世界动态而动,而不是跟所谓普遍规律走。在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毛就预见到世界将分化为美、苏两个阵营,一部分国家将居于二者之间,形成“中间地带”。但是毛认为中国在当时的情况下,不可能进入中间地带,而必须“一边倒”。到1969年,始于50年代末的中苏关系的裂痕公开化了,到了中苏关系破裂以后,毛把中国列入了中间地带。毛泽东在1973年会见基辛格的时候,又提出“一条线”战略。毛说自己要在地球上划一条横线,联合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和欧洲反苏遏苏。毛最有影响的世界想象当然是关于对三个世界的阐述。他在1974年2月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首次提出这一思想。1974年4月,邓小平在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上详细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现在的世界实际上存在着互相联系又互相矛盾的三个方面,三个世界。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地区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 


毛泽东与斯大林


三个世界


中间地带、一条线和三个世界的理论彼此之间不是没有矛盾。中间地带是按照意识形态的划分,一条线是对真实地域政治的对策性建构(这一对策是不是明智,是另外一个问题),而三个世界则既是现实主义的概念,又是理想主义的,既是一个关于经济发展的概念,又是关于政治关系的思路。三个世界理论一方面要超越当时的冷战思维,因为第三世界要拒绝在政治上和在军事上做两个超级大国的棋子;在另一方面,和不结盟运动相比,第三世界又特别考虑到经济发展的因素。所以它既考虑到“东—西”关系(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阵营的关系),又考虑到“南—北”关系(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1974年联合国提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发展南南合作;和毛的三个世界理论有相通之处。 



一些进步的人类学学者曾经抨击第三世界这个概念。比如著名人类学家象沃尔夫(Eric Wolf 1992;亦见Magubane and Faris,1985)认为第三世界这个标签是在殖民主义之后,西方社会又一次以自己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标准,对人类社会根据的经济发展水平(也就是根据其他社会和西方的相似程度),而进行排序编号的作法。西方再一次被置于人类发展序列的顶峰。被称为第三世界的国家之间的差异性被抹杀,统统被想象成一团整体,都是落后的、灰暗的、充满贫穷、疾病和需要拯救的。当我看到这些对第三世界概念的批评时,我很惊讶。因为我们自己身处第三世界,觉得概念就很好,具有重要的动员力量。我们依靠这个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世界政治新秩序的建设。1971年,正是在众多亚非第三世界国家的支持之下,中国重返联合国。用毛泽东的话来说,是非洲朋友把中国“抬进了联合国”。在联合国内部,77国集团(在国际外交界经常被称作“77个兄弟”,指联合国成员中的第三世界国家,中国并不是一个正式成员,但是发挥着重要作用)联合行动,办成了不少事。所以关键不是别人怎么看我们,而是我们怎么看世界。究竟三个世界的理论是不是科学、是不是在学理上足够精细,是另外一回事,它至少提供了一个对世界的新的想象。即世界不是完全外在的实体,不会稳定地、自动地迈向历史的必然,而是要把世界想象成为一个要主动争取的对象,相信自己能在世界里扮演重要的角色。 

这个时期的民族主义是比较相对的、外向的,即认为国族建设是为了实现更大革命目标的一个时段,中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当时官方强调的也是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相结合。在当时对阶级斗争和世界革命的强调的背景下,民族主义意识并不强。但是,这样的世界想象中又穿插着一定的革命化的天下想象。60年代初,毛泽东提出,世界革命的中心已经转移到了中国。60年代中国外交战线上要搞“四面出击”,甚至提出“世界革命”的口号,直接和间接地介入东南亚地区的革命输出。点燃文化大革命之火的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是“二十世纪北京公社宣言”,俨然要开辟世界革命史的新纪元;红卫兵的口号是要把红旗插到白宫。虽然当时革命化的想象把世界想成一个动态的格局,但是却无法有效地理解世界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即认定自己必然是正确的,整个世界都必须革命,和自己不一样的都是有问题的。以革命老大自居,逐步导致了封闭自守。 



改革时期


到了1970年代末期,革命天下的想象遭到了打击,中国人民又一次痛切地猛然认识到自己远远落后于世界。文革刚刚结束的时候,对外开放相当有限,主要局限于国家干部和少数公派学生去美、欧、日考察和学习。但是有限的对外开放大大促进了对内改革。自己和世界的巨大差距给了高层很大的刺激。可以认为,对外在世界的重新“发现”、和政治高层对文革的否定、以及底层农民的生存危机,是促使高层领导决心改革的主要原因。随后中国进入“改革”和“开放”并举的时期。改革从边缘(农村)开始,自下而上;开放在局部举行(特区),自上而下。改革为主,开放为辅。到了1980年代后期中国采取“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经济发展战略,开放程度空前。至少在2001中国加入世界经贸组织之后,我们可以说,改革越来越依靠开放来促进。当时在争论要不要“入世”的时候,赞成派的一个主要观点就是,改革到了关键时期,光靠内部的力量推动不够,而要靠进一步的开放来促进更深度的制度创新。甚至有人认为,邓小平的改革与赫鲁晓夫的改革的一个实质性不同就是开放:邓把改革与开放结合在一起,相辅相成。赫鲁晓夫的改革是闭门的改革,没有世界视野,没有外力推进,所以他的改革没有成功(秦亚青,2006)。


1979年1月1日的《时代周刊》,邓小平被评为本年度的风云人物。


“与国际接轨”、“和世界靠近”,这些不仅是学术研究界的中心话语,在其他社会经济领域也是耳熟能详。“开放”变得如此重要,那么我们现在究竟在对什么开放?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需要注意到,在改革开放时期,关于“世界”的话语主体发生了重要变化。现在,不仅是学者、外交人员和意识形态官员关注世界,普通老百姓,特别是青年学生,对世界也发生空前的兴趣。在关于对世界问题的讨论中,不再是所谓专家、官员在引导观点,而是专家、官员要应对大众观点,有时候甚至被大众推着走。现在人人都有自己的世界观,全社会都是世界观的塑造者。和这一话语主体的多元化紧密联系的,是信息来源的空前的多元化。在这种情况下,对世界的想象和对国内政治的理解越来越密不可分,民族主义究竟是对外还是对内已经完全混合。但是这并没有必然带来我们对世界的理解的多样化。相反,我认为在改革时期的世界观的基本特征是,一,我们对世界的理解趋于单一化而不是多元化;二,我们对自己的理解也趋向于内化和简单化。 


当我们刚刚再次打开国门时,当时的世界格局还是相对多元或者说是分裂的。当时中国和第三世界国家有着紧密的联系,苏联东欧还是社会主义,东亚新兴国家和日本既有共同性也有差别,北欧、西欧、澳大利亚和美国这些典型西方国家内部也有重大区别。1980年代的多样的思想争论,和这样的世界格局以及我们对世界多样化的注意是有关系的。当时,我们对所谓的日本模式、东欧模式(比如匈牙利道路、波兰道路)、北欧社会主义模式、美国模式都有不小的兴趣,而且从自己的情况出发对它们作分析性的比较。 

英国摄影师拍九十年代暗涌中国

但是在进入1990年代以后,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和兴趣可能反而变得单一了。1989年苏东剧变、柏林墙的倒塌,确实在意识形态上造成了“历史的终结”的效应。世界重新变成了一体。世界不再是一个场域,而更像一个实体。在日常话语和意识中,美国基本等同于世界。尽管中国和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交往在客观上是深化和扩大的,但是社会上对它们的关注和兴趣不但没有提高,比较于1960和1970年代反而下降了。1990年代的“小语种”危机,即很难招到学生来学习波兰语、越南语和非洲的语言等,就是一个例证。我们倾向于把全世界想象成一个自由市场的载体,而且似乎世界已经找到了历史的必然,别无选择。在这里我们需要再次强调知识信息的积累和世界观的深化之间的区别。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对各国的风土人情日益感兴趣,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把各个文化各个社会理解为能动的历史主体。我们对世界上不同国家和文化在信息上的了解增强了,但是对世界发展变化的复杂内在动力的理解简单化了。


这一世界观的单一化并不是孤立的、中国特有的现象。印度也经历了类似的变化。在从典型的殖民地转变成新型民族国家的过程中,甘地的反现代性的东方哲学,以及尼赫鲁的不结盟运动和民主社会主义理想是政治认同的基础。但是到1990年代,这些理想主义几乎消失殆尽。人们宁可相信国际、国内政治无非是赤裸裸的权力竞争;理想主义是天真者的代名词。曾作为反殖民主义运动中重要思想武器的甘地的东方文明论依然还有市场,但是几乎被彻底非政治化了,成为和瑜伽、吃素等表象联系在一起的“文化”现象。 



印度瑜伽(上图)

甘地纺纱(下图)


一个单一化的世界想象并不是一个平坦的、无中心的世界想象。相反,“中心”变得特别重要。西方学者经常批判中国学者的“中国中心论”(特别在对亚洲历史的叙述上),在我看来更加有问题是“中心中心论”,即有意识无意识地认为人类历史总是由特定的中心主宰的。中国中心论有时候无非是这个认识框架的具体化而已。当然,在任何空间想象和地理叙述中,中心都是重要的。但是中国长期的天下模式和朝贡制度的实践,一系列对中心的想象,有可能造成了特别强烈的“中心崇拜”。天下概念主要是靠中心来维持的,边界是不确定的,五服、六服、九服是变化的,唯一不变的中心。中心包括中原地域、儒家经典、正统的皇朝礼仪。中国的历史是对中心争夺的历史,中国的历史叙述是对中央的叙述。虽然改朝换代,这个中央保持不变,从而在叙述上呈现出人类历史很少有的连贯性。而在边缘的生活对很多人来说不是难以想象的,就是不值得生活的。 

历史的看,我们原来以为自己是中心,到19世纪认定西方是中心,到1960年以后又认为自己是世界革命的中心,到1990年以后以美国为中心,思维围绕中心转。这些中心的存在既是客观现实,又是主观建构的结果。美国的中心地位当然是靠着其强大的军事、政治、媒体和经济力量来支持的。但又是我们给它“抬”起来的。从2008年后期开始的世界经济危机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单一中心的世界观的结果。危机看起来源于美国,但是如果没有中国的过度生产,特别是中国的大规模对外借贷,美国也不可能如此过度消费和过度投机。人人都以为美国倒不了,大家都愿意向它投资借债,鼓励美国可以拿别人的钱花。结果在美国陷入危机之后,我们还得扶着它,因为我们已经把它扶上了中心的位置,如果它倒了,影响面将会太大。 


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制作的坤舆万国全图,是世界上第一幅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地图。(南京博物院)


现在所谓的中国的崛起在某种意义上也是这一中心观的延续:希望中国成为一个新的中心,甚至取而代之成为唯一的中心。中美关系被认为是决定世界走向的关键。这一点美国的学者谈得最多,因为他们也是中心论者。但是很多国家,特别是北欧国家,弹丸之地,在主观上也明确把自己定位为边缘,但是在世界事务里发挥了重要作用。更重要的,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大片的沉默着的真正的边缘,比如整个黑非洲、南亚和拉美的许多地方。他们究竟怎么想?当权者——或者是把自己想象成当权者的观察者——总希望会当凌绝顶,看高耸入云的孤峰,认为山峰决定了地貌;而事实上是山底无数石块、泥土和植被托付着山体。为什么不能根据山底的丰富景观来构想我们身处的地貌?为什么一定要气喘吁吁往顶上爬,高处不胜寒的,而不去欣赏、呵护或者干脆加入山麓美丽的树林?有没有可能把边缘的话语组织成世界话语? 

毫无疑问,在社会科学界,所谓的“和世界对话”在实践中意味着和中心对话。大多数学者对边缘的情况、特别是来自边缘社会的观点没有兴趣;很少人会去和印度、印度尼西亚、巴西、尼日利亚的学者对话,更不要说尼泊尔、斯里兰卡、斐济这些小型国家了。在教育界有重大影响的211工程,要在中国建设100所“世界一流”大学。但是什么叫世界一流,显然是根据中心国家的标准来界定的。刘少杰教授(2007)指出,社会学思想在发端之初在中国社会有重大影响,但是后来中国社会学过高估计西方社会学的普适性,通过简单移植西方社会学理论来研究中国社会问题,正是这一和中心对话的欲望,使中国社会学本身在中国社会边缘化。 



和对世界的理解的单一化联系在一起的,是对自我的理解的内化。所谓“内化”,我指的是靠文化意识、个人修养等内在特质来界定自我。所谓心性问题、人生问题、文化问题越来越引起注意。为说明这一内化的趋势,我们可以对在1980年代风行一时的新儒学和在2000年以后的《论语》热及“大众儒学”之间作一个对比。1980年代的新儒学起源于海外和境外(港、台)。新加坡的李光耀要借这个说法强调经济发展中社会秩序的重要性,甚至是等级关系的必要性,同时也想向西方证明所谓的“亚洲价值。”亚洲和西方的学者又把这一话语放大,借此寻找所谓非西方的现代性,证明新儒学可以促进现代化。这一版本的新儒学,到1990后期基本失去说服力。人们不再对“非西方的现代性”感兴趣,越来越多的社会公众(不仅在中国,同时也在许多其他国家)认为,要成功,在经济上必须要走美国之路。打一个粗略的比喻,在1980年代,我们对世界想象有点像国际电影节,大家努力展示自己有特色的东西,大家有时候甚至不在乎彼此之间有多大的可沟通性;而到1990年代,大众的世界想象就象奥林匹克运动会,大家都要用一样的规则来竞争、用一样的标准来评判,强胜弱败,胜者为优,汰者为劣。在这一情况下的论语热和大众儒学就和1980年代不同,它不再是关注替代性的历史发展路径,不再试图寻找新的发展和生产模式,而成为自我认同、修身养性、心理调解的话语。所以“内化”。 

当我们靠这内化了的儒学论述来定义自己,来界定自我和世界的关系,文化也就被神秘化、本质化和绝对化。这和在冷战之后一些宗教原教旨主义的兴起,在逻辑上是有关联的。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在结论上耸人听闻,但是其假设不是一点道理没有。当世界被单一的经济和政治逻辑所统治,当人们越来越依靠所谓的文化和宗教来寻找生命的意义,甚至要把文化和宗教当作捍卫自我尊严的武器的时候,就很容易把文明绝对化。象“中国可以说不”以及愤青们的逆反性的民族主义是我们把世界外部化、自我内化的一个后果。由于看不到整体世界的复杂性,看不到中国和世界之间错综复杂的内在联系,我们不仅把自己和世界的分化绝对化,而且把它情绪化。中国青年群体羡慕美国同时又痛恨美国的情绪,在追求西化和崇拜国学之间的摇摆,正是我们当前世界观的反映。在这样的背景下,象汪晖等学者把中国和世界放在一个历史和结构的背景下考查,从而把世界内部化,其意义是特别深远的。 



总之,我们要突破物化的和外化的世界观。所谓“世界”,乃是多个他者和自我在多方面、多角度互动过程中产生的凸显现象,是由一系列联系、一系列互动过程组成的;不存在一个独立的、稳定的、超越地方和主宰地方的世界规律和世界理论。这意味着,如果不关心具体的、多样的、不断变化的他者,不仅在认识上容易自我中心化,也会把“世界”这个概念泛化、抽象化、固有化;这样一方面只强调自我,要逞强,对别人的批评甚至评论格外敏感,另一方面又把“自我”处理成世界的被动的组成部分,只会大声说“不”,时刻准备着自尊心受伤,而不能形成真正的主体意识。同时,我们必须突破以中心为中心的世界观。我们要挑战现有的中心霸权,但是不一定要取而代之。一个人人都把眼睛盯在中心、要进入中心的世界是危险的,甚至会是灾难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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