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的未来：冲突持续100年！
企图永远维持4%的人对全人类的统治才是非法的。
▲ 既然热战不可能，也没有必要，中美之间有可能滑向新形式的冷战（图：路透社）
作者：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郑永年教授。
文章原载于《联合早报》2019年6月4日。
如果说前些年人们讨论得最多的是中美如何避免“修昔底德陷阱”，近来随着两国之间贸易战不断恶化，人们思考的问题不再是会不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而是这个陷阱到底是怎样的。实际上，多年来，中美两国对“修昔底德陷阱”的认知一直是不同的。在美国方面，现实主义者尤其是对华强硬派自1990年代开始以来，一直在讨论中美之间会如何发生冲突；在中国方面，人们讨论最多的是如何避免这样一种可能的冲突。
如果把今天中美之间的关系仅仅理解为贸易冲突，就会太过于简单了。在今天的中美关系中，至少存在着三个“战场”，包括：（1）特朗普及其团队中的一些贸易官员，他们侧重的是中美之间的贸易平衡、贸易公平、规则等；（2）美国国会主导的技术冷战，美国民主与共和两党几乎在所有问题上都有不可弥合的分歧，唯独在中国问题上具有了高度的共识；（3）安全和军工系统试图把中美关系引向传统意义上的冷战，即美苏那样的冷战。
显然，在这三个“战场”中，贸易战既是比较容易处理的，但也可以成为技术冷战甚至传统冷战的起点。历史地看，国家之间的贸易并不是零和游戏，更多的是双赢的，但战争（无论是热战还是冷战）则往往是零和游戏。可以这么认为，就大国关系来说，今天的中美贸易战是中美关系发展到这个历史节点的必然产物。很自然，贸易战不是两国冲突的终点，而是不同形式冲突的起点（或者导火索）。可以预计，两国之间在贸易问题上和解的空间也不大，即使出现了和解，也可能只是暂时的。
一个简单的现实是，中美是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都具有很大的韧性和消化能力，除非两国贸易突然脱钩，否则不会对两国的经济产生即时的巨大影响。这种情况表现在两国谈判上，就是谁也不会向对方给予过多的让步。今天，中美的贸易谈判已经大大超出了纯贸易问题，而演变成了力量的较量。
不过，不管贸易战如何发展，两国之间的热战也不太可能，也不需要，因为两国都是核大国。进而，中美之间也不可能用传统战争的方式来解决问题。美国在全世界所有地方都没有能够通过传统战争来解决问题，更不用说是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针对中国，美国更可能使用传统冷战所使用过的“意识形态”武器，包括民主、人权等。不过，所有和意识形态相关的因素可以为对方制造麻烦，但远不足以使对方屈服。如果意识形态出了问题，基本上是一个国家内部的问题。只要这个国家的意识形态对本国社会具有吸引力，外在意识形态就很难起到颠覆性作用。
无论是贸易战还是其他方面的冲突，这些其实仅仅是中美关系的表象。美国的真正的国家利益从来就不是这些所决定的。就其本质而言，美国外交政策最为重要的目的，就是要维持其在全世界的主导地位，或者人们传统上所说的“霸权”地位。为了维持“霸权”这个最高的国家利益，美国什么样的事情都可以做，无论在国家层面、企业组织层面还是个体层面。以“国家利益”的名义也使得美国的作为具有了自我赋予的“道德性”，容易达成内部共识、获得内部支持。
美国的“国家利益”逻辑会使得人们对中美关系的未来异常悲观。不管如何，迄今为止，没有一种外在的力量可以使得美国改变这个逻辑。除非美国内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个逻辑会继续横行世界。不管喜欢与否，大多数国家都是试图在美国的这个逻辑下“求生”的，不管这些国家是美国的敌人还是美国的盟友。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如果把这个逻辑看透了，人们对中美之间的关系不至于那么悲观。实际上，两国也有可能避开零和游戏，或者一场你死我活的争霸战争，也即前面所说的“修昔底德陷阱”。
现实地看，人们并不难对中美关系做最坏的打算。问题在于，最坏的情况会是怎样的？既然热战不可能，也没有必要，中美之间有可能滑向新形式的冷战。新冷战意味着中美关系不会完全重复往日美苏冷战的情形。新冷战会是怎么样的？这首先需要人们看看旧冷战是怎样的？有哪些新因素出现可以回避旧式冷战？或者中国可以做什么来避免旧式冷战、避免最坏的“颠覆性错误”的发生。当然，应当指出的是，这里的“颠覆性错误”是针对中美两国而言的。一旦发生这种情况，中美两国都会是他方行为或者自己行为的牺牲品。
旧式冷战格局就是一个美苏之间的“战争状态”，两国关系具有如下特点。第一，和被视为是“敌国”或“敌国集团”进行冲突，同时和面临同样“敌人”或者“敌国集团”的国家进行合作。这种“冲突”或者“合作”的结果就形成了两大对立的集团。第二，在存在着两大对立集团的情形下，所谓的“国际秩序”就意味着这两大集团之间必须存在一种最低限度的秩序，即存在着一些正式或者非正式的规则，来保障国际社会最低程度的安全和稳定。对任何一个大国来说，成功的外交就意味着有能力创制和维持这些规则，在实现自身国家利益的同时也提供给另一方以生存的空间，因为一旦对方没有了生存空间，“冷战”就有可能演变成为“热战”。
在国际层面，两大集团又是如何处理两国之间的关系呢？经验地看，两大超级大国通过不同形式的“试错外交”逐渐确立了一些游戏规则，从而形成了所谓的“冷战秩序”。这些规则意在阻止两国之间的关系演变成为世界大灾难，即核大战。有三条规则是比较明显的。第一条不成文的规则就是不向对方或者对方的盟友使用核武器，尽管有些时候两国也经常用核武器来威胁对方。第二条规则是两大超级大国之间不进行直接的军事对抗和冲突。第三条规则是两大阵营之间进行有限的战争和冲突，即通过代理人所进行的战争，或者代理人战争。
不过，与其说是两大集团之间的斗争，倒不如说是两大集团内部集团秩序的建设。或者说，两大集团之间的内部秩序建设远较两大集团之间的竞争更为重要，主要表现在苏联集团使用计划经济模式来整合内部秩序，而美国集团使用的则是市场经济模式来整合集团。在很大程度上说，当时自称为马克思主义国家的苏联违背了马克思“经济是基础、政治是上层建筑”的理论，而反共产主义的美国倒是遵循了马克思的这一理论。
两种经济模式不同，决定了两大集团之间的经济发展差异，决定了集团内部各国统治集团的合法性，更决定了两大集团不同的整合方式（即计划经济的强制性和市场经济的自愿性）及其支撑两大集团军事发展水平的经济能力。尽管柏林墙的倒塌有其外部因素，但主要是其内部已经腐朽不堪。
尽管中美关系是否会演变到往日美苏关系还需要持续的观察，中国也须要注意一些可能出现的情况（例如美国的“代理人战争），但更需要认识到今天的中美关系远非当时的美苏关系。在内部，中国已经确立了中国自己定义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经济制度。尽管西方把中国视为国家资本主义，但这并不反映事实，因为事实上中国的非国有部门已经占了国民经济的60%以上。更为重要的是，今天的中国经济是开放经济，这和当时苏联的封闭性经济有天壤之别。在政治上，尽管中国政治仍在演变过程中，但很难演变成为西方那样的政体，并且在进行大规模建设、资源动员、应付包括战争在内的危机等方面，中国的政体表现出巨大的能力。
在国际上，中国并没有像当时的苏联那样形成自己的排他性的“集团”。旧冷战结束以来，尽管美国开始通过把中国塑造成为其新的“敌人”来强化着其原有的同盟，或者构建新的同盟，但中国仍然没有试图建立自己的同盟。中国数十年来所强调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并非西方意识上的同盟，因为这种伙伴关系是针对有关国家所共同面临的问题，而同盟是专门针对第三国的。
也正因为如此，美国把中国塑造成其“敌人”的努力并不成功，即使美国的传统盟友如欧盟诸国和亚洲的一些盟国也很难把中国视为“敌人”，因为中国没有对它们构成威胁。不过，中国没有组建同盟并不意味着中国容易被孤立；实际上，恰恰相反，中国经济的开放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和世界的关联和关系。多年来，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这个事实意味着中国和世界的关联度。
从这些基本面看，人们不难勾勒出中美关系的未来图景。
如上所说，贸易战对中美两大国来说并没有什么了不起，而热战则非两国的理性选择，唯一可行的便是技术冷战，或者美国一些人所说的“经济战”。但在两个深度互相依赖的经济体之间进行经济战，除了两败俱伤之外，并不能出现一个明确的赢家。一个孤立的美国打不了“经济战”，就是说，如果美国要和中国进行经济战，美国就同样要结成国际联盟来排斥中国。不过，现实的情况是，美国可以在本土市场以“国家安全”或者“国家利益”的名义来排斥中国，甚至美国的一些同盟因为受美国的压力也可以排斥中国，但美国则没有任何可能把中国挤出世界市场。
这里的前提条件就是：中国本身需要继续的开放，甚至更大的开放。而这也是这几年来中国所做的努力。中国不仅承诺更大的开放政策，而且在政策实践层面在加大、加深开放程度。在世界经济层面，中国更是在实行大规模的“走出去”计划，包括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一带一路”倡议。这些都有助于中国和世界的深度融合，而非相反。
更为重要的是，美国和中国的技术冷战对中国来说，既是一个危机也是一个“机会”，即中国的技术创新的机会。正如李约瑟博士在其多卷本《中国科技史》所表明的，在很长历史时间里，中国的技术远远领先西方。西方只是在近几百年里大大超越了中国和其他非西方国家。不过，今天的中国在改革开放数十年之后，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科技知识，中国不仅是最大的技术应用市场，更有成为最大的创新市场的潜力。
并且，只要继续开放，西方政府也很难完全阻止科技知识的流传。放弃巨大的中国市场更是意味着西方技术发明的成本会大大增加。尽管中国的中产阶层在比例上小于美国，但中产阶层的绝对规模已经赶上甚至超过美国。因为中国市场的巨大消费能力，没有资本乐意放弃中国市场。
中国已经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并且加快“走出去”，而美国也很难再次走向“孤立”，因此，两个国家在国际舞台上迎面相撞实为必然。美国既没有能力和办法来改变中国，也没有能力和办法来围堵中国，未来的中美关系可能呈现出“一个世界、两种体系”的局面，即存在着两个相对独立的经济体。这两个经济体都具有开放性，具有一定程度的交往，而对其他国家而言则是选择问题，一些国家和美国交往多一些，另一些国家和中国交往多一些，更多的国家则是两边都交往，以求得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这场冲突可能持续100年！
《金融时报》刊登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文章《中美即将进入百年冲突》
文：Martin Wolf
译：Kris
1991年苏联从政治版图上消失，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空洞。美国从此失去了敌人。尽管911事件之后美国发动了“反恐战争”，但后者毕竟远不足以填补苏联曾经占据的位置。然而，不论从意识形态、军事实力还是经济水平等各个方面来看，中国都满足许多美国人对敌人的需求。美国终于又遇到了一个与自己旗鼓相当的对手。这是我从今年的彼尔德伯格会议（译注：Bilderberg meeting，始于1954年的年度非官方会议，百余名与会者皆为商政两界顶级权贵，会议最初旨在促进欧美对话，后来在更多重大国际事务上施加决定性影响力，该会议不接受采访报道也不透露任何内容，被称为“全球影子政府”）中得出的主要结论。美国的经济、外交和安全政策统统开始把与中国全面敌对竞争作为核心原则。
至于特朗普是否以此作为核心原则，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这位美国总统只需要跟随他的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直觉。其他人将为他提供框架，填充细节。他们的目标是确保美国的主宰地位，实现该目标的手段是掌控中国或与中国脱钩。在这场冲突过程中，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秩序、经济全球化，以及国际关系的和谐都将成为牺牲品，任何对此怀有侥幸心理的人都被蒙蔽了。
6月2日，中国发布了令人震撼的《关于中美经贸磋商的中方立场》白皮书，证明了这一点。尽管我感情上不愿承认，但事实是，从许多方面来说中方立场都是正确的。美国抓住中美双边贸易失衡大做文章，这在经济学角度看来属于文盲行为。美方认为中国盗窃知识产权给美国造成巨大破坏，这个观点也很成问题。美国还指责中国严重违反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时的承诺，这种提法同样属于言过其实。
美方指责中国“作弊”显得十分虚伪，因为特朗普政府采取的贸易政策几乎统统都违反了世贸组织的规则。美国极力破坏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等于从侧面承认了美国违规的事实。在中美贸易谈判当中，美国的立场可以总结为“强权即公理”。它坚持要求中国接受美方充当协议的审判员、陪审团和刀斧手这三重角色，恃强凌弱的态度体现得淋漓尽致。
双方如果对市场开放或知识产权保护的某些条款持有争议，可以通过慎重的谈判来解决。这种解决方式甚至可以说对中国有好处，因为它可以使“看得见的手”减轻干预，促进市场化改革。但现在摆在双方面前的问题太过于棘手，以至于这种解决方式已经无法奏效。造成当前这种状况的原因一部分是谈判破裂，双方不欢而散；更主要的原因是美国已经开始质疑要不要与中国的国家主导型经济融合，这种融合对美国有没有好处。美国之所以对华为充满恐惧，是因为它触及了国家安全和技术自主的敏感神经。在美国眼里，自由经贸活动已经越来越等同于“与敌人做生意”。
美国正在出现一种新的思潮，将中美关系限定在零和冲突的框架里。不久前，作为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主管（该职位曾经由冷战战略家乔治·凯南担任）的凯润·斯金纳在新美国基金会组织的论坛上发表了一通言论，非常说明问题。她提出，中美之间的敌对关系是“美国与一个很不同的文明和不同的意识形态之间的争斗，是美国过去从未遇到的”。她补充道，这是“美国首次以一个由非高加索人种构成的大国作为竞争对手”。她显然忘记了美国与日本的战争。但更重要的是，她透过文明和种族战争的框架来看待中美关系，而文明和种族战争是不可调和的冲突。这绝非偶然。美国方面也没有调整斯金纳女士的职位。
除了文明和种族，还有许多人将中美冲突描述为一场围绕着意识形态和权力展开的斗争。强调意识形态的人认为中国官方强化了马克思主义话语，党扮演的角色也变得更加突出。强调权力的人则注意到中国经济实力的崛起。这两种观点都指向中美长期冲突。
这是当前时代最重要的地缘政治发展趋势。特别关键的一点在于，中美长期冲突将迫使其他所有国家选边站队，保持中立将越来越难。这个趋势不仅重要，而且十分危险。中美关系原本虽然棘手但仍处于可控范畴以内，但如今的风险在于，它有可能莫名其妙地演变为一场全盘冲突。
中国的意识形态不像苏联那样，它对自由主义民主没有什么威胁。西方的右翼煽动分子反倒比中国更危险。任何企图阻拦中国经济和技术崛起的尝试几乎肯定会遭遇失败。更糟糕的是，它会引起中国人民深深的敌意。随着中国人民生活越来越富足、受教育程度越来越高，他们要求掌握自己的命运。从长远来看，这样的要求终究会得到满足，但如果中国自然崛起的进程受到威胁，那这个进程就会大受挫折。此外，中国的崛起并不是导致西方弊病缠身的重要原因。相比之下，西方国家精英阶层的冷漠和无能才是关键。什么叫做知识产权盗窃？它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种事实，即崛起当中的经济体必然试图掌握时下最先进的技术。说到底，企图永远维持4%的人对全人类的统治才是非法的。
这当然不是说，中国说什么做什么我们都应该接受。相反，西方对待中国的最佳方式是矢志不渝地坚持自由、民主、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主义，以及全球合作等价值观。这些思想曾经在全球范围内团结了许多人，使他们成为美国的支持者。其中许多理念至今仍然吸引着许多中国人。今天，与从事环境、商业与和平事业时一样，西方在与崛起的中国携手合作的同时，也完全可以坚持这些思想，而且还要比过去更加坚定，这至关重要。
竞争与合作并重的相处之道才是中国与西方正确的前进方向。西方在应对中国崛起时，既要与志同道合的盟友密切合作，也要给予中国足够的尊重。当前状况的悲剧之处在于，特朗普政府在发动中美冲突的同时，还在攻击盟友，摧毁美国主导的战后秩序。美国对中国发起的攻击是一场在错误的战场上发起、以错误的方式进行的错误的战争。唉，这便是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
The looming 100-year US-China conflict
The disappearance of the Soviet Union left a big hole. The “war on terror” was an inadequate replacement. But China ticks all boxes. For the US, it can be the ideological, military and economic enemy many need. Here at last is a worthwhile opponent. That was the main conclusion I drew from this year’s Bilderberg meetings. Across-the-board rivalry with China is becoming an organising principle of US economic,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ies.
Whether it is Donald Trump’s organising principle is less important. The US president has the gut instincts of a nationalist and protectionist. Others provide both framework and details. The aim is US domination. The means is control over China, or separation from China. Anybody who believes a rules-based multilateral order, our globalised economy, or even harmoniou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re likely to survive this conflict is deluded.
The astonishing white paper on the trade conflict, published on Sunday by China, is proof. The — to me, depressing — fact is that on many points Chinese positions are right. The US focus on bilateral imbalances is economically illiterate. The view that thef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has caused huge damage to the US is questionable. The proposition that China has grossly violated its commitments under its 2001 accession agreement to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is hugely exaggerated.
Accusing China of cheating is hypocritical when almost all trade policy actions taken by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are in breach of WTO rules, a fact implicitly conceded by its determination to destroy the dispute settlement system. The US negotiating position vis-à-vis China is that “might makes right”. This is particularly true of insisting that the Chinese accept the US role as judge, jury and executioner of the agreement.
A dispute over the terms of market opening or protec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might be settled with careful negotiation. Such a settlement might even help China, since it would lighten the heavy hand of the state and promote market-oriented reform. But the issues are now too vexed for such a resolution. This is partly because of the bitter breakdown in negotiation. It is still more because the US debate is increasingly over whether integration with China’s state-led economy is desirable. The fear over Huawei focuses on national security and technological autonomy. Liberal commerce is increasingly seen as “trading with the enemy”.
A framing of relations with China as one of zero-sum conflict is emerging. Recent remarks by Kiron Skinner, the US state department’s policy planning director (a job once held by cold war strategist George Kennan) are revealing. Rivalry with Beijing, she suggested at a forum organised by New America, is “a fight with a really different civilisation and a different ideology, and the United States hasn’t had that before”. She added that this would be “the first time that we will have a great power competitor that is not Caucasian”. The war with Japan is forgotten. But the big point is her framing of this as a civilisational and racial war and so as an insoluble conflict. This cannot be accidental. She is also still in her job.
Others present the conflict as one over ideology and power. Those emphasising the former point to President Xi Jinping’s Marxist rhetoric and the reinforced rol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Those emphasising the latter point to China’s rising economic might. Both perspectives suggest perpetual conflict.
This is the most important geopolitical development of our era. Not least, it will increasingly force everybody else to take sides or fight hard for neutrality. But it is not only important. It is dangerous. It risks turning a manageable, albeit vexed, relationship into all-embracing conflict, for no good reason.
China’s ideology is not a threat to liberal democracy in the way the Soviet Union’s was. Rightwing demagogues are far more dangerous. An effort to halt China’s economic and technological rise is almost certain to fail. Worse, it will foment deep hostility in the Chinese people. In the long run, the demands of an increasingly prosperous and well-educated people for control over their lives might still win out. But that is far less likely if China’s natural rise is threatened. Moreover, the rise of China is not an important cause of western malaise. That reflects far more the indifference and incompetence of domestic elites. What is seen as thef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eflects, in large part, the inevitable attempt of a rising economy to master the technologies of the day. Above all, an attempt to preserve the domination of 4 per cent of humanity over the rest is illegitimate.
This certainly does not mean accepting everything China does or says. On the contrary, the best way for the west to deal with China is to insist on the abiding values of freedom, democracy, rules-based multilateralism and global co-operation. These ideas made many around the globe supporters of the US in the past. They still captivate many Chinese people today. It is quite possible to uphold these ideas, indeed insist upon them far more strongly, while co-operating with a rising China where that is essential, as over protecting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commerce and peace.
A blend of competition with co-operation is the right way forward. Such an approach to managing China’s rise must include co-operating closely with like-minded allies and treating China with respect. The tragedy in what is now happening is that the administration is simultaneously launching a conflict between the two powers, attacking its allies and destroying the institutions of the postwar US-led order. Today’s attack on China is the wrong war, fought in the wrong way, on the wrong terrain. Alas, this is where we now are.
战略竞争和中美关系的未来
本文是傅立民先生5月3日在斯坦福大学“新冷战？：锐实力，战略竞争和中美关系的未来”系列座谈会上的发言，李岩翻译。
傅立民（Chas W. Freeman,Jr. 查斯·弗里曼），布朗大学沃森国际与公共事务研究所资深研究员。他是资深外交官、中美关系专家，离开公职后经商也写书。1972年尼克松访华期间他担任首席翻译，上世纪80年代出任美国驻华使馆公使，他还曾任美国助理国防部长、美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等职。通晓中文，著有《论实力》《有趣的时代》等书。
论与中国的敌对式共存
On Hostile Coexistence with China
Remarks to the Freeman Spogli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China Program
特朗普总统与中国的贸易战迅速蔓延到了中美关系的其他领域。如今华盛顿试图解除中国经济与美国经济的相互依赖状态，削弱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抵制其对外投资，对其公司造成破坏，阻碍其技术进步，对其背离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许多做法施加惩罚，向其边界地区发起挑战，了解其国防信息，并保持随心所欲地穿透这些国防设施的能力。
这些做法所传递出来的与中国相敌对这一信息是一以贯之的，也是显然可以理解的。大多数中国人都认为这反映了美国的一种协调一致的观点或者战略。但事实并非如此。
如今在华盛顿，已经不存在井然有序的政策过程，从而协调、和缓，或是控制政策的制定以及执行过程了。恰恰相反，这名民粹主义总统事实上宣布针对中国进入了“言论开放期”。这使得特朗普政府中的所有人都可以随心所欲地抨击中国。所有参与国际事务的部门和机构——例如美国特别贸易代表、国务院、财政部、司法部、商务部、国防部和国土安全部——在对待中国的问题上都在各行其是。总统掀起了一场毫无组织纪律的突击行动。他显然认为，这会对中国施加更大的压力，从而令中国屈服于自己的保护主义和重商主义要求。当他于2020年寻求连任时，这将成为可供他吹嘘的业绩。
特朗普总统任期是建立在下层中产阶级对于被移民所取代以及工作岗位被外包给外国人的恐惧情绪基础上的。他的竞选活动在美国老百姓——尤其是虔信宗教的美国老百姓——对于本国管理层和政治精英对于自己福祉显而易见的轻蔑对待与无动于衷所产生的愤怒情绪中寻得了根基。对于很多人而言，中美之间贸易的不平衡以及中国对美国技术的窃取，成为了解释收入分配越发不均、机会平等每况愈下、就业市场的去工业化以及乐观情绪烟消云散等美国社会中种种现象的原因。
就对中国的看法而言，如今许多美国人都在潜意识里将傅满洲那阴险的形象、日本在令人紧张不安的八十年代向美国工业和金融方面的支配地位发起的挑战，以及生存遭到威胁的危机感（类似于催生了《排华法案》的反华情绪）结合到了一起。
与此同时，2008年金融危机所暴露出的美国精英阶层的无能，种族暴力事件和大规模枪击事件的不时爆发，华盛顿政坛一而再再而三陷入瘫痪的处境，再加上“美国优先”这一傲慢的单边主义口号，也极大地降低了美国对于中国精英的吸引力。
结果就是，如今中美关系之间的互动充斥着对彼此的责难，却缺少在经验上具有足够依据的信息，以佐证其行为所激发出的激动情绪。对于双方来说，对方都被认定犯下了大错。针对对方的指控，双方都无法通过任何程序来证明自己并无过错。没有根据的胡乱猜测、推想、从可疑的假设出发进行先入为主的推理，以及媒体所引发的幻象，都一而再再而三地被重复，以至于被当做了事实。当代美国民粹主义的煽动确保了在这个国家，压根不需要任何证据，就可以激发起有关中国的大声喧嚷。与此同时，中国用民族主义情绪来回应美国粗暴的言语，将打碎了的牙齿咽进肚子里，克制着不以相同的方式展开反击，同时默默地谋划着进行报复——“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我们正在步入的不只是后美国时代，还是后西方时代。在许多方面，新兴世界秩序的轮廓尚不清楚。但其中有一个方面是确定的：在全球治理和地区治理之中，中国将发挥更加重要、美国将发挥更不重要的作用。就这一未来而言，对于中国财富和实力的与日俱增，特朗普政府的回应并非吉兆。中美两国如今形成的相互憎恨和敌对的这一模式可能造成不可磨灭的影响。果真如此，对于两国以及对于世界的繁荣与和平而言，其后果都将是极其不安的。
就目前而言，美国与中国的关系似乎成为了由诸多相互矛盾的势力与因素混合而成的载体，这其中各种势力与因素都各有自己的宣扬者和支持者。某些人的憎恨情绪抵消了另外一些人的赞赏之情。现在美国政府中似乎没有一个人评估了这种以不加协调的方式对待世界上最大的新兴国家，对美国的总体利益以及福祉会造成何种影响。在美国似乎也很少有人考虑了与中国的敌对关系对美国及其亚洲伙伴造成的损害，要超过对中国造成的损害这种可能性。或者，在极端情况下，中美之间的敌对关系甚至可能导致毁灭性的跨太平洋核交火。
对于中国的某些抱怨之声来自于扭扭捏捏的恐华者，这些人将自己与特朗普总统捆绑到了一起。他们的有些抱怨之声是完全有理由的。中国慢慢接受了知识是可以被排他性占有的财产这一资本主义观念。但这毕竟是与将复制视为奉承而非对天才的侵犯这一中国千年以来的传统相悖的。中国商界人士不仅仅针对彼此展开剽窃知识产权的行为，针对外国人也是如此。其他人在过去或许也有过相同的行为，但他们这样做的程度都无法与中国相提并论。单是中国的体量就使得其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变得不可容忍了。在不尊重私有产权的态度得到纠正之前，无论是中国的市场经济，还是中国的国际贸易与投资关系，其潜力都是无法实现的。美国和欧盟坚持要求中国政府解决这一问题，这样的态度是正确的。
许多中国人也对此表示同意。在中国国内市场中有一部分人默默地欢迎外国为强制执行专利与商标法而施加的压力，因为他们也是大量商标与专利的创造者。甚至还有更多人希望贸易战会迫使中国政府重振“改革开放”。更加公平地对待外国投资的中国公司不只是个合理的要求，而且符合在经济上占据主导地位、但在政治上占据弱势的中国私人部门的利益。中国的保护主义是一扇并未上锁的门，美国及其他人应该继续推这扇门。
但其他针对中国的抱怨则要么是部分有道理的，要么是毫无道理的。有些人回想起了赫尔曼·戈林在纽伦堡审判时的世故言辞：“人们总是会满足领袖的要求。这很容易。你需要做的只是告诉他们，他们遭到攻击了，并且谴责和平主义者缺乏爱国精神、令国家暴露在危险面前。在任何国家，这一套做法都奏效。”在中美之间安全关系恶化的过程中，这样的操纵式逻辑就在发挥作用。社交媒体和专业媒体使得一切都显得像是真的一样，却使得任何真理都遭到质疑。这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阴谋论、虚假叙事、伪造的报道、虚构的“事实”以及公然的谎言等污浊难闻的互联网世界里，有关中国的毫无根据的假定迅速成为了根深蒂固的信念，早就遭到驳斥的迷思和谣言轻而易举地就会死灰复燃。
想想吧，一名印度雄辩者发明的这一精炼的短语——“债务陷阱外交”（debt-trap diplomacy）——迅速就被普遍接受，被认为是概括了中国的掠夺性国际政治-经济政策。然而，被加以引用的所谓“债务陷阱”唯一的例证只不过是汉班托塔港（Hambantota），这是此后遭到推翻的斯里兰卡前专制总统发起、为自己的家乡增光添彩的一个项目。他的继任者作出了正确的评判，认为这是一个大而无用的项目，于是便将其转交给了中国公司，并且要求这家公司将债务替换为股权。为了收回自己的投资，这家中国公司如今必须为这座港口建设经济腹地。与其说汉班托塔是“债务陷阱”的例证，不如说这是一笔被套牢了的资产。
此外，中国如今常常被指责犯下的某些错误，其实用来指责当前的美国，要比指责中国更加合适。此类最具讽刺意味的指控之一是，指责中国——而不是反社会的、向国际现状发起进攻的“美国第一”政策——破坏了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和那些睿智的美国国务家在70多年前塑造的多边秩序。然而，无视《联合国宪章》、退出各种条约与协定、试图令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陷入瘫痪、以双边保护主义计划取代以比较优势为基础从而为国际贸易提供便利的多边机制的，是美国，而不是中国。
世界贸易组织的本意是成为重商主义——这又被称为“政府管控下的贸易”——的“解毒剂”。中国变得愈发强烈地支持全球化和自由贸易。全球化与自由贸易是中国崛起、实现繁荣的首要源泉。中国成为美国设计并实现的那一贸易与投资机制的坚定捍卫者，这并不令人感到意外。
相较之下，特朗普政府则完全是重商主义的，即试图通过将进口降到最低程度、将出口扩大到最大程度，通过单边施加关税与配额，同时令美国免于受那些它坚持要其他国家服从的规则限制，来提升本国实力。
除了指出“与中国的接触未能转变中国的政治体制，因此应该放弃这一战略”这一命题的荒谬性外，我不打算再继续讨论这一问题了。那些最为激烈地宣扬这一虚假命题的人士，正是那些曾经抱怨称改变中国的政治秩序并非与中国接触的目标、但应成为这一目标的人士。他们如今却又因与中国的接触并未实现他们希望实现、并且曾经知道并未实现的目标，而谴责这一战略。很能说明问题的是，美国与其他非自由主义社会（例如埃及、以色列所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或是杜特尔特治下的菲律宾）的接触，都并未因未能改变这些社会而受到谴责。
尽管如此，我们也不应该低估美国对中国开放40年对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所造成的巨大影响。美国与中国的接触帮助中国制定了迅速地使得至少五亿人口摆脱贫困的政策，将中国从一个愤怒、贫穷、孤立、希望推翻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国家，转变成了一个主动、越来越富裕、成功地参与这一秩序的国家。它催生了一个现代化的经济体，这个经济体如今已经是世界经济增长最为强大的推动力，而且直到贸易战打响之前，这一经济体还是美国增长最为迅速的海外市场。
美国与中国的接触帮助改革了其教育体系，创造出了一支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方面的劳动力，这支劳动力已经占据了全球经济中此类劳动力总数的四分之一。中国曾一度拖了人类发展的后腿，但如今却成为了加速推动人类发展的发动机。这样的转变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美国与中国接触战略的深度与广度。
此外，我们也不应该低估中美之间经济脱钩、政治敌对和军事对抗可能造成的潜在影响。美国如今的政策正在使得上述现象变得制度化。即使中美两国结束了当前这场贸易战，如今华盛顿似乎也已经下定了决心，要尽其所能遏制中国。有理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美国能够成功地做到这一点吗？试图做到这一点，代价和后果会如何？如果美国放弃与中国的接触，美国对中国未来的演变还能施加怎样的影响——如果说还能施加任何影响的话？在中美两国敌对式的共存这一条件之下，中国未来的演变看上去会是什么样子的？
接下来我将针对这些问题，列出可能的答案。
首先，降低中国与美国经济相互依赖程度的后果是什么？
如今将中国与美国经济联系在一起的供应链是经由市场管控下的比较优势塑造出来的。美国试图强行实施政府规定的关于中国购买农业产品、半导体以及此类产品的额度。这样的做法象征着政治势力凌驾于市场力量之上。通过同时退出《巴黎气候协定》、《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伊朗核协议，以及其他一系列协定与条约，华盛顿表明了自己不再能够被信任会尊重契约的神圣不可侵犯性。美国政府还表明了，它可以无视其农场主和制造业工厂主的经济利益，强行施行由政治动机推动的对这些产品的禁运。中国从近来美国外交举动中吸取的基本经验就是，人们不应再信赖美国的言辞，或是依靠其工业与农业出口品了。
出于这些原因，中国与美国之间将要达成的贸易“协议”——如果两国之间会达成贸易“协议”的话——充其量只不过会是后续争斗之前的停火。这将是短期的权宜之计，而不是长期的重振中美之间的贸易与投资关系，使其变得更加有利于美国的利益。中国政府未来将不会允许中国变得过于依赖涉及像特朗普的美国那样反复无常和充满敌意的国家的进口品或是供应链。与之相反，中国将开发美国以外的食物、自然资源和制造品来源，同时提高自力更生的程度。美国工厂主和农场主进入中国市场受到限制，这将导致美国的经济增长率受挫。通过试图减弱美国与中国相互依赖的程度，特朗普政府在不经意间使得美国成为了正在迅速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市场的中国市场最后考虑的对象。
中国经济的规模还将令美国制造商“失去”中国市场的后果进一步雪上加霜。中国服务业之外的经济已经令美国服务业之外的经济相形见绌了。经济规模是很重要的。建立在具有无与伦比规模的国内市场基础上的中国公司，所具有的规模经济，使得它们在国际竞争中获得了巨大的优势。随着中国对美国的保护主义做法以牙还牙地进行报复，生产诸如建筑器材或是数字交换机等商品的美国公司刚刚因为被增收了关税，而在中国市场上被置于了严重的不利地位。美国公司如今在中国市场上遭受的此类新障碍的一大副作用在于，中国公司不仅可以在中国市场上，而且还可以在第三国市场上，与美国公司展开更加有效的竞争了。
其次，美国试图阻止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与此前美国试图说服盟国和贸易伙伴抵制中国发起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努力相比，这样的做法成功的可能性并不会更高。此举会导致美国陷入孤立，而不是中国。从外部对“一带一路”倡议以及与之相关的项目指指点点，并无助于将其塑造得有利于美国的利益。这只会剥夺美国公司通过参与其中而可能获得的利益。
美国的所作所为似乎是出于对单纯的双极世界秩序的怀旧之情。在这样一种双极世界秩序之中，可以通过向其他国家施压的方式，迫使其站到美国这一边，或是站到美国的对手那一边。然而，和美国曾经的对手苏联不一样，中国并不受阻于功能失调的意识形态与经济体系。更加重要的是，如今的中国是国际社会至关重要的一个成员，而不是像苏联那样的局外人。如今，没有国家还愿意被迫在北京和华盛顿之间作出选择了。恰恰相反，它们都试图尽可能地从与中国、与美国，以及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中获取最大利益，只要这些国家能够为它们带来好处。非此即彼的选择、外交官的群体思维，以及冷战风格的阵地战，已经被民族性身份政治和对于政治、经济与军事利益的投机式追求取代了。过去的效忠情况再也不能决定当下的行为了。
可悲的现实是，曾经引领创建了布雷顿森林体系——这一体系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体系的核心——的美国，如今却既不为这些机构及其成员提供资金，也不推动其改革。而在供给、需求、财富和实力都发生了转移的情况下，要想推动发展，资金和改革都是必不可少的。中国与其他国家正在创建的那些新的组织，例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等，并非是在以掠夺的方式闯入由美国主宰的国际金融这一领域。创建这些组织，是针对金融与经济需求未获得满足所作出的必要的回应。谴责这些组织，并不能改变现实。
其他国家并不将这些组织视为取代此前存在的那些放贷机构的组织，长期以来这些机构都是由美国领导的。这些新的机构对世界银行以及地区性开发银行构成了补充。它们的运作方式比起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那些机构所开创的放贷规则有所改善。中国是这些新开发银行的主要出资国，但并不像美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里那样，拥有否决权。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职员来自多个国家（占据关键职位的还包括美国人）。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的首位行长是印度人，而且迄今为止其主要放贷行为都发生在南非。
华盛顿选择了抵制中国发起的一切事物。迄今为止，旨在排挤和削弱中国影响力的这种做法所造成的可悲的、但完全在预料之中的结果便是，中国的国际影响力非但没有遭到削弱，反而更加扩大了。通过拒不参与此类新机构，美国使得自己在多边发展金融领域的总体治理过程中变得越来越无关紧要了。
第三，美国试图阻挠中国的国际投资，遏制其技术公司，并阻止其科学与技术进步。
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为阻止中国对美国工业和农业进行投资的行动被广为宣传，并且变得越来越频繁了。美国官方对华为和中兴等中国电信公司的谴责也越来越频繁，还不时地采取行动，试图令其倒闭。美国联邦调查局开始大声提出警告，声称美国大学校园中的大量中国留学生对美国构成了威胁，这令人不安地回想起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反德情绪，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反日情绪，以及冷战时的反共情绪。华盛顿正在调整签证政策，使得这些“危险的”人们被美国大学录取的难度增大。华盛顿还发起了一场咄咄逼人的运动，试图说服其他国家也拒绝作为“一带一路”倡议内容的中国投资。
总而言之，这些政策说明美国政治精英决定阻挠中国的发展，而不是通过投资来加强美国与中国竞争的能力。然而没有任何理由能够令人相信这种做法可以取得成功。在过去三年间，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增加了两倍还多。第三方国家公开地拒绝和美国一道反对深化与中国的经济关系。它们想要获得的是中国投资将提供的资本、技术和市场开放。美国对于这些国家与中国做生意的意愿提出谴责，但在这样做的同时，很少有美国公司能够为它们提供可以与中国竞争者提出的条件相匹敌的报价。什么都不付出的话，你是无法战胜别人的。
同样还不清楚的是，美国政府对中美两国之间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方面劳动力的合作加以阻挠，这种做法会使得中国还是美国遭受更为严重的伤害？情况很有可能是这样：遭受最严重伤害的会是美国。相当多的土生土长的美国人似乎对宗教迷信、魔法和超级英雄比对科学更感兴趣。美国在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方面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移民，以及美国高校中的中国与外国研究者。特朗普政府却试图对这两者都加以限制。
中国已经拥有了全世界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方面的劳动力总量的四分之一。如今，中国每年毕业的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方面的毕业生数量为美国的三倍（讽刺的是，在美国，有相当数量的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方面的毕业生是中国或者其他亚洲国家的留学生。在美国学习计算机科学的学生中，约有半数是中国或者其他亚洲国家的留学生）。美国与中国科学家不再进行接触，再加上美国研究机构中中国人数量的减少，只会进一步阻碍美国的科学进步。
中国正在迅速增加对于教育、基础科学、研究和开发的投资，然而美国却在减少对于这些活动的投资，而这些活动正是技术进步的基础。在中国，创新的速度正在明显加快。在其他国家的科研人员继续相互交流的同时，让美国不再与中国的科研人员进行接触，会导致美国面临着不只落在中国之后、还会落在其他外国竞争者之后的危险。
最后，美国军队正在与中国对抗。
美国的海军和空军每天都在中国海岸进行巡逻，打探着中国的国防设施。美国在与中国开战时的战略——例如因台湾问题而开战——有赖于克服中国的这些国防设施，从而能够对中国的内陆进行打击。美国刚刚退出了《中程核力量条约》，部分原因就是为了能够在中国周边地带部署核武器。就短期而言，因意外事件而触发战争（例如由南海和钓鱼岛的小事故触发，或是由台湾政客超出中国大陆对这个岛屿悬而未决的政治现状的容忍程度的某些举动触发）的风险正在增大。这些威胁促使中国的国防预算日益增长、其军事实力日益提高，旨在令美国在中国近海地区不再占据长期以来的军事优势地位。
就长期而言，美国主导中国周边地区的努力会导致中国军队在美国周边地区也作出类似的回应，就如同苏联曾经做的那样。莫斯科积极地在美国的大西洋沿岸和太平洋沿岸巡逻，在距离这两条海岸不远处部署了能够发射导弹的潜水艇，支持西半球的反美政权，并且凭借足以摧毁美国内陆的核打击能力威慑美国，令其不敢与自己开战。以什么为依据，华盛顿才会认为北京最终不能、也不愿针对美国军队在中国周边构成的威胁而对美国以牙还牙呢？
在长达42年的冷战期间，美国一直与其苏联对手保持着充分的军队与军队之间的对话。美国和苏联双方都明确地承认达成战略均势以及提出危机管理机制的必要性，以便降低在两国之间爆发战争和核交火的风险。然而，如今不存在此类对话、谅解或是机制，来对美军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之间业已存在的紧张局势的升级加以控制。在不存在此类对话、谅解或是机制的情况下，美国对中国人民解放军所具有的全部意图与计划的揣测，都并非出于真凭实据，而只是出于镜像思维。
中美之间的互不理解可能促使军事对抗更加激烈、并且增加这种局面可能导致的危险，这样的可能性正在增加。由于中国和美国的内部安全与反情报机构似乎正在你争我夺地试图在令对方国家的公民对本国心生不满之情方面比对方做得更加出色，发生这种情况的几率甚至进一步增大了。中国是个警察国家。对于身在美国的中国人而言，美国有时候看上去也正在成为一个警察国家。
很难避免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华盛顿继续当前这种做法，那么美国获得的利益将很少，同时会将大片地盘拱手让给中国，并且极大地增加自身福祉、全球领导地位以及安全局势所面对的风险。
从经济方面来说，中国将变得不那么欢迎来自美国的出口产品。中国将要么寻求实行进口替代政策，要么试图寻找能够替代美国的商品及服务的其他来源。随着接触世界上拥有最大规模的中产阶级以及消费者群体的经济体的程度受到限制，美国在价值链上的地位将会下降。中国与其他主要经济体关系的发展速度，将快于这些主要经济体与美国关系的发展速度，这反过来又会影响到美国的经济增长率。美国对中国贸易赤字的任何减少，都会被与其他国家贸易赤字的增多而抵消，因为当前位于中国的那些生产将会转移到这些地方。
随着中国为既存的一系列国际组织提供新的机构以及资金，以及在这些机构的管理过程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将得到扩大。“一带一路”倡议将使得中国的经济影响力扩张到欧亚大陆及其周边地区的任何一个角落。美国在全球规则制定及其执行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将进一步衰退。中国将渐渐地取代美国，在全球贸易、投资、运输和新技术规章制定等方面成为新的标准制定者。
中国的技术创新将进一步加速，但这将不再是在与美国研究者以及研究机构的合作中实现的。与之相反，中国将自主地以及通过与美国之外的科学家进行合作，来实现技术创新的加速发展。美国的大学将不再吸引来自中国的最为优秀的大学生以及研究人员。在没有美国参与下所开发的新技术，与其说美国能够分享、不如说美国将无法获得其带来的收益。与此同时，美国长期以来在科学和技术方面占据的优势地位将逐渐地化为乌有。随着中国与美国之间的热诚以及联系烟消云散，中国人尊重美国知识财产的理由也将变得更少，而不是更多。
考虑到美国军力部署在前沿这一状况，中国军队拥有居于守势和交通线更短这一巨大的优势。中国人民解放军当前正专注于反制美国在太平洋沿岸最后十分之一处，或者说是6000英里范围内，投射兵力的能力。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人民解放军很有可能会试图通过直接向美国边界地带施压的方式，来向美国向中国边界施压的做法投桃报李，就如同苏联军队曾经做过的那样。
如今在美国军队与中国人民解放军PLA之间存在着的敌对关系已经助长了两国军队之间的军备竞赛。这种情况很有可能会进一步扩张和加速。PLA正在迅速地缩小自己的军事实力与美军军事实力之间的差距。PLA正在研发核三位一体，以便匹敌美国的核三位一体。好消息在于，中美之间相互的核威慑看上去仍然是可能的。坏消息在于，台湾的政客以及他们在华盛顿的同路人正在坚决地挑战那些在过去40年间用对话与和解使得台湾海峡两岸的军事冲突局面得以缓解的政策框架与相互谅解。在台湾，有些人似乎相信，当他们与大陆发生冲突时，能够指望美国出手干预。中国内战并未结束，而是在1950年时由于美国的单方面干预而中止了。如今，这场战争比数十年来的任何时间都更加接近于重新打响。
关于中美关系政治-军事方面，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在美国，任何曾在中国待过一段时间的人，如今经常无法通过安全审查。这确保了很少有情报分析人士能够拥有“指尖上的触觉”——即从直接经验中得来的感觉——而这种感觉对于真正地理解中国或是中国人而言是必不可少的。对此不必担心。因为特朗普政府根本不相信情报部门。如今，政策是根据混杂着媒体炮制出来的幻想的无知出台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某些野心勃勃的美国人开始在龙粪中搜寻未被消化掉的中国恶意这一金块，从而在掌权者热衷于此类事物之前就能因此吹嘘自己。中国有句老话很好地总结了这种做派：“屎壳郎戴花，又臭又美。”
总而言之，这样的做法是无法在应对中国的财富与权势与日俱增对美国提出的多重挑战方面取得成果的。那么，该怎么办呢？
我在此提出几点设想。
首先，接受这样一种现实：中国体量太大了，而且在国际体系中扎下的根太深了，是无法通过双边的方式加以应对的。国际体系需要作出调整，以适应中国的崛起所造成的地区与全球财富与实力均势的这种地壳移动式的重大变化。要想拥有成功地应对如今正在发生的变化的一丝希望，美国就需要获得一个由富有理性和远见的人士组成的联盟的支持。如果美国继续以蔑视联盟和伙伴关系的方式采取行动的话，美国就不可能获得这样一个联盟的支持。华盛顿需要重塑建立在外交与礼让基础上的治国之道。
其次，需要忘记政府管控下的贸易以及其他形式的重商主义。没有人能够指望在这样一场国家统制主义的游戏中战胜中国。世界不应做此尝试。世界也不应该鼓励中国政府以牺牲市场力量或是中国的私有部门为代价，来管控贸易。各国政府可以而且应该制定经济政策目标，但如果是市场、而不是政客，通过分配资本和劳动力来实现这些经济政策目标的话，任何人都将从中获得更大的利益。
第三，与其假装能够在地区和全球治理中拒绝赋予中国重要的角色，不如优雅地承认现实。与其试图削弱中国，不如利用其财富和实力来支持以规则为基础的世界秩序。中国正是在这一世界秩序中实现繁荣的。世界贸易组织正是这一世界秩序的一部分。
第四，应该接受这一现实：美国继续与中国在科学、技术和教育方面保持开放，会令自己获得更多利益，而不是失去更多。需要保持警惕，但不应过分。最好继续保持目前这种开放和跨国合作的局面。要针对中国开展工作，说服它相信对它而言技术盗窃的成本最终会变得太高，从而不值得承担。
第五也是最后一点，不要再在中国沿海地带进行挑衅性的军事行动。不要再频繁地用“航海行动的自由”来对中国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解释提出抗议，而是转而展开对话，争取双方对彼此的相关利益与原则达成相互谅解。批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并且利用该公约的争端解决机制。尽可能地避免与中国发生军事对抗，并且寻求展开符合双方共同利益的行动，例如保护商业船只，等等。寻求双方共同的立场，同时并不否认双方之间长期存在的分歧。
总而言之，中国和美国都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以便应对长期以来遭到忽视的国内问题。做更多我们目前正在做的事情，只会使得中国和美国都无法维持目前这种和平、繁荣和国内安宁的程度。然而中美之间更具合作性的关系却能够做到这一点。中国与美国这样的两个大国之间敌对式的共存将会导致两国都遭受伤害，使得任何一方都无法从中获益。这会导致不可接受的风险。美国人和中国人都需要离开我们如今身处的这条道路。我们能够、我们必须找到一条对我们而言都更好的前进之路。
演讲原文：https://chasfreeman.net/on-hostile-coexistence-with-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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