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探寻】民族学院的发展历程——​三边公学时期的民族学院（五）

三

改编蒙古戏剧与宣传抗战

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和教育政策随着形势变化而不断调整。1936年11月22日，在陕北保安县（今志丹县）成立了中国文艺协会，毛泽东应邀参会并发表即席演讲，提出了当前文艺工作的任务是“发扬苏维埃的工农大众文化，发扬民族革命战争的抗日文艺。”1937年8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对抗战时期教育政策做好明确的规定，提出了改变教育的旧制度、旧课程，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程，指出教育事业也要适应并服从抗战事业的需要。这样，抗日救国成为为一时期边区文化和教育事业的主题。

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解决了文艺工作者“为什么人服务”和“怎样去服务”的根本问题，在抗战救国服务的主题下，确定了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宗旨。在文教“民族化、大众化”方针的指导下，文艺工作者利用陕北民间的秧歌舞形式，配上些小型秧歌剧，开展了一系列新民歌和新秧歌剧的创作，文教工作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民族学院职员积极投身于这一新的文教工作中，他们利用自身优势，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文教活动。

1944年9月，迁址定边的民族学院组织文艺宣传队，取名“民族学院蒙汉秧歌队”，由克力更负责，成员有乌兰、潮洛蒙、刘金、连迥（布赫）、云照光等20多人。他们既是文艺创作队，又是文艺演出队。

民族学院蒙汉秧歌队最初只表演现成的节目，多数是调查和取材于当地的实况，写成戏剧或演唱形式的作品，表扬、鼓励好人好事，批评落后的社会现象。克力更对民族学院蒙汉秧歌队的表演曾有过具体的描述：“我们先用大秧歌的形势，边扭边唱一阵大秧歌（一段蒙语、一段汉语交替演唱），然后即在打开的场子中，演出自编的小剧。常常是上午行走几十里地到一村庄住下，下午做调查，晚上编成一小剧，写出一段主要情节和台词。由演员记熟以后，其余台词和情节都由第二天演出时上台临场应变。这种戏虽然短小，情节简单，但能迅速反映当时当地生活，社会效果较好”。

蒙汉秧歌队活动了将近半年，先后演出了《兄妹开荒》、《周子山》等延安流行的现成剧目，在内蒙古一带产生活较大的影响。学员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演出水平也逐渐提高，学会了秧歌和话剧的表演技巧，并在学校“民族教育与实际结合”的方针下，进一步提出了编写蒙古戏剧的提议。他们决定编演较大型的蒙古戏剧。

蒙古民族原本没有戏剧，传说曲艺是产生于牲畜生活的以歌颂活佛、喇嘛和有特殊才能的英雄的民歌，且以情歌为主流。蒙古民族的舞蹈带有宗教性，以跳鬼为主要形式，这是带有原始的、朴素的艺术创造。蒙汉秧歌队在此基础上，以蒙古歌舞为基本表现形式，以抗战救国为主要内容，创造了蒙古民族的戏剧，这是整个边区新文教运动的重要成果。

民族学院蒙汉秧歌队表演过的蒙古戏剧，影响较大的有《赶会》（赶骡马会）、《找八路军去》、《到好地方去》和《反抗》，其中以《反抗》在艺术上、思想上的成就最高。它以1943年3月26日的伊盟事变（即三·二六事变）为主线，揭露了国民党对蒙古族同胞的血腥统治和军事镇压，表现了蒙古民族不屈的反抗精神。

民族学院的蒙古族同学创造的蒙古戏剧，诉说了本民族的不幸、痛苦、反抗和欢乐，赞颂了人民领袖，揭示了蒙古民族解放的道路，在当地引起很大的轰动。在三段地公演时，蒙古族同胞有从一二百里外赶来看的。许多蒙古族青年通过赶会等机会观看演出后，纷纷表示要加入民族学院，“学习本民族解放的本领”。

民族学院对蒙古民族戏剧的创造，是边区文教建设的重大收获，它充分展示了蒙古民族特有的情调，形成了本民族独特的艺术，既承袭、采用了蒙古民族的曲调，又借鉴了延安新歌剧的表演形式，为创造蒙古民族的新歌剧做好有益的尝试和探索。这些戏剧在延安、定边等陕北地区以及邻近的伊克昭盟演出，受到广大农牧民群众的热烈欢迎。而这种艺术方向又与中国共产党所倡导的“民族化”、“大众化”相契合，因而在蒙古文化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未

完

待

续

政协鄂托克前旗委员会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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