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点 l 朱邦芬：我所熟悉的中国物理学大师（一）
邦芬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教授、物理系教授、“清华学堂”物理班首席教授。1970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1981年获清华大学固体物理硕士学位，曾任物理系主任、理学院院长。与黄昆先生提出的半导体超晶格光学声子模型被国际上称作“黄朱模型”，在多本国外专著及研究生教材中详细介绍，带动了该领域的发展；关于半导体量子阱中激子旋量态理论和半导体超晶格拉曼散射的微观理论，在国际上有较大影响。
今天的“学术之道”报告，我想谈谈我亲身接触过的一些中国物理学大师，从我的角度来看看这些大师是怎么做人、做学问的。
我很幸运曾经跟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黄昆先生在同一个办公室一起工作了15年，我又有机会跟很多中国物理学大师，像杨振宁先生、彭桓武先生、周光召先生、王明贞先生、黄祖洽先生等，有比较多的个人接触，有的还可以随意交谈。
王明贞先生是清华大学第一位女教授，2010年104岁时去世。彭桓武先生是“两弹一星”元勋，1935年从清华毕业。杨振宁先生当然不用我介绍。黄昆先生与杨振宁先生在西南联大读研究生时是同学。黄祖洽先生1944年考入西南联大物理系，1950年从清华大学硕士毕业。周光召先生1951年毕业于清华物理系，也是“两弹一星”元勋。
这几位先生都是清华校友，他们都取得了很好的学术成就。不过我觉得他们最值得称道的，首先还是做人，做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真正的人，其次才是做事，做学问，符合中国文化传统中“立德、立功、立言”的顺序，首先是人格的崇高，然后是做事并带来学术上的成功。
我与这些大师们的第一手的接触经历，我对大师们为人为学的一些观察和感悟，应该说，不少是独特的，希望对同学们有所启示。
怎样用一个词来描述我所认识的这几位物理学大师？我想用“淡泊”这个词形容王明贞先生，彭桓武先生是“单纯”，黄昆先生是“朴实”，黄祖洽先生是“低调”，周光召先生是“平和”；杨振宁先生很难用一个词来形容，最后我想了想，尝试用“率真”这个词。
接下来请大家看看，为什么用这些词来形容这几位大师的为人。
为什么说王明贞淡泊呢？她有句“三乐”的座右铭：助人为乐、知足常乐、自得其乐。我想她之所以能够高寿，除了遗传基因，跟她的“三乐”心态也很有关系。她一辈子经受了很多坎坷，包括“文革”时曾与丈夫在监狱分别被单独关了近六年和近八年，就因为她丈夫是江青前夫黄敬的弟弟。经受了这样的无妄之灾，她的心态还是非常平和，这是很不容易的。
王明贞1955年留美归国，和她一起分到清华物理教研组的还有一位徐璋本教授，徐璋本跟钱学森是加州理工学院的同学。当时清华把徐璋本定为三级教授、王明贞定为二级教授，徐璋本有情绪，王明贞就说，把我也定成三级教授吧！如果把我定为二级教授、徐璋本定为三级教授，那我就离开清华。
王明贞在物理学研究领域做出了很有影响的重要工作，坦率地讲，她是当时中国在统计物理领域最有成就的一个人，却没有院士这样的头衔称号。然而终其一生，她的心态都非常好，我觉得她的为人非常值得我们敬仰。
为什么用“单纯”来描述彭桓武先生？彭桓武的导师、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马克思·玻恩在回忆录中曾经说，彭桓武除了他那“神秘的”才干外是很单纯的，外表像个壮实的农民。对另两位中国学生程开甲和杨立铭（后来也都是中科院院士），玻恩的形容则是“高尚、文雅、有高度教养的绅士”。玻恩用“单纯”来形容彭桓武，我觉得确实是很恰当的。
大家知道彭桓武有一句名言——经常有人问他，你在国外做研究这么有成就，为什么选择回国？彭先生的回答就是简简单单的一句：“回国不需要理由，不回国才需要理由。”这句话反映了他单纯的赤子之心。
还举一个例子，前些年有一个一度很热门的研究课题叫“冷聚变”（后来出现了很多争议，很多人认为这个概念有点伪科学的味道，这当然是后话）。当时已年过九旬的彭先生还是怀着强烈的好奇心，请中科院理论物理所的几位年轻人给他讲讲“冷聚变”是怎么回事，并且亲自来探究这里面是否有什么道理。
一个功成名就的大师，到了90岁仍然对新事物充满好奇心，而且完全是用探索的心态去做学问，回归到科学和科学家“单纯”的本色。我以为这件事很好地反映了彭先生的这种性格。
现在谈谈黄昆先生的“朴实”。我跟黄昆在一个办公室待了很多年，跟他无拘无束，没大没小。
黄昆的内心可能还是比较骄傲的；但在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面前，他把自己的位置放得很正，总是觉得自己是微不足道的，有点成绩也是由于比较幸运。黄昆曾经说：“我做的每件事情都是有机遇，可以发挥自己的作用，不管有多有少，总是能使自己的力量真正使出来做点有用的工作。”
黄昆1951年回国后在北大物理系任教，一直到“文革”结束，基本上没有继续从事他原先在国外开展的卓有成效的科研。
后来有人问他，你当时在英国的好几个同学都拿了诺贝尔奖，如果你当年没有回国，或者回国后继续做科研，你也很可能拿诺贝尔奖，那么多年只做教学对你来讲是不是一种很大的牺牲？黄昆并不这么认为。他说，他是把教学当成科研来钻研，在教学中研究了很多问题，自己在教学中也得到了提高。更重要的，他带出了一大批中国学生，后来这批学生成为中国半导体和其他科学技术领域的重要骨干，他觉得自己教学的贡献并不比做科研的贡献来得小。
大家再看杨振宁先生的这张照片，他戴着红领巾跟小朋友在一起，可能是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杨振宁先生的性格呈现多面：既有一位科学大师反潮流、大无畏的“气场”、洞察力和大局观，有时又像一个孩子，对周围一切充满好奇，时不时地会冒出几句“皇帝没穿新衣”之类的真话。
我曾用“一个真人,一个童心未泯的科学大师”作为一篇追思彭桓武先生文章的标题，现在我觉得用来形容杨振宁先生，也许更合适一些。他始终具有一颗率真之心。受“杨翁恋”和各种媒体的影响，外界对他的误解比较多，近十多年来我跟杨先生接触很多，所以我想多说一点他的为人。
我印象最深的有几点。一是他的骨子里有很多传统儒家的思想。1934年，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先生请了当年清华历史系的一位高材生到科学馆，教幼年的杨振宁读《孟子》。尽管杨先生小时候四书五经念得不多，但这本《孟子》对他的一生都非常有影响。杨先生曾经形容他的老师费米是一位标准的儒家君子，永远可靠和可信，永远脚踏实地，不哗众取宠和巧于贬人。我觉得这句话用来形容他自己的为人之道，也是很合适的。
杨先生又认为，像费米这种品格的物理学家在欧美凤毛麟角，成功的欧美物理学家绝大多数非常咄咄逼人(aggressive)，行事奉行one-upmanship(渴望取胜，为胜利甚至有时可以不择手段)，如奥本海默、泰勒、费曼、库恩(T. Kuhn)等；而他本人则更喜欢费米、周光召、米尔斯(R. E. Mills)这类具有君子风度的物理学家。为此杨先生提出，欧美多数物理学家这种性格跟他们的学术成就到底有没有关系，这是值得研究的；但是，很明显他自己并不赞成这种做法。我把杨先生的这个想法，称之为“杨振宁猜想”，值得我们的教育工作者和科学史研究人员来研究。
英裔美国物理学家戴森曾在纪念杨振宁荣休时写了一篇文章，说杨振宁是一个“保守的革命者”，就是说他既遵循传统文化、遵循历史、遵循科学规律，但又不守旧，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我觉得“保守的革命者”很符合杨先生的为人与为学。去年在新加坡召开的一个学术会议上，杨先生重新回顾了他与费曼50多年前对物理学发展前景的分歧，他把自己的洞察和谨慎归之于“吾日三省吾身”的儒家文化的影响。
戴森还曾在《飞鸟与青蛙》中写道，科学家有两种：一种像鸟，飞得很高，综观全局；还有一种是青蛙，守住一个区域，比如井底或者池塘边，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做得很仔细。戴森当然认为杨振宁是飞鸟，有大空间尺度的眼光，能够俯视很多事情。但是另一方面，他又很注重细节，注重很多实验，我想他在科学上之所以成功，跟他的这种特点是很有关系的。
杨先生早年身处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年代，对“救亡图存”有很多刻骨铭心的体会。他经历了旧中国、新中国和改革开放以来这三个时代，对中国有发自内心的热爱。他在自己的著作《曙光集》中说，他和西南联大同学们成长于似无止尽的长夜中，“幸运地，中华民族终于走完了这个长夜，看见了曙光”，所以他把这本书起名为《曙光集》。
修改、审阅 / 朱邦芬
整理 / 新清华编辑部
编辑 / 戎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