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后的中国改革形势
没有病毒的入侵，人类是何等的疯狂？
没有病毒的入侵，谁会预到自己如此不堪一击？
没有病毒的入侵，谁会担心供应链的断裂？
没有病毒的入侵，国内经济何以至-6.8%？
没有全球疫情的结束，就不会有市场的真正复苏......
没有市场的复苏，复工复产又有何用？……
没有危机的倒逼，有谁愿意推进改革？……
大词套话已经不管用，管用的只有趋于常识的理性，趋于务实的决策。从这个角度来看，改革的窗口已经打开。
现任政协主席讲过一句话：他说我们国内很多改革都是倒逼的，在外部力量的压迫下，迫使我们再进行改革。
大家都一样，要是风调雨顺没人愿意动。具体来说，有这样几点会让我们重新思考当下的改革：
一、国际环境已然发生变化，疫情前的国际格局回不去了。
这个时候需要什么？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需要我们头脑清醒，需要澄清谬误，坚决回击抹黑和栽赃，更需要我们充分估计困难、风险和不确定性，需要保持战略定力，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
而这恰恰需要改革，需要系统总结建国以来的经验，以建立与当前国际环境相适应的后疫情时代外交体制机制。
比如，4月16日美英法政客仿佛协调行动一般，抱团栽赃中国，值得警惕。
法国总统马克龙称中国在处理疫情中“显然发生了一些我们并不知道的事情”，英国外交大臣拉布放言，在疫情危机之后，毫无疑问中英关系不能像以往一样，必须问一些“棘手”的问题，“如疫情是如何暴发的，以及为何没有更早地阻止”，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也妄言，中国在疫情问题上“信息不透明”。
西方政客众口一词栽赃中国，凸显欧美对华战略转变苗头，它们力图在某种程度上携手孤立中国。
二、国内环境也已经发生变化，疫情前的国内环境也回不去了。
这主要表现为：
一是疫情促使人们重新思考未来，思考需要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消费方式，这可能导致需求端发生巨变；
二是疫情亦促使企业思考，会对企业重新进行定位，到底需要建立什么样的适应未来发展的企业，由此带来的可能是市场自发的经济结构性调整；
三是政府如何作为不但影响市场行为，更影响人们对政府的信任。
比如，随着疫情的蔓延，各国采取的抗疫举措、宏观政策、惠民护企举措，大家都会静悄悄的对比优劣，进而形成自己的判断，这个判断对未来有多大影响，值得评估；
四是经济增速创改革开放以来新低，由此带来的财政收入下降、部分基层政府运转困难、原有债务链条断裂风险、企业经营风险、个人财务风险以及失业风险等风险大幅上升。
这个时候怎么办？正如政治局会议指出，要不失时机推动改革，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
4月9日党中央、国务院出台的《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意见》。要素自由流动与要素价格市场化未来将成为新一轮结构性改革的抓手。
户籍改革、土地改革将会驱动新一轮都市圈与城市群建设，新一轮区域经济一体化喷薄欲出。
我们非常看好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京津冀、中部三角（武汉、郑州、合肥）与西三角（成都、重庆、西安）这五大区域的发展。
三、自1978年以来，尤其是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正式拉开全面深化改革的大幕。
6年多来，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成效显著，主要领域基础性制度体系基本形成，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了坚实基础。
疫情的出现，可以检验改革的成效，检验国家治理、省域治理、市域治理、县域治理及乡镇社区治理的成效。
可以对照出很多值得总结的经验及值得改进的地方。“50天坐镇武汉、深入一线，亲身经历，感想甚多、体会颇深”的陈一新指出，这次抗疫表明，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具有极端重要性；
市域风险隐患防控处置不及时，潜在的问题就会变成现实的风险，区域性风险就会酿成全局性风险。未来要把小矛盾小问题解决在基层、把大问题大风险必须解决在市域。
市域是重大矛盾风险的产生地、集聚地，但市域具有较为完备的社会治理体系，具有解决重大矛盾问题的资源能力和统筹能力，把重大矛盾风险化解在市域效率最高、成本最低、影响最小。
市域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要把重大风险化解在市域作为努力方向。
抗疫中，市域社会治理有许多创新经验，但也暴露出不少短板弱项。我们要把加强市域社会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作为撬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个战略支点来抓。
要汲取这次抗疫斗争的经验教训，常态做好应对重大风险的思想准备、法治准备、组织准备和物质准备，及时把重大风险化解在市域，确保风险不外溢。
在全球格局深度变迁、经济曲折复苏、国内发展面临前所未有挑战的背景下，惟有以改革为动力推动发展，才能有效化解当前面临的难题。
以改革为动力就要把制度建设和治理能力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根据不同领域不同性质不同程度的问题，采取针对性、指导性、实效性都很强的政策措施。
把长远制度建设与解决现实突出问题结合起来，把顶层设计同试点探索结合起来，把改革创新与法律法规完善结合起来，把破除以前体制机制顽疾与解决新矛盾新问题结合起来，不断推动各领域的制度建设。
当前尤其要“把是否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是否给人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作为改革成效的评价标准。”
在前所未有的挑战格局中推进改革，一定要“扭住关键”“突出问题导向”，精准聚焦现阶段的突出问题和明显短板，精准对接改革所需、人民群众所思所盼，精准回应群众的强烈诉求和热切期待。
这样才能做到“坚持整体推进，加强不同时期、不同方面改革配套和衔接。
注重改革措施整体效果，防止畸轻畸重、单兵突进、顾此失彼”，才能实现各项改革举措有效衔接、耦合互动、协同推进、渐次开花、遍地丰收的总体效果。（来源：中改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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