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旧 | 战地记者比加特是如何报道“真相”的？

题图为霍默·比加特拍摄的1945年日军投降瞬间。

[美]比尔·科瓦奇 汤姆·罗森斯蒂尔/文

（本文摘选自《真相：信息超载时代如何知道该相信什么》）

1961年12月，霍默·比加特（Homer Bigart）抵达越南。

比加特是一名资深记者，曾报道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他此行不仅带来了深厚的战地报道经验，还有一种非同寻常的调查报道方法。这位《纽约时报》记者曾凭借这一方法两夺普利策奖，成为新闻界的传奇人物。

比加特到达西贡现越南胡志明市。时正值美国大规模扩张其在越南的兵力。政治方面，美国政府开始实施针对越南农村地区的援助计划，目的是赢得当地民众的信任。军事方面，南越军队显然不能遏制北越在农村地区的兵力，为此美国刚刚派遣了一个直升机舰队。随着美方行动的扩大，人力物力支出明显增加。肯尼迪政府和前线将领绞尽脑汁地美化越南战况，以继续获得公众对战争的支持。

在美国国内，摆在报纸编辑面前的是两个版本的战况报道。华盛顿和西贡的官员称南越战况正在好转，他们的前方记者却发回了有关腐败和战败的新闻。编辑们经常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这些相互矛盾的报道，大部分情况下倾向于采取官方的观点。毕竟政府官员应该比记者知道得多。他们是权威人士。

比加特把这种不加批判地接受官方叙事版本的行为称之为办事员作风。

他认为，记者不只是个速记员。记者有责任查明事实和找到实际证据，而不是接受他人的二手信息。在比加特的记者生涯中，他把自己追求事实的激情发展成了一种报道方法。他超越了办事员作风，不靠猜测写稿。在相对短暂的越南岁月里，他影响了戴维·哈伯斯塔姆（David Halberstam）、尼尔·希恩（Neil Sheehan）、马尔科姆·布朗（Malcolm Brown）和皮特·阿内特（Peter Arnett）等新生代记者，同时对战地报道的变化起到了一定作用。越战记者给公众提供了大量有关战场的新闻，这是之前任何战地报道所无法企及的。年轻的战地记者威廉·普罗克诺（William Prochnau）模仿比加特口吃的样子，回忆道：“‘事实和谎言怎—怎—怎—怎么可能都正确呢？我们不应该加以选择吗？’一段意味深长的停顿后，他自己回答道：‘应该。’”

比加特选择相信哪个版本的方法就是从不想当然，他几乎不把任何人的话当真。比加特从一张白纸开始，在开始报道之前，他好像一无所知。他不做假设，要求每个人对所说的话或所下的断言提供证据。后来抵达越南的《纽约时报》年轻记者哈伯斯塔姆将比加特的报道方法形容为“随身携带的无知”（portable ignorance)。这种“无知”，再加上他科伦坡科伦坡（Columbo），来源于美国经典电视电影《科伦坡》中的男主角弗兰克·科伦坡（Frank Columbo）。他看似不修边幅，却总能凭借敏锐的推断能力侦破各种案件。式的举止和口吃，往往使人们低估了他。

“他刚开始显得一无所知，最后发现了一切。”普罗克诺说。

尼尔·希恩当时还是合众国际社（United PressInternational）的一名年轻记者，当他和比加特一起参加完美方组织的深入南越战场的报道任务后，很快理解了什么是随身携带的无知。几周以来，美方军事顾问一直在吹嘘他们与越南共和国南越军队（ARVN）的联合行动不断成功，他们正在实施一项旨在从越共游击队手中夺取村庄的“战略村”（strategic hamlet）计划。他们声称，这些战略村的村干部们将提供更准确的情报，同时他们又获得了战斗直升机部队的协助。在比加特的强烈要求下，军方决定带一些记者前往战略村，向他们证明该计划正在发挥作用。

大多数记者只等着出发，而比加特却不是。“进入战场前，霍默就开始事无巨细地向美方顾问提问，”希恩回忆道，“他会问：‘你们希望发现什么？这个区域有什么部队？都是什么兵种？’问题一个接着一个。”

希恩等其他记者都没有提问。一则因为他们都迫不及待地想要前往战区。此前，美国国防部一直拒绝让记者去战区，假如没有比加特的强烈要求，恐怕还是不能成行。二则，很多记者认为，事先问这么多问题会让自己在专业军官面前显得迟钝或愚蠢；毕竟他们还要与这些军官保持接触。很明显，比加特的问题考验了军官们的耐心，但这正是他提问的方法。通过提问，他建立起标准，知道应该关注什么。这样，他就可以把战场上发生的实际情况与军官的期望进行对比，从而证明究竟是计划奏效，还是原本就是一场公关秀。战场归来，经历战场压力和稻田长途跋涉的记者们筋疲力尽。比加特却不知疲倦，又开始向军官提问：“你们发现了什么部队？对此感到惊讶吗？你们说过这支部队会在这里，实际情况如此吗？消灭了多少人？发现了多少具尸体？”比加特根据实际结果一点一点地分析他们对交战的预期。

事实证明，战场远没有军方讲得那样战果斐然。直升机突袭给越共来了个措手不及，但美方协助的南越军队反应迟钝，延误了大好战机。

“军方的行动有限，但我们还是一直累死累活地找新闻，”希恩回忆道，“极度疲劳的两天后，我在回西贡的路上开始抱怨：‘天哪，霍默，我们在稻田里走了两天，却连一条新闻也没有。’霍默看着我，说道：‘你不明白，孩子。他们办不到，计划没用。’”

回到西贡，参加美军司令通气会的特派记者们完全轻信了军方的信息。他们发回报道，称越共士兵遭到了精神振奋、配备最新战斗直升机的南越军队的突袭，溃败于村庄隐蔽处，死了几十个人。

美联社3月9日发自西贡的电讯：

越南歼击轰炸机今天在湄公河三角洲地区连续进攻。与此同时，地面部队在南中国海附近的沼泽区域前进，搜寻游击队……

军方消息称，周四在美军直升机的协助下，越南军队在最南部安川省（An Xuyen）的一次行动中击毙33名游击队员，抓获4人。

比加特的报道不同。他根据自己的亲眼目睹和那些生死存亡取决于战争结果的军官提供的事实，一点一滴地组织报道内容。和其他人从西贡发回的新闻相比，他提供了更有说服力的背景信息。他还能根据直升机突袭成败的次数预测新战术——原本会成为美军在越南的主导性策略——最终会失败。

比加特有关军事行动的报道，部分如下：

然而，与往常一样，敌人主力逃跑了。尽管空中袭击在垂直包围村庄过程中出色完成了突袭任务，但是敌军还是溜出了包围圈……

（南越）政府部队没能充分利用越共的休克状态。在美方顾问怒气冲冲地大喊道“让我们前进”之前，他们一直挤在椰子树下的排水沟里畏葸不前。

直到傍晚，战争才最终结束。据估计，村里有200个越共分子，大部分都逃走了。

以上内容都是一手资料。比加特目睹了一切，并全部记录在案。他的报道清楚证明西贡的信息通报官夸大其词，遗漏或掩盖了南越军队没有能力充分利用美军战术和技术这一要点。

“这就是我认识的霍默，”希恩说，“从不轻信任何人。”

即便是50年后的今天，比加特的这篇目击报道仍然发人深省。文章基本没有解释他是如何知道一切，也没有对自己亲历袭击的过程浓墨重彩。整篇报道的语气惊人的平实。比加特充当了读者的眼睛和耳朵。假如他说这件事发生了，那就真的发生了，因为这都是他亲眼所见。

（本文摘选自《真相：信息超载时代如何知道该相信什么》一书）

现如今，当越来越多的新闻出自二手或三手信息，当记者因公关经理的存在而日益远离原始消息源的时候，消费者成为了自己的编辑，有时还得充当记者。那么，我们如何辨别新闻是否真实？如何区分霍默·比加特的经验主义和他那些回西贡后轻信官方信息的同侪的办事员作风？简而言之，作为消费者，我们如何形成和采用自己的随身携带的无知？

其中一个困难是，构成这种怀疑式调查的大部分技巧都无法用一个简单的公式来表示，并不存在普遍适用的等式。大量怀疑式调查方法和技巧通常都由职业记者在工作中私底下经过试错提炼而成。优秀记者会从工作中碰到的良师那里学习技巧，正如希恩从比加特身上学到采访方法一样。然而，并非每个记者都是良师。“职业新闻界”不仅有比加特这样不屈不挠、受过良好训练的经验主义者，还有很多容易上当受骗的办事员。而这些办事员因为结交了身居高位的朋友，通常会比那些寻求证据的怀疑论者更容易获得新闻。

为了找出好的新闻报道，作为消费者，我们必须学习一些新闻职业技能——作为有见识的公共生活观察者所必须具备的常识，学会记者和政治局内人分辨假冒、炒作和杜撰新闻的方法。我们必须懂得如何鉴别新闻报道的好坏，辨别什么是随身携带的无知，什么是办事员风格，把新闻报道与空话区别开来。

像比加特这样的优秀记者思想独立，知道如何克服自己的情感倾向，实践我们所说的“怀疑性认知方法”。

信息消费者可以采用这种新闻技能，也可以使用自己的怀疑性认知方法。当然，这需要训练。运用这种技能就意味着要采用一种开放式的经验性思维方法。它会加深学习的难度，使人更容易起疑心，不易获得慰藉感。但是，这种技能可以帮助人们避免掉进错觉和安全陷阱，教会人们应该关注什么，从而迅速地预见未来，

不会因为各种变化而手足无措。

无论如何，新闻学都不是一门硬科学，人们不可能用数学公式来破译公共事件。而且，正如我们接下来将要谈到的，我们在与新闻打交道方面通常经验不足，远不如在其他生活领域那般经验丰富。当我们想要获取公共事件的意义时，往往会把自己对事实的理解和对事实意义的主观信念混为一谈。总统说的是好是坏？积极还是消极？我们很难将对世界的看法、推论、恐惧和偏见从这些问题的答案中剥离开来。但是，我们可以学会如何以一种更仔细、更富技巧和更规范的方式来获取意义。我们对于新闻的理解必须建立在事实——对事件的准确理解——的基础上。从理解到赋予意义，这一过程应当按部就班地完成。正如在诊所，我们首先聊症状，然后诊断，最后才讨论处方或疗程。理解公共事务的健康同样需要花心思——可以采用类似常识性的澄清和技巧。

然而，到目前为止，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并不需要进行基本的“症状讨论”，对事件中的事实作基础性的筛选。我们依赖权威的中介——新闻媒体——为我们做这项工作。新闻媒体做得如何不是本书讨论的重点。如今，相互矛盾的新闻渠道和片面报道比比皆是，我们必须采用一些诊断技巧，这样起码可以分清什么是好新闻，什么是坏新闻。不过，我们可以开始多承担一些工作：成为自己的编辑和信息聚合者。

这是新技术语境下新公民所必须具备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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