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晓进 | 匮乏的不是事实，而是真相

（本文刊发于2014年7月刊的《传媒评论》）

文/辜晓进（深圳大学传媒学院特聘教授，原英文《深圳日报》总编辑 ）

就在学界和业界都专注于传统媒体的生死存亡，纠结于转型、融合、数字收费等概念，而国内新闻实务的教材又多如牛毛时，一本来自美国的新书却大谈特谈新闻的真实与辨伪，不由让人觉得既陈旧落套，又不合时宜。

该书引起我的注意，是其“后记”中提到我们都听说过的2011年1月发生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的枪击事件。事件中，一位联邦众议员被近距离击穿脑部，包括《纽约时报》、CNN和美国公共广播电台等在内的一些权威媒体均称其死亡。死亡消息进而透过这些媒体的数字平台（网络版、推特、移动客户端等）广为扩散。而事实上议员并未死，《纽约时报》等又忙不迭地更正道歉。得到这本书时，我刚为《传媒评论》写完上篇关于纸媒价值回归的文章，论及报纸应以深度的追索向读者提供更多释疑解惑的信息。

我读书的习惯是先看“书前书后”。“后记”里的这段叙述与我的思考有所契合，便决定认真读它，读完便觉得该书并非“陈旧落套”，而是对当前的媒体作为有较强的现实意义。这本名叫《真相/信息 超载时代如何知道该相信什么》（以下简称《真相》）的书，由曾出版《新闻的十大原则》的美国资深记者比尔·科瓦奇和汤姆·罗森斯塔尔撰写，陆佳怡、孙志刚译，刘海龙校，人大出版社今年3月出版。

被事实掩盖的真相

书的第一章，开头就用两页多描述了“三里（口+里，下同）岛事件”（核泄漏）发生时媒体和公众的反应，时间却从1979年后移至21世纪的今天，细节也全部是虚构的。作者认为当年的报道井然有序，公众对媒体的公信力也笃信不疑，因而并未造成太大的混乱。如果放在今天，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事实上，现在看当年美国媒体的报道，维稳的意图十分明显。尽管报纸连篇累牍，电视24小时滚动，民众对真相所知并不多，甚至媒体本身也不清楚事情有多严重，而且还有20万人因对未知的恐惧而撤离三里岛所在的宾州部分地区。当时媒体急于传递的消息是危机已经过去，最后卡特总统亲自来到三里岛，甚至当着记者的面从事故发生地——核电厂控制室“轻松”走过，令新闻报道达到高潮，而后事情渐渐平息，电视的24小事滚动播出也随即停止。然而，时隔三年，宾州最大的报纸《费城问讯报》因一次偶然的机会，得知3位高级工程师出于安全考虑辞职离开，遂派出大量人力明察暗访、艰苦挖掘，才以连续的长篇调查报道披露了政府和相关企业不愿公布的真相，读者这才对这有惊无险、后患重重的事件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后怕。他们得知，就在卡特总统到现场视察给人平安无事印象时，已有60%的铀棒损坏，反应堆已经瘫痪，堆芯温度还处于高位，100顿铀燃料仍有融化的危险，可能引起氢爆炸的气泡虽有所缩小却还未消失（两天以后才消失）。《费城问讯报》80位采编人员投入到对事件的报道中，最后获得普利策新闻奖含金量最高的“公共服务奖”。总编辑为感谢大家的精诚合作与卖命苦干，将奖状复制了80份并签了自己的名字，一一向每人颁发。“三里岛事件”也被与前苏联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件、日本的福岛核电站事件并列为世界三大重大核泄漏事故。

时至今日，信息传播手段已发生革命性的变化，信息传播渠道令人眼花缭乱，信息量呈几何级数地增加，但真相永远只有一个。三里岛事件若放在今天，对真相的探求恐怕仍属不易。就像书中所说的，尽管现在公众自己也有了媒体（社交媒体），他们因而有了更多的发言权和发布信息的渠道，但“那些为了政治目的或利益而操纵公众的大公司或政府也获得了更多直接接触公众的机会”。刻意的掩盖隐瞒和利用各种渠道放出的虚假信息，足以干扰媒体和公众对真相的获取。前不久发生的马航失联事件就是一例，其真相何时得以水落石出，只有天晓得。恐怕也需要借助《费城问讯报》那样的偶然契机，才能创造出接近真相的可能。

因此，事实不是不重要，信息不是不需要，但皆非多多益善。只有那些被剥离虚浮外衣、剪去荒诞枝蔓而不断接近真相的信息和事实，才是公众最需要的，也才是媒体应当孜孜以求地去搜寻探查的。

信息过剩时代的真相探寻

问题在于，在我们所处的信息过剩或如书中所说的“信息超载”时代，怎样才能获取接近真相的信息？ 对此，《真相》开了一个药方，即“怀疑性认知方式”的“六步法”：

第一步，识别自己接触到的内容，判断其属于“确证式新闻”、“断言式新闻”、“肯定式新闻”还是“利益集团式新闻”；

第二步，识别一篇新闻报道是否完整，了解其有什么和缺什么；

第三步，评估信源，要像律师、医生、警察和社会学家那样对消息来源加以审核；

第四步，评估证据，分清观察与理解、推断与证据之间的区别；

第五步，根据第一步所提到的几种新闻模式及其使用证据的方式，判断信息的可信度；

第六步，专注于真正重要的新闻。

上述“六步法”中的核心之一是“信源”，第三、第四步都涉及这个问题。其实这也是老生常谈了。90多年前，沃尔特·李普曼在《公众舆论》中就举例谈到类似问题。他说，一家报纸曾经6次报道列宁死了，它得到的唯一消息就是一则列宁死了的报道。实际上新闻不是“列宁死了”，而是“赫尔辛基说列宁死了”，而且这个消息来源屡次被证明是不可靠的。“报纸应当负责任地寻找可靠的新闻来源，这样才不至于让列宁多死好几次；如果说有个问题对编辑们而言责任最为重大，那就是对消息来源之可靠性的判断。”但在当今渠道多元、信息过剩的时代，这个问题非但没有过时，而且显得更加重要。面对浩如烟海的信息和大量急于向公众发布新闻的机构和个人，记者和公众都容易在信息的来源上迷失。媒体上很多错误都源于这个问题，网上很多虚假信息被误传误评误发，更与此密切相关。

笔者自己就曾犯过一个信源错误。2012年2月21日晚约8点，有位与我在新浪微博上互粉的“大V”发了一条微博，说“据俄罗斯官方网站刚刚发布的报道，维塔斯于今日下午5点左右在家中猝死”。维塔斯是俄罗斯相貌英俊、发音奇特的著名流行音乐歌手，其音域能跨越五个八度，被称作“海豚音王子”，其时正炙手可热。如此突发事件，加上对互粉者（我的互粉人数当时不到200个）的信任，便立即转发并加了一条评论：“不敢相信，那么年轻，又是天妒其才吗？”我的评论也被更多的人转发和评论。但很快我便产生怀疑，查看原微博，发现作为信源的“俄罗斯官方网站”表述含混，于是上俄新社的中文官方网站（这是俄罗斯媒体开设的唯一中文网站）查询，并未见此消息，遂判定信息有假，立即于当晚约9点发微博予以更正。不少网友也对原微博的造假表示愤怒，我则对该“大V”的所有信息不再信任。不久，原微博被作者删除。次日，维塔斯的中国经纪人也否定了网上传闻，称其2月19日刚度完31岁生日，一切安好。后来得知，那条微博也非该“大V”原创，而是转自一个网名“造孽本”的博主，却未注明是转发（否则我不会轻易评论）。

《真相》也举了一个例子，说明稍有不慎，再权威的媒体也可能偏离真相。2006年1月2日（周一）清晨，美国西佛吉尼亚的一座煤矿发生地下沼气爆炸，16名矿工逃生，13名矿工在井下生死未卜，媒体立即投入报道。3日晚，一位矿工的尸体被救援人员在距离入口处11200英尺的地方发现，死因不明。4日的《华盛顿邮报》却在头版刊出题为《西佛吉尼亚州煤矿的12名矿工被发现还活着》，导语称：“自周一清晨起一直被困于地下12000英尺矿井内的12名矿工，周二晚上被发现还活着，这距离救援人员发现第13名矿工尸体仅几个小时……”文中还绘声绘色地描述了矿工家属冲出教堂庆祝的欢乐场面，甚至还道出矿工“生还”的原因：“矿工们显然是按照所教的方法用空气袋将自己与一氧化碳隔离了开来，然后等待救援。”而事实是：在报纸发稿的时候，只有一位矿工幸存，其余已全部死亡。原来，记者与家属一样急盼奇迹发生，在误听了某带着氧气面罩的救援人员通过手机和步话机与上级的联络后，就做出上述判断。《真相》的作者认为，记者遗漏了几个必须确认的元素，而且“没有从现场唯一的权威部门获得任何官方信息”。如果记者当时不是和家属一起等候，而是待在矿井入口附近，或去了医院，或直接联系指挥室，“就会获得不一样的信息”。“归根结底，他们的所有信息都来自道听途说、二手或三手信息”。

在信息技术如此发达的今天，权威如《华盛顿邮报》这类媒体竟还发生如此低级的错误，可见对信源的寻找和确认，是任何时候都不可忽略和松懈的重要环节，除非你自己是新闻事件的目击者。

关于发现真相的主体

接下来的问题是，主要靠谁去发现或获取接近真相的信息？是职业媒体人，还是普通民众？抑或是掌握内部情况的精英或所谓“局内人”（李普曼语）？《真相》是写给媒体人和大众看的，因此在对待这个问题上虽有明确观点但在表述上却也有点含混，这点容稍后再述。

书中提到近一百年前沃尔特·李普曼与约翰·杜威关于公众是否有能力享有自由的“公开辩论”。李普曼认为公众不具备成为知情公民的条件，新闻媒体也比受众强不了多少，只有精英群体才最有条件获知真相。不过我们知道，二战之后，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起，以西方优质报纸为代表的大众传媒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取代了李普曼心中的关于获知内情的精英角色。报纸大兴调查之风，将很多鲜为人知的重大事件推出水面，也揭露了很多官场丑闻。如果李普曼活到那个时候，恐怕也会改变自己的想法吧？或许有人会说，即便那个时候，仍要依靠“局内人”或“精英群体”，例如那个“深喉”。但彼时的情况与李普曼所处的时代还是有很大不同的，在追索真相的过程中，媒体不仅是实现者，还是主动者和决定者。它们不仅具有获知真相的意愿，更有获取真相的能力。

争议比较大的是，如今是遍地“公民记者”、人人手持“麦克风”、传统媒体走向衰败的时代，此时职业媒体人还是发现、获取、传播真相的主体吗？笔者仍坚持肯定的回答，即面对复杂事件和复杂现象，目前主要聚集于传统媒体的职业媒体人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仍是传播真相的主体。《真相》的作者显然也这样认为。

在“六步法”的最后一步“专注于真正重要的新闻”或第八章《如何找到真正重要的新闻》中，作者列举的所有事例都来自以报纸为主的传统媒体。作者劝告公众：“要想有效地找到真正重要的新闻，关键的一步是发现那些自始至终工作出色的媒体和记者——人们信任或者经常关注的品牌媒体和个人。”作者还确信，“在21世纪，新闻机构越来越强调‘品牌’的概念，或者向受众提供他们无法从其他信息来源获得的特定题材。……在信息碎片化为许多不同的信息包时，我们必须依靠自己来决定新闻的重要性。”作者还讲述了《纽约时报》记者戴维·伯纳姆的故事，称他是“社会学家式的记者”。这位跑线记者通过日常的琐碎线索，用了很多社会学的方法，调查到纽约市警察局内部贪污等重大内幕，还在报道原子能与核监管委员会的过程中发生一位准备公布真相的女工在向他转交揭露某公司违规生产燃料棒材料的途中遇车祸身亡的事件。惊人的内幕、曲折的情节，使得他的报道先后被拍成两部电影。

但在谈到当前的情况时，《真相》在设问“我们是否应该关注曾经一直提供新闻的传统媒体是否能够生存？”后，作如下自答：“也许我们无须关注它们。事物吐故纳新，有来有去，打字机便是如此。许多伟大的报纸已成为历史。……我们没有理由仅仅因为我们所熟悉的事物还有一些可取之处，而对变革心存恐惧或者怀旧心理。……所有这些都是关注和欢迎局外人加入的理由。”紧接着，作者话锋一转：“但是，我们认为，传统媒体所代表的一些核心新闻价值观是否能够得以生存，对于社会和公民来说利害攸关。如果未来会有一种全新的新闻业问世的话，那么这些新媒体和新型编辑部是否能继承这些核心价值观，将对公共生活产生影响。……问题是这种崇尚独立和可靠新闻的价值观会否向未来媒体组织转移，以及转移多少。……从策略上讲，这些被我们赞美的基本价值观生存下去的最佳机会，在于那些守护这些价值的媒体组织得以生存……总的来说，按照这些基本原则要求自己的媒体最终会在新闻竞争中获取胜利，而偏离这些基本原则的媒体最终会消失。”

尽管有点闪烁其词，作者的观点其实很明确。他们苦口婆心地希望得以保留的“基本新闻价值观”，说白了就是媒体独立自主追求真相的精神。而最能守护这些价值观的，主要是那些具有公信力和品牌价值的专业媒体，包括具有专业主义精神的职业媒体人。书中的“公众”，依然是以受众身份出现的，作者并无一字提到他们作为新闻生产者的作用。

回到问题，尽管“全民记者”时代似乎已经到来，但寻求真相的主体还是职业媒体人集中的传统媒体，以及《赫芬顿邮报》、PrPublica等以原创新闻为己任的少数网络新闻机构，这是由现代化生产中社会的分工所决定的。

职业记者的使命感

既然探寻真相的重担还是要传统媒体来扛，职业媒体人的作为就显得至关重要了。因为如果连这样的价值观都守不住，传统媒体确实没有存在的必要，动态的、碎片的、公共的信息很多早已被网络媒体包干了。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悠悠万事，皆成信息。然而，职业记者永远都要致力于发现和选择那些最多人感兴趣或关乎最多人利益的题材并加以挖掘，进而呈现真相。或者正如李普曼所说的，真相的出现可能需要一定的时间。“新闻的作用在于突出一个事件，而真相的作用则是揭示隐藏的事实，……只有当社会状况达到了可以辨认、可以检测的程度时，真相和新闻才会重叠。”但这并不表示记者可以坐等或不作为。在探寻真相的路上，记者一旦出发，便难以停止。

《真相》和很多美国新闻专著一样，注重借助案例阐述观点。书中很多案例都表明，在接近真相的过程中，职业记者的机会都是均等的，而并不以是否具有接近上层或“局内人”的便利为条件。真正的前提是，你必须具备职业记者的使命感。有个例子是这样说的：

《芝加哥论坛报》的记者约翰·克鲁森有段时间常坐飞机往返巴黎。在一次飞行途中，机上广播询问机舱内是否有医生。克鲁森开始琢磨，在汪洋大海上空数万英尺的机舱内发生严重疾病的相对风险性有多大，航空公司为此做了哪些预防措施。脑子里装着这个疑问，在完成手中的报道任务后，他就开始对这一现象展开调查。调查中一个突发事件强化了他的决心。1995年10月18日，某公司一位副总裁在飞往加利福尼亚的航班上因心脏衰竭而死亡。那个航班上碰巧有3名内科医生、1名护士和1名急救人员，应该说病人是不幸中之万幸，但却仍然死亡。克鲁森发现根本的原因是飞机上没有所需的药物和设备。他进而调查了解到，美国每年因医疗原因而紧急降落的航班超过700架，飞行途中发生的紧急救助达12000次，每年至少114人至360人死于飞行途中，乘客因飞行途中心脏病或其他疾病发作死亡的概率远远超过空难。他从专家口中得知，当心搏骤停时，生还的最大希望，通常也是唯一希望就是立即进行心脏除颤。但尽管便携式电子除颤器的价格逐渐降到可承受范围之内，目前只有两家国际航空公司装备。他的调查驳斥了飞机“不能成为飞行医院”的观点，并引用曾将第一台除颤器安装到英国大型客机上的医生的话免除人们对专业培训的担忧：“你可以在20分钟内教会一个送牛奶的工人如何使用除颤器。”在1996年6月30日以10个版篇幅刊出的大型专题调查报道中，记者甚至还计算了经济上的可行性，提供了详尽的价格分析。报道发表后，美国航空公司等各大航空公司甚至一些航站楼都陆续安装了除颤器。10年来，仅美国航空公司的除颤设备就挽救了80条生命。

这个案例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克鲁森在飞机上听到广播的瞬间，其角色就自动由普通乘客转换为记者，从而对这个绝大多数人视若无睹的现象产生了职业性的兴趣。一个优秀记者的使命感和独特品质促使他迅速完成了这一转变。克鲁森是美国著名调查记者，当时他实际上正忙于另一组稿件，即质疑美国科学家罗伯特·加洛博士自称为发现艾滋病毒第一人的新闻调查。根据对堆积如山的研究文献和医学期刊的梳理及对包括研究者本人在内的专家的采访，他获得了令人信服的证据，即巴黎巴斯德研究所两位法国科学家最先分离并识别了艾滋病病毒。他的报道以5万字篇幅在报上发表。20年后，那两位法国科学家（而非美国科学家）因“发现艾滋病毒”而获得诺贝尔奖。报道发表后，克鲁森在飞机上发现的题材仍无人去碰，他于是全情投入进行调查，令一组杰出报道得以问世。

这两组调查报道的线索，人人都唾手可得（对艾滋病病毒发现者的质疑此前就有过），但只有克鲁森发现了其中的价值。他以深入的钻研和艰苦的调查，最终弄清了真相，推动了社会的进步。这样的记者，在任何时候都是需要的。社会不会，也不应该抛弃他们，因为公众对真相的认知，主要得仰仗他们。

（文中所提《真相：信息超载时代如何知道该相信什么》一书已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

人文书托邦微信号：renwenshutuobang,每天推送精品读书信息，点击右上角按钮可分享到朋友圈。

如有书评自荐或阅读反馈，请直接回复，也欢迎添加编辑微信zhouzhouzhouguniang,或私信新浪微博@周粥粥姑娘、@人文书托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