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海龙 | 不确定的真相
（本文为《真相：信息超载时代如何知道该相信什么》一书译者前言。）
文/刘海龙
用时下流行语来说，《真相》的两位作者真是当之无愧的“预言帝”。
比尔·科瓦奇和汤姆·罗森斯蒂尔在《真相》的开头讲了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核电厂发生事故，附近居民由于不知道真相，变得无所适从。传统媒体受削减预算的影响，人手短缺，要等到很晚甚至第二天才能发布专业的报道。这个真空期为大量真伪莫辨、相互矛盾的信息提供了机会。它们有的来自原始的口耳相传，有的来自社交媒体上模糊的甚至匿名的信源，只负责“聚合”、不负责筛选的视频网站和门户网站上充斥着未被加工过的碎片化的信息，广播和电视上各路“专家”（或“砖家”）正根据不确定的消息发表推测和个人观点。信息论的提出者香农曾把信息定义为“不确定性的消除”，但是在这个特定情境下，恰恰是信息增加了不确定性。最后，处于恐慌中的民众只能根据不完整的信息，盲目地做出决策。
本书英文原版书出版于2010年，居然生动地预测了一年后（2011年3月11日）日本福岛核电站事故后出现的许多场景。相信不少人对日本海啸引发的核事故以及中国人的反应记忆犹新。我们通过各路媒介收到大量信息，但是却没有办法确定这个事故会有多大的危害、中国是否会受到影响。遗憾的是，媒体只是在不断地重复视觉冲击力极强的画面，让人徒增恐惧。社交媒体上转载的各国专家（其实多数人并不知道他们是谁，是否具有权威性）的意见人言人殊，甚至截然相反。恐慌之中的民众觉得与其消极等待，不如做点什么。于是在流言的影响下，担心核辐射会污染海盐的居民开始抢购囤积食盐，不少地方食盐脱销，价格上涨十几倍。想想看，这起发生在日本的核事故尚且引起了如此的恐慌，如果类似的灾难发生在中国，又会引起怎样的混乱场面？本书的开头就引起我们深思。因此本书虽然写的是美国，但讨论的问题对于中国更加重要。
当然，两位作者无意做预言家。他们只不过运用合理想象，把发生在1979年3月28日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三哩岛（Three Mile Island）核事故放在了互联网时代，以提出他们要讨论的问题。
三哩岛事故发生时，美国尚处于大众媒体时代，三大电视网及以《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为首的大报正处于“新闻专业主义”的黄金时期。那时信息发布渠道单一，把关严格，可以做到井然有序。更重要的是专业媒体、记者和主持人的公信力很高。但是如果这样的核危机发生在今天，结果会怎样？《真相》开头提到的那个场景是作者假想的结果，而巧合的是，时隔一年后的日本核危机在中国引起的恐慌证实了这一判断。
在一个风险与不确定性剧增，渠道多样，信息过载的时代，如何摆脱上述困境？除了优化信息环境外，恐怕更现实的是提高信息接收者的辨别能力和责任意识。科瓦奇和罗森斯蒂尔为新闻工作者写了一本如何坚守新闻工作核心理念的《新闻的十大基本原则》后，再接再厉，又为普通公众写了一本《真相》，目的就是为社交媒体时代迷失在信息海洋中的公民提供一套切实的行动指南。
明眼人或许会看出点端倪：这两位作者不是既卖矛又卖盾么？其实从长远来看，培养口味更刁的新闻消费者，有助于促进新闻生产者提高新闻质量，从而改善整个社会的信息环境。
新闻素养和怀疑的认知方法
提高受众对新闻在内的媒体信息的辨别能力并不是一个新话题。媒介素养（medialiteracy）概念在20世纪初就已经提出［3］，在信息时代，批判性地解读和使用媒体信息是文明社会成员必备的基本技能。如果对媒体的信息生产过程和特点缺乏理性的认识，就和印刷时代的不具读写能力的文盲一样寸步难行。
然而科瓦奇和罗森斯蒂尔认为，他们所说的“新闻素养”作为公民素养的一个组成部分，不同于通常意义上的“媒介素养”。“后者主要基于左派观点，它教授各种形式的媒介如何代表商业和既有利益操纵我们。我们所说的‘新闻素养’是指如何‘阅读’新闻报道的技能，即怀疑的认知方法。”
这里所说的“怀疑的认知方法”是“新闻素养”的核心内容。两位作者认为有一些职业专门和经验的事实打交道，比如新闻、法律、情报、科学和医学。在长期实践中，这些行业形成了一整套公认的概念和技能，以及一种可识别的思维准则。这些技能和准则共同构成了被称之为积极的怀疑主义的行业技能（a tradecraft of active skepticism）。
为什么要特地强调“新闻素养”？原因有二。一是新闻是帮助公民进行自治的必要信息，和其他出于私人利益或兴趣而获得的信息不同，它关乎社群的公共利益，最终会影响私人生活。这个问题在两位作者之前写的《新闻的十大基本原则》中有比较详细的阐发。
本书重点关注的是第二个原因，即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商业文化的入侵、新闻发布门槛的降低，新闻与其他种类信息的边界正日益模糊。这和大众媒体时代形成鲜明对比。在那个时代从业者联合起来形成了一套所谓的“专业主义”的文化或传统。关于这套标准真实的动机和现实的功能是什么，学术界看法不一。但是不管怎样，由于信息渠道有限，这套标准在当时可以得到很好的贯彻。但是随着频道增加、24小时直播新闻的兴起，一路走来到如今的社交媒体，新闻与评论、娱乐、宣传的界线不再像从前那样清晰，中间样态的“准新闻”甚至“伪新闻”层出不穷。
两位作者将《新闻的十大基本原则》中提到的新闻分类进一步完善，让我们注意到打着“新闻”招牌的信息其实有许多本质的差异。他们将新闻分成四种类型：
确证式新闻。强调准确和语境的传统模式，也是理想的新闻形式。
断言式新闻。从CNN等24小时有线电视新闻频道开始，采取有闻必录的原则，强调即时性和显著性的新模式，新闻工作者只起到被动的速记和通道的作用。它的一个明显标志就是允许新闻制造者背诵事先准备好的观点却不加质疑。
肯定式新闻。通过肯定受众的信念而不是依靠准确、完整或核实来构筑忠诚度的新型政治媒体，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而刻意拣选信息。肯定式新闻与之前的观点新闻（评论或专栏）不同，前者以追求中立为目标，而后者则以追求真相为目标。肯定式新闻的另一个标志是辩论文化让位于答案文化。肯定式新闻试图提供一个井然有序的世界，希望一举解决受众的困惑，为其提供安全感和便利性。
利益集团式新闻。包括针对特定目标受众的网站和新闻，经常从事调查报道。它们通常由特定利益集团而非媒体机构资助，内容包装得像新闻。它的明显特征有两个：一是没有做到彻底公开资金来源；二是报道的倾向性一致，或重复同一个结论。
这些划分尽管是根据美国新闻业的现状做出的，但是在中国也能依稀看到类似的新闻形态。比如以新浪网为代表的门户新闻网站具有断言式新闻的特征，而《环球时报》则具有肯定式新闻的某些特点，博客、社交媒体等网站上的新闻则是上述四种新闻的混合物。
分辨这四种形式的新闻并不只是制造了四个新概念，而是让受众对不同信息有不同的期待并设置不同的警惕值。这样我们才能成为一个明智的新闻消费者。为了将上述看法操作化，两位作者以自己熟悉的新闻行业为中心，总结出了怀疑性认知的六条原则：
我碰到的是什么内容？
信息完整吗？假如不完整，缺少了什么？
信源是谁/什么？我为什么要相信他们？
提供了什么证据？是怎样检验或核实的？
其他可能性解释或理解是什么？
我有必要知道这些信息吗？
这六条原则化繁就简，方便易行。本书通过大量案例，说明这些原则在不同场合如何灵活运用。这些原则的核心就是处理事实与信仰之间的分歧，而后者常常以“常识”的形象出现。
警惕“常识”
按照我的理解，新闻素养应包含两个层次：能力及意志。作者在前一个问题上着墨较多，上面讨论的四种新闻类型和怀疑性认知的六原则都属于这个层次。但是在掌握了这些能力后，公众是否愿意或有意识地运用这些能力并敢于承担其后果，则是更重要的问题。
古希腊人对事实和观点做了区分。他们认为前者是客观不变的，后者则因人而异，缺乏稳定性。从那时起事实与观点（价值）的区分便成为一个传统，到怀疑经验主义者那里，这种区分被明确地表达出来。［8］当然，近年来哲学家们对这个问题有了不同看法，甚至提出这种二分法面临崩溃。但是最原始的新闻所涉及的对象大部分是比较表层的经验事实，它在本质上是一种操作性的事实概念。换句话来说，传统意义上的新闻（事件报道为主）所说的事实都是可以通过一定程序进行操作性验证的事实，比如某人是否在某个时间出现在某个空间内、某个事件是在什么时间发生的，等等，这和法庭断案时所说的事实基本在一个层面。简言之，新闻中所说的事实的最基本元素必须通过公认的经验程序加以验证。
这里尤其有必要提到近年来围绕“常识”所形成的文化霸权。因为对之前宣传中充斥假大空和谎言的厌恶，一些知识分子提出要恢复常识。这个建议本身很好，但是我们也要认识到，“常识”并不是事实，它是基于过去经验事实的推断，它帮助我们迅速做出认知，提高判断效率，在生活中必不可少，可是这种知识同时也具有局限性，我们应保持一种开放心态。正如本书在第五条原则里提出的那样，要保持克制的谦逊，不要过度推断，并随时思考：是否还有其他可能的解释？如果把“常识”推上神坛，就会走向主观先行和反智主义的极端。
2013年12月2日上午，各大网站和社交媒体纷纷把一则“大妈讹老外”的图片新闻推上首页，引起网民关注。图片显示一位倒在地上的中年女性拉扯着一位骑摩托车的外国青年。由于之前媒体上有不少老人当街摔倒后反讹扶助者，外国青年大胆扶摔倒老人、救落水者的报道，不少网民便根据“常识”谴责这位“碰瓷”的“大妈”，替“外国小伙”鸣不平，甚至还有人把问题上升到了国家形象的层面。但是到了中午，事情突然出现逆转。一段网友拍摄的视频显示，这位外国青年对着不放他走的中年女性操着中文破口大骂。第二天警方的调查结果显示，这位外国人无证驾驶，确实撞倒了这位中年女性。后者也并不是人们所推测的“职业”碰瓷者，而是有正当职业和退休金。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照片的拍摄者是一位通讯社的签约摄影师，他当时并没有对事情的来龙去脉做全面调查，便先入为主地认定这是一起“碰瓷”：
我当时恰好开车路过，看到有个大妈躺在人行道上，边上有个老外一直在拉她，却死活扶不起来。当时老外想把她拉到路边，态度挺好，但她就躺在地上夸张地表演，感觉想讹钱，当时老外都蒙了。我把照片传到网上，是想鞭笞一下这种丑恶，传达一下正义。
信息发布者和信息接收者都对自己所持的“常识”不加反思，从而使这一普通的交通事故变成了一出戏剧性的新闻“反转剧”。许多受众在没有对报道的信源、证据、完整性、其他可能性解释等进行批判性认知后便匆忙套用“常识”，过度解读这一事件的意义，形成武断的观点。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好的教训。
这一事件中还有一个值得探讨之处，那就是新闻记者和编辑们的用词暗示性过强，缺乏专业性。使用“大妈”、“小伙”这样的口语词，其初衷是破除“党八股”，拉近与受众的距离，但是在这个特定语境中，新闻工作者却忽略了这些词汇中隐含微妙的感情色彩，极易引发新闻接收者头脑中的基模和刻板印象，将它们与不相干的经验和感情联系在一起。《真相》一书也专门对于“说辞”（talking points）进行了讨论。所谓说辞是指传播专家为了操纵公众认识，防止出现计划、概念、信仰或产品的冲突性描述而事先设计好的短语和政治营销中使用的流行语（buzzword）。除了这类有意识的说辞外，像“官二代”、“富二代”、“大妈”这类概念都极易引起联想，如果不加警惕，便会犯刚才那个例子中出现的错误。
对于受众的责任，《真相》抱有比较乐观的看法。书中理所当然地认为所有受众都是愿意看到真相的，他们欠缺的是能力。然而具体到中国的情况，可能还会有相当的人首先欠缺的是面对真相的意志。如果说旧时代的中国大众在接收新闻上是缺乏自由的话，那么作为新时代的信息消费者，他们更多的是被诱惑，把有限的时间投入到关注体育、社会和娱乐新闻中。而最危险的则是在被压迫和诱惑中养成的对真相无所谓的犬儒主义态度。美国传教士明恩浦（Arthur H Smith）在19世纪末就观察到中国人好面子，喜欢做戏。受他影响，鲁迅在谈到宣传时说到中国人因为好面子，对宣传的态度是不拆穿，并配合着继续演出。到今天这一现象仍未改观，要么是“你知道了真相又能怎样”的极端，要么是“根本没有真相，一切都是阴谋”的另一个极端。前者导致老于世故地配合做戏，后者导致愤世嫉俗、拒绝相信一切。做戏发展到极致，还会出现一种美国哲学家法兰克福称之为“扯淡”（bullshit）的荒谬现象。扯谎虽然在歪曲真相，但至少承认真相的存在，并努力掩盖它。而扯淡则根本不知道也不在乎真相，对自己一无所知的事情也能假大空地胡扯一通，对听众敷衍塞责。比如许多广告中根本看不见产品是什么，7·23列车相撞事故后时任铁道部发言人王勇平在说“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信了”时表现出的对真相的漠不关心。而这种传播之所以在今天大行其道，受众的配合以及同样对真相的漠视，也难辞其咎。
如果接收者不承担伦理责任，反过来也会导致传播者漫不经心或任意妄为。就如作者所说：“21世纪真正的信息鸿沟不是接入互联网的和没有接入互联网的人群之间的差距。它是有能力创造知识的人和只会肯定先入之见、故步自封、不再学习的人之间的差距。这是理性与迷信之间的新鸿沟。”
说到这里，可以回到作者对于媒介素养的理解上。在我看来，社交媒体时代仅仅强调受众的新闻解读能力（新闻素养）其实是不够的。受众同时也具有了越来越强的生产能力，因此还要提高受众参与新闻生产的能力。其实《真相》一书已经涉及这个主题，只不过因为作者对新闻素养理解得比较狭隘，把这个重要的主题湮没在其他材料中了。
我们可以注意到，作者虽然认为怀疑性认知技巧来自于新闻、法律、情报、科学和医学，但是他们主要还是从新闻生产的角度来总结其规律。了解新闻生产的过程除了有助于受众更好地解读新闻外，还可以从中学习新闻工作者如何进行专业自律，从而提高自己所发布的信息的质量。正如作者所言，下一代新闻业绝不是新闻工作者的独白，而是传受双方的对话，我相信这对于未来的新闻业可能更有价值。
作为知识的新闻与下一代新闻业
科瓦奇和罗森斯蒂尔的《新闻的十大基本原则》是以新闻工作者为主要对象的，这本《真相》则是以新闻消费者为主要对象。但是在阅读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出于职业习惯，他们不自主地又会把目光投向专业的新闻生产者。受众的新闻素养不断提高的同时，也对新闻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两位作者将当下的新闻消费者形象地称之为“新闻游牧者”，他们以自我需求为中心，在多个平台（屏幕）之间切换，找到需要的新闻。［15］这种主动寻找新闻的方式已经不再是悠闲的“向后靠”(lean back)的欣赏——那是一种被动地翘起双腿等着新闻主播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的状态，目前的新闻消费者追求的是一种主动出击的体验，是“向前倾” (lean forward)的接收状态，他们积极查询信息，甚至参与新闻生产。
两位作者号召新闻工作者超越传统的把关人的隐喻：“在20世纪，新闻是由新闻工作者们决定的。今天在决定何为新闻的过程中，公众扮演着更重要的角色。下一代新闻业必须欢迎并且为更具参与性的公民服务。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新闻不再是讲授，它更多的是一种内容更加丰富的对话。”
当然，这是个更大的话题，本书并没有充分展开。这一转变表面上看是记者或编辑生产方式的变化，实质却是整个思维模式和经营模式的变化，甚至是新闻定义的根本变革。
限于篇幅，这里仅以新闻记者在社交媒体上的规则困境为例说明上述观点。现有的新闻生产以媒体组织为基本单位，记者以雇员身份参与其中。这是在大众传播时代形成的规则。随着创办新闻媒体的门槛提高，记者如果不借助媒体的巨大资本，根本无法对社会产生真正影响。在这一前提下，记者放弃了自由发布信息的权利，或者说即使行使这个权利，只要得不到媒体把关人的放行，依然无法对社会产生实质的影响。这一潜在冲突便被“专业主义”话语掩盖过去。
但是到了社交媒体时代，当新闻工作者可以不经过自己的媒体组织，而是通过自己的信息发布渠道对现实产生影响时，上述被掩盖的矛盾便凸显出来。于是为了维护媒体组织的利益，各媒体机构纷纷制订了社交媒体的使用指南。最早被引进中国并且影响最大的是路透社的规则。其中严格规定了记者在社交媒体上开设账号必须使用实名，不得随意发布自己采写的新闻，发布新闻时只能转载官方网站的新闻，在社交媒体上不得随意发表评论，甚至不能随意“关注”其他用户……这些政策的基本出发点是维护媒体组织的整体品牌乃至经济利益，将公众利益放在了第二位。这背后的思维方式和经营模式是大公司制的，将新闻工作者看作企业雇员。但是如果将媒体工作者视为主体，把新闻媒体看成是为新闻工作者提供服务的“经纪公司”而不是新闻工作者劳动收益的垄断者的话，这些规则的荒谬性便暴露无遗。所以要实现新闻媒体角色的变化，必须要对整个专业理念和经营体制进行根本性变革，这一过程会遭遇到的阻力可想而知。
《真相》中提出的第二个观念上的改变是重新定义新闻。目前通行的新闻定义大多围绕着新闻的本质而制定。但是《真相》提出要从功能的角度进行定义——给出一个知识社会学的定义。
把新闻与知识社会学联系在一起，是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罗伯特·帕克开创的传统。1940年，帕克写了一篇对于新闻研究来说十分重要的文章——《作为一种知识形式的新闻：知识社会学的一章》。他沿袭了美国哲学家和心理学家威廉·詹姆士在《心理学原理》中对知识的分类，将其分为关于某事的知识（knowledge about）和对某事的了解（acquaintance with）两类。前者是正式的、理性的、系统的知识,包括:（1）哲学与逻辑学，关于思想观念的知识;（2）历史，关于事件的知识;（3）自然的或分类科学，关于物的知识。它们有一定的检验方法，可沟通，可积累。而后一类知识则是通过个人对周围世界的直接接触而获得的知识。可能是个人的，也可能是群体适应环境积累下来的。它是非正式的，通过无意识获得的，难以言传。
在以这两种知识为两极构成的知识光谱中，新闻居于二者之间。它为社群提供日常所需的信息，建构着我们对现实的想象。这种知识会引起传播与讨论，形成公众意见，有时还会诱发行动。从这个角度来看，新闻采集组织应该把自己定位为积累和综合有关社群的知识的地方，并且还要采用各种方法使这种知识具有可用性和互动性。这里所说的社群既可以是以地域为基础的社群，也可以是拥有共同话题和兴趣的社群。
未来的新闻生产的目标不只是单纯提供产品，而且要进行内容管理。内容管理本身就是一种知识（Curation is knowledge）。“宏观地看，未来新闻实践必须从原先提供一个产品——一家媒体组织的新闻或报道议程——转向以解答受众问题并向他们提供各种资源和工具为主的服务。就此而言，新闻工作必须从告诉公众应该了解什么的单一的传道授业转变成公共对话，由新闻从业人员提供信息，并且帮助和促进公众讨论。”
这意味着在告别新闻机构的“信我”（trust me）时代，进入新闻受众要求的“秀我”（show me）时代后，专业的新闻机构要承认在风险社会之中，存在着知识的不确定性，承认包括专业新闻工作者在内的任何个人认知的局限性——任何真相只是暂时的。同时开放新闻生产过程，增加新闻机构的透明性。无论在《新闻的十大基本原则》还是《真相》中，作者都举了大量这样的例子。提高公众对于新闻的解读能力，也可以进一步促进新闻机构像麦当劳一样“开放厨房”，吸引“集体智慧”核查新闻的选题是否有意义，证据、推理是否严格，并且提供新的证据和专业的分析。也只有如此，新闻业才能够在大众媒体衰落后仍然有继续存在下去的理由。
（本文为《真相：信息超载时代如何知道该相信什么》一书译者前言。本书中文版已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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