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习班 |甘阳：以无用之知为真知
通识经典
甘阳
首先交代一下，前面停了两年暑期班，每年都有很多很多人问到底暑期班还办不办。今年首先感谢北大，做了大量的工作，使暑期班成为可能，今年是第七届。还要感谢三联书店，不仅为这次暑期班重印了论文集，而且免费赠送给所有的学员，非常慷慨。
我们可以从这本书看十年来大概发生了什么变化。这本书最后的部分是请了当时清华、北大、人大的一些本科学生参与了十年前的会。很大的成就是，十年过去，这些学生大部分都已经博士毕业，在高校任教，成为了通识教育的主力军。我想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每年暑期班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开放给本科生的。其实最早办暑期班的时候，我们的目的比较明确，希望开成教师的培训班。但当时学生的踊跃程度很高，本来只想开放很少一部分——比如10%——的名额给本科生，但以后本科生逐渐成为历年暑期班最主要的学员。
因为通识教育是一件非常长的事情，10年、20年左右才能真正见成效。以前我在不同的场合常常说，美国现代大学的通识教育一般归源于哥伦比亚大学，1920年左右。当时的通识教育并不是校方行为，仅仅是一两个教师自己开了这个课，然后大家都觉得好，大概到二十多年的情况下才成立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学校建制。芝加哥大学学校也是一样，整个通识教育辩论引起学校的分立，十年之久，校长和教授会发生了严重的冲突，也是到二十年左右才成形。所以我们仍然期望，像今年我们又是把大部分的名额开放给本科生，我们希望这些本科生的学员十年以后你们都将成为高校的主力军教师，都会很自觉的投入到通识教育中。这是第一点，对学员的期望。
第二点，十年以来发生的比较大的变化是什么？十年前我们这个会的名字叫“中国大学的人文教育”，并没有叫中国大学的通识教育。其实我们当时在筹备会的时候一直都是用的通识教育，但是在正式召开之前，很多领导和我们打招呼，通识教育这个词在十年前，在05年的时候，仍然是一个比较敏感的词，甚至有政治不正确的嫌疑。所以，当时名誉主席建议我们避免争论，所以我们改用“中国大学的人文教育”。你如果去看里面谈到了通识教育，但是当时会议的题目是人文教育。十年以后不一样了，就像今天上午所有校长的致辞都是用的通识教育。这是一个比较大的变化。
同时，这一次是由四所学校联合主办，并且这期间四所学校可能会在通识教育上形成某种合作的机制。为什么这四所学校会有一个比较高的共识，准备达成某种合作机制？因为我们认为这四所学校对通识教育的最基本做法都已经比较清楚，没有必要再纠缠一些很基本的“什么是通识教育”的问题。这些学校都已经经过比较长的实验，也都有相当的基础，所以可以在比较深入的情况下来做通识教育。这一点和其他学校可能会有一些差距，比如说四个学校的努力点全部都在于提高课程的具体质量。打个比方，清华大学新雅学院虽然成立仅仅一年，但这一年下来课程的质量已经完全奠定下来。所有的课程都是30人的小班，第二，所有的课程都有非常强的阅读、写作的要求，不会是一个泛泛的上课的要求，一定会有大量的阅读、大量的写作，包括大量的讨论。基本上这些通识课的要求和你要付出的时间都跟清华最强的理工科专业课完全一样，有时候甚至非常吃力。这些都表明在一些主要的大学，通识教育已经基本走出了早期还在讨论一些外延性问题的状态，已经到了非常具体的阶段：到底这个课怎么上？每周阅读量多大？而不是泛泛的状态。全国来说肯定是不平衡的，很多学校由于师资的问题、各个方面的问题，不大能达到这样一个状态。
我也非常同意黄校长今天上午讲的，每个学校都有自己的定位，并不需要把它强制起来。但基本的共识是最好的“985”大学应该在通识教育作出比较大的努力，而且需要课程达到基本的要求，不需要增加课程的数量或者开什么课。其实开什么课一点都不重要，关键是谁来讲、怎么讲。所以如果没有适当的教师，光是做规划，光是想要开什么课没有多大用处。我们经常会发现七年来讲习班的学员，每年参加培训的学员回去以后就成为这个学校通识教育的主力军。有的时候一个大学只要有一个老师在做通识教育，他就会凝聚一批学生投入进去，这是我们经常看到的，包括北大也是。十年前，虽然有通识课或者读书班等等，都不过是个别教师自己开的一个课，但现在逐渐得到大家的认同。
为什么通识教育到目前为止受到相当大的认同，包括出版社——通识教育的书同时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和三联书店同时出版，有国内版和香港版。如果我们回去看《中国大学人文教育》这本书，这本书比较有意思的是不仅仅是正式的文章，包括所有讨论的过程都有收录。当时参加会议的两百个教授，有一个普遍的忧虑，就是中国大学的功利化和浮躁化。通识教育很大的背景是大学扩招以后、整个社会市场化以后，整个社会变得越来越功利，越来越急功近利，大学跟社会不再有区别，大学不再是一个安静的读书的地方，而是极端的浮躁。这是几乎所有的教授，包括理工科的教授都普遍忧心所在。
严格来说通识教育应该包括很多很多的方面，比如说科学方面，或者比较新的时代方面的新的东西。但是这十年来，以暑期班为代表很多的教师重点都是在经典阅读上。其实一个目的，经典阅读并不教给你任何直接的知识，我们希望通过经典阅读，就是培养一种能够超越急功近利的心态，能够逐渐的克服浮躁的心态。因为经典的阅读不可能是快餐型的阅读，不可能是很快的泛泛的读就给多你有用的东西，它可以说完全没有用。读一个柏拉图、读一个孟子，有什么用，他能帮你找工作吗？没有用。但是我们提倡在大学里面要有一种无用的知识，不是强调有用的知识。所以并不是说通识教育仅仅是经典阅读，但是比较重要的是以经典阅读来凝聚一种新的读书的心态，这是到今天为止历届暑期班我们仍然在做经典阅读的原因。而且在大学里面，经典阅读在通识课里面比重也会越来越大。
我相信十年来通识教育的推动一个比较大的成果，实际上是通识教育的教学方式覆盖到了也影响到了特别是文科的教学方式，也就是专业课的教学方式受到了通识教育经典阅读非常大的影响。现在年轻老师上课不会跟十年前一样再是概论等等，所有的教学无一例外都会以经典为中心，都会有讨论班。我相信这是推动通识教育所带来的成果。
10年、15年前，大学上基本上充满了概论、导论性的课，我们的本科生绝大部分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经典。我曾经几次都讲，回国以后我在香港大学，我去参加博士生的面试，我非常吃惊这些国内很好的学校的四年本科、三年研究生的学生，读的几乎都是二手材料。我当时非常吃惊，这都不是一个比较差的大学，是比较好的大学学生来报考博士。7年下来没有读过任何一本完整的哲学原典，都是道听途说，看的都是二手材料，这个情况在今天已经基本上完全改变了，已经不大可能。
以前很多原典本科都不接触，到研究生才开始读，这个现在变化比较大，我觉得这个大概是通识教育十年下来一个比较大的影响，实际上是影响到了专业课，在文科方面看的比较清楚。越是年轻的老师越是接受我们一直在提倡的经典阅读为中心的教学的讨论的方式，包括小班讨论课相当的普遍，只要有条件的地方。在比较好的按“985”大学，讨论课相当常见，不像以前基本上不大有讨论，因为中国学生很多，三四百人怎么可能讨论。现在中山大学即使大课我们也讨论，像杨斌教授说的，他在清华的课程，本来30人，到60人，到300人，同样也要进行小班讨论。所以我相信现在来说，十年下来，通识教育并不仅仅是一个抽象的理念，包括一些基本的做法，比如说小班讨论的必要性，或每两周或者三周、四周一次作业而不是一篇集中论文，这些具体的做法已经比较普遍。在比较领先的“985”大学已经成为比较基本的共识。
但最主要的问题仍然完全没有解决，就是解决大学的浮躁和功利化。最近我和黄校长也说，我和好几个老师都说，我自己觉得“985”大学目前这些年，10年左右，6、7年以来是有明显的改善，中国大学实际上是越来越好，原因也很简单，有两个最重要的原因：第一个，毋庸讳言，中国大学现在处于最有钱的阶段。有钱未必是好事，但是没有钱是真做不了事，包括通识教育也是要有资金来推动；第二，师资的更新。大概可以说，“985”大学最近，不说10年，6、7年新晋的教师不可能是很差的，如果差，一般是进不来的。也就是说，现在大学里面，“985”大学，甚至一般地方院校进的师资都越来越好，而且这个师资基本上年轻的老师已经接受通识教育的观念，都非常投身于教学，对教学都是非常重视的。但是我们的印象中，包括媒体也好，社会也好，对大学的看法，仍然没有改变。最主要的问题仍然是学生整体性人心向学、读书为贵的风气并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大学的浮躁，急功近利，仍然是非常突出。
包括黄校长刚才报告里提到的他采访很多大学的校长，强调大学不要过分强调就业率，都是这个考虑。过分强调就业率必然导致一个学校以短期的功利化的目标来衡量大学，而不大能有一个从容的心态，从一个长远的心态来考虑大学氛围的建设。这些讨论仍然是我们十年前担心的问题：大学静不下来。当然，这些问题很复杂，并不仅仅是大学本身的问题，与中国整体社会发展阶段都有相当大的关系。但都在好转起来，现在中国大学里面接受通识教育的学生，潜心读书的学生越来越多。昨天晚上还有人传给我一个很长的帖子，说他对大学极端的失望，对整个大学的失望，仍然是十年前说的问题，进了大学极端的失望，为什么？进入大学发现大家都不读书，都在混。这个话，在今天稍微有一点极端，在任何大学里面我们都发现越来越多的老师在非常认真的教书，也有越来越多的学生在非常认真的读书。
顺便抱歉一下，今天我们录取的只有申请人数的1/4到1/3左右，不可能容纳那么多人，所以每个人都有充分的资格进入，只不过因为空间的关系，场地教室的关系，不能够容纳那么多人。
总之，中国大学的情况是在越来越好，黄校长报告的时候最后一部分他没有讲，实际上最后一部分是非常重要的部分。他提出的是通识教育最关键的问题，通识教育最根本的问题实际是本科教育的一个方面，通识教育是整个本科教学改革的一个环节。中国大学，哪怕是最好的大学，包括北大、清华、复旦、中大，某种意义上通识教育都有瓶颈的麻烦，主要是整体本科教学改革并没有完全推动。
比如说在所有大学里面，像清华大学这个矛盾就非常突出，就是通识教育和专业课程的紧张度是一个非常突出的矛盾。清华大学理工科学生的功课、专业功课极为沉重，实际上会导致他拿不出足够的时间来上通识。新雅书院是一个非常大的实验，就是要求专业和通识有一个平衡。实际上新雅学院的学生都非常的辛苦，包括建筑学院、生命科学院等等，所有专业课程比一般的学生都要重得多。在这样的情况下让他们拿出时间，以同样的时间精力投入到非专业的通识核心课程，这需要每个学生都做出很大的调整。所以，以后的问题可能就是本科的课程如果不做适当的调整，调整成比较合理的阶段，通识教育实际上是很难继续往下深入的。
几乎每次我们都会讲一个问题，美国哈佛大学所有这些一流大学他们每个学生一个学期平均是4门课，哈佛大学4年八个学期，32门课，多少年都如此。芝加哥大学平均每个学期3门课。我们中国所有大学，包括北大、清华、复旦、中大、人大、浙大全部都在内，每个学期都是12门课，12门课是最少，甚至有15门课。我们可以稍微想一想，一个学期上4门课，在每门课投入的时间精力就要充分得多，肯定学的就深入。相反一个学期12门课，都在疲于奔命，都在应付，又平均用力，必然每个课下的功夫都不重。我至今不明白为什么我们要要设立这么多课程，实际上很多美国的教授到北大、到复旦这些地方来教课，稍微了解他们都会发现：为什么中国的大学要上这么多专业课？他很不明白，同样的专业课一个学期有7、8门。这个是通识教育比较深层次的问题，也是中国大学下一步改革比较深层次的问题。
黄院长没有讲的那些内容里特别提出了一点，这些麻烦不是教育部能够解决的，甚至也不是校长能够解决的，而完全是一个学科一个学科的院长。如果一个学科的院长他愿意做就有可能性，因为这涉及到每一个学科的专业课到底要怎么上，上多少的问题。
科学家，像施一公教授、饶毅教授等都意识到这一点，没有必要上这么多本科的专业课。讨论的时候我甚至提出一个看法，好几个国外的理工科教授在十年前都发现这个问题，中国的本科生相比他们在美国教的本科生都要优秀，但是研究生到博士生就不如。我现在有时候相当怀疑，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我本科生的时候专业课上的太多，这样脑子就很不灵活，受到太多的僵化的束缚。而且上了太多以后，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他的基本治学观念是什么，他是以已知的知识作为最重要的知识，而不是以未知的知识作为最重要的知识。而这些已知的知识其实是没有用的，仍然是以灌输固定的知识为目的，而不是培养你真正的阅读能力与理解能力。
施一公教授讲他个人的经历。他到美国去发现突然来一个课，清华没上过，马上就会毛，因为我们的理解是所有的课程都上过。比如说我们的哲学八个专业，我都不知道八个专业的必要性何在，完全没有必要。什么伦理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科技哲学，不都是西方哲学吗？最多两个，一个中国哲学，一个外国哲学就完了。弄那么多，而且这些东西就导致很多学生学了不必要的课程，因为每个学期都有必修课，没有必要上。这些问题是一个不大容易解决的问题，因为它牵扯到利益，它不是理念。人们的理论上都承认没有必要上，但砍谁的课，就是砸你饭碗。这个问题究竟怎么解决，我不知道，我期望十年以后你们当教授的时候能够解决。
我们如果去检查中国的很多专业课，重合度非常高。理工科的教授他们自己跟我说，他们把所有的PPT放在一起，结果发现几乎所有的课前1/3都是相同的、相当接近。大家都认为要从头开始，从最基础的ABC开始然后推上去，实际上导致无穷的浪费时间，很多课是可以砍掉的。我这里可能说的严厉一点，但是我感觉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本科专业课，如果仍然是按照传统的思维方式来设计来进行的话，通识教育很难有更大的发展。我希望这次四校组成联盟能够讨论的问题，需要像十年前一样凝聚比较大的共识，联合一些院长，黄校长说的很对，只有院长，要有威信的院长就可以做。我们可以试错，可以尝试，但至少没有必要按照任何一个已经规定的什么课程你必须上，那样就不好了。所以我把这个作为一个很大的期望，我认为这个问题最少要十年才能有一个比较好的解决，不大可能一蹴而就。
另外一个问题是我在十年前就提出的，到今天为止仍然没有变化，但是我认为在人心当中，在共识方面是达到了。就是在中国大学里面的商学院和法学院，甚至包括新闻学院，我认为都应该转为后本科的职业学院。我仍然认为这是美国大学本科教育能够做到那么好的极为重要的因素，它的法学院、商学院、新闻学院都是没有本科的，甚至绝大多数医学院都是没有本科的。
我说如果美国的大学也像我们一样，商学院、法学院都是在本科就有，美国的通识教育肯定完蛋，因为每个中产阶级家庭都会计算，我如果直接18岁把小孩送进去，我就可以进商学院、进法学院，四年就可以进企业，我为什么让小孩接受四年的本科通识教育？美国的家长远比中国家长实际。就是因为所有学校的商学院、法学院包括新闻学院都没有本科生，而且只有在本科通识教育阶段做到最好才有可能进入最好的商学院、法学院，这样一来就一箭双雕。既使本科教育完全不受这些最功利的职业的、专业的学校的影响，同时恰恰法学院、商学院所收到的学生在本科阶段受到四年最好的教育。也就是说，他如果不在通识教育的各方面都取得比较好的成绩，不可能进入最好的商学院、法学院。我仍然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私下谈的时候很多院长都是同意的，之所以不能够推动，也都是因为很实际的一些原因。比如说北大的法学院，我跟他谈的时候，完全同意，但他说大家要一块干，否则我北大不合算。所以我当时说找几家最好的法学院，比如说北大、人大、清华，三家最顶尖的，你们处于无竞争地位，不怕招不到好生源，你就可以做成，然后风气就可以推下去，但是谁也没有勇气。所以，真正的特立独行是很难的。每个人都说独立思考，特立独行，我独来独往，其实大家都是normal gay！每个人都在做每个人都会做的事情。我们有几个真的有个性？很少，因为顾虑很多很多。不是说个人的事情，作为一个院长必须想他的学院的发展。
讲这些，特别的希望现在的学生，本科生和硕士等，意识到大学改革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但要有足够的耐心。我仍然相信中国大学会越来越好，事实上我认为北大、清华已经是世界一流大学了，只不过大家心态反而没有认识到，大家老觉得自己不行。北大所有的理科都在世界的前三名，那不是世界一流的大学是什么，尤其中国“985”的北大、清华、复旦、中大的本科生是全世界最好的本科生，问题是在四年毕业的时候可能就不行了。刚进校一年级的时候是全世界最好的，很多在国外来的教授都觉得清华、复旦的本科生远远超过他们教的本科生，但到研究生、博士阶段就不行。所以，这里有很多的问题需要我们去讨论。通识教育我仍然讲并不仅仅是一个局部性的问题，我们也看到十年来它影响到本科教学的方式是最正面的，同时也暴露出来大学的很多矛盾，为什么我们要上那么多的专科课，有没有存在一种可能，专业课上的太多了反而不灵光了。不是专业知识要学那么多，固有的、已有的知识不是那么重要。为什么我们强调学经典，经典让你能够学会比较深层的考虑问题，能够有一个思维方式的变化，这才是大学的真正目的。
这是今年暑期班我仍然会强调的几点。最后本届暑期班有两个问题稍微讲一下，今年暑期班有一些敏感的学员可能已经发现，确实我对今年暑期班的老师提出一个要求，希望今年的老师们讲课是两个文本，或者是跨两个时代，一古一今或者一中一西。特别想强调一下，包括我个人在内，包括所有五位主讲的教授在内，都无意要提倡现在每个人都要进行中西的比较。我仍然认为中西比较是一个很复杂，很难做的事情，一个不好就会非常的肤浅。也就是说，一般的情况下我们仍然希望进入西方的原点，就从西方的背景进入；进入中国自己原点，也是从当时的历史场景。做大规模的中西对比，我认为时候还没有到。之所以我们会请这几位教授，是因为他们在教学、科研等很多领域有自己的想法。
我想强调一下，中西文明的差异很多是肉眼一看就知道的，但是从学理上，从深层的思想上去做是非常难的，非常高的境界，难度很大。你要有这方面的思考，但不宜轻易马上去做这个东西，因为绝大多数情况下会流于肤浅。我觉得时机还没到，特别是我们对中国经典的研究。我认为其实到现在才刚刚开始，我们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对中国经典没有非常根本的重视。晚清以后，经典基本都被放在非常次要的地位，或者仅仅当做材料，而不是把它当做仍然能给我们提供根本思考价值的地位，这是我特别希望避免的问题。
第二个，我想讲一下，跟部分的学员抱歉一下，今年小班讨论很多学员都报名了，但是最后小班讨论基本上限于本次学员里面的本科生为主，部分今年的硕士生。受到很多的限制，比如博士和本科生编在一个班里很难讨论，这是一个方面。当然也受制于教室、助教的限制。最近几年我感觉小班讨论的人数最合适的是8到10人，效果会比较好。所以，这次小班的编排——除了个别的情况，有些多一点，最多一个班15人——大部分是10到12人左右。没有编班的最好不要去讨论，如果你去的话，至少要跟小班讨论的主持人打个招呼。
总的来说，希望这次的讨论班效果会比较好。前几年最初的小班讨论都不是特别成功，今年把班编的小一点，我们期待着小班讨论比往年有比较大的成功，而且来的学生都有小班讨论的经验。这是希望和大家讲的。
最后，祝大家不要生病，能坚持完。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