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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雅GE微访谈 | 邓小南：历史学的本质在于“反思”
目标的实现需要具体的路径。“中国古代的政治与文化”是面向非历史专业本科生开设的通选课，希望引导大学生与五千年的文明进行对话，从不同角度审视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理解中国千百年来的坎坷与成就，培养同学对人类、对国家命运的关切；同时也希望激活同学们的“反思”意识，既感悟前人的知识、经验与智慧，也探求历史的曲折与出路。
这门课程由阎步克老师和我共同讲授。我们努力以学者风范、严谨态度与人文精神感染熏陶学生。针对学生实际，课程不追求全面系统，而是以经典与前沿相结合为原则，设计了专题式的课程安排。每讲都有一个较为集中、包含重大变迁线索的主题，各讲之间又有呼应，有通贯的关怀。内容涉及到先秦以来的政治文化群体与政治学说、官僚制度的发展演变、不同文化传统及其碰撞交流、政治文化中心的迁移分合等等，所有专题都以传授人文精神为指归，启发同学了解“历史的中国”，并且体味历史学科特有的观察视角，领悟鲜活深邃的思想境界，激发青年人的探索意愿与进取意识。
基于这种特性，通识教育中的历史类课程，可能更容易贴近同学们的学习兴趣和生活经历，更容易启发大家去思考问题。事实上，无论我们每个人的专业目标和具体追求是什么，总是要在历史的脉络中探求今天，也要通过中国的历史了解历史的中国。这种丰厚的积淀，是我们心灵中的“魂”与“根”，是精神上充实感的由来，这也正是课程的核心价值所在。
通识教育的课程，其实都是各个专业的老师提供的。深厚的专业学养是一门成功的通识课程的基础；而通识课程又需要超越专业的视野，要力求在“融通”上下功夫。从这一角度来看，通识课程需要具备“专业”的水平；在我理解中，这不是指某一学科的“从业”水平，而应该是指有针对性的介绍引导与切当的启发点拨。我们都有这种感受：学问渊博的老先生能够把复杂的问题讲得深入浅出，一两句话就能“点破”关键。这是长期深厚积累基础上的洞察与体悟，反映着“专业”的深邃；而这种“点破”及其背后的逻辑延伸，对于非专业的学生可能又会有特别的意义。
英国史家卡尔早就说过，所谓“历史”，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永无止境的问答交谈。我们的通识课程，希望引导学生不断追问，与史料对话，与经典研究对话，也与周边世界对话。通过问题与回应，形成积极的思维方式，养成立足笃实、善于质证的良好习惯。“中国古代的政治与文化”面对的是历史议题，却力求为同学们提供新鲜的前沿认识；通过对于学术脉络与不同认识的介绍，与大家共同进行“知识考古”；通过讲授与阅读，让大家摸到辨析与思索的路径。我们的课件都在网上，其中的内容丰富充实了课堂讲授的信息量，大家不必忙于笔记，而要将主要精力用于跟踪思考。希望同学们能够发展对于探索历史问题的兴趣，能够通过阅读讨论汲取学术滋养，并且通过书评、研究综述、小论文等作业形式，尝试使个人的心得有所凝聚升华。
最后想说的是，激活兴趣是非常重要的。2014年春季学期我在哈佛大学任教，有一位刚刚得到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教职的青年朋友来找我，她说本来是北大生物系的本科生，选修了我和阎老师的这门课，引起很高的兴致，出国时选定了科学史的研究。我想，就本科生而言，大家都会走入某一专业，同时也要能“走出”单一专业。广泛的兴趣、多样的思维方式，会在人生路上带给我们更为广阔的空间。
就大学本科阶段而言，希望能够通过相对系统的专业教育，帮助学生养成专业兴趣，摸索专业路径，掌握历史学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历史学注重反思的特性，使我们习惯于不断追问，同时注重实证，从对材料的搜讨和辨析解读出发，紬绎出自己的问题意识，并且尝试去回应解决问题。这样的训练，渗透在讲授、阅读、讨论以及写作实践之中，实际上是智力与能力的提升。而这一过程带来的收获是具有渗透性延展性的，即便将来不从事历史研究，也会对学生认识社会、处理复杂问题有所帮助。
史学研究要真正有所突破，材料面的拓展十分关键。这里既包括文字资料的拓展（例如正史等传统文献之外的档案、墓志碑铭、方志舆图、宗教典籍、医书、笔记小说、诗词乃至书信、契约、婚帖等等），又包括对于各类实物、图像、出土材料、考古遗迹乃至情境场景（发生环境、社会氛围等）的综合认识及其与文字资料的互补互证。新材料的发现，给我们带来新鲜的学术刺激，让我们有机会意识到许多新的问题。而如何回应这些问题，又与我们的日常积累相关。
2005年在浙江武义出土的南宋徐谓礼文书，就其涉及内容、篇幅规模而言，远不能与敦煌吐鲁番出土的文书相比；但它是目前所见最为详尽的中古官员个人仕履资料，在制度史上有其特殊价值。30年前我自己的硕士论文选题，是对宋代文官选任制度的研究。当时依据的材料，主要来自传世文献，记载中看到的诸般规定多，而实际过程少。近年里一些青年朋友观察宋代官僚体系的运行方式，一直希望寻求“运行流程”的实物载体。恰在此时，这批文书提供了难得的契机，使学界的认识有可能获得实质性的突破。将出土文书与传世文献结合研究，“激活”以往不曾措意的内容，让新问题与原认识相互“碰撞”，彼此质疑印证，这样才能改变我们习用的设问方式，真正深化我们对于相关制度的了解。
徐谓礼的告身、敕黄、印纸录白，反映出南宋时期人事除授中文书档案制度的成熟，也呈现出以往不为人知的若干细节，使我们有机会瞭解当时相关制度运行的方式、程序、实态。这“实态”一方面是相当的程式化，体现出制度并非如想象般地“运行”；另一方面也使我们藉以窥得制度的实际目标及其施行重点所在。从这个意义上看，新史料的发现既是对原有认识体系的冲击，也是对旧有史料的补充质证；换句话说，二者的有效结合，提供了历史研究更加充分的依据。
我父亲曾经回顾说，选择宋代历史作为学术研究领域，是与他求学期间所居处的人文环境、时代思潮和国家民族的现实境遇密不可分的。上世纪30年代中期，他在北京大学读书期间，正值民族危亡迫在眉睫，他希望能像司马迁写《史记》那样，以自己的文笔去书写中国历史上的英雄人物，因而选定以撰著宋代杰出人物谱传作为治学生涯的重要内容。
先父倾毕生精力从事中国古代史教学与科研，奠定了宋代历史的基本研究格局，也培育出当日史学界的中坚力量。他注重“独断之学”与“考索之功”，追求历史研究的至善境界。他执著于学术的顽强精神、特立独行的处事原则，让后人难以忘怀。老一辈学人厚重的历史责任感，坎坷境遇下的不懈坚持，有声有色、有棱有角的学术风格，对我们有深切的影响，“虽不能至，心向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