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识经典 | 雅各布·克莱因：论自由教育
本文收录于《雅各布·克莱因思想史文集》
从一开始（如果这里可以说开始的话），自由教育就意指对自由人的教育。也是从一开始，人们就发觉“自由人”的含义有一种模糊性。在古代，自由人与奴隶相反，也与那些虽然不是奴隶，但却从事着卑贱的体力劳动以应对生活必需的人相反。将孩童培养成自由人，意味着培养生活的乐趣和职责，使其生活安全无忧，熟悉身体、感官和思想练习所带来的愉悦，熟悉军事和政治活动所带来的挑战。然而，无论是在游戏中，在彬彬有礼的交谈中，还是在混乱的公共事务中，这种生活都倾向于走传统的道路。占主导地位的公认看法，即培根所说的“市场偶像”，会危及它的自由。因此，无论自由人可能多么“自由”，他仍然需要将自己从被视为真理的传统观点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他必须追求使真理真正成为可以实现的目标。这些追求构成了自由的技艺（arts of freedom），即“自由技艺”（liberal arts）。于是，自由教育在于获得自由技艺。同样是从一开始，理解和践行这些技艺就存在着真正的困难。这些困难涉及（1）自由技艺的内容和（2）一代代人对自由技艺的保存。让我先来谈谈与其内容有关的困难。
最早的四种自由技艺——算术、几何、音乐、天文学——由一个极其吸引人的事实来刻画：它们的内容可以理解，从而可以学习，从而可以知道。包含这三种含义的希腊词是mathēma，即“可以学习的东西”（the learnable）。因此，传统的自由技艺最初是“数学的”，也就是说，是可理解的、可以学习的、可以知道的。因此，卡西奥多鲁斯（Cassiodorus）把这样一种自由的数学技艺非常恰当地称为“理论技艺”（ars doctrinalis）。我们不应忘记，不那么正式地说，古代还有第五种自由思考——对自然的探究（hē peri phuseōs historia），即后来所说的“自然志”（natural history）。这里也有某种“可以学习的”东西。
七艺
我们知道，自由技艺的清单中后来增加了语法、修辞和逻辑，重点逐渐从数学四艺转到了补充的三艺。为何会有这种转变呢？答案是，最初四艺（或者如果愿意，你可以说五艺）的最终基础始终是可疑的，它们成了更深的研究所关注的对象，成了哲学反思的主题。在这些技艺中，定义和假说缺乏确定性和说服力并且限制了我们的理解力，似乎阻碍和侵犯了对真理的追求（人旨在由此找到其完整的自由）。而对三艺则不能这样说。不过，可以说七艺中的任何一种都无法实现完整的知识。因此，它们保留“技艺”（technai）之名而非“知识”（scientiae，epistēmai）之名是很恰当的。哲学智慧旨在提供它们所缺乏的东西。无论自由教育如何讨论，都应当制定出第一规则（既针对老师也针对学生），即自由教育需要做哲学反思，并认识到它的指导角色。
让我们转到一代代人对自由技艺的保存方面的内在困难。日常语言中使用的语词并不总是保有公认的含义。这种普遍接受的含义本身往往也涉及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微妙变化和内涵。如果孤立地考察，那么语词的含义往往会失去其“天然的”模糊性，变得更为固定，获得一种由所尝试的持续研究的范围所决定的明确含义，由这种研究可能会建立一门科学或技艺（technē）。于是，研究者必定会变成一名能把知识传递给他人的“专家”，也就是说，能够成为一名教师。就这样，语词的确成了“专业的”，超越了惯常的、熟悉的东西。此外，还可以创造出特殊的术语以更充分地满足在研究中获得的理解。然而，语词的“专业”用法往往又转而被接受下来，获得了它自身的熟悉性。科学和技艺（特别是思想上的东西）的传递无法避免一种危险，即那些学科所基于的原初理解可能被弄得模糊不清。包含那种原初理解的术语，为这门技艺所不可或缺的“专业性”术语，渐渐脱离了原初的洞见，获得了自己的生命。在保存这门技艺的过程中，那些洞见往往会接近沉淀物的状态，亦即变成某种以理所当然的平常方式来理解的东西。专业术语开始变成一种专业行话，给原始来源盖上一层厚厚的幕布。同样，无论自由教育如何讨论，我们都应当制定出第二条规则：自由教育必须抵制这种沉淀过程，并找到合适的方式来做到这一点。
音乐几乎已经不再是一门自由技艺。算术、几何、天文学和自然志融合并扩展为一座被称为数学物理学的高耸的多层大厦，这座大厦附有若干辅助学科，其中最强大的被称为生物学。分析性的数学形成了一座全新的“新大西岛”。语法和修辞的技艺转而关注各种不同的语言特别是古典语言，这种关注被称为语文学，包含了迥然不同的主题，如古典哲学文本、诗歌作品、一般文学，特别是现代小说。逻辑技艺一方面成了数学的附属，另一方面则篡夺了一切知识的最高位置。哲学成了专门学科，由哲学教授来讲授，并且往往被等同于数理逻辑。我并没有提及在我们的大学中发展出来的大量其他学科。所有这些学科据说都可以分成两大领域：严格的科学和人文学科。自由教育的主题被认为几乎完全属于人文学科领域，包含了（应当注意）历史和各种历史学科。
我们大学的多样性将来有可能增加而不是减少。真正的自由教育是否仍将是一个值得追求的目标呢？“自由人”的观念还能保持吗？我认为，这将取决于我所提到的两条规则是否在学习过程中得到遵守。可以说，在任何好的学习进程中——不论主题是什么——多少都能用上这两条规则：要让学习者反思隐藏在主题的呈现方式背后的假设，要表明支配这一呈现的专业概念乃是源于摆脱了沉淀状态的基本洞见。我不敢说这实际上发生得有多么频繁或稀有。稍后我会重新回到这个问题。无论如何，我的目的是建立一种学习方案，能在任何时候都自觉地持续运用这两条规则。
中世纪的大学
这些作品展现了人类的言语，这些言语虽然被剥夺了自发性，却被巧妙而有目的地组织在一起。为了理解这种言说的内容、技艺和目的，我们需要一些帮助。语词的指称功能及其派生影响面临失去的危险。因此，第二，我们必须潜心研究语词的相互关联，研究其屈折变化和联系，研究它们所服从的语法规则和仍然可能保有的灵活性。这项研究应当避开对母语及其沉淀用法的熟悉性。应当选择两门外语，最好是一门古代的、一门现代的，对它们的详细考察将使学习者理解语法所蕴含的必然结果。学习者应当能在翻译过程中认识到其母语的那种类似但不同的结构。此外，翻译应当使他熟悉语言为了清楚地表达思想而使用的各种修辞手法：对句子进行组合和分层、采用修辞格、隐喻和习语。理解思想在言语中的体现是这种语言学习的目的。语词的典型特征是它的音与记号功能的结合。这种结合可能被打破：音和记号可能变成自主的。单纯的记号后来演变为符号，构成了数学的基本语言；类似地，单纯的音变成了音乐的声调语言。自由教育必须同时关注两者。
因此，第三，必须研究数学，要永远牢记这项研究必须是反思性的，而不能满足于对数学关系的一种沉淀性理解。如何入手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但毋庸置疑的是，不论如何入手，数学思考都必须与自然探究联系在一起，无论这种探究是观察天象还是研究地球上的事件和情况。正如我们所知道的，我们周围的一切事物，所有运动和变化，都依赖于数、重量和度量。不久以后，我们也许能够到达纯粹数学的新“新大西岛”的海岸。
第四，音乐，即要么与语词相联系、要么被纯粹接收的声音的领域，虽然意在取悦我们，也应当向我们的理解力敞开。在这方面，我不能不提到音乐的声音与数值比率序列之间的神秘联系。音乐在音高、节奏和律制上的形式规则似乎从形式上最终反映了内在于人类言语中的修辞。
我一直在试图概述的这种自由学习方案正是圣约翰学院的方案。不用说，我们尚未实现自己的目标。但我这里并不是要说我们的错误和不足。我想简洁地、非常初步地说明教与学是什么意思以及不是什么意思。教与学是神秘的过程。充分理解教与学就意味着揭示我们生活的秘密。因为我们也许比其他任何东西更是教与学的动物。我希望我们都同意，教不在于告诉和坚持，学也不在于聆听和重复。学习者的灵魂图像不应是一个空水壶，教师向其中灌注知识之流。顺便说一句，这幅教与学的图像尽管错误，却根深蒂固。
圣约翰学院
进行提问的教师的角色不能被简单地等同于“助产士”，指出这一点也许并非无关紧要。这种“助产士”的形象很复杂，柏拉图只在《泰阿泰德篇》这一篇对话中提到过它。助产士（maia）为妇女接生有父亲的孩子，而教师只有在把意见（opinions）从学习者的灵魂中接生出来时才是“助产士”，而这些意见大多数是错误的，由其他“父亲”所生育（“fathered” by others）。根据柏拉图的说法，真理没有父亲。
无论如何，自由教育方案蕴含着既作为“生成”又作为“引出”的教，事实上，更多是“引出”而非“生成”。讨论是一种极好的学习手段，生成、提问、反驳、再次提问都在其中发生。这并不是说所有单调乏味的事情、所有常规工作都被取消了。学习过程也需要这种工作，但它并非决定成败的关键。如何判断学习是否已经实际发生是极为困难的。因为学习者的灵魂中形成了什么东西，或者他心中被重新唤醒了哪些洞见，依赖于教师往往一无所知的一些因素。学习者和教师都是一个学习共同体的成员。就这种学习共同体是一个机构化的团体而言，它势必实现不了自己的目标。机构所能做的仅仅是为学习设定条件。这本身就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在这些条件下的学习并不在于“掌握”一套知识。这些条件仅仅提供了一个可能发生富有成效的学习的场域，它们决定了“学校”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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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京 编辑 / 欣洁 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