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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识经典 | 自由教育和责任
列奥·施特劳斯
成人教育基金会跟我联系，建议我写一篇论自由教育和责任的文章，我的第一反应并不是高兴。我在许多方面有赖于教育管理当局因而也有赖于为教育服务的各个机构，所以我在思考这些事情（如果我曾经思考过它们的话）时是心怀敬畏的，这种敬畏来自夹杂着无知的感激和理解。我认为我的职业和责任就在于，在教室里，在与不管是不是注册的学生们的谈话中，最后但并非最末，在我自己的居家研究中，尽最大的努力去做好。我承认教育在一种的意义上是我教的也是我研究的题目。但我所关心的几乎只是最好或曰最高的教育——完美君主的不打折扣的教育——之目标或曰目的，我很少关心它的条件和它如何进行。在我看来，最重要的条件是教育者和受教育的人的素质；在最高形式的教育情形中，这些条件是极难满足的，人们不能做任何事来产生它们；关于它们我们唯一可做的事情是，不要去干预它们的相互作用，不要妨碍这样的相互作用。致于如何进行，一旦知道了教育意味着对人是做什么的，或曰知道了教育的目的，也就知道了。当然，是有某些掐拇指规则的。几乎每年我都会和我系里过去的学生见面，为的是和他们讨论怎样教学院的政治理论课。某次在这样一个场合，一位学生问我，能否给他一个关于教学的一般规则，我回答：“永远要假设在你的班里有一位沉默的但在头脑和心智上都远远高于你的学生。”我这话的意思是：不要太高看你的重要性，但是要最高看你的职责，你的责任。
我刚开始准备这篇文章时感到的困惑还有另一个理由。这个理由与“责任”一词有关。显然，自由教育和责任不是一回事。它们也许是互相不可分离的。但在讨论它们的联系之前，必须知道它们各自是什么。致于“责任”一词，它现在用得很普通，我自己就时不时地用它，例如刚才就用过。在它现在频繁用到的那意思里，它成了新行话。我相信，它是像“职责”、“良心”或“德性”这些词的时尚替代品。在过去数代里人们会说某人是一个正义的人或一个有良心的人或一个有道德的人的地方，我们则经常说他是一个能负责的人。最初，一个人能负责是说他敢作敢当，举例来说，杀了人不赖；所以能负责跟有道德实在离得很远，能负责其实只是作有德之士或作邪恶之徒的条件。通过用能负责来代替德性，我们就证明比我们的祖辈容易满足得多，或者，也许更确切些，我们已经假定一个人只要能负责就是有道德，或者说，没有邪恶之徒是能为他的邪恶负责的。这样理解的“能负责”跟有时候英国人嘴里的“体面”有亲缘关系：如果一个人奋不顾身去救一个全然陌生的人，那个陌生人如果是英国人，很可能会这样说来感谢他：“你真是个体面人。”我们似乎讨厌宏大的旧词，也许还连带讨厌它们所指的事情，却偏爱较有分寸的表达，或因其精致，或因其较具事务性。无论如何，我意识到自己对责任取代职责或德性究竟意味着什么实在很无知，这就造成了我的犹疑不决。
我确实感到向职业的教育者论述“教育和责任”，我是特别不够格的。但我得知要我做的不过是解释出现在我的演说《什么是自由教育？》中的两句话，我就释然了。这两句话是这样的：“自由教育是我们可以借着它从大众民主攀升至原义民主的阶梯。自由教育是在民主的大众社会里建设一个贵族制君子政治的必要必须的努力。”
成为君子须通过教育，通过自由教育。说教育的那个希腊词是从说孩子的那个希腊词引申来的：从而一般地说的教育，以及特殊地说的自由教育，至少最初不是指成年人的教育。说教育的希腊词和说游戏的希腊词属于同一族。君子的所作所为，重点是真诚；事实上，君子就是“真诚的一群”。他们是真诚的，因为他们关心的是份量最重的事物，他们关心的是那些因其自身缘故就值得认真对待的事情，关心的是灵魂和城的良好秩序。对潜在的君子的教育是以游戏的方式预演君子的生活。它首先在于性格和品味的养成。这种教育的源泉来自诗人。毋庸赘言，君子也需要诸般技能。读、写、算、数、投枪、角力，以及马术之类不必说了，他必须掌握的是管理家庭和城邦事务的技能，会说又会做，有条不紊，好整以暇。他获得这种技能，是通过与年长或富有经验的君子特别是老资格的政治家的密切交往，是通过接受收费的教师在说话技巧方面的指导，是通过阅读历史和旅行书，通过对诗人作品的吟咏含玩，当然，更是通过参与政治的生活。所有这些都要求年轻人和他们的长者两边都有闲暇，所以是一类富人的特权。
这一事实提出了该社会是否正义的问题，该社会在最好的情况下是由君子们以其固有的权利统治的。正义的政府是这样的政府，它是为了全社会的利益而非社会一部分的利益进行统治的。君子于是就有义务向他们自己以及其他人证明，他们的统治对城的每个人或对城作为一个整体是最好的。然而，正义却要求平等的人得到平等的待遇，而又没有好的理由可以认为君子天然就比庸众优越。君子事实上比庸众优越乃是由于后天的素养，但是大多数人也自然能够有同样的素养，只要他们从摇篮里开始就受到好的教育；一个人有没有机会成为君子，或者必然成为小人，竟系于偶然的出生，所以贵族制是不正义的。
君子的回答如下：城作为一个整体远未富足到能够让每个人都培养他的儿子成为君子；如果你坚持社会等级至少要以一定的严格性与自然等级相对应，也即，或多或少天赋平等的人应该社会地或依习俗也平等，那么，你将造成的是一种普遍的死气沉沉的单调。只有根据一个狭隘的正义概念，其明显性出于并不高尚的妒忌情绪所具有的力量，人们才会喜欢一座到处都一样无生气的单调的平房，却不喜欢这样一个结构：其宽阔的低层虽不免单调，基础上突起的却是别致和优雅的高台；高台比低层狭窄，但它也会给低层带来某种的优雅和别致。富有和出身好的总是少数，贫穷和出身低微的总是多数。但为什么这一家出人头地，那一家默默无闻，是没有好的理由的，至少应该说，区别选择看来是随意的。断然否认源远流长的富家也许有一个被遗忘了的罪恶起源，是愚蠢的。但更高尚，可能也更正确的是，相信世间的旧家是最早的拓荒者的后裔，是战争或会商中的领导人的后裔；一个人知道感恩肯定是正义的。
君子可以并不以其固有的权利成为统治者而也进行统治；他们可以在大众选举的基础上统治。这一安排因下述理由被认为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严格地说，它将意味着君子对普通人民负责任，即高等的对低等的负责任，而这看来是反自然的。君子认为德性以其自身的缘故就可取，而别的人赞美德性却是因其可作为获取财富和荣誉的工具。君子和别的人在考虑人的目的或至高善上不能同意，他们在第一原理上不能同意。所以他们不可能有真正的共识。1君子不可能就他们的生活方式向他人作出充分的或能被理解的陈述。他们可以为了庸众的好好生存而负责，但这仍是他们对自己负责，他们不能够对庸众负责。
总而言之，自由教育在其原初的意义上不仅是培养公民的责任心，它还要求训练公民的责任心。君子们如其所是，就意味着要以最直接、最不含糊，最无可置疑的方式来为社会定基调，这也就是，君子在阳光普照下实行统治，以此来为社会定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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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发展了的现代教义要求一人一票，要求投票保密，要求投票权不因贫穷、宗教或种族而削减。另一方面，政府的行动要以尽可能高的程度公开在公众的监视下，因为政府不过是人民的代表，要对人民负责。然而人民的责任，选民的责任，却没有法律定义，这是现代共和主义最醒目的症结。较早期的解决是在人民的宗教教育中寻找的，以圣经为基础，教育每个人懂得要对自己的行为和思想向上帝负责，上帝将对每个人作出审判，因为，用洛克的话来说，正规的理性伦理学就像数学一样，远远超出了“临时工，生意人，纺织女工，挤奶女仆们”的能力。而在另一方面，这同一位权威又劝告英格兰的绅士们按照普芬道夫的《自然权利》来栽培他们的下一代，“在那里（他们）将受到人的自然权利，社会的起源和基础，以及由此而来人的义务等的有关教导。”洛克的《对教育的思考》是写给绅士们，而不是“较低层的那类人”看的，因为只要绅士们“通过教育立得正了，他们很快就能使其他一切各就各位”。我们可以假定，绅士们是受召唤作人民的代表的，他们已经通过自由教育为受召唤做了准备，而自由教育则首先是一种“好的养育”。洛克从古罗马和古希腊取样本，他推荐的自由教育一定意义上也就是对古典作品的熟悉：“依我看，拉丁语文对一位绅士来说是绝对必要的。”2
洛克的好多意思在《联邦党人文集》中说得更清楚了。这些文章出现在一个总署名下——普布利乌斯，这就足够清楚地揭示了它们与经典的联系。这部出名冷静的著作主要思考的是人表现在取得财产的能力上的差异和不平等，但它远不是对营业和从政的区别视而不见。据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说，机械师和工厂主“都清楚商人是他们的天然后盾和朋友”，是他们的天然代表，因为商人拥有“那些习得的才能，在任何协商会议中，没有这些才能，再大的天赋能力也多数是无用的。”相似地，土地利益的天然代表是富裕的地主。土地利益和金融利益之间的天然仲裁者则是“学术职业中人”，因为“学术职业…确实不形成社会中的特殊利益”，所以比其他人更可能想到“社会的普遍利益”。不错，为了当人民代表，有时候只须“玩一些不良花招，就能成功被选上”，但这种糟糕的情况是例外，通常，人民代表都是受人尊敬的地主、商人和学术职业的成员。只要选民不腐败，就总有大的机会在上述三个人群中选出自己的代表来议政和施政，这些代表“最有智慧来认清，也最有德性来追求，社会的共同利益”，或者说，他们有最杰出的“品质和才干”，最杰出的“能力和德性”。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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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允许我总结一下前面的论证。依据现代共和主义的原初概念，我们当前的困境似乎是人民的宗教教育和人民代表的自由教育二者的衰败导致的。我说宗教教育的衰败，其意思要比人民的极大部分已不再接受任何宗教教育这一事实多，虽然现在情况下没有必要超出这一事实去想。致于按我们的处理去做，宗教教育是否就能够恢复其质朴的力量，这个问题超出了本年度阿登屋研究所的范围。但我仍然忍不住要向你们陈述如下的问题：我们当前对成人的自由教育的关心，我们当前对这种自由教育的期待，是不是由宗教教育的空缺造成的呢？这种自由教育是不是意在履行以前由宗教教育履行的功能呢？自由教育能履行那种功能吗？讨论困境的另一面——由统治者的自由教育的衰败造成的困境，肯定要容易一些。跟随密尔的建议，我们就得考虑，未来公务员的教育是否以及在什么程度上能够也应该加以改善，换言之，他们的教育其当前形式是否在一个严格性还过得去的意义上已经是自由教育了。如果不是，那就必须提出范围更大的问题，当前的学院和大学是否提供这样一种自由教育，以及学院和大学能不能改革。更有节制，更扣题，也更有实践意义的是，就政治科学系以及法律学校的教学作必要的改革提出想法来。我心里想到的改变，较少是在所教的科目上，较多是在重点和方式上：凡是能拓宽和加深理解的，都应该比在最好情况下也不过产生狭隘和细末效能的，得到更多的鼓励。
我相信，没有人会误解上面所说，以至于把一个荒谬的论断强加给我：教育已不再是一种公共的或政治的力量了。然而必须说，教育的一种新类型或曰一种新方向已经成了主流。正如原初意义上的自由教育为古典哲学所支持，新教育则从现代哲学得到支持，如果不是从现代哲学得到其存在的话。根据古典哲学，哲人的目标尖锐区别于非哲人事实上追求的各种目标。而当着哲学的目标同一于事实上能够被所有的人追求的那个目标时，现代哲学就形成了。直说吧，哲学如今已被断言，其本质服从于那个事实上能够被所有的人追求的目标。我们以前提过，君子和非君子的区别，其最终的理由在于哲人和非哲人的区别。如果这是对的，那么，通过使哲人的目的，或者更一般地说，通过使本质上超越社会的目的，塌陷为非哲人的目的，也就使君子的目的塌陷为非君子的目的了。就此而言，哲学的现代概念在基础上就是民主的。哲学的目标如今已不再是对永恒作无利益取向的沉思，而在于消除人间的等级。这样理解的哲学看来像是受到基督教博爱的启示，于是古典意义上的哲学可以被贬抑如异教，它只是靠着罪恶的傲慢才得以维持着。人们会怀疑，声称受基督教的启示是否有根据，甚至怀疑这样声称是否足够严肃。也许，换一种说法能获致更大的清晰性，同时也与现代概念的精神相一致：现代人将“实在论的”、地上（也还说不上平庸）的概念，同“观念论的”、天上（虽然说不上空幻）的古典概念对立起来了。哲学或科学不再是以其自身为目的，其目的变成了为人的力量服务，为一种用来使人的生活更长寿、更健康、更富裕的力量服务。短缺的经济（短缺是过去所有社会思想的不言的预设）已经被一种富足的经济所取代。科学和体力劳动之间尖锐的区别已经被科学家和工程师之间平和的合作所取代。根据原初的概念，掌控这一巨大事业的人应该是哲学-科学家们。每一件事都是他们为了人民做的，却没有一件事是人民做的。一开始，人民还相当不信任来自这帮新巫师的新礼物，人民还记得训诫：“你不能容巫师存活。”为了让人民情愿接受新礼物，人民必须被启蒙。这一启蒙就是新教育的核心。新科学的传播或曰大众化也是同样。在第一阶段，大众化科学的受众是伯爵夫人和公爵夫人们，而不是纺织女工和挤奶女工们，并且大众化科学总能在措辞优美上胜过够格的科学。有了第一步，后继的所有发展就都顺理成章了。启蒙注定要成为普遍的启蒙。看来，自然禀赋上的差异并没有传统赋予它的那样的重要性，方法证明是铲平天然不平等的人类心灵的大铲。虽然发明和发现仍然一直是少数人的特权，但它们的成果却可以向所有的人传播。这一伟大事业的领路人并不全靠正规教育的作用，这种教育不过是使人们从只关心彼岸世界的福祉中断奶，转而去为此岸世界的幸福而工作。研究未做到的，也可能是做不到的，贸易能做到：在新发明和新发现的巨大推动和激励下，贸易把全体人民统一起来了，从而对把人民分割开来的宗教占了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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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我谈的是哲人-科学家。即是说，我假装起初的概念，十七世纪的概念，还保留着它的力量。但是在这段时间里哲学和科学离异了：哲人已无须是科学家，科学家已无须是哲人。只有哲学博士的名头留下来，像是提醒着过去的遗物。此后，心灵的这两个离异了的能力中，科学占据了至上地位；科学是我们时代仅有的可以说享有普遍承认的权威。这个科学不再与智慧有任何本质的联系了。如果一位科学家，甚至伟大的科学家，正好政治上和私人生活上也是一个智慧的人，那只是出于偶然。宗教教育与自由教育之间富有成果的、有资格给人加冕的那种张力不见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民主制气质与专家政治气质之间的张力。在过去的七十年里，有一种意见越来越被接受：“价值”的科学知识、因而其理性知识是不可能的，也即，科学和推理在区分好的或恶的目的上无能为力。否认下述一点是不公正的，而这一点是多亏了功利主义的习惯尚存：一般地说，科学家，特殊地说，社会科学家，都仍然把健康、合理的长寿、繁荣，认为理所当然的好事情，并且，科学必须为了取得和确保这些好事情去寻找工具。但是这些目的不再能声称具有它们曾经有过的明据性。它们现在像是由一些确定的愿望所设立，而这些愿望并非“客观上”优于与它们相反的愿望。既然科学没有能力辩护它为之寻找工具的目的，它在实践中也就不得不去满足它的主顾所追求的目的，去满足科学家个人恰好从属的社会所追求的目的，从而在许多情况中去满足大众所追求的目的。这里我们不考虑某些较早的传统，它们有幸还保留着一些早先的力量，不考虑它们，是因为随着时日流逝它们的力量越来越被销蚀了。如果我们关注我们时代特有的是什么，或曰我们时代的特征，我们能看到的莫过于大众品味与等级虽高严格说来却不重要的效率之间的交互作用。技术专家如果不是对大众的要求负责任，无论如何也是对大众的要求作反应，然而大众，这个块然大物,却不能够为了任何事对任何人或对任何事负责任。正是在这样的境况中，这里的我们，以及国家里的其他人，提出了自由教育与责任的问题。
在这个情势下，教育不足够的人注定会对教育、对确定教育的目的和方法产生不合理的强烈影响。更有甚者，科学的进步本身即导致日趋繁密的专业化，结果竟是，一个人值得尊敬全赖于他是一位专家。科学陷入了丧失其价值的危险，这一价值原在于拓宽和加深人的存在。在这一基础上仍然可能的仅有的普遍科学——逻辑或方法论——也成了属于技术人员又为了技术人员的业务。对专业化的疗救于是在一个新类型的普遍主义中寻找，我们时空视野的扩展使得这种普遍主义几乎成了不可避免的。我们试图以一般文明进程之类玩意儿的浅薄性来驱逐专业化的狭隘性，所用的招数还有，把所有国家在所有方面的历史：经济的，科学的，艺术的，宗教的，以及政治的，弄得像是与画廊有别的放不完的电影。这样形成的宏大图景最多只能叫人兴奋和感觉有趣；它没有启发性，也没有教育意义。希罗多德的一百页，不，只要十页，就把我们引进了人类事务的元一和繁多的神秘统一，远远胜过以支配我们时代的精神写下的浩繁卷帙。不特此也，人的卓越或德性已不再被视作人的自然本性的完善化，而人依其自然本性是倾向于这种完善化的，或曰，这种完善化是人的爱欲的目标。由于“价值”被视作事实上是约定俗成的，道德教育让位给了调整和校正，说得更明确些，让位给了用口头的和其他的符号进行的调校，或曰，让位给了对有问题的社会的适应。
那么，大众民主里自由教育的前景如何呢？受过自由教育的人在民主里重新成为一种力量的前景如何呢?正因为我们是民主的朋友和盟友，我们就不被允许做民主的谄媚者。虽然我们不被允许对民主使自身同样也使人的卓越所面临的危险保持沉默，我们也不要忘记那个明显的事实：民主给所有人以自由，当然也就给看顾人的卓越的人以自由。没有人阻碍我们耕耘我们的田园，建立我们的村落，我们的村落将被许多公民认为是对共和国有益的，是值得让它有自己的声音的。毋庸赘言，尽最大的努力是成功的必要条件，却怎样也不是充分条件。因为，“人永远可以希望，永远不要放弃，不管他们发现自己处在怎样的命运和怎样的困顿中。”我们事实上不得不去从事专业，但我们可以尝试以份量最重的事物为专业，或说得更简单也更高贵，以一件需要的事情为专业。如事实所是，我们能够从正确理解的人性胜过从科学，从精致的知觉胜过从几何学精神，获得更直接的帮助。 如果我没有弄错，这正是为什么自由教育现在几乎成了读伟大的书的同义语。没有比读伟大的书更好的开始了。
筹思如何治疗我们的疾病，如果不先之以一个正确的诊断，就没有任何价值，诊断既不能因虚妄的希望，也不能因对那边力量的恐惧而搞错。我们必须认识到，即使是反对希望，我们也必须希望。我说希望，是把威胁着我们的危险完全抽象掉而说的，这危险握在一个野蛮、残酷、心胸狭窄又诡计多端的外敌手中，他现在是被管住的，但说他是被管住的，那也只是因为他还算有理智，被一种合理的恐惧管住了：任何能埋葬我们的也将埋葬他。但是我们千万不要把缓解当作治愈。我们必须记住，自由教育不仅对那些成年人是正义的做法，由于贫困他们年轻时失去了受一种与他们天性适合的教育的机会；成年人的自由教育而今也必须是对只在名义上或仅出于礼貌称为自由的一种教育的补偿。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自由教育关心人的灵魂，故对机器很少或没有用处。如果它成为一部机器，或一种产业，崇尚收入和名气，嵌金镶银，美艳惑人，那就和娱乐业没有什么区别了。自由教育在于学会倾听渊默低回的声音,在于对声若洪钟者能充耳不闻。自由教育追求自然之光，对舞台之光避而远之。
1 参见《克力同》49d2-5.2 Ep.Ded., pp.93-94, 164 186.3 Nos.10, 35, 36, 55, 57, 62, 68.4 The Works of Edmund Burke (Bohn Standard Library), Ⅰ407, Ⅱ7, 317-318, Ⅴ295.5 James and John Stuart Mill, On Education, ed. By F. A. Cavenagh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31), pp.151-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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