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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雅沙龙｜阎步克、叶炜：历史的多面性
●如何理解历代王朝更迭中“正统”与“中国”的概念？
●如何理解史观与历史解释的多样性？
●如何在“制度史观”的视野下理解中国古代史中的各种细节问题？
2016年9月30日，《中国传统官僚政治制度》和《中国古代史（上）》两门通识核心课合办的课程沙龙成功举办。两位授课教师阎步克教授和叶炜副教授应邀出席，来自历史学系、中文系、哲学系、外国语学院、光华管理学院等院系及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兄弟院校的二十余名同学参与了现场交流。沙龙一开始，阎步克教授鼓励大家不要拘束，随意交流，可以即兴分享课程内外的感想、疑问与见解。
何为中国？
作为一个长期以汉族人口为主体的国家，非汉族统治者建立的政权如元朝、清朝是否可以代表正统中国呢？进入提问环节后，一名男生首先提出了自己的疑问。对此，叶老师引用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予以回答，并且指出，“正统”是一个相对的概念，非汉族建立的政权，是自身因素与传统共同塑造的结果。阎老师提示同学，对怎样看待蒙古帝国与元代中国的关系、怎样看待“大清国”与“中国”的关系这样的问题，学界近年有很热烈的讨论，同学们可以检索阅读。
随后，有同学提出，“既然如此，那古代到底有没有‘中国’这一同一性的概念呢？” 阎老师谈到，“中国”这一语词先秦就已出现了，但与今天的“中国”概念不同。自先秦以来，还有一个“华夏”概念，跟“蛮夷”相对。透过“华夏”这个语词来探寻，人们可以看到，中国历史连续性的主体，首先是种族和疆域，进而是其特定的文化与制度。“华夏”的种族、地域、制度和文化展示了强烈的连续性，虽然其边界也有模糊之处。叶老师表示赞同，并且进一步指出：与此相关的问题，就是古代中国为何分久必合，很多学者指出其原因就是共同文化。有学者认为，早期中国文化圈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就已形成了。
史观与历史解释
关于“中国”的讨论引起了在座同学极大的兴趣，有同学提出从世界史的视野来看，基督教的文化认同不逊于中国文化，而为何基督教文化圈小国林立，中国却没有？阎老师回答说，小国林立还是统一王朝，不仅仅取决于文化与宗教，更是一个政治体制的问题。中国史的一大特点，就是集权官僚体制的早熟。秦汉的政府集权程度和官僚行政的发达程度，超过了同期的罗马帝国。秦汉统一王朝塑造了中国人的政治共同体意识。而基督教世界的各政权的来源、特点与发展历程，跟秦汉王朝大不一样。连类所及，又有同学提出了个人看法，认为古代中国之所以形成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来源于天才政治家的设计，包括主持变法的商鞅，还有后来的秦始皇。阎老师回答说，我们应养成一个习惯：面对一个问题时，首先要澄清思维方式和出发点。把历史的重大变化归结到少数的天才或英雄，不妨说这是一种“英雄史观”。这也是对人类生活的一种理解。有人认为历史没有规律，只有一浪一浪的人物与事件，少数“天才”、“英雄”或“杰出人物”得以展示和实现其“自由意志”。但也存在着不同的史观，比如说，也可以认为人类社会是一个复杂系统，“整体大于部分之和”，其“结构”的维系与变迁的法则是个人无法超越的。“英雄史观”大约也有其独到之处。“横看成岭侧成峰”。每一种史观，都好比一束从不同角度投向黑暗历史客体的探照灯光，它们照亮了不同景象，但也必定各有所见不及的地方。历史研究的工作之一，就是去寻找新角度，找到新思路，并使之跟史料有机结合起来，由此带来新知。能否带来新知，就是衡量一种“史观”的价值的标准。
从史观的多样性，阎老师顺便还向新生提示了学习方法的转变。阎老师说，中学阶段的学习目的，不妨说是牢牢记住唯一正确的答案。而进入大学之后，就应知道真理是相对的，真理不止一个，学习目的已变成去了解尽可能多的不同解释、不同答案。到了读研究生的时候，学习目的就变成了探寻新知，提供一个前所未有的答案了。
对于阎老师谈到的“制度史观”，有同学好奇地问道：在制度史观下，当代中国的国家体制与中国古代的国家体制，到底是断裂还是延续呢？阎老师表达了个人看法：我的提法是“升级换代”。如果说夏商周王国时代是中国国家体制的1.0版，两千年帝制是其2.0版，那么近代外部制度文化的巨大冲击，就导致了国家体制向其3.0版的重大转型。所谓“升级换代”的提法，目的是强调现代化的政治转型中，依然包含着历史连续性。对此，叶老师补充说：“中国建国以后的体制与古代也有割裂的地方，含有很多模仿苏联的因素与战时体制的延续，我们现在开始逐渐重视传统遗产。”
历史深处
话题随后转入了若干历史细节问题。一位同学提出，阎老师把中国官阶制度的发展过程划分为五大阶段，其中唐宋时期是品位分等的典型时代，而秦汉和明清是职位分等的典型时代，但是为何秦汉明清“以事为中心”的位阶体制下，反而出现了大臣专权，而唐宋时“以人为中心”的位阶体制下却没有出现呢？阎老师解释说，他在《中国古代官阶制度引论》中所讨论的，是品位结构所体现出来的官僚与皇权的权势及身份关系，这些关系特别体现在官僚的特权与身份性的消长之上。这跟少数权臣一度专权，不完全是同一个问题。权臣所专擅的权力也来自皇权。田余庆先生曾说，东汉的外戚宦官专权等现象，应视为“皇权的旁落”，而非“皇权的衰落”。叶老师同时也指出，唐宋权臣其实也并不稀少，特别是南宋，如秦桧、韩侂胄、史弥远、贾似道等都是权臣。
有同学在读书时发现，在唐肃宗以后，统治者经常用道教祥瑞来为政策寻求依据，这是不是一种利用道教增强统治合法性的做法呢？叶炜老师回答说：五代的武将有言，“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宗教对神化皇权有一定作用，但未必是决定性作用。特别是对藩镇的割据者来说，最重要的还是实力。
一名同学发表看法说，中国古代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现象，背后是对官民矛盾的调和，对官民利益冲突的调整。叶炜老师的看法是，中国古代的官民之间存在着对立，但其间也存在着流动性，历史后期的流动性比前期更为活跃。调和官民矛盾，在古代存在着各种机制。从唐代以后，胥吏这个群体，就被塑造成了官和民的共同对立面，胥吏承担了部分民众的不满，这对减小官民矛盾多少起了一定的作用。
此外，同学们还就魏晋玄学与门阀政治的关系、两宋经济发达与军事孱弱之间的矛盾、民族国家与民族认同、政治文化研究中政治与文化如何结合、中国古代改革经常失败的原因、阅读与个人研究风格的形成等问题，同两位老师进行了热烈讨论。
两个小时转瞬即逝，同学们还有很多疑问打算讨论，还有很多心得希望分享。不过，沙龙不得不在这意犹未尽之时告一段落了。在本次沙龙中，大家对二位老师的思维特点都有所了解，希望这对选课同学能够有所助益，期待他们能够在今后的听课中向二位老师学到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