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我离开加拿大的一所博雅教育学院(Liberal Arts College),以“外国专家”的身份在厦门外国语大学度过了一年。之后的几十年里,我的工作在加拿大和中国之间不断切换,因此积累了十六年的在外教学经验。虽然“向自己的学生学习”是一句老生常谈,但很少能找到像中国这样的地方,可以让这句话显得如此恰切。在与那些被伊曼努尔·列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称为“绝对的陌生人”(absolutely foreign)的遭遇中,不仅是教师教导了学生,学生也教导了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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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社会为核心的中国文化也影响了学生对西方经典中世界图景的反应。因此,他们会很快地赞同维吉尔对身后世界的观点,在那里只有公共行动是重要的。在《埃涅阿斯纪》的地下世界(在lugentes campi,“哀伤的原野”)里,个人的功绩或缺点只有中等偏下的地位。至于严重的惩罚(在塔尔塔路斯 [Tartarus])或昭著的奖励(在乐土 [Elysium]),则依据一个人在社会中的破坏性或建设性的行为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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