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识经典 | 17-18世纪的德国高等教育
博雅哥说
本期推送的内容摘自贺国庆、王保星、朱文富等人编撰的《外国高等教育史》一书。在这篇文章中，此书的几位编者以简明清晰的笔调勾勒出了17-18世纪德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也呈现出了在世俗化、理性化的现代化进程中德国高等教育所面临的基本困难。
关于高等教育的探讨，在教育哲学同知识社会学领域均不乏杰出的理论洞察。但我们在随着理论脉络一往而深地无尽挖掘教育中的困难之时，其实也会发现，倘使没有对历史实在的经验把握，这样的理论探索就容易变得轻飘而浪漫，而在空对空的探讨中丧失现实沧桑所赋予理论的深沉的实在感。而本文的勾勒虽在理论分析层面多还不能令人满意，但却能为我们提供一个最基础的经验框架，而使得我们关于教育的理论探索能够在现实源头的充实下重新富有力量。
本文主要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为德国大学早期面临的困境和危机概述。
●第二部分为哈勒大学与哥廷根大学改革的实例。
●最后则是对德国大学18世纪后期改革情况的概述。
Vol.370
通识经典17-18世纪的德国高等教育
《外国高等教育史》
从整体上看，17、18世纪德国的大学同欧洲其他国家的大学一样，处于持续的衰退之中，传统大学形式甚至面临被废除的危险。然而，正是在这一时期，近代大学的端倪开始初现。哈勒大学、哥廷根大学获得政府的资助，尊重自由的学术风气，引入现代科学和哲学，注重研究和教授的价值，形成了诸多现代大学的特征。18世纪后半期，在启蒙运动及功利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当然，也受到哈勒和哥廷根两校成功改革的影响，德国天主教各邦普遍实施了大学改革运动，为19世纪德国大学改革奠定了基础。
图为1735年的哥廷根大学
大学所面临的困境和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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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早期大学
德国最古老的大学是创办于1349年的布拉格大学（Prague），它也是阿尔卑斯山以北的欧洲第一所大学。稍后又有了维也纳大学（1365年）、海德堡大学（1385年）、科隆大学（1388年）、爱尔福特大学（1392年）、莱比锡大学（1409年）、罗斯托克大学（1419年）。由于布拉格和维也纳已不在德国境内，人们习惯于把海德堡大学看作是德意志境内第一所古老学府。上述大学受南欧和西欧影响颇深，是德意志本土诞生的第一批大学。从1456～1506年，随着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的兴起，又有第二批9所大学出现，它们是格赖夫斯瓦尔德大学（1456年）、弗赖堡大学（1457年）、巴塞尔大学（1459年）、因戈尔施塔特大学（1472年）、特里尔大学（1473年）、美因茨大学（1477年）、蒂宾根大学（1477年）、维滕贝格大学（1504年）、奥得河畔法兰克福大学（1506年）等。虽然较之意大利、法国、英格兰和西班牙等国大学，德国大学是相当年轻的，但德国大学后来居上，对中世纪文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据统计，到16世纪初期，德国共有在校大学生4200人，与14世纪通常的1200人相比，增长数相当可观。这种大量的增长被16世纪20年代爆发的社会和宗教纷争所阻止。1526～1530年间，大学生总数降至650人，许多大学发现其接纳的学生降至以前的三分之一。然而随着一些新教大学的建立以及经济生活秩序的恢复，在校生人数又开始增长，一直持续到17世纪初三十年代战争的爆发。
宗教改革运动对独揽文化和教育大权的教会的全面攻击导致了整个教育制度的巨大动荡，这种动荡对教育机构特别是大学的打击是毁灭性的，一直与天主教会关系密切的旧大学像天主教一样受到唾弃。1524～1525年的农民战争和1525年开始的十年浩劫，使学术和教育陷入空前的灾难之中，大学学生人数下降到十年前的四分之一。所幸这种混乱倒退的局面很快得到扭转，其原因有二：第一，与旧教相比，德国宗教改革运动的领袖要求受过更好教育的牧师，这种牧师能够布讲“抽象的圣经”。宗教改革运动的发起人马丁·路德相信，阐述和宣传新教教义需要学识，依据真正原始资料以恢复原来正确的教义，也需要学识。维滕贝格大学希腊文教授梅兰希顿是人文主义学者，也是宗教改革时期新教文化和教育的代表。当宗教改革运动兴起之初，他极力与破坏学术和教育的现象作斗争，驳斥科学无用论和鼓吹宗教热情可以使人不须学习就能明了一切真理的错误观点。他认为，不学无术则不能保持新教教义的继续生存，更谈不上使之发扬光大了。他力图将人文学科和神学熔于一炉，主张“教义必须与科学相结合”。第二，随着地方权力的扩大、教会财产的征用以及罗马法的接受，世俗政权需要受过优良训练的人从事法律职业。在这些需求的压力下，大学的危机被克服，德国大学成为以培养神学家和法学家为目的的地方机构。新大学成批增加，如新教创办了马堡大学（1527年），柯尼斯堡大学（1544年），耶拿大学（1558年）和黑尔姆施泰特大学（1576年）。天主教创办了两所耶稣会大学──迪林根大学（1549年）和维尔茨堡大学（1582年）。与此同时，旧大学也被重新改组以适应新形势的要求。梅兰希顿对旧大学的改革给予了支持和帮助，1557年他应邀对海德堡大学的体制改革方案进行了最后的审订，他将人文主义和基督教新教义有机地揉合在一起，为海德堡大学制定了一份新校章 ，使大学面貌焕然一新。其弟子和密友卡梅拉里乌斯（JoachimCamerarius，1500—1574）对大学的改革也做了大量工作。1541年，他曾受符腾堡公爵之邀帮助改组莱比锡大学。
在中世纪，大多数学生满足于在文学院的训练，而今更多的学生寻求在法学和神学上的专业训练，进入高级学院的学生增加了。从前神职人员不需要也不要求从神学院毕业，如今渐渐成为新教神职人员必不可少的要求，这同新教教会的性质和重视教义的解释有关。法学的地位也由于世俗政权的需要而大大增强了。然而，医学和自然科学在大学仍是无足轻重的。
教学内容也发生了变化。以文学院为例，从前的文学院几乎完全以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为基础，如今则变成古典人文学科，这就为史学研究打下了基础。各学院的教学盛行来自人文主义的格言“回到原始资料”，三种宗教语言受到推崇，并开始使用许多新的教科书。此外，大学讲座制也出现了。在从前的大学文学院，每位教师须负责教授所有学科或课程，如今，几门学科已设讲座，由讲座专门讲授。讲座具有职务薪金，并有无偿地讲授他所负责的专门学科的义务，这表明哲学院的学术教学开始专业化了。
图为1386年海德堡的 Church of the Holy Spirit 为海德堡大学的建立而举办的弥撒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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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上述改进，但从整体看，大学的实际情况仍是很糟糕的。经院哲学、烦琐哲学方式仍没有被完全排除，甚至又产生了新的烦琐哲学。与早期大学相比，虽然大学的智力水平多少有所提高，但仍赶不上当时一般智力水平发展的速度。当时划时代的科学──数学和自然科学仍被排斥在大学之外。哥白尼、伽利略、开普勒、笛卡尔、牛顿、莱布尼茨这些著名的科学家的成就都是在大学之外取得的。更经过1618～1648年三十年战争的破坏，大学不再是进步的机构，而被看成是过时的和逐渐衰亡的教育机构，在18世纪末，大多数德国大学被描绘成主要由卖弄学问的人所占据的机械辩论的场所。许多名副其实的知识分子以蔑视的眼光看待大学。这种情况至少存在了一个世纪。早在17世纪后半期，莱布尼茨就以大学为耻辱，认为置身于这样的机构有损自己的尊严，他要求取消大学，以科学院取而代之。到17世纪末，德国启蒙运动的知识界发动了对大学全面的抨击，许多人要求彻底废除大学。1700年，除奥地利外，德意志各邦共有28所大学，其中许多生源不足，难以运转。如海德堡大学1701～1705年每年平均仅招收约80名学生，其他20所大学不足300名学生。而在三十年战争前，20所大学却招收了差不多8000名学生。虽然每所大学当时平均约有400名学生，但到1700年每所大学平均不足290人。这种状况到18世纪中期以后更加恶化。一些大学甚至被迫关闭，如科隆、特里尔、斯特拉斯堡等。
哈勒大学和哥廷根大学的改革
18世纪，德国经历了两次大学改革运动。第一次大学改革运动始于1694年创办的哈勒大学，结束于18世纪中叶，其具体标志是哈勒、哥廷根和埃朗根三所大学的发展和改革，其中尤以前两校更为突出。第二次大学改革运动发生于18世纪后半期，主要是天主教各邦对大学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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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勒大学
德国著名教育家鲍尔生（Friedrich Paulson）称哈勒大学“不仅是德国的而且是欧洲第一所具有现代意义的大学”。哈勒大学的前身是一所骑士学院，1694年哈勒大学正式开办并得到国王的支持。虔敬派和理性主义者是哈勒现代化倾向的发起者和促进者。虔敬派产生于17世纪后半期，针对新教路德派重理性主义及追求宗教形式的做法，更强调实际信仰和感情信奉而不是繁文缛节 的宗教学说。虔敬派重视教育，其主张大多体现在由神学家弗兰克（August Hermann Francke，1663—1727）所进行的教育改革之中，正是弗兰克突破了盛行的神学正统观念。托马西乌斯（Christian Thomasius，1655—1728）代表了温和的理性主义倾向，是18世纪早期主要的大学改革家之一。他扫除了盛行的政治和基督教法则中形式主义的偏见和迷信，试图将绅士教育迫切要求的知识（包括骑术、击剑、外语和新科学）与国家对文职人员教育的正式要求结合起来。德国启蒙运动的代言人、哲学家沃尔弗（Christian Wolff，1679—1754）拆除了哲学、数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经院哲学的障碍。以上三人都曾在哈勒任教，正是他们发起了哈勒大学的现代化运动。
托马西乌斯被称为“哈勒大学的第一位教师”和新大学学术的奠基人，也是一名哲学家和“启蒙运动”的代表，有“启蒙运动之父”之誉。他曾在莱比锡大学讲授法学和哲学，1688年初出版一本嘲讽传统大学制度的杂志，认为“大学的许多知识是无用的、卖弄学问的，并隐伏在过时的教学方法和一种废弃的语言之下”。他反对穿传统大学的长袍以示标新立异。由于在宗教问题上与丹麦皇家牧师发生争执，其作品遭到丹麦政府的焚毁，丹麦政府要求萨克森政府采取措施处罚他的傲慢。最终，托马西乌斯被莱比锡大学开除，不仅失去了出版自由，甚至受到起诉乃至监禁的威胁。1690年，他逃到柏林，受到当时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一世的欢迎。1692年，国王准许他到哈勒骑士学院给普鲁士贵族青年讲授逻辑学和法学。在国王和虔敬派的支持下，托马西乌斯将骑士学院升格为大学，并于1694年获得正式特许状。在新的大学里，作为哲学教授和法学部主任，他废弃了中世纪大学传下来的经院主义课程，使哲学脱离神学而独立。他亲自讲授哲学、德语演说、法理学和自然法则学等课程。他最先采用德语讲课，打破了拉丁语在大学讲课中的垄断地位，显示了启蒙思想家的民族意识。他在讲课中强调实际知识和现实生活，重视对生活有用的科学的运用，使大学教育更接近于现实生活。他希望他的学生日后成为国家法学界的有用人才，即有才干的启蒙人才。在他的领导下，哈勒大学成为德国18世纪新文化思想的指导中心。后来，先前驱逐他的萨克森政府想请他回莱比锡，并答应给他加官为枢密顾问，但遭到他的拒绝。他一直到死都在哈勒坚持自己的进步信念。腓特烈大帝将托马西乌斯与莱布尼茨相提并论，认为在现代人中，对德国人民的启蒙和教育贡献最大的，就是这两个人。
弗兰克自1691年起直到1727年逝世，一直在哈勒任教。他最初讲授东方语言，后来讲授神学，是德国大学最先讲授虔敬主义神学的人。1695年，他在哈勒创办了孤儿院和一系列教育机构，注重培养具有虔敬信仰的和实际生活所必需的智能的基督教徒。
沃尔弗被誉为启蒙哲学大师，“启蒙运动的真正奠基人”，他深受莱布尼茨的影响。除1723～1740年任教于马堡大学外，一生大部分时间在哈勒任教，主要讲授数学、物理学和哲学。史家认为，正是沃尔弗“帮助哈勒大学成为德国主要的近代大学”。作为启蒙哲学家，沃尔弗和托马西乌斯一样用德语写作和讲课。他甚至说：“我们的语言用于科学比拉丁语好得多，而且用纯粹的德语所作的表述，若用拉丁语听起来声音便极粗野。”沃尔弗是创建现代哲学体系的第一人，这种现代哲学是以数学和自然科学为基础的。鲍尔生说，在康德哲学取得统治地位之前，沃尔弗和他的学生支配着德国的大学和德国的一般教育达半个多世纪。
在以上三人的努力下，哈勒大学成为学术自由的第一个发祥地，从前的旧大学都须以教会肯定的教条为教育原则，教授不能触犯之，神学和哲学教学如此，法学和医学教学同样如此。哈勒采纳了现代哲学和科学，成为进行创造性科学研究的最早基地。古代语言和文学不再像在传统大学那样被强调，课程呈现出功利主义色彩，这或许是普鲁士政府热心支持它的主要原因之一。托马西乌斯、弗兰克、沃尔弗以及其他教师用本国语而不是拉丁语讲课。科学教授、“燃素论”的创始者施塔尔（Ernst Stahl，1660—1734）也首先强调科学知识的实际运用。哈勒成为普鲁士文职人员的重要的训练基地。
从哈勒大学1694年创办到1728年，不少于18208名学生进入哈勒学习，人数多于任何其他德国大学。在哈勒创办的最初十年中，它招收的贵族青年也多于其他机构。贵族青年主要学习法学，他们给大学带来了较高的声望。
哈勒大学在18世纪已成为德国境内最重要的大学，甚至成为欧洲大陆最严格的研究机构和专业学习的高等教育机构，其影响十分深远，其他大学开始以哈勒为榜样，其中最卓著的是1737年开办的哥廷根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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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哥廷根大学创办者英王乔治二世
受英国管辖的汉诺威王朝是创办哈勒大学的霍亨索伦王朝最有力的竞争者之一。虽然隶属于英国，但汉诺威王朝仍对其在其他德意志王朝中的地位十分在意，强国的志向由来已久。由于普鲁士人具有德国最有声望的大学，这种事实经常刺激着汉诺威人的自尊心。他们创办哥廷根大学，既是效仿哈勒的产物，更是哈勒的对手。
由汉诺威选帝侯、英王乔治二世出资，哥廷根大学于1737年正式创办。新机构主要模仿哈勒大学，保留了大学的形式、特权及名称。汉诺威枢密院主要官员闵希豪生（Gerlack Adolfvon Münchhausen）出任大学董事长，他对哥廷根的政策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哥廷根大学一方面在形式上墨守许多保守的实践，一方面参加了由哈勒大学发起的大规模的课程现代化运动。许多史学家认为哥廷根的适度政策，即谨慎地避免过激措施以及将传统和进步的要素结合起来的企图，是它取得成功的秘诀。甚至有的学者认为哥廷根比哈勒更有资格享有欧洲“第一所现代大学”的头衔。
闵希豪生于1688年，曾在耶拿、哈勒等大学学习，毕业后在汉诺威从事文职和外交工作，经常有机会赴国外考察。1728年，闵希豪生成为枢密院成员，呼吁成立一所汉诺威大学，为绅士提供高等教育。1734年10月，哥廷根开始上课，三年后正式举办了开学典礼。作为大学第一任董事长，闵希豪生亲手创办了大学图书馆和科学学会。他在1765年任汉诺威首席部长后，仍关心大学的发展，直到1770年逝世。在36年中，他对新大学的发展做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
闵希豪生创办哥廷根大学时面临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当时许多人主张废除大学，因为大学太多且太落后于时代，成为老朽无用的代名词。然而，哈勒的成功证明了新大学是能够生存并兴旺起来的，哥廷根借鉴了哈勒的经验。闵希豪生相信：大学必须通过吸收大批显要人物和外国学生，才能给国家带来财富并支付大学的开支。贵族和外国人进入大学将提高大学的影响，增加某些社会特权，反过来又将吸引其他普通学生。为吸引贵族和富裕青年，闵希豪生及其助手改革了一系列不合青年贵族口味的大学性质，在教育上强调更切合贵族的需要。如除听课外，还学习骑马、击剑、跳舞，跑马场是大学最早的基建项目之一。结果，不仅贵族占学生的比例很大，而且就学的贵族学生大大多于其他大学。
闵希豪生主张神学在哥廷根大学应发挥一种温和的作用。他并不希望削减教会的权力，只是力图避免17世纪末以来在德国盛行的新教教派之间的刻毒的论争，如虔敬派和正统的路德派之间的争执。为此，哥廷根大学的章程禁止教师斥责“持异端的”观点，这是闵希豪生为避免重蹈哈勒的覆辙所采取的措施。神学家在哥廷根的地位被大大削减了，神学第一次丧失了它在大学迄今为止一直享有的凌驾于其他学科之上的特殊地位。闵希豪生还注意选聘在教义上保持中立的神学教授以维护和平，这样学生和教授才能够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其他更丰富的事务方面而不是进行无休止的争吵，这些措施实际上已显出学术自由的萌芽。虽然闵希豪生领导下的哥廷根的神学家均是路德教徒，但哥廷根并不拒收希望入学的天主教徒。在选择教授时，闵希豪生注意筛选掉那些好争斗的或名声不太好的学者，以避免因他们而赶走了学生。闵希豪生将重要的任命权掌握在政府和它的代理人手中，而不是由大学或学院自己行使任命权，这样做可能威胁学术自由的原则，但在18世纪，这种措施是反对当时大多数大学盛行的裙带风和重资历现象的保证。
闵希豪生十分注重提高教授的社会地位，他将教授由一般的雇员提高为国家官员，给予很高的工资及优厚待遇。除工资外，教授上课有钟点费，还发放一笔安家费。为每个教授提供一套住房，不要房子者则发给住房补贴，甚至为教授的遗孀和遗孤发放抚恤金。史家说哥廷根大学是德国第一所完全没有捐款而全部依靠政府财政预算和学生学费维持的大学。他亲自管理全体教授的选聘，首先注重的是学者的名声，他深信只有一流的教授，才能很快引起世人对哥廷根大学的注意。闵希豪生尤其偏爱那些著述丰厚的学者。通过以上措施，他顺利地招聘到一批第一流的学者，如哲学和物理学教授霍尔曼（Samuel Christian Hollmann）、古典语言和考古学教授格斯纳（Johann Gesner）、匈牙利医学教授塞格纳（Johann Andreas Segner）、瑞士医学家哈勒（Albrechtvon Haller），等等。
在短短的时间里，哥廷根大学获得了极大的声誉，成为中欧主要的学术和科学中心之一。成立于1742年的科学学会使城市成为当时重要的智力中心，也是欧洲极少几个既有大学又有科学学会的地方。由闵希豪生亲手创办的图书馆更是声名远扬，到1763年已藏书20万卷。由于收藏广博、有效的组织管理和有利于藏书的自由，哥廷根大学图书馆得以成为欧洲第一个现代意义的科学图书馆，吸引了许多求知的学者。歌德、莱辛和赫德尔等人都利用过哥廷根的藏书。到18世纪末，哥廷根有知识的人比当时德国任何其他城市都多。虽然不足以证明闵希豪生对著述丰厚的学者的偏爱明显导致了19世纪德国大学注重研究和出版的风气，但结果是鼓励了教师发表著作，他们的著作有助于世人对他们所在机构的认识和重视。
除神学院以外，哥廷根哲学院和法学院的课程也获得极大的重视和改进。哲学院即中世纪大学的文学院，在欧洲大学一直行使着预备职能，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8世纪末，哥廷根亦不例外，但哲学院争取与其他三个学院平等的斗争已经拉开序幕。闵希豪生通过增加哲学学科的分量表明自己对哲学院的重视，他尤其注重历史、语言和数学，坚持认为学习这些学科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进入其他三个学院做准备。虽然哥廷根哲学院从整体上看不如其他学院，但某些学科，如历史、数学和修辞，较之别校已取得长足的进步。历史教授的工资接近于那些领取最高工资的法学教授和神学教授。在选择教授职位候选人时闵希豪生强调历史学科的重要，尤其是现代史。当时一位神学教授称：历史是“我们时代特别受欢迎的科学”。实际上，18世纪哥廷根约10％的学生在哲学院注册，该数字远远高于其他大学的平均值。“自由教育”在哥廷根大学获得重建。
哲学院除开设传统的入门课──逻辑学、形而上学和伦理学外，还开设了“经验心理学”、自然法、政治、物理学、自然史、纯数学和应用数学（包括测量、军事和民用建筑等）、历史及其“辅助学科”，如地理、古文书学、科学、艺术、古代语及现代语。在哈勒不受重视的古典文学研究，在哥廷根大学获得新的生机，其主要功臣是格斯纳和海涅（Chr.G.Heyne）。他们采用新人文主义的研究方法，赋予古典作品以新的意义。海涅还创办了著名的语言学研究所。无疑，上述课程体系表明哲学院的作用已远远超出纯粹的初级预备的功能。
哈勒大学的法学属于神学院，而哥廷根大学的法学是哥廷根课程的支柱。闵希豪生十分重视法学院的发展，他说：“充满着知名和优秀人物的法学院是首先不可缺少的，因为吸引大批富裕的和优秀人才到哥廷根学习必须仰仗法学院。”哥廷根法学研究倾向贵族立场，不满当时统治者日益增多的专横的改革措施，在18世纪后半期成为全德贵族所赏识的学校。被誉为“国家法之父”的皮特（Johann Stephan Pütter）在此地任教达60年（1747～1807），吸引了众多学生就学于他的门下，其中包括后来普鲁士非凡的政治家哈登贝格（Karlvon Hardenberg）和奥地利首相梅特涅。由于他的名声，1774年在哥廷根大学注册的894名学生中，竟有563名是学法律的。
为了帮助各种教学计划的实施，哥廷根提供了大量优良的物质条件，包括藏书丰富的图书馆、装备优良的科学实验室、天文台、解剖示范室、植物园、古物博物馆、大学医院等。由于具有这些优越的条件，哥廷根的学生进行了更多的独立阅读，其教授所进行的有独创性的研究明显多于其他大学的教授。格斯纳举办的哲学习明纳（Seminar）成为德国高等教育史上第一个习明纳。皮特教授的德国审判法课程，对德国法的分析和最终编集成典做出了较大的贡献。教授们大量发表他们的研究成果，哥廷根在文学批评和经典考古学方面的成就获得了全欧洲的赞扬。哥廷根教师对科学知识也作出了重要贡献，许多科学教授最终联合成立了该城著名的科学学会。
哈勒和哥廷根大学的改革获得了极大的成功，1743年成立的埃朗根大学完全是参照哥廷根的榜样建立的。不仅如此，哈勒和哥廷根的精神渗透到18世纪后期德国大学第二次改革运动之中，其影响持续到19世纪。
18世纪后期德国大学的改革
改革的背景
到18世纪中叶，第一次大学改革运动结束并获得相当的成功。三所大学──哈勒、哥廷根、埃朗根大学按照新的原则开办了。有意义的是，三所大学都是新教的，主要由邦政府资助和控制，在观念上和课程上体现了现代化的趋势，对象是上层阶级的子弟。三所大学的世俗化趋势，帮助培养了关于高等教育目的、教授职位以及关于对真理的探索的新思想，导致了新人文主义倾向对大学学术教学和研究的影响的开始。三所大学的成功，鼓励了18世纪后期的第二次大学改革运动，特别是促进了德国天主教邦的大学改革运动。
经过第一次大学改革运动，以哈勒和哥廷根为代表的德国大学呈现出新的气象。然而从整体上看，德国大学的前景并不乐观。从招生情况看，尽管经改革后的一些大学可能招收到足够的学生，但多数大学面临着生源不足，这种状况到18世纪末日益恶化。1700～1755年，德国大学生总数约在8000～9000人之间，到1791～1795年间，总数不足7000，18世纪最后五年更下降到不足6000人。进入19世纪后，下降的趋势仍在继续，1811～1815年间降至4900人。其原因一方面与战争有关，一方面更与大学自身的状况有关。许多大学在智力上落后于时代，成为“过时的”机构，受到启蒙作家的嘲讽，也受到大众的轻蔑，人们普遍相信，在大学里，知识被固定在封闭的制度里，大学唯一的任务是向学生传递已知的知识，方式通常是朗读旧的教科书。在这种情况下，有的大学甚至被迫关闭。当然，仅用落后来解释学生人数下降的原因是不全面的，因为即便进步的大学在18世纪后期也遭受了某些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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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的内容
第二次大学改革运动正是针对18世纪后期大学危机四伏的局面而出现的。它在许多方面类似于第一次大学改革，如邦对大学的控制的增强、宗教正统性的削弱、现代课程的引进以及对世俗学生的专业训练。从这种意义上可以说，第二次大学改革运动是第一次大学改革运动的继续。然而它在许多方面又不同于第一次大学改革，概括地说，它受启蒙运动的影响更深，来自大学外部的改革呼声比出自大学内部的改革要求更强烈，改革者提出的改革措施较之第一次更激进，甚至要求废除大学，像法国那样，以专业学院取而代之。显然，这次改革受到功利主义思想的强烈影响。
第二次大学改革运动的动力主要来自三个方面：第一来自大学本身，这是三者中最微不足道的。一些教授意识到高等教育的危机，在私人信函和著作中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他们抱怨大学落后的课程、懒散和腐败的教授、只对尽快获得文凭有兴趣的学生以及学生的无节制、大学资金的匮乏，等等。第二来自政府的官僚阶层，包括承担了大学责任的世俗或教会的官员，政府通过他们，颁布法令以改革大学的弊端。例如，符腾堡政府曾命令蒂宾根大学教授就1767年“大学条件的改善”提出建议。18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黑森伯爵和他的部长收集了许多抱怨马堡大学的材料，针对这些材料提出了改革的措施。第三来自大学以外的教育改革家和其他知识分子，他们在公开发表的小册子和书中提出了改革的设想。
教授在推进大学改革中的作用常常与他们同邦教育部或统治者的良好合作有关。耶拿大学教授施密德（AchateusL.K.Schmid）1766年被任命为政府委员会成员，他起草了大学历史上第一个综合化预算方案，提高了教员的工资，目的是希望限制教授将时间花在其他有收入的活动上。范斯维尔腾（GerardvanSwieten）在维也纳大学的改革也是教授与政府合作的例子。范斯维尔腾曾在比利时的卢万和荷兰的莱顿大学学习。作为宫廷医生，他与皇室成员玛利亚·特蕾西亚（MariaTheresa）及其家庭的关系，使他有机会被君主选中去改革维也纳大学医学院。这次改革发生在1749年，改革措施包括增加教授工资，由政府的代表加强对学院的严格控制，排除教会对任命教授的影响，建立一种更理性的官僚政治的管理制度。范斯维尔腾改革的目的是进一步限制大学教授以及大学教学的自由，甚至向教授规定了他们必须使用的教科书。维也纳大学的改革很快成为德国天主教大学的榜样。18世纪60年代以后，许多天主教王国采取了强迫改革的措施。
与哥廷根相反，维也纳大学处于相当严格的邦控制之下，教授不能背离由政府委员会规定的严格的课程，这种制度类似于后来法国拿破仑创办的大学制度，对德国天主教大学影响尤为深远。实际上，直到19世纪中叶以后，充分的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的传统才回到这些大学。德国的改革者有时模仿了奥地利的改革，但他们经常企图将改革后的新教大学奉行的教学和研究引入各自的大学，这是不足为奇的，因为许多德国改革者和教学人员来自哥廷根。
以特里尔大学为例，史学家和神学家霍恩泰因（NicholasvonHontheim，1701—1790）曾于18世纪60年代在此进行改革。他于1763年化名弗布朗尼乌斯（Febronius）出版《论教会的地位和教皇的合法权力》一书，主张限制教皇权力，将教皇权力置于主教和公会议权力之下。1764年该书受到教廷的谴责，列为禁书。作为特里尔副主教和大学代理校长，霍恩泰因将启蒙哲学引入课程之中，并安排哥廷根毕业生到学校任教。
莱茵兰的美因茨大学1760～1790年间也经历了几次革新，其中最重要的有教育官员本策（BaronA.F.vonBenzel）实施的改革，他在这所天主教大学雇佣新教教授，允许犹太人和新教教徒获取学位。
其他天主教大学的改革也获得了一定的成功。维尔茨堡大学改革后被认为在学术上是德国最好的天主教大学。成立于1773年的明斯特大学也一度成为德国天主教最好的大学之一。
在这一时期，大学的改革有时是十分艰难的。以耶拿大学为例，尽管魏玛政府有支持改革的强烈愿望，但传统势力是异常顽固的。老的保守的教授拼命保护自己的特权，他们与政府的冷战持续不断，实际上他们已成为改革的绊脚石。
由政府官员发起的改革通常是面向实际的，18世纪80年代，大多数“开明”的官员的思想中都体现了一种功利主义的倾向，许多人赞成变革甚至废除传统大学模式而拥护新的专业学校，这种专业学校是18世纪技术进步的产物。
第二次大学改革运动中要求废除大学的呼声主要来自某些激进的知识分子和教育改革家，柏林的“星期三晚会”是知识分子和文职人员的秘密聚会组织。1795年，该组织曾争论是否应该废除大学的问题。主张废除大学的主要倡导者格布哈德（PastorJ.G.Gebhard）认为，大学所做的事情，在专业学校中完全能够做得更好。大学对学生的道德生活造成了很大的破坏，使他们不能判明自己的生活方式是否正当。有意义的是，该“晚会”的大多数成员写了一份书面意见反对格布哈德的观点，虽然他们也承认大学存在的许多弱点和弊端，但对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持不同看法，认为废除大学并非良策。成员们讨论了有关大学人士的犯罪问题，认为这一方面是由于城市法庭无权予以起诉，另一方面是由于大学法庭的疏忽，造成了令人震惊的学生犯罪却未能绳之以法的事实。此外，还讨论了学院对某些知识的垄断问题，尤其是传统的神学主导作用和哲学从属地位的问题。另有一些人认为大学不仅是传播艺术和科学知识的最好的和最合适的形式，而且艺术和科学是如此依赖大学，如果没有大学，艺术和科学必将衰退。
卡姆佩（Johann Heinrich Campe）是泛爱主义教育改革家巴塞多所代表的新教育学最有名的学者，也是要求废除大学的人之一。他问道：“大学所做的善事比其造成的损害更多吗？”他的回答是否定的。他说：大学毁坏了学生的道德，“最好的青年在大学即使没有完全被毁坏，至少变得放荡起来，回报他们的是灵与肉的衰弱，蒙受损失的是他们自己和社会。”卡姆佩对改革大学的可能性持明显的悲观主义态度。他相信：“要改变大学的性质意味着只有废除大学。”他驳斥那种认为来自不同阶层的学生在大学共同生活和活动是有益的观点，认为贫穷的学生效仿富裕的学生，结果只会使他们自己痛苦不堪。他宣称，一切能够在大学学习的东西，同样能够在大学以外学习，而且更经济和更便利，还不会损坏道德。科学院可以更好地适合真理的传播和发现，甚至科学院也是多余的，因为真正的学者能够工作而无需这种有组织的机构。
对传统大学的嘲讽几乎成为当时崭露头角的德国文学的主题，从冗长的早期小说，如萨尔茨曼（Salzmann）无名的学术史诗《卡尔·冯·卡尔施贝格》，到世界名著，如歌德的《浮士德》，都对大学及大学培养的人极尽嘲讽之能事，加之激进主义者极力主张解散大学，德国大学在18世纪末第二次改革运动中几乎面临着四面楚歌的境况。然而，德国传统大学形式最终得以保留，恐怕与哈勒和哥廷根等大学成功的改革是不无关系的，因为当时大学思想最有说服力的保护者是那些新的经过改革的大学的教授和毕业生，他们的影响决不可小视。许多后来的大学改革家如洪堡，在哥廷根当学生时就对改革后的大学的活力留下了极深的印象，这无疑有助于他后来的改革活动。
尽管经过18世纪的两次大学改革运动，德国大学仍然不尽人意，但与当时其他国家相比，其进步性是昭然的。以英国为例，自中世纪以来，英国高等教育为牛津和剑桥两校所垄断，到17、18世纪英国大学已处于衰退状态，不仅对当时工商业的发展毫无贡献，而且与世隔绝、死气沉沉，入学人数锐减。大学各学院大门只向上层和国教徒开放，其课程崇尚古典学科，拒绝新的自然科学和科学研究，大学校风日趋衰败，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19世纪上半叶。以法国为例，巴黎大学是欧洲历史最悠久的大学之一，然而17世纪后开始衰落，至18世纪已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终于在法国大革命中遭到致命的打击。罗伯斯庇尔等革命时期的领导人，对教会控制的、思想上反动的以及忽略现代科学和学术的传统大学深恶痛绝。1793年，革命政权下令关闭了所有的22所旧大学，至此，传统大学形式在法国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各种类型的独立的专业学校。
东宇 编辑 / 凌峰 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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