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龙纪实 | 考古学与古史重建

博雅哥说

本文是《考古学与古史重建》课程的沙龙纪实。本次沙龙邀请到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孙庆伟教授，与来自校内外的十余名同学共同参与了本次讨论。同学们就考古学的理论与方法，考古学与历史学的学科定位，古史重建的价值观等问题与孙庆伟老师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Vol.451

 

博雅沙龙

沙龙纪实：考古学与古史重建

2017年3月31日下午，又一期通识教育学术沙龙在北京大学学生创业中心如期举行。本次沙龙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孙庆伟教授，来自校内外的十余名同学参与了本次讨论。同学们就考古学的理论与方法，考古学与历史学的学科定位，古史重建的价值观等问题与孙庆伟老师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首先，通识联播的主持人介绍了通识教育核心课的课程设置与教学目的。孙老师也介绍了《考古学与古史重建》的课程目标，他表示希望建设成一门普及面广、对学生有帮助的课程，所以开课一年以来，课程节奏与教学内容也一直在调整。孙老师特别强调，本课程主要专注中国上古史的重建工作，具体来讲就是从尧舜禹到西周时期。这一阶段文献少，对于古史的认识主要是依靠考古学材料，而他本人主要从事夏商周考古学研究，所以对重建这段古史更加充满了期待。

图为沙龙现场

随后，参与沙龙的各位同学分别进行自我介绍，并就自己感兴趣的内容与孙老师展开讨论。有同学认为上古史的重建很有必要，但夏商周之后的历史也是需要重建的。对此，孙老师表示了赞同，他指出每个时代都有其时代特点，历史都是有褒贬的，各个时代的历史都体现着自己的价值观。但作为研究历史的学者来说，一方面我们要保持其时代性，另一方面也要保证其真实性，应该要有所均衡，不能厚此薄彼，不能因为历史的时代性而导致失真。

有同学问及“二重证据法”对目前古史重建研究的作用。孙老师认为，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的背景是疑古学派的流行，“二重证据法”旨在证明两点：一是证明一部分文献是完全可靠的，二是即便有一部分古书的记载保护有传说或神话，但也常常有其“真实的素地”，能够部分地体现历史的本义。孙老师也指出，“二重证据法”固然有其合理性，但古史是十分庞杂的，王国维通过这种方法很好地解决了若干具体学术问题，但如果说它是古史重建的基础，可能并不恰当。现在来看，“二重证据法”在这个方面的作用并不突出，所以一些考古学家认为它更多地具有“证经补史”的作用。

孙老师进一步指出，就考古学界的现状来看，这些年实际上是“二重证据法”在逐渐淡出，很多考古学家不愿或不会使用“纸上材料”，而只关注自己发掘出来的“地下材料”，以至于形成了现在考古学者和历史学者各行其是的情况。所以，当务之急是考古学者和历史学者如何合理科学地运用两种材料，而且就古史重建层面而言，“二重证据法”也应该要发展，它更应该是一种在历史背景下理解和运用考古材料的方法。

图为孙庆伟老师

有同学问及如何对待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孙老师说，有关这个问题，近两年学术界有很多讨论。孙老师以战国出土文献为例，夏后孔甲在传世文献记载中是残暴淫乱的，但在清华简中却被称为“先圣王”。面对这两个材料我们该如何把握，该如何取舍？可能有人会认为出土材料一定更可靠，但我们应该想到问题不会如此简单。司马迁作为太史令，接触到的文献来源既多且广，而且他还善于裁断，所以他的取舍应该是有根据的。当然并不是说，《史记》一切记载都是不能怀疑的，都没有错误，不是这样，而是说，当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发生矛盾时，不能简单地认为出土文献更具价值，更可靠，这样的简单认识是危险的。

有同学问到，孙老师是如何看待戎狄与华夏的关系，戎狄是北方华夏中分离出来的，还是受外来因素更多？孙老师认为，戎狄与华夏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从文献上看，有些戎狄本来就是华夏中分化出去的，是“新戎狄”。他特别以姬姓周人为例，从表面上看，姬姓应该是“根正苗红”的华夏，但实际上姬姓戎狄也不少，而且周人自己早年就在戎狄之中，后来华夏化了，才开始称别人是戎狄。华夏和戎狄的区分主要是文化的，而不是族属和血缘的，比如吴国，乃泰伯之后，从血统上讲，和周人血统一样，但泰伯奔吴，短发纹身，文化上很土著，所以在中原列国眼里吴人就是戎狄。同样，秦人是东夷伯益之后，属于大的华夏集团，但由于长期生活在在戎狄之间，所以也遭到山东各国的鄙视，不愿意和秦人往来，视秦人为“虎狼”。所以，华夏和戎狄可以相互转换的，文化上进步了，则戎狄可以华夏化；而文化上退步了，则华夏也可退化为“新戎狄”。孙老师特别指出，近些年有关戎狄的考古材料出土和刊布了很多，现在是认真系统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了。

有同学问及神话传说和古史辨派对古史重建的意义。孙老师说，顾颉刚先生以前有一个理想，是做一部很庞大的古史四考，想一部书一部书的研究中国古史，但是在研究的过程中发现我们的古史是变化的，我们的古书中的每个演变都是复杂的。孙老师认为，古史是分等级的，第一等文献应该是可靠性高的文献，古史辨派就是审查文献本身，如果我们在第一等文献中看到一种说法，在其他等级的文献中看到了另一种说法，我们至少应该把分为不同的等级排序，再看演变规律，所以从这个方法看层累说也是有科学性的。

图为沙龙现场

有同学随后提出中国的神话学研究借鉴了西方神话的体系，中国哲学史也借鉴了西方哲学体系，考古学是否也是如此？孙老师表示，考古学就是最典型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问题很“中国”，但方法很“西方”。中国考古与西方考古，特别和美国考古学的差异，主要原因是我国是史学大国，我们有强烈的史学传统。张光直先生认为是因为挖掘殷墟引出了历史学问题，从而导引了后来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如果一开始就发掘周口店旧石器遗址，那么中国考古学可能会沿着科学性的道路走下去。其实并不尽然，根本原因还在于我们是个史学大国，史学传统根深蒂固。但这个传统是我们的优势，应该倍加珍惜。

有同学提出有关类型学研究的问题。孙老师指出，研究问题时首要的是确定目标，再围绕目标寻找恰当的方法。类型学当然是中国考古学很有效的一种研究方法，但在具体研究中，很多类型学研究过于细碎、主观，这是一个需要高度重视的现象。另外，对考古材料的分析，对于古史重建来说只是一个粗加工的过程。如果说史料是重建中国古史的“砖头”，那我们现在的工作还只是在“取土”。苏秉琦先生就说过考古学材料不是史料，考古学文化序列不是年代学，把考古学材料转化为史料，只是我们工作的一部分。

最后，同学们提到了钱穆在《国史大纲》中提出的对于国史的温情和敬意。孙老师深情说道：我们身处历史中，我觉得读历史是与古人的交流。吕思勉先生说，学历史可以蓄德。每个普通人都应该适当地了解历史，而作为研究历史的学者来说，不但要知道，还要把历史当中的“德”，也就是其中的正能量和正确的东西传播到大众中去。司马迁著《史记》是带着情怀写的，没有情怀的人不可能做一个历史学者的。历史需要有褒贬，没有褒贬不是历史，这是我们在做历史研究和考古学研究应该时刻注意的问题。

图为沙龙现场

梁时 摄影 /  梁时 编辑  /  禹晗 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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