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龙纪实丨刘勇强：阅读古代小说的9+1个理由

博雅哥说

本文是刘勇强老师的博雅沙龙活动纪实，在本次沙龙中，老师与同学们展开了活泼且深入的讨论与交流。刘老师畅谈了他“阅读古代小说的9+1个理由”，并和同学们分享了自己阅读古代小说的心得和体会。

Vol.496

博雅沙龙

沙龙纪实：阅读古代小说的9+1个理由

2017年5月11日下午2点，古代小说名著导读课程沙龙在北京大学第二教学楼创新中心圆满举行。本次沙龙的嘉宾是北大中文系刘勇强教授，参加沙龙的还有来自本校不同专业的十余位同学。

沙龙开始时，刘老师说，今天我玩一个标题党，卡尔维诺在《为什么读经典》的开篇首先对“经典”连下了14条定义，说明阅读经典的理由。今天，我们为什么要阅读古代小说？我想到了9条理由，为了十全十美，又凑了1条，也就是阅读古代小说的9＋1个理由。

1、古代小说对古代政治、文化、信仰、民生等各个方面，展开了详实、生动、全方位的描写，其中既有依据史书敷演的历史作品，更有与史传等不同的对庶民生活的关照，因此，古代小说可以说是我们了解古代中国的不可替代的形象载体。

张竹坡《金瓶梅读法》称赞：“《金瓶梅》因西门庆一分人家, 写好几分人家” “因一人写及全县”。我们在其他的古代叙事文本中，找不到如此全面、具体地对中国社会的描写。历史的宏大叙事，往往忽略庶民的日常生活，一些野史杂传中也许有这方面的内容，但往往也是零散的、片断的。要想复原中国古代生活的完整面相，古代小说是最直接、也最重要的资料。近代黄人在评价明人章回小说时，也谈到：“有明一代之史，多官样文章”，“若夫社会风俗之变迁，人情之支离、舆论之向背，反多见于通俗小说”，或者一些内容，“史多讳而不言，可于小说中仿佛得之”。

2、由于中国社会的连续性，国民性的继承性，古代小说对古代社会与人性的描写，有一些内容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我一直强调，古代小说不只是过去时代的文化遗存，它对当下仍有广泛的借鉴意义。郑振铎1933年在《谈〈金瓶梅词话〉》一文中说，《金瓶梅》所反映了一个真实的中国社会，“这社会到了现在，似还不曾成为过去”，吴组缃先生也有一句名言：“关于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性格与命运，除了反右、文革、上山下乡之外，《儒林外史》里已经全有了。”也就是说，《金瓶梅》以及其他古代小说对当时社会的描写，至今并没有完全过时。如果从人性的角度看，古代小说的启发性更大。古代小说中的崇高与卑污、迷茫与清醒等等，同样可以是今人反思自我的镜子。

3、古代小说还包含了丰富的、至今没有过时的人生智慧，对今人仍有重要的开导、点拨和提升的作用。

我在讲《红楼梦》时，经常强调两点，一是《红楼梦》以感性的方式演绎与诠释了高深玄妙的中国文化，二是《红楼梦》以精微的思理，提炼出中国人的生存状态、感受与智慧。这两点其实也可以推及整个古代小说。

清代刘献廷在《广阳杂记》卷二中说世人“未有不看小说听说书者，此性天中之《书》与《春秋》也”“戏文小说，乃明王转移世界之大枢机”，从“性天”的本原上和智慧的根本上，将小说与经典文化联系起来，是一种极为独到的见解。我曾在《“国学”视野下的古代小说》说过，古代小说既受思想学术的影响，又是后者的活化，小说家、特别是文人小说家有时会更积极主动地对主流思想与经典文化作了形象化的阐释，因而可以成为主流思想与经典文化研究的旁证。

不过，小说当中人生智慧的体现最主要的还不是主流思想与经典文化的图解，而是通过人生体验的发现与提炼，对人生哲理的艺术再现。张书绅在《新说西游记》说：“人生斯世，各有正业，是即各有所取之经，各有一条西天之路。”通过《西游记》，我们确实可以思考许多面临诱惑、危险、荣耀时的抉择和应对之策。即使是一篇短小的作品，也可以有这方面的启迪。《世说新语·雅量》里有一条祖士少好财，阮遥集好屐，看上去没有差别，但阮孚能“不为外物所累”，是他胜于祖约处。

刘勇强老师正与同学们交流

4、古代小说是一种艺术审美的结晶，又是一种娱乐品，可以给读者以精神上的享受，阅读上的愉悦。

古代文人很强调小说的艺术感染力，如修髯子《三国志通俗演义引》提到，如果不是所谓“通儒夙学”，面对史书“展卷间鲜不便思困睡”。袁宏道《东西汉通俗演义序》则现身说法，称“予每拣十三经，或二十一史，一展卷，即忽忽欲睡去，未有若《水浒》之明白晓畅，语语家常，使我捧玩不能释手者也”。冯梦龙“三言”序中指出小说的影响，“虽小诵《孝经》《论语》，其感人未必如是之捷且深也”。而鲁迅在《中国小说之历史变迁》中评价《西游记》时说，说它可以使人“忘怀得失，独存赏鉴”。当然，小说的艺术感染力，也并非简单的消遣，它往往与上面所说的社会认识、智慧领悟联系在一起，也就是修髯子所说的 “入耳而通其事，因事而悟其义，因义而兴乎感”，冯梦龙所说的“触性性通，导情情出”。

5、古代小说文备众体，也是我们了解古代文学的一种便捷方式。

宋人赵彦卫关于唐人小说有一段著名的论述，他认为传奇小说“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通俗小说也是如此，《醉翁谈录·舌耕叙引》称赞说话艺人“论才词有欧、苏、黄、陈佳句，说古诗是李、杜、韩、柳篇章”。文体兼容性使小说文体的艺术内涵远比单一文体更为丰富，小说也有理由被视为古代文学最具代表性的文体。以小说对诗歌的兼容为例，从本质上说，这是叙事文学对抒情文学的兼容。因此，传统抒情文学的情志书写、语言意象、审美特点、体悟方式等，都影响着小说文体形式与内涵。而诗歌要素的融入，使古代小说的文体有可能超越单纯的故事讲述，在必要的情景下，赋予叙事以某种抒情性，而这种抒情性则可以表现在诗体语言和诗歌意境两个层面。

其他文体在小说中也随处可见，如尺牍。《红楼梦》第三十七回连写了探春、贾芸两封信，脂批说：“连接二启，字句因人而施，诚作者之妙。”虽然小说中的这些插入文体不一定代表了某一文体的最高成就，但它却与人物身份、性格、修养及特定的情境相符合，呈现出那一文体的实用性与活力。

6、古代小说还是一种汉语修养提高的捷径。

文言小说方面，不用说《世说新语》字字珠玑，《聊斋志异》的语语精彩。就是通俗小说中的一些浅近文言，也往往体现出文言作为一种文学语言的魅力。如庸愚子《三国志通俗演义序》中说《三国志演义》“文不甚深，言不甚俗”，就在雅俗之间的寻找到一种极好的平衡。

白话小说方面，如《金瓶梅》《西游记》《红楼梦》《儒林外史》《儿女英雄传》等的语言，都各极其妙，充分反映了作者驾驭语言的高超能力。所以，吴组缃先生曾说“一部《红楼梦》不止教会我们把白话文跟日常口语挂上了钩，而且更进一步，开导我们慢慢懂得得在日常生活中体察人们说话的神态语气和意味。如此，我的白话表达能力有了明显的进步。”

时下，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语言更倾向于简要的表达，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种粗鄙化、模式化、符号号的现象，古代小说应该可以作为一种我们丰富语言表达能力的营养源。

同学们认真倾听、思考

7、古代小说、尤其是其中的经典作品的传播，历史悠久，经过历代无数读者的阅读、评论者的阐释。因此，阅读古代小说经典又是一个与历史对话、与其他阅读者交流的机会。比如在《红楼梦》的阐释历史上，存在着“钗黛之争”，从清代一直争论到今天。《红楼梦》甲戌本第五回有一侧批说：“想世人目中各有所取也。按黛玉宝钗二人，一如姣花，一如纤柳，各极其妙者，然世人性分甘苦不同之故耳。”阅读小说，固然可以带入个人的生命体验，以私人化的眼光进行解读，但也不妨参考一下其他人的观点,看看我们与旁人在认识有何不同？为何不同? 思想的碰撞是我们超越一己之见的桥梁。借助各种不同阐释的累积，我们对小说形象、思想内涵的认识可以不断调整、充实。

8、古代小说是一种文化艺术的资源，被不断的开发利用。这种开发利用的水平取决于开发者对原著的知识积累与理解深度；同样，对这种开发利用的接受，如果有相应的小说原典知识，也能更好地加以欣赏或评判。

古代小说经常被改编,《西游记》《红楼梦》可能是被改编为影视剧最多的古代小说之一，而《三国演义》《西游记》等，又是各种游戏软件开发的灵感来源与素材依据。这些都说明古代小说、特别是其中的经典之作，是一种文化上的富矿，对后世的文化生活产生着持续性的广泛影响。我们应对古代小说有更多的钻研，才能更积极有效地利用其再生价值，同时避免对原著糟践式的、不负责任的开发。

刘老师与同学们合影留念

9、古代小说还可以作为一种谈资、一种交流的掌故、一种修辞手段的依据。

古代小说的产生，在《汉书艺文志》上有一种流行的说法 “小说家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其中的谈、语、听、说都表明了古代小说的话题性特点。事实上，古代文言小说很多以“谈”命名的，如《萍州可谈》《铁围山丛谈》《剧谈录》《醉翁谈录》等。《四库全书总目》对古代小说功能的论述，可能以对《唐国史补》的评价最周全：“纪事实，探物理，辨疑惑，示劝戒，采风俗，助谈笑，则书之”,其中也有“助谈笑”也是一方面。《四库全书总目》对其他许多小说也提到了这一点，如《世说新语》“足为谈助”，《玉堂杂记》“多可资谈柄”，《罗湖野录》“颇有资於谈柄”,《张氏可书》“多有益谈资”,《广志绎》,“以资谈助”《谭概》“以供谈资”,《寄园寄所寄》“可为谈助者也”。

刘老师认为古代小说“助谈笑”的特点还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但即使在当今，这一功能也时常可见，如微博、微信中，我们都不时见到有人借古代小说人物说事儿的帖子，就是一种“助谈笑”的功能。

最后，刘老师又回到前面提到的卡尔维诺，指出他并不希望人们相信之所以一定要读经典是因为它们有某种用途，唯一的理由是，读经典总比不读好。刘老师说，9+1的最后一个凑数的理由也是，阅读古代小说其实也不需要理由，它可以是为了某个特殊需要的查阅，也可以是偶然兴起的消遣，甚至可以是手机没电了没有wifi时的一种随意的选择。只要你拿起了，相信就不会完全失望。

刘老师在与大家分享了阅读古代小说的“9+1”个理由后，又与同学们就古代小说的当代改编、素材来源、史传传统等话题展开了深入而愉快的自由讨论。

当今小说名著的影视改编往往与原著存在很大差距，不少同学对这种改编的价值产生了怀疑。刘老师认为，探讨这个问题，首先应明确艺术形式的差别。书面叙述转化为视觉形象时，内容的删减、集中与再创作不可避免。其次，今人的观念与古人的观念也有很大不同。比如今人观念中的孙悟空，已经历了数百年的叠加与拔高，同明人想象的孙悟空自不相同。此外，还涉及到艺术标准的问题。每个人对原著理解都不完全一样，87版《红楼梦》与10版《红楼梦》所依据的底本便不相同。如此一来，对于改编的评判也是见仁见智，难以统一的。总之，改编是艺术的再创造，带有改编者的思想水平、认识，也与当下观念、读者趣味密切相关。有差别是正常的，但不能背离原著的基本精神。在改编《西游记》的电影中，《大话西游》可能是比较经典的一部。它对原有人物有所戏谑，却抓住了原著的自由精髓。

还有同学请教老师：当代读者阅读古代小说应持有怎样的态度？是纯粹的欣赏，还是“务求甚解”？刘老师认为，古代小说本身就是一种自由的文体，以怎样的态度阅读都是可以的。但就他个人感受而言，古代小说离不开研究阐释，因为其中有很多值得细心玩味、体会的内容。阅读古代小说，甚至可以是一种高级的智力活动。有一些问题，可能作者都没有意识到，但会被读者挖掘出来。当然，对小说的解读，也要避免过度阐释。如果执着于深究作者写的是什么，未免胶柱鼓瑟。最理想的状态是，用自己的人生体验与小说描写对接，并从中获得更高的领悟。

除了古代小说与当代接受的话题，同学们对中国古代小说产生、发展、演变的传统也很感兴趣。针对同学们的具体提问，刘老师也就古人小说观念，世情小说、讽刺小说的概念，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学术史意义等问题进行了知识性的讲解。谈及话本小说的素材来源、创作过程与艺术成就时，刘老师指出，话本小说，尤其明清话本小说大多有本事出处。它们往往是根据前代文言小说创作的，并非源自作者独立的想象与虚构。文言小说中已有的情节、人物，经由话本小说家敷衍、发挥，便成为了另一种文体的作品。评价话本小说的艺术成就，需要与其所依据的文言小说联系起来。而这两种文体之间，却不能简单地评判高下，因为二者有各自的文体特点。话本小说经过发挥后，细节丰富了。文言小说虽然简短，却并不简陋，自又其凝练的优势。从文言小说到话本小说，一方面应注意演变、发展的特点，另一方面也应尊重二者的差别。

还有同学向刘老师请教了中国古代小说与史学传统的关系。老师认为，今天探讨古代小说的起源问题时，史传影响即是不可忽视的一环。《左传》《国语》《史记》等史书，都对后世小说创作形成了一定的参考价值。而小说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也被视为“野史”。概括来看，史传对小说最主要的影响有两点。一是实录精神。《搜神记》本是一部志怪作品，可为了“发明神道之不诬”，强调记述的真实性。其作者干宝也被称为“鬼董狐”。这种实录传统对中国古代小说影响颇为深远，直到金圣叹，才有意将历史叙述与小说叙述相区别，指出“以文运事”和“因文生事”的不同。二是春秋笔法。叙述者不直接表达褒贬，其态度通过叙述内容本身体现出来。这也涉及到创作过程中，作者态度、倾向与描写内容如何协调的问题。

有同学则借由小说与历史的话题，进而请教老师：《三国演义》受限于史实，无法避免悲剧结局，这是否是一种遗憾？老师指出，历史上也出现了《反三国演义》这种“顺应人心”的作品，但并不成功。《三国演义》尊重历史的结局并不会对其艺术成就带来负面影响。而且《三国演义》本身就有一种超脱的态度，作者是站在更高的历史维度去书写三国故事的。我们欣赏《三国演义》也应有一种超脱的历史眼光，不必为古人担忧。

经过两个多小时轻松愉快的交流讨论，同学们都丰富了对古代小说认识，受益匪浅。最后，同学们集体向刘老师的到来表示了感谢，大家合影留念。本次沙龙活动圆满结束。

宇飞 编辑  /  祁箫 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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