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龙纪实 | 程苏东：经学何为——略谈经典的生成和危机

博雅哥说

本文是通识课程“大学国文”授课教师中文系程苏东老师的通识沙龙纪实。程老师以“经学何为——略谈经典的生成和危机”为题，从经学史的角度为大家勾勒了中国儒家经典的流变历程，并和同学们深入交流了他对于经典与解释的理解。

Vol.500

博雅沙龙

沙龙纪实：经学何为——略谈经典的生成和危机

5月12日下午三点到五点半，“经学何为——略谈经典的生成和危机”沙龙在北京大学创新创业中心举行。程苏东老师与参与沙龙的同学圆桌围坐，以经学为核心，关于经学在生成发展中面临的危机与问题，以及未来经学的走向进行了讨论。

图为程苏东老师

程老师开场谈到，一位美国古典学家的著作中曾提到， “西方古典学从建立的那一刻起，就宣称它面临危机。即使我们回顾其黄金时代，时人的文章里表达的仍然是处于危机中的担忧”。在这个层面上，西方古典学与中国经学的遭际非常相似。中国经学的发展史，可以说就是危机不断演进与积累的历史。

首先，程苏东老师就中国经学史长期以来面临的危机做了回顾与梳理。程老师强调，经学最初就是在危机中产生的。当孔子意识到，在王权丧失、礼崩乐坏的时代，文本和仪式出现了断层。基于“文献不足征”的现实，孔子对早期文献重新整理，以期救亡图存，而成就了六艺。但在经学产生后，其生存状态依然时刻存在危机。程老师举《荀子·劝学篇》中所论，“《礼》《乐》法而不说，《诗》《书》故而不切，《春秋》约而不速”，以此一窥战国时期经学面临的挑战：经学中的礼乐部分沦于形式化，而丧失了内核的义理；诗书部分，由于文字晦涩难懂，对研习者在文字、音韵、训诂等方面要求极高，而成为“化石化”的经典，缺少对当下的“时用”性。同时，“一字寓褒贬”的《春秋》由于逐条记事的体例，需要借助《春秋三传》才能了解大义，亦难以把握。汉代以后，武帝独尊儒术，经学得以不断壮大，章句义疏学开枝散叶。但由于义疏学后期发展中过于繁复，变为知识精英的文字游戏，因此中唐韩愈开始呼吁将经典内化。其后，强调心性的宋明理学蔚为大观，四书逐渐替代五经的地位。明代以杨慎为代表，又重新意识到儒学已沦为空谈；发展至清产生了以治史之法治经的学风。由此可见，经学两千年的发展理路总是处于危机与救亡之中。

随后，程苏东老师分析了经学始终面临危机的内在原因。经学自产生之初，就承担着双重责任：“古典学”与“致用之学”。孔子以为，“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可见在孔子看来，经学的最终指向还是实用。但“古典学”与“致用之学”本身在学理上存在冲突，因此这种矛盾导致了经学始终处于“危而不亡”的状态。

图为沙龙中的程老师与同学们

随后，参与沙龙的同学与程老师进行了面对面的讨论。

有同学谈及，这种“危机意识”是经学所特殊具有的，还是具有普适性。程老师以为，像道家就似乎并没有迫切的危机意识。因为道家讲“越名教而任自然”，大体是合乎人天性发展的态度。而儒家不同，它强调通过后天的学习以改变人的心性。儒家讲“止于至善”，这里的“止”不是静止，而是依靠后天不断学习而维持的状态。所以“至善”是一种不断保持的境界，是一种不进则退的危机状态。

也有同学论及，孔子在危机中整理六艺，那么如何看待孔子自陈“述而不作”与后学所谓“孔子惧，作《春秋》”的问题。程老师认为，“作”与“不作”，这恰恰是一种前后的对话。首先，“述”是对原始材料的进一步加工，而“作”是原创性的。《春秋》是具有明显史料来源的文本，这也充分说明《春秋》本身属于“述”的性质。但有意思的地方，恰恰是孟子偏要用“孔子作《春秋》”来形容孔子与《春秋》的关系，进一步强调了“作”的神圣意义。因为在孟子看来，“作”是天子之事。孟子说“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也正是表明孔子“作《春秋》”的行为重建了社会道德标准、改变了社会秩序，因此孔子成为了圣人。另外，程老师表示，他本人也倾向“孔子作《春秋》”的说法。因为任何一个文本的经典化，都需要一种权威性。诗书礼乐的经典化是通过王权实现其权威性。程老师特别强调，我们要把“《春秋》的经典化”和“孔子的圣人化”互为参照，二者互相塑造彼此。陆贾所谓“前圣、中圣、后圣”，之所以认定孔子为后圣，就是因为孔子作《春秋》。如果没有孔子，《春秋》就只是一本普通的史籍；如果孔子不作《春秋》，孔子也不会被认定为圣人。

图为积极提问的同学们

有同学对程老师谈及的经学双重责任问题很感兴趣，并进一步想了解经学在当下和未来的走向。程老师以为，经学最初最重要的学者，如孔子、孟子，都是强调其致用性。这也使得经学不可能只以古典学的路数发展。所谓“路径依赖”，也会使得经学独特的发展方式影响到当代社会，使我们不能完全割裂它。比如战国时期的荀子，他批评礼乐只关注形式，后来这种观念变成主流，礼乐注重义理而轻视仪式。因此汉代礼乐轻视掌握具体演奏技术的祝史。在后代发展中，《仪礼》经典性逐渐下降，而至东晋时期《仪礼》的地位彻底被《礼记》取代，正是由于《仪礼》是一代之礼，而《礼记》是百代之礼，这种变化是礼学“重义理轻形式”的必然结果。义理与实际操演二者得兼，自然是最佳状态；“博约”的追求，亦是经学的至高理想。但实际操作起来却并不简单。在经学发展的实际历史中，往往是在“古典学”和“实用之学”两端之间不断摇摆、调整。

随后，同学还就具体的文本，如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仪礼》中丧服学、郑玄今古文结合遍注群经等问题，与老师进行了深入的交流。

图为程苏东老师、助教与参会同学留影

维阳 编辑  /  钰涵 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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