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孝远：《文艺复兴经典名著选读》 | 沙龙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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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文艺复兴经典名著选读》授课教师历史学系朱孝远老师的通识沙龙纪实。本次沙龙活动涉及的话题很广，老师和同学们就中学世界史教学、文艺复兴课程的教学、中国的世界史如何研究、学者研究如何与高层政策和普通大众结合、如何指导学生论文写作等方面展开了热烈的探讨。

Vol.502

博雅沙龙

朱孝远：《文艺复兴经典名著选读》沙龙纪实

2017年5月19日下午5:30-7:30，《文艺复兴经典名著选读》课程沙龙在北京大学第二教学楼创新中心顺利举行。本次沙龙的嘉宾是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朱孝远教授，朱老师和参加沙龙的同学讨论了中学世界史教学、文艺复兴课程的教学、中国的世界史如何研究、学者研究如何与高层政策和普通大众结合、如何指导学生论文写作等话题，现场气氛热烈。

沙龙在朱老师与一名来自人大附中朝阳分校的高中历史教师交流中拉开帷幕，首先谈论了新的中学历史教材编纂问题，以及教材中对文艺复兴的介绍。以前的中学历史教材由北师大、首师大、北大等高校老师参与编纂或审核，现在也和以往相差无几。只是在旧的历史教材中，世界史部分基本都是粗线条勾勒，尤其是世界古代史，重点介绍古希腊、罗马，略过中世纪，讲解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等大事件。但是，这样的介绍使文艺复兴偏概念化，中学生依然没有真正了解文艺复兴，印象最深的是艺术方面的“前三杰”、“后三杰”等等。

朱孝远老师正与同学们交流

接着，朱老师询问一名本学期选修《文艺复兴经典名著选读》课程的学生的听课感想和教学建议。这位同学表示，将教室从理教大教室换成文史楼小教室特别好，不仅方便同学和老师、同学与同学之间的交流，更使课堂主角从老师变为学生。但是，他觉得课程进度比较慢，文艺复兴爆发的原因、早期人文主义和市民人民主义讲授很多，之后的讲授偏少，与课程大纲列出的进度有些差距。朱老师指出这一点确实是教学中有待加强的部分，不过，由于这门课程涉及了多位欧洲人文主义者及其经典作品，一旦开始细读文本，加之同学们对文本展开讨论交流，课程进度自然慢了下来。如果课程以朱老师讲授为主，那么课程进度一定能和大纲相吻合。只是小班教学可能对学生们的表达能力、写作能力、思维能力的提升更有效，现在学校特别重视本科教育中的小班教学，听说最近有一栋楼专门改造成如文史楼里那样的小班，专供本科生小班教学使用。此外，在本科生成绩如何判定最适合这一问题上，校领导和老师们也在找寻最佳办法，有人提出以国外大学的A、B、C、D分制为主，因为89分和90分之间在学生申请出国留学时相差很多；也有人提出以百分制为主，即使最高分是70分，也算优秀，最低分自动算作不及格。但是这两种方法似乎都未得到认可，毕竟应该让学生面对的是知识本身，而不是彼此竞争。而且，打分应该以绝对分为主，而不是相对分。例如，“水是100度沸腾”。无论哪位学生写这句话都是对的，不能因为其他原因而判错。

在本学期中，学生接触的经典文本从但丁的《神曲》《新生》《论世界帝国》，到彼得拉克的《秘密》《歌集》，再到薄伽丘《十日谈》、阿尔贝蒂《论家庭》、皮桑《妇女城》、布鲁尼《佛罗伦萨颂》，再到塞万提斯《堂吉诃德》、拉伯雷《巨人传》，以及马基雅维里《君主论》、莫尔《乌托邦》等等，都是文艺复兴运动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朱老师说，倘若像国外大学那样一门课讲授一部经典作品，也许学生感受会深的多。正如国内一些课程一门课专讲《论语》、《孟子》或《庄子》。

同学们认真倾听、思考

之后，那位高中历史老师说起高校的历史学，认为北大的最好。朱老师则从北大历史学系教师人数方面对此表示怀疑和忧虑。目前，北大历史学系从事世界史教学工作的教师是23位，而且有不少教师年纪较大。然而，南开大学的世界史专业教师有31位，东北师范大学则有39位，有十余所大学的世界史教师人数超过北大的。那么，北大的世界史教师承受的教学、科研工作势必会多一些，假如有46位世界史教师，那么教学、科研成果也许会更好。

在谈论中学教育时，那位高中历史教师认为人大附中主要是高考或考试为主，北京四中则更侧重素质教育。例如，北京四中有位历史教师鼓励他的学生们积极发扬民主精神，在班里设置班委监督会，可以弹劾班长，等等。朱老师认为，现在我们的西方化倾向很大。例如减肥或保持健康时不再吃油腻的红烧肉，以西方的蔬菜沙拉为主，饮食习惯转向很大。可是很多中国人都爱吃红烧肉，寿命也并未受影响。中国有很多好的东西，我们不应该轻易放弃。外国的东西有它特殊的背景和文化，搬到中国未必适应。例如，许多哲学思潮传到中国后都无疾而终，力必多、萨特的存在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并未成为中国社会能接受的。相反，比较旧的东西，如黑格尔、康德在中国的普及率比较高，这是因为后现代主义与中国的国情格格不入，现在的中国是奔向现代化的时代。

朱孝远老师在沙龙中

在中国世界史怎么研究的探讨中，朱老师认为中国的世界史经历了三个阶段。建国后是哲学化的世界史，偏重社会形态史；改革开放以后是知识型的世界史；现在应该做的是研究型的世界史。中国的世界史学者要注意命题意识、注重观点创新、开拓一定领域，和外国学者一起制定游戏规则。改革开放后，需要和世界各国谋求新的外交关系，那时流行的是国别史写作或翻译，形成了外语热的现象。现在这一现象应告一段落，而是要做研究型的世界史。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和教学应做到以下两点：第一，基本史识要和外国学界持平。例如，在这里讲宗教改革，用的史料、研究名家、学术动态等都应与世界一流大学持平，而不是只知道研究宗教改革的中国学者。第二，不当外国学者的留声机。我们的学问要为中国服务，不一定要做和他们一样的学问。最近有一位德国农民战争研究权威去世了，彼得・布瑞克（Peter Blickle）是位德国学者，在伯尔尼大学任教。朱老师在一次与布瑞克教授的彻夜畅谈中，对布瑞克教授给予的研究建议记忆犹新。那就是，中国学者不要做和德国学者一样的学问，最好用东方的眼光尤其发现德国文化或西方文明中的缺点。所以，外国一些优秀的史学家想看到的是中国学者如何看待、发掘他们文明中的缺陷。朱老师对此深受启发，因为许多中国的世界史学者之前以为外国学者希望中国学者写作、研究和他们一样，可实际情况却是希望中国学者写作、研究和他们不一样。因此，中国世界史研究可以有两个新方向，一个是看其他文明中的缺陷，看外国学者看不到的东西。另一个是，为中国发展服务，有自己特定的要求。现在需要中国的世界史学派。

谈及全球史和世界史的关系时，朱老师认为，当今社会在三个级别的单位里运作，民族国家、区域文明和全球化。虽然中外学者的出发点有分歧，但普遍对全球化和全球史比较感兴趣。外国学者认为全球化应该紧跟发达国家的步伐，发展中国家的学者反对，认为这是文化帝国主义，靠全球化推行西方化。中国的全球化有两个特点：一是在寻求新颖的大国关系，希望共赢。二是认为全球化和民族文化不对立，优秀的民族文化正是全球化的基础。全球化在中国研究的不够，现在可能还是介绍性研究，原创性的研究较少。真正研究全球化的好像并非专门的学者，多是由世界史学者研究。中国的全球化研究比较滞后，也是文化引领性的滞后。例如，国家领导提出“一带一路”的战略，学界学者们才开始研究所涉及的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

民族国家的研究是国别史，目前来看研究的较好，但是有些国家的历史我们的了解不足，例如冰岛、挪威的历史。不过，现在的国别史研究更加细致，不再只看宏观层面，也注重微观层面的分析，看国家制度是什么。现在最缺的是区域文明的研究，如欧洲文明、基督教文明、穆斯林文明等。现在归类方法、解释体系、理论总结等都很欠缺。具体说来，以欧洲史为例，首先把各个大国要素理清楚。其次研究欧洲的板块，欧洲不是统一的板块。德国、奥地利是一块，西班牙、法国、英国、意大利等深度罗马化的国家是一块，俄罗斯和东欧国家是一块，穆斯林地区是一块，北欧地区是一块。每个版块的要素是什么，板块之间的关系如何，都需要耗费力气研究。最后，上述两步做好了，要做一个整体的区域文明研究，内部分裂外部统一的区域文明，它的要素、特点是什么，来龙去脉是怎样的，与其他区域文明的关系如何。如此做好后，就会总结出一些研究方法、理论、解释体系、规律等，看看这些是否适用于研究其他区域文明。

如果不做区域文明，深入研究国别史，那么每个国家都应该写一本纵深研究周边国家的书，写一本建立在基础研究上的决策性的书。例如，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写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就是一本建立在基础研究上的决策性的书。这是国家最需要的，也是中国的世界史应该做的。这和传统的国别史、专题史很不一样，为现实服务的东西也可以做的很学术。在中国，基础研究在大学里做，决策研究在政府里做，基本上是两拨人做两件事。基础研究比较脱离实际，决策研究比较流于表层，二者之间缺乏一个再研究机构。国外就有这样的机构，基础研究不会边缘化，决策研究就会很深刻。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不知道如何对付日本，派一位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研究，她的研究成果是《菊与刀》（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这属于基础研究。再研究机构从这本书得到的启发是，美国要根据日本国民性对付日本，日本的天皇制度不能由美国来废除。这不是本尼迪克特的本意，是再研究机构做出的决策研究，但是美国高层接受了这个决策。这样的好处是，学者可以安心地做自己的学问，学问的应用性由再研究机构取代。因此，学习世界史的同学一定要充分认识到自己的用途是很广阔和实际的。

图为朱孝远老师与参与者们的合影

关于世界史学者如何将研究成果为普通大众所接受、理解，朱老师说这就要求研究者必须把手头工作和治学分分层次。例如，他将研究分为四块：普及知识、推动学科、前沿创新、实用版块。第一，普及基本史识，帮助学生，组织编纂教材、参考书等。今年预计做12本知识性的和12本介绍学术动态的书。中国应该普及历史知识，提高整个民族的文明化程度。第二，推动学科方面，在德国史研究，尤其是德国宗教改革、农民战争等领域继续深入。第三，前沿创新方面，如前述的区域文明研究，写一些重要的论文，发表在权威杂志上。第四，实用型的工作，例如组织翻译，以前翻译的多是古典名家作品，今年至少有《彼得拉克书信集》《赞助者和文艺复兴》以及一本德国史学家兰克（Leopold Von Ranke）的作品被翻译出来，现在应该多多翻译当代知名学者的作品。

当学生问及世界史的有用性问题时，朱老师以基金项目申请为例，认为社会、机构应照顾到每个人的兴趣所在。有些虽然看似远离现实、但学者对他所研究的很痴迷的课题，可以支持，有用与无用有时不是立竿见影的，有些研究、学科、文化需要国家赞助。因为有的学科在初始或者发展过程中，它的有用性、前沿性不是马上能发掘出来的。就像一块宝玉藏在大石头中，起初并不知晓，但是在一些人的细心打磨和雕琢后，宝物就会显现出来。不要轻易用一些标准否定别人的研究。例如，北大出版社支持、赞助邓小南老师负责的人文学部出版200本书。北大教务部也是如此，用大量资金促进本科教学。

关于如何指导学生写论文，朱老师指出，现在的学生练习的太少，就阅读量来说，本科生一门课一周的阅读量是200页，研究生是400页。就写作量而言，每个文科学生应该一天写3000字，一个月写90000字。可实际上，学生的阅读量和写作量都不够。没有实践上的锻炼，空谈方法可能还会误人不浅，一个人创作很久了再和他谈创作经验。关键是勤奋，有理想，有动力。学习世界史的学生要对所学专业有自信，有志向，有引领性。理想产生动力，思想产生看法，方法产生效率。真正做出一些事情的人都是痴迷于所做事情的，学者痴迷于学术，艺术家痴迷于艺术。现代分工特别清楚，过去文史哲不分家的，一家里有几个门，史学门、哲学门、小说门等等。

谈及个人主义的内涵，朱老师认为文艺复兴提出的个人主义只是反对束缚，与我们所说的与集体主义对立的个人主义不同。中世纪时期的人都属于社团或某个组织，不属于他自己，当时社会公益由社团管理，各自为政，每个人都是不自由的，因此没有自由意志，人们没有办法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个人主义在中国多被理解为自私自利，不照顾集体，这是浅层次的理解。这个问题在雅各布・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The Civilization of The Renaissance in Italy）中讲清楚了。有些词很难翻译，有时翻译后容易造成很大误解。文艺复兴时欧洲由衰及兴的转折点，上连古希腊罗马、中世纪文明，后接启蒙运动、工业文明。近代的一些原则是由文艺复兴时期奠定的，欧洲自启蒙运动之后都着重研究制度，以为制度好了人就会变好。但是人文主义者认为人好了，制度再变好。假如一个国家制度很好，人不好，这个国家和社会能治理好吗？因此追溯反思文艺复兴时期的奋斗目标是改善人，要把人变好。现在中国的主要问题可能是人的问题，而不完全是制度的问题。如果两者都好是更好的。历史和文化都需要反思，在认真思考时才会理解它的精妙所在。

钰涵 编辑  /  文力 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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