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习班 | 梁云：考古学思潮的变化和秦文化研究的前景

博雅哥说

本次讲习班，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的梁云老师将为学员们教授《史记·秦本纪》。梁老师给学员们推荐了两本参考读物——林剑鸣的《秦史稿》，王学理、梁云合著的《秦文化》。

本文是《秦文化》一书中绪论的一部分。作者综合秦文化考古成果，分析了秦文化研究的重要意义。 在本文中，你会读到：

●19世纪以来考古学思潮变迁的概况。

●秦文化研究之于世界文化的意义。

●经由考古研究梳理出的战国时期秦发展史，昭示着“文化进化的潜力法则”，以及秦国所走的不同于六国的道路。

●作者对21世纪秦文化考古的期望。

导师介绍

梁云

 

梁云，四川三台人，北京大学考古学博士，现为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教授。长年在陕、甘两地从事田野考古工作，主要参与“早期秦文化考古调查和发掘”、“关中地区秦汉时期离宫别馆调查”项目。调查甘肃礼县西汉水上游地区、甘肃清水县和张川县的牛头河流域，发现早期秦人多个文化中心。先后发掘甘肃礼县鸾亭山汉代皇家祭天遗址、甘肃礼县大堡子山遗址、甘肃清水县李崖遗址。自2008年起，参加对宝鸡、咸阳、西安地区的调查，共调查秦汉时期的离宫别馆遗址60处，并发现了分布在汧河下游的春秋时期遗址群。主要著作有：《秦文化》（文物出版社2001年，与王学理先生合著）、《战国时代的东西差别——考古学的视野》（文物出版社2008年）。

Vol.521

讲习班

考古学思潮的变化和秦文化研究的前景

梁云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

世界范围内考古学思潮此起彼伏，既有奔腾喧嚣的急流，又有水珠飞溅的浪花，很难用一种声音去概括。考古学前进的每一步，既来自于对本学科工作的批判和反思，又得益于其他学科的推动。19世纪中后期考古学产生的原动力是为了回答“人类在自然界中的位置”这一时代的核心命题，考古学与地质学、生物学、哲学为此携手共同作出了贡献。然而，当考古学独立出来并与其他学科分道扬镳之后，它却越来越专门化，陷入自身方法论限定的狭隘空间，越来越难以和其他学科对话。当个别学者踏遍某个小地区的每一条溪流河谷，翻遍每一条相关史料，并为此耗尽一生时，考古学自己也不可避免地四分五裂了。“真正的学者在地方”，这是我们经常听到的一句口头禅，对传统考古学的怀疑由此抬头了。60年代宾福德号召的“美国的考古学就是人类学”，的确鼓舞人心，至今余音回荡。学科之间概念相互介入和思想碰撞日益频繁，新进化论就曾为新考古学关于文化的理论分析提供了借鉴。20世纪末，一种试图突破人文和自然科学界限，以了解物质现象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为目的的“复杂科学”正在兴起，一些考古学家也开始思考遗迹遗物所反映古代社会的复杂性问题。世界潮流，浩浩荡荡。在中国，这种学科大整合的趋势也显露端倪，张光直先生关于破除考古学、文献学、民族学之间清规戒律，建设一门“中国先秦史”的倡议[2]，俞伟超先生关于全息阶段考古学行将消亡的预言[3]，都透露出这方面的信息。考古学不能只会利用科学技术的“剩余价值”，也不能只会简单对照民族学中“活的例证”；我们不需要人类学、考古学、历史学的“三拼盘”，而是三者的水乳交融，目的是为了回答社会科学共同关心的一些课题。

梁老师介绍甘谷县毛家坪遗址车马坑中战车的构造

研究秦文化对理解世界文化有什么意义？在这里，我们提出一些不成熟的看法。

六七十年代美国的塞维斯（Service）和萨林斯（Salins）倡导新进化论，提出特殊进化和一般进化的区别是：前者指物种或文化系统对特定环境的专门化适应，后者指更高级形式生命的出现或文化综合水平的阶段性提高。二者存在逆反关系，一个物种或文化系统越是专门化和适应，它走向更高等级序列的潜力就越小。进化运动的总体特征是非线性的，一个发达了的物种不会必然导致下一个进化新等级[4]。秦帝国无疑是中国历史上一种更高形式的国家形态，然而在春秋早期至战国早期，秦国的发展速度却大大落后于东方国家。商鞅变法成为转折点，此后经济上突飞猛进，军事上一跃成为头号强国。秦发展史再一次证明，落后国家可以通过直接引进先进社会的文化，跳跃既定阶段，赶超那些貌似繁荣、但实际发展已濒临极限的国家。这就是文化进化的潜力法则——“落伍者的特权”。

一张白纸上才能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落后国家没有沉重的传统包袱，引进新装备时不必为淘汰旧设备付出太大代价，因而具有广泛的适应力和潜在活力。秦民质朴，这在墓葬材料中看得很清楚：不严格遵守棺椁制度，洞室墓率先在他们中间流行；庶民坚持日用陶器随葬的习俗；铜礼器制作粗糙草率；秦系文字较六国文字简便易行等等。春秋以来秦对周礼的模仿仅仅停留在物质表面，没有深入到精神内部；仅仅局限在上流贵族，没有普及到社会下层。秦入主关中后，周遗民的向背对巩固其统治举足轻重，故利用周礼名号，标榜自己华夏族的血统，以暗合当日现实。战国中期由于形势的变化，又很快将之抛开。通观秦国青铜文化的发展，战国中期两大器物群交替之际的不衔接不整合现象，实可称为一个文化的断裂，这在东方国家根本看不到。商鞅变法是列国变法运动中最后一个，但最为彻底、最富成效。正因为民风淳朴，法令得以上行下效；正因为还不像六国那样公室衰微、政归私门，国君才有足够的权威推行变革。荀子谈到秦国强大的原因时也说：“入境观其俗，其百姓朴，其声乐不流污，其服不佻，甚畏有司而顺，古之民也。”（《荀子·强国》）

毛家坪西周时期的秦人墓及其中陶器示意图

从葬圭习俗的变化也可以观察秦人对周礼的态度。《周礼·考工记·玉人》把圭的使用放在首位，天子册封、诸侯朝觐、使者征伐、祭祀天地山川日月星辰以及祖先宗庙都要用到，是重要的瑞节礼器。从周成王削桐叶为圭封唐叔虞的故事，可知圭在周人心目中更是赐国拜官授爵的信物和地位的象征。只有公、侯、伯之类高级贵族才配拥有，而子、男爵位的只能“守谷璧”或“守蒲壁”。正由于贵重，在西周时期较大的周人墓中才能见到圭。沣西张家坡发掘的182座小型西周墓葬，仅出土2件石圭，就很说明问题。相反，在西周中晚期的小型秦墓中随葬石圭却极普遍，甘谷毛家坪8座西周秦墓座座出圭，多者10件，少者1件，“石圭出土时多散置于死者身上，估计原放在棺盖上”：它们多用页岩或板岩打磨而成，不同于玉圭，它们不可能是礼仪生活的实用品，当专为随葬而制作，有祈求来世高爵厚禄的意义。这反映了秦人已经认同周礼所代表的价值观念，但对其等级制度的遵循又远不及周人严格。春秋秦墓葬圭习俗依然盛行，如宝鸡福临堡11座墓，凡出铜陶器物的皆有石圭；长武上孟村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20座墓出石圭110件；风翔高庄战国中期以前的墓共出石圭77件。此时，东方国家的小型墓也开始用石圭随葬，侯马上马墓地244座墓，出土各种质地的圭680多件，大有泛滥的趋势。侯马还曾发现制作石圭的作坊遗址，原来尊贵的礼器现在沦落到可以滥制贱卖的地步，礼制被僭越被破坏自不待言。令人感兴趣的是，战国中期以后的秦墓里葬圭之风戛然而止，西安半坡112座、大荔朝邑26座、河南三门峡公布的150座秦墓中没有出土一件石圭。如此大的转变说明了什么？这与秦墓原来流行的彩绘仿铜陶礼器和微型化的铜礼器在战国中期被日用器皿完全取代的现象有着相同的意义。商鞅变法推行的社会大变革使人们把周礼那一套价值观及其符号系统彻底抛弃，奖励耕战、崇尚军功，秦国之俗变得“贪狠强力，寡义而趋利”（《淮南子·要略》）。值得注意的是，战国中晚期东方国家葬圭之风依旧。50年代在洛阳烧沟发掘的59座战国小型墓，每墓出土一件石圭。由此可见，对周礼的破坏，秦和东方列国走过了两条不同的道路[5]。

《秦文化》书影

秦文化的考古工作经历了风风雨雨70年的时间，光阴荏苒，当年稚气未脱的少年今天已成为耄耋长者。秦文化研究前进的每一步，不正象征着中国考古学成长的蹒跚脚步吗？忆往昔，思来者，如果说30年代秦文化的发现肇始于中国学者对探索本国文化起源的一种执著追求的话，那么，在世纪之交的今天，如何使秦文化研究回归到中国文明的总体进程中去，如何理解秦文化所走过的独特道路和所具有的一般性意义，则是新一代考古工作者面临的任务。

注释

[1]俞伟超：《先秦两汉考古学论集》第251页，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

[2]张光直：《中国考古学论文集》第31~43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

[3]俞伟超：《考古学是什么》第18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4]夏建中：《文化人类学理论学派》第237—246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5]关于这一点，俞伟超先生在论述周代用鼎制度时也谈到了，详见《周代用鼎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78年第1、2期。葬圭和用鼎的变化情况一致，都反映了共同的社会变迁。

摘自王学理  梁云著，《秦文化》，文物出版社，2001年04月第1版。

更多有关本届讲习班的信息，请点击——

钰涵 编辑  /  欣洁 校对

通识联播，精彩依旧继续

 通识经典丨 课程大纲 丨 微访谈 丨 走进课堂 

阅藏知津丨 通识讲座 丨 讲习班 丨 博雅沙龙

来稿请寄：[e-ma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