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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超克现代性和被现代性超克 | 牛津通识读本

2017-08-08 通识联播

博雅哥说


本文是牛津通识读本《现代日本》一书的节选,感谢译林出版社授权发布。


在著名的《菊与刀》一书中,本尼迪克特对日本民族作出了这样的分析:“生性及其好斗而又非常温和;黩武而又爱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礼;顽梗不化而又柔弱善变;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忠贞而又易于叛变;勇敢而又怯懦;保守而又十分欢迎新的生活方式。”而对于日本而言,从现代性视角分析日本进入20世纪所发生的种种变化是全新的描绘。日本往往被认为是神秘的,杂糅了东方和西方的共同特征的独特文明。从何种视角出发认识日本的现代性问题同样是一个疑问。本书作者克里斯托弗 · 戈托则为我们思考这一问题提供了路径。


本文节选了引言和本书的第三章 “战时日本:超克现代性和被现代性超克” ,希望读者能够从中认识到日本现代性的两个面向。


Vol.532

通识经典

日本:超克现代性和被现代性超克





引言:日本何处现代?

今天,许多人首先将现代日本看成一个经济强国。很多论者认为,日本将堪称空前的富裕、极其稳定的社会和显而易见的和谐结合在一起,是当今最成功的工业(甚或后工业)经济体。尽管近期遭遇了经济问题,尽管中国正在迅速崛起,根据大多数指标,日本依然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排名仅次于美国。(注:中国已于2010年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本现居第三。)全世界都在消费日本的商品和文化产品,包括动画片、家用电子游戏、汽车、半导体、管理技术和武道。综合各方面来看,日本的上述形象使其成为当今世界“现代性”的象征。然而,在许多非专业人士眼中,日本这个国家仍然是一个谜,它既陌生又熟悉,既传统又现代,甚至既“东方”又“西方”,如蒙太奇一般令人困惑。我们将会看到,这样的困惑部分源自一种假设,即认为现代性在所谓的“西方”只引起了轻微的文化失谐,而在日本及其他国家,现代性的外在特征却显得缺乏连贯性,甚至令人费解。这一假设的根基在于现代性与欧美历史的深层纠葛。事实上,在当代世界,许多人认识到上述纠葛,并且正是据此抗议全球化与资本主义:在很多人看来,来势汹汹的现代之潮象征着西方的扩张。


图为当下的日本首都:东京


超克现代性和被现代性超克

面对所谓西方世界列强时的国耻感和不安感,触发了19世纪下半叶席卷日本的巨大变化。然而,日本成功地接纳了现代性的观念和外在特征,并摆脱了强加在它身上的不平等条约,民族自信心因而高涨。日本社会的某些部分选择接受一种观点,即现代性是成套的,不仅包括技术革新,也包括社会道德观念和文化实践;然而另一些部分则开始运用新生的自信心,以此为契机,挑战现代性必然等同于西化的主张。既然日本已跻身现代世界,最紧迫的问题似乎不再是如何定义“现代日本的现代人”,而是转向了一个更为个人化的问题,即作为一个日本人首先意味着什么。一方面,我们可能会看到对这一问题的浪漫回答。知识分子、作家、艺术家及活动家向想象中的日本往昔寻找有关日本人“本质”的线索。对其中一些人而言,这意味着将武士道重塑为“日本之魂”,或将神道教重塑为国家宗教和拜天皇教;对另一些人而言,这可能意味着重新发现对易碎、阴暗之美的特殊审美,它是日本美学的特点。换言之,现代性带来的核心挑战之一,是它迫使日本社会自省其认同,从而催生了新的文学,这种文学后被称作“日本人论”。在许多人看来,问题在于如何令这种认同适应现代世界的要求。


图为一座建在屋顶上的神社(原书中图片)


另一方面,我们可能会看到一种更接近沙文主义的反应。这类观点认为,核心困境并非如何在现代化带来的急剧变化中保存“日本人”的元素,而是如何对抗现代化进程本身。这一立场将日本的传统(且不论是否由生造而来)极端化,并断言这些传统较西方国家的传统优越,据此认为在“进步”这一错误伪装下,西方国家传统将有可能污染并削弱日本。随着日本自信心与力量的增长,上述沙文主义便有陷入侵略性使命感的可能,即认为日本在道义上有义务重申它自己真正的认同,而这一义务意味着,帮助其他亚洲国家超克现代性及西化的隐性感染,是所谓日本在道义上的“使命”。简而言之,上述立场提供了条件,令一种自相矛盾的、反帝国主义的帝国主义有可能在亚洲出现;日本的任务是将亚洲从西方帝国主义的掌控中解放出来。


1

大正民主

大正天皇嘉仁1912年至1926年在位,统治时期较短,昭和天皇裕仁随后即位,直至1989年死去,方结束其统治。在许多历史学家看来,日本经历一个世纪的战事和斗争,其间大正时期似乎是透着宁静的一扇小窗。知识分子和活动家如吉野作造提倡一种被称为民本主义(minponshugi)的民主,且他认为这同日本的君主立宪政体并不矛盾。同时,宪法学者如美浓部达吉认为,最好将天皇看作整个国家结构中的一个“机构”,而不应将其等同于整个国家。而像新渡户稻造这样的国际主义者则寄信心于新的世界秩序的形成,这样的秩序承认多样性和多元文化的成员资格。新渡户本人自1920年起就是国际联盟的副秘书长,还是国际智力合作委员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前身)的创始理事。


在此背景下,在迅速成长的城市中心,新的中产阶级正在兴起。所谓的工薪阶层(sarariman)——到处可见的白领工人——由此诞生。这一时期还能见到新的白领女性阶层,她们或是“办公室女性”,或是在商店做服务员。大体上,从事这些职业的女性薪水极低,但她们作为现代生活的标志,出现在大众文化之中:她们浮华而时髦,沉浸于商品和时尚的消费主义,常常被刻画成道德自由的女性,向顾客出售西式服装和吻。这便是现代女孩(moga)。新的中产阶级(相对于原武士家庭的“旧中产阶级”而言)被表征为自由的和开放的,他们经常在不同公司换不同工作,并且享受着现代生活的外在特征。


图为1930年代的日本街头


这种新的生活方式与新的文化相依共生,并且日本人在大正时期热烈地接纳了许多美国消遣方式:棒球和爵士乐最为普遍。但日本自身的文化也在发酵发展,芥川龙之介和谷崎润一郎等大概是日本现代最伟大的作家,他们书写阴暗而优美的短篇和长篇小说,思索一些问题——诸如在迅速变化的日本社会中个人和文化的认同。与此同时,前卫诗歌和艺术盛行。“一日元书籍”的出现,全国性和地方性报纸的进一步发展,小说、杂志、漫画租赁店的开张,都将文化素材带给更广泛的、教育程度不断提高的公众。


当然,中产阶级形象并非大正日本的全部。属于工人阶级的工厂劳动者曾是明治时期极为重要的群体,他们发现自己的境遇几无改善。年轻妇女又一次直面巨大的压力,男性则在更偏于重工业的、同样严苛的环境中辛苦劳作。不过,在大正时期,工人阶级也逐渐认识到了他们的苦境和力量:工人们开始组成工会和“互助会”,甚至部落民也开始通过结成水平社 [3] (Suiheisha)来参加社会行动。整个1920年代,地方性论争和罢工在数量上有所增长,因为活动家们开始接纳自由的乃至共产主义的思想。


大正时期好似没有战事的避风港,这种景象至少部分是仰赖日本在欧洲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经历的经济繁荣。由于日本在一战时努力满足欧洲和国内需求,其工业产值增加到了原先的五倍,出口暴增(纺织品尤其突出)。在现代史上,日本首次成为了净债权国。


历史学家常常忽略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扮演的角色:日本应盟友大不列颠的要求,在1914年8月23日参战,而后迅速占有了德国在东亚的势力范围,包括山东和青岛。日本帝国海军进而在10月占领了一连串德国的岛屿殖民地,包括马绍尔群岛。此外,日本利用了地区内不稳定的局势,巩固其在中国东北的地位,并将矛头指向孱弱的中国——炮制了所谓的“二十一条要求”,对华索取经济和领土特权。而在其他地区,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后,日本还与美国联合作战,试图支持“白军”;它还向地中海派遣过一支由17艘舰船组成的海军中队,协助护送以马耳他为据点的英国船只。事实上,参与一战为日本赢得了凡尔赛宫的席位,四巨头(英国、法国、美国和意大利)在那里商议了1919年的和平条约;日本同时还获得了国际联盟行政院的永久席位——这样的成绩二战后的日本在联合国却未能实现。


图为日本退出国际联盟(League of Naitons)时的照片


日本国内对西方各国的认可报以热情。然而,日本代表团并未能在和会上尽获所求。日本固然游说成功、得以继续占有其在亚洲的既得领土,但他们的第二个目标——在《国际联盟盟约》的序文中添加种族平等的条项——却未能达成。


由前首相、元老西园寺公望率领的日本代表团,向和会提议如下条项:

各国平等是国际联盟的基本原则,缔约国同意,尽快给予来自联盟国的外国公民平等、公正的待遇,在法条或事实上,皆不准以种族和国籍为由行任何形式的歧视。


事实上,在场的17个代表团——包括除美国外的所有非欧洲国家代表——投票支持上述条项,占据多数。原则上这意味着这一动议可获通过。然而,时任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作为会议主席推翻了决定,声称尽管动议获多数赞成,但鉴于反对之声如此强烈,动议应取得全体一致赞同,方可得到通过。威尔逊其实是在谈英国的反对,对于英国而言,条项所要求的举措意味着大英帝国的完结,而威尔逊知道,相较于日本的支持,新兴的国际联盟更需要英国的支持(尤其在美国本身未能加入国际联盟之后)。


日本国内不满在凡尔赛宫的这一失败,街头爆发了抗议活动。在许多当时(及此后)的评论人士看来,这像是西方种族主义的另一例证,与日本在“三国干涉还辽”时感受到的奸诈相呼应。日本在1920年代前后已经成了现代的宪政民主国家,拥有威风八面的帝国和繁荣景气的经济,在这一语境下,不公感更为严重——日本已经满足加入现代国家行列的所有客观标准,但它仍被拒之门外。归结起来,似乎变得现代还不够——现代日本永远不会被看作国际事务中的平等伙伴,只要它仍然有日本味。这是日本无能为力之事,且日本实际上也越来越认定,保持其独特认同事关紧要。日本浪漫主义者和沙文主义者力求在这个现代国家重新发现、重新确立甚或单纯保护日本的独特性,凡尔赛宫的事件更为之火上浇油。


仅仅在两年之后,英国任日英同盟失效,转而提议签署增美国、法国、意大利为缔约国的五国海军协议。这一1921年签订的协议被称为《华盛顿海军条约》,其后约十年间,还有许多类似的条约得到签署。条约要求将缔约国之间的海军力量维持在一定比例(以主力舰和航空母舰的吨位来衡量)。就日本而言,关键比例是英、美、日三国吨位比被设为5∶5∶3,这意味着日本总得弱于英美,而正是英美反对日本提出的种族平等条项。不过,对于日本国内那些认为英美世界存在系统性种族主义的人而言,或许1924年美国通过的移民法才最终令人忍无可忍,因为该法案独独禁止东亚族群移民美国。


不幸的是,这种对于无情的国际环境的认知,适逢战争经济泡沫破灭,日本国内经济随之崩溃,同时又遇上1923年关东大地震这样的天灾,地震造成15万人死亡或失踪,东京约有50万所住宅被夷为平地。在大正时代末期,日本处在经济萧条之中;随着私人银行倒闭,财阀(zaibatsu)的集团企业(例如三菱、三井和住友)开始接掌经济,同时培育他们与政党和军队日益密切的关系。这意味着财富聚集到更少的人手中,而更多的城市人口则挣扎以维生。因此,进入军国主义逐渐抬头的昭和时期,日本又具备了变化的条件:民主之窗行将关闭。


1923年日本关东大地震,大量建筑被夷为平地


2

反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

1943年11月,被侵略国家(或日本所称“成员国”)的“领导人”获邀请至东京,参加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大东亚会议”。在会上,“代表”们被邀讨论,为实现全体成员的互利,“共荣圈”怎样组织最好。自明治时期起就在日本公 51 35073 51 17968 0 0 5260 0 0:00:06 0:00:03 0:00:03 5259舆论中膨胀的大亚细亚主义,化身成了日本帝国的花言巧语。而实际上,东京感到越来越难维系它扩张不止的帝国,并且(为时已晚地)意识到需要培养殖民地的亲善。它还(同样是为时已晚地)意识到亚洲其他国家的人民中也有人受够了西方帝国主义,他们可能自愿参加一场真正试图将西方人赶出亚洲的运动:将亚洲还给亚洲人民。然而到了这个时候,日本帝国假装成任何意义上的反帝国主义,都显得极其荒谬、令人反感。


在日本国内,人们热烈讨论“共荣圈”这样的华丽词藻。近卫在1933年建立了一个叫做昭和研究会(shôwa kenkyûkai)的“智囊团”,负责替东亚新秩序编制计划。研究会成员包括京都学派哲学家三木清,他在1939年发表了《新日本的思想原理》,描绘了穿越现代性、挑战西方帝国主义的日本和东亚,并为这幅远景建立了指标。文部省试图通过这些问题实现“国体明征”,于是在1937年出版了臭名昭著的《国体之本义》。1941至1942年间,包括西谷启治、高坂正显、铃木成高、高山岩男在内的京都学派其他四名主要成员,举行了一系列公开座谈会,主题涉及“世界史的立场与日本”、“东亚共荣圈的伦理性与历史性”,最终指向“总体战的哲学”。1942年7月,举行了著名的“超克现代性”座谈会,其他思想流派的知识分子也参与了讨论。甚至连现代日本哲学之父西田几多郎也撰写了题为“世界新秩序之原理”的短文(显然是供东条本人阅读的),参与争论。


争论中提出了严肃的重大问题:日本如何才能超克与西方化等义的现代性中存有的文化霸权,如何以某种方式穿越这种“拿来”的现代性,实现自身真正的现代性?日本如何才能(如何应该)帮助亚洲其他国家做同样的事?最后,日本如何才能建立一种地区秩序,既含括亚洲其他国家,又不推行帝国主义?与会者对于这些问题的不同回答至今仍处于争议之中。战后时期,在一个越来越美国化的世界中,日本想要保留其认同,这种状况下,关于如何?是否超克现代性的讨论重又浮现出来。


事实上,组织“大东亚会议”之时,日本已在输掉战争。1942年6月,日本在中途岛海战中被击败,失去了至关重要的航空母舰,大势发生逆转。至1944年7月,美军夺取了塞班岛,盟军轰炸机终于能够轰炸到日本,日本基本上就输掉了战争。东条当月辞职,1945年2月,近卫公爵向天皇请愿要求投降,以减轻他的人民遭受的可怕痛苦:“总体战”的条件已致使许多日本人处于极度贫穷乃至饥馑之中;空袭和火焰弹令主要城市几乎无法居住。是裕仁本人拒绝了这个请求,还是那些仍然相信有可能通过一场关键战役取得胜利的高级军官替裕仁作出了决定?就此尚无明晰结论。总之,日本人继续作战,并且越来越狂暴和绝望:被称为神风(kamikaze)的海军自杀式攻击队(官方名称是“神风特别攻击队”)撞击盟军舰船;在可怕的冲绳之战中,数千日本平民以树枝、岩石乃至赤手空拳同美国军队战斗,在走投无路后撤入山间,而后自杀以免被俘。 冲绳最终陷落时,已有25万日本人死亡,其中包括15万平民。


正是在这种狂热主义的背景下,历史学家们试图评判向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的必要性。事实上,日本军民的狂热献身促使美国政府委任了一位人类学家,让其尝试解释日本人如此忠诚的原因,以及因此可能需要付出何种代价才能取得对日最终胜利。这项委托的成果就是鲁思·本尼迪克特那部著名的专题论文《菊与刀》(1946年出版了单行本),该书标志着现代日本研究的肇始,体现出这一领域的研究同美国政府之间的独特关系。


1945年7月26日发布《波茨坦公告》以日本的“迅速完全毁灭”相威胁后,同年8月6日美国向广岛投下原子弹,苏联在8月8日攻入日本的北方领土,美国又在8月9日向长崎投下了原子弹。日本陷入绝境。然而即便在那时,日军参谋长和陆军大臣仍然拒绝投降,除非盟军能保证天皇安然无恙。美国仅回复说,他们将把日本的未来留给日本人民自己,而这并未能让日本的高层放心,因为高层总是对民众充满疑虑。最终在8月14日,裕仁天皇本人介入,以打破讨论上的僵局;他投降了,次日他向垮掉的国家发表了广播讲话。9月2日,在停泊于东京湾的美国军舰“密苏里号”甲板上,举行了投降签字仪式。


图为广岛和长崎两颗原子弹爆炸时的照片


由于两颗原子弹造成了可怕的伤害和痛苦,对两座日本城市使用原子弹,尤其是第二颗原子弹的使用,至今仍然是争议的焦点。一个突出的问题便是原子弹的使用是否必要,换言之,日本是否已经输掉了战争。当时的日本没有资源、没有盟友,海军已被摧毁,城市在面对空袭时很脆弱,美国、英国、苏联和兴起的中国聚力抗击它。原子弹的使用是否本可避免?对此存在各种解释,例如,原子弹的使用是一场科学实验的组成部分,美国想要看看它在人口稠密的城市区域会产生何种效果;另一种看法是说,原子弹轰炸主要是为威吓苏联,美国是着眼于战后解决方案和冷战。然而,当美国陆军部长亨利·史汀生被问及投下原子弹的决定时,他的回答很简单:“较强的参战者在对手显现衰弱迹象时缓和攻势,很少是明智的。”


在其面向日本人民的著名广播讲话中,天皇裕仁提及,原子弹轰炸是他决定投降的原因之一。他强调日本民族(以及东亚人民)在道德和精神上的强大,但直率地表示,先进的现代科技改变了战争的平衡:日本终究被现代性超克了。裕仁的话是在警告,使用这种科技,可能会给文明本身带来终结的危险。他的讲话的含义引起了争论,但讲话的基调是暗示日本人不应该让物质科技的力量毁灭他们的精神或根除他们的“日本人特质”;如果任由现代科技统治一切,那么把我们塑造为人的精神又将何去何从?战后日本即使面临现代科技的饱和,也应当留存其精神财富。


飞扬 编辑  /  东宇 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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