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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作业 | 中国图像在德国的历史变迁

毛彦丁 通识联播 2020-09-30

博雅哥说


随着历史进程中东西方文明交流的不断深入,中国图像在德国乃至欧洲亦由朦胧走向清晰,并在跌宕起伏之中被不断赋予愈发多元而复杂的时代意涵。对于中国图像历史变迁的回溯,不仅有助于我们以他者眼光重新审视自身文明,也为我们透过话语体系窥探与解读德国社会提供了一条路径。


本文是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罗炜老师开设的核心通识课程“德语名家中国著述选读”的优秀课程作业,作者是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毛彦丁。


Vol.609

优秀作业

中国图像在德国的历史变迁


毛彦丁



朦胧神秘的东方意象——13世纪之前

早在古希腊与古罗马时期,西方人对于中国的感知即具有了雏形。古希腊人将中国人视作北极民族,而古罗马人则称中国为“塞里斯”。然而,由于交流的障碍,中国图像总体上仍显得模糊不清,且停留在想象层面。一直到13世纪,欧洲与中国之间仍然缺乏直接接触,其交流成果仅能在早期文献中窥见一斑。在此情况下,德国相关文献对于中国的刻画也止步于“异教民族”、“塞里斯人”等粗略概括,再无过多描述。


正面形象的逐步构建——13世纪至17世纪

13世纪中期,蒙古西侵的胜利为中西交流开辟了一条陆上通道,同时也为欧洲与中国的直接交流创造了前提。在此期间,马可·波罗在其游记中对中国的描绘更加激励着西方人对于这个名为“契丹”的国度的好奇心与求知欲。但就德国而言,由于内部割据分裂与民生凋敝的情势,其与中国的交流在相当程度上落后于其余欧洲国家。直到《马可·波罗游记》的德译本于1477年在纽伦堡出版之前,其对于中国的情况仍是一知半解,并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欧洲其他国家的介绍与描述。


在《马可·波罗游记》德译本发行之后,中国形象终于开始深入到德意志民间。同时,伴随着传教事业在中国的展开,受到良好教育的西方传教士对于中国文化也持理解、尊重乃至敬仰的态度。以汤若望为代表的传教士不仅将西方文化植入中国,同时也向本国人传播了中国政治清明、民生安宁的盛世图景。经过传教士的描绘,一幅宏大壮丽而高度理想化的中国图像就此被建构起来。


在正面图像的感召下,一股“中国热”的潮流逐渐蔓延于德国,并渗透于各种文化形式之中。莱布尼茨重视中国的实践哲学,腓特烈大帝则在中国这面明镜上看见了与欧洲的混乱相对应的祥和安宁。此外,《中国哲学家》、《中国新论》等著作的出版,使得中国文化在西方人心中占据了一方天地,而洛可可艺术及丝绸瓷器等商品的风行也使得中国的美好形象在德国又增色几分——中国不仅有着意蕴深长的精神文明,并且善于在物质上呈现美的艺术。这个强大的东方帝国既映衬出欧洲的疾苦,也寄托了西方人对于理想生活的憧憬。尤其是对于身处启蒙运动潮流中的莱布尼茨等人而言,科举考试、明君圣主以及蕴含实践伦理的儒家思想,都彰显了理性而高尚的生活方式,能够成为与西方封建制度斗争的武器。


《马可·波罗行纪》书影


昔日强国的陨落——18世纪至19世纪

尽管中国的理想化图景一度在德国乃至整个欧洲占据主流,但作为文化的受体,德国对于中国的感知始终无法与自身形势相脱离。一方面,礼仪之争的白热化与“禁约”教谕的颁布,直接导致康熙帝采取禁教行动作为回应,使得中国形象的界定权转交到了唯利是图的来华欧洲商人手中,文化伦理随即被弃之一旁。另一方面,科学技术在西方的发展又显得中国仿佛在历史的轨道上原地踏步,远远落后于奔流向前的西方文明。在此情形下,彼时值得称道的中国文化成为了愚昧封闭的代名词,强国形象逐渐被“木乃伊”、“东方独裁者”等标签所覆盖。在德国,也很难再找到中国形象的辩护者,无论是赫尔德、黑格尔,还是郭实猎、艾克罗特,均对中国文化大肆抨击。若非歌德与席勒等人仍未忘却中国的文学价值,若非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个闭关自守的国度还寄予革命的期望,德国人眼中的中国或许会在真正意义上一无是处。


在中国的国门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并最终沦为资本主义的附庸之后,中国形象走向了又一个低谷。悲惨的国运证明了自身的弱小,而与义和团运动相伴而生的“黄祸”论则进一步妖魔化了整个民族,威廉二世的“匈奴演说”即是这种背景下的产物。在欧洲舆论及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影响下,德语区的中国形象无法摆脱软弱、落后等刻板印象,中国就此成为了西方文明扩张下的牺牲品。


一幅预言黄种人践踏白种人的漫画,1899年


“中国热”回潮与正面形象重构——20世纪前期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的战败至少在两方面为中国正面图像的重塑创造了前提。一方面,战败直接迫使德国对在华利益作出让步,敌对状态逐渐向某种程度上的关系平衡转变,中德两国由此具有了在经济和文化领域对话的可能;另一方面,战争所遗留的精神创伤使得德国人从欧洲中心主义的迷梦中清醒过来,开始重新审视与反思自身文明,进而将神秘超脱的道家思想作为精神上的安定剂。


战争与现代化发展中的精神危机,共同为德国正视和挖掘中国文化价值提供了动机,进而促成中德在文化交流上的丰硕成果。在马丁·布伯、卫礼贤等人的努力推动下,中国典籍的价值在德语区得到广泛关注。20世纪20年代后,在汉学领域所建立的学会、机构及联合会等组织不断出现,共同致力于中德在学术间的交流。至此,两国终于站在了同一对话平台上,并在文化沟通上具备了完善的物质条件。就中国文化对德国的影响而言,或许正如荣格所说:“东方的精神的确拍打着我们的大门。” 在历经长达百余年的负面评价之后,中国图像终于重又被德国民众所理解,其思想智慧亦再度获得了尊重。


德文版《道德经》


跌宕起伏的多元立体图像——二战至今

二战后的冷战格局和意识形态对立,以及社会主义的曲折发展都使得中国图像在西方世界重又被添上了一抹魔幻色彩。毛泽东时代的乌托邦图景、道家思想的神秘以及日益膨胀的人口等印象混合交杂,共同编织出了一幅诡谲奇异而充满争议的中国画面。


改革开放的巨大成果,既在世界舞台上塑造了强大的中国形象,同时也引发了德国等西方国家对于中国的矛盾心理。作为一个快速发展的国家,中国的市场与劳动力等资源无疑为德国自身的发展提供了机遇;而作为西方世界的对立面,中国的形象仍难以摆脱被西方媒体妖魔化的厄运,以至于其成就往往被忽视,反被贴上“威胁”、“技术剽窃”等负面标签,至于中华民族的国民性,西方的认知也存在分歧。尽管如此,温润有礼、文质彬彬的中国人形象仍然在德国根深蒂固。随着中西交流的不断深入,今天的中国图像依旧在经历着一次次的解读与建构,并染上时代的色彩。一个多元而立体的中国图像愈加凸显,并透过文化的万花筒呈现出丰富的光影。


小结

历史风云变幻,中国图像走过了一处处高峰与峡谷,并仍将在摇摆不定、跌跌撞撞的步伐中走向远方。在今昔的比照中,在以他者眼光对自身的重新审视中,我们依旧能够在跌宕起伏的中国图像变迁中洞悉或多或少的规律。首先,一个国家的形象与自身国力密不可分,工业革命之前的盛世气象使中国一度成为先进文明的化身,而这个东方帝国随后的停滞衰颓则为其形象走向滑坡埋下伏笔。其次,对于中国图像的解读受制于德国自身的时代遭遇。对实践伦理的追求符合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精髓,而风行一时的道家思想则是对于战败后的德意志民族的精神救赎,如若将时代背景与国家图像相剥离,便无法深刻理解表象背后的实质。第三,国家图像的呈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传播媒介,因而难免带有主观性与片面性。传教士眼中斯文有礼的中国人到了商人眼中,即被添上了虚伪做作的污名,这种带有主观情感的印象一经放大,便能够影响对于国家形象的主流感知。即使在今天,西方对于中国的误解也与部分媒体的片面报道存在极大关联。


需要承认的是,在全球化的当下,国家间的交流已变得越来越便捷,并一步步扩延于各个领域。在此意义上,国家图像的元素与受众也将更加多元,因而同一图像上往往会呈现出丰富多彩甚至截然对立的色调。我们不妨期待,经过历史长河的洗涤,中国图像将在一次次的破与立中被赋予更深邃、更具包容性的时代意涵。


参考文献:

(1)夏瑞春(编):《德国思想家论中国》。陈爱政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8月第1版。

(2)丁建弘:《德国通史》。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

(3)卜松山:《发现中国:传统与现代》。张伟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秋阳 编辑  /  维阳 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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