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崇峰 | 菩提像初探
博雅哥说
今天博雅哥带来的是本学期的通识核心课程之一“佛教艺术与考古：南亚与中国”的授课教师李崇峰教授的一篇关于菩提像的文章。菩提像系汉文术语，应指“珠缨宝冠、奇珍交饰”、偏袒右肩、结枷跌坐、作触地印之佛像，表现悉达多太子在伽耶菩提树下指名地神作证、行将成道前之形象。这位穿着华贵的太子，缨络庄严，宝冠繁复，项严宽大，臂圳精致。在印度现存早期佛教雕塑中，太子辞别车匿后从未发现佩戴任何饰物。依据玄类和王玄策记载,这种学界俗称“宝冠佛”之形象乃弥勒所造，因其“恐工人之思不测圣容，故我躬来图写佛像”。五至七世纪，当时居住于摩诃菩提寺及那烂陀的高僧大德，偏重弥勒之学，故而对弥勒规摹之像推崇备至。玄类、王玄策、义净以及天竺高僧地婆诃罗等都曾到两寺朝拜、留学或修行，目睹“像今尚在，神功不亏”，待其返国或东行时请回粉本。因此，这种形象在七世纪盛行中土，疑为上述两寺寺学影响之结果。
本文原刊《石窟寺研究》第三辑第190-211页。
Vol.729.2
走进课堂
菩提像初探
李崇峰
考古文博学院
龙门石窟东山擂鼓台北洞主室正壁和左右侧壁各雕一坐佛，坐佛之间雕游戏坐菩萨像,前壁门道两侧各造一多臂菩萨立像。正壁主尊，结跏趺坐，五官漫漶，颈部三道，宽肩、挺胸、细腰、收腹，珠璎宝冠，奇珍交饰，项严繁复，臂钏精致，偏袒右肩；右臂与左小臂残损，左手内敛置放腹前，双腿已残毁，东面而坐；下为方形束腰叠涩须弥座（图1）。
迄今为止，学界对北洞正壁主像争议较大。多数学者认为，他是密教的大日如来；也有学者认为是密教的释迦佛顶佛，有的认为是“释迦成道像”，有的认为是菩提瑞像，还有学者推测“是‘当今’的皇帝，即中宗的造像”。
值得注意的是，擂鼓台北洞外立面窟门上方的一圆拱龛（原编2071号，现编擂鼓台区5-32龛），内造一佛、二弟子、二菩萨及金刚力士，主尊头部已残，结跏趺坐，偏袒右肩，左小臂内屈，手已残失，右小臂前伸，似垂手指地（图2）。龛下题记作：“佛弟子阎/门冬奉为/圣神皇帝/陛下及太/子诸王师/僧父母七/世先亡法/界一切众/生敬造菩/提像□龛/及诸菩萨/以此造像/功德普及/法界苍生/俱出爱河/咸升佛果/大足元年（701年）/三月八日/庄严成就/”。此龛应为北洞完工后开凿，龛内主像与北洞主尊样式相似，疑仿洞内主尊雕造。倘若此推断不误，北洞主像应为菩提像。
菩提像，汉文史料中有不同名称。既称“菩提像”、“菩提树像”或“摩诃菩提树像”，也叫“慈氏菩萨所作成道时像”，还作“真容像”、“真容”或“金刚座真容像”，表现的是“如来初成佛像”。它的原创地，应是古代摩揭陀国的伽耶(Gayā)。
据冯承钧先生研究，“中国同印度交际最活动的时间，从来无及唐初百年者。这个时代出了一位玄奘大师，又出了一位建功异域的外交使臣王玄策”。玄奘唐贞观元年（627年）西行求法，贞观十九（645年）正月七日返抵长安，三月住弘福寺，奉敕撰《大唐西域记》，“记其所历诸国风俗”。 王玄策于唐贞观十七年（643年）、二十一年（647年）和显庆二年（657年）“前后三度”奉使天竺，所著《中天竺行记》，亦作《王玄策行传》，成为当时中土了解印度的重要资料，如麟德三年（666年）百官奉敕撰写的《西国志》，文字六十卷，图画四十卷，合成一百卷，主要“依《（玄）奘法师行传》、《王玄策传》及西域道俗，任土所宜”完成，惜早已亡佚。
《大唐西域记》卷八“摩揭陀国”条记述摩揭陀国伽耶菩提树东有精舍。“精舍故地，无忧王先建小精舍，后有婆罗门更广建焉……精舍既成，招募工人，欲图如来初成佛像。旷以岁月，无人应召。久之，有婆罗门来告众曰:‘我善图写如来妙相。’众曰：‘今将造像，夫何所须？’曰：‘香泥耳。宜置精舍之中，并一灯照我，入已，坚闭其户，六月后乃可开门’。时诸僧众皆如其命，尚余四日，未满六月，众咸骇异，开以观之。见精舍内佛像俨然，结加趺坐，右足居上，左手敛，右手垂，东面而坐，肃然如在。座高四尺二寸，广丈二尺五寸；像高丈一尺五寸，两膝相去八尺八寸，两肩六尺二寸。相好具足，慈颜若真，唯右乳上图莹未周。既不见人，方验神鉴。众咸悲叹，殷懃请知。有一沙门宿心淳质，乃感梦见往婆罗门而告曰：‘我是慈氏菩萨，恐工人之思不测圣容，故我躬来图写佛像。垂右手者，昔如来之将证佛果，天魔来娆，地神告至，其一先出，助佛降魔。如来告曰：汝勿忧怖，吾以忍力降彼必矣。魔王曰：谁为明证？如来乃垂手指地言：此有证。是时第二地神踊出作证。故今像手仿昔下垂。’众知灵鉴，莫不悲感。于是乳上未周，填厕众宝，珠璎宝冠，奇珍交饰……像今尚在，神工不亏”。
关于这身造像，唐道世《法苑珠林》卷二十九《感通篇·圣迹部》特别征引王玄策的记载。“依《王玄策行传》云：西国瑞像无穷。且录摩诃菩提树像云：昔师子国王名尸迷佉拔摩[唐云功德云]梵王，遣二比丘来诣此寺。大者名摩诃諵[此云大名]，小者优波[此云授记]。其二比丘礼菩提树、金刚座讫，此寺不安置，其二比丘乃还其本国。王问比丘：‘往彼礼拜圣所来，灵瑞云何？’比丘报云：‘阎浮大地，无安身处’。王闻此语，遂多与珠宝，使送与此国王三谟陀罗崛多。因此以来，即是师子国比丘。又金刚座上尊像，元造之时，有一外客来告大众云：‘我闻募好工匠造像，我巧能作此像’。大众语云：‘所须何物？’其人云：‘唯须香及水及料灯油艾料’。既足，语寺僧云：‘吾须闭门营造，限至六月，慎莫开门，亦不劳饮食’。其人一入，即不重出，唯少四日，不满六月。大众评章不和，各云：‘此塔中狭窄，复是漏身，因何累月不开见出？’疑其所为，遂开塔门。乃不见匠人，其像已成，唯右乳上有少许未竟。后有空神，惊诫大众云：‘我是弥勒菩萨”。像身东西坐，身高一丈一尺五寸，肩阔六尺二寸，两膝相去八尺八寸；金刚座高四尺三寸，阔一丈二尺五寸。其塔本阿育王造，石钩栏塔。后有婆罗门兄弟二人，兄名王主，弟名梵主；兄造其塔高百肘，弟造其寺。其像自弥勒造成已来，一切道俗规模图写，圣变难定，未有写得。王使至彼，请诸僧众及此诸使人至诚殷请，累日行道、忏悔，兼申来意，方得图画，仿佛周尽。直为此像出其经本，向有十卷，将传此地。其匠宋法智等巧穷圣容，图写圣颜；来到京都，道俗竞摸”。故而，玄奘所记“如来初成佛像”，依《王玄策行传》，亦作“摩诃菩提树像”或“金刚座上尊像”。
王玄策所记菩提树像，尤其像的尺寸，与玄奘所记几乎相同，盖因王玄策拜谒天竺圣迹时，常有“以笏量之”习惯。此外，王玄策特别记述弥勒所造尊像置金刚座（Vajrāsana）上，故后来有“金刚座真容”之称。尤为重要的是，“又依《王玄策传》云：此汉使奉勅往摩伽陀国摩诃菩提寺立碑，至贞观十九年（645年）二月十一日，于菩提树下塔西建立，使典司门令史魏才书：昔汉魏君临，穷兵用武，兴师十万，日费千金，犹尚北勒阗颜，东封不到。大唐牢笼六合，道冠百王，文德所加，溥天同附。是故身毒诸国，道俗归诚。皇帝愍其忠款，遐轸圣虑，乃命使人朝散大夫行卫尉寺丞上护军李义表、副使前融州黄水县令王玄策等二十二人，巡抚其国。遂至摩诃菩提寺。其寺所菩提树下金刚之座，贤劫千佛，并于中成道。观严饰相好，具若真容；灵塔净地，巧穷天外。此乃旷代所未见，史籍所未详。皇帝远振鸿风，光华道树，爰命使人，届斯瞻仰。此绝代之盛事，不朽之神功。如何寝默詠歌、不传金石者也！乃为铭曰：‘大唐抚运，膺图寿昌。化行六合，威棱八荒。身毒稽颡，道俗来王。爰发明使，瞻斯道场。金刚之座，千佛代居。尊容相好，弥勒规摹。灵塔壮丽，道树扶疏。历劫不朽，神力焉如’”。
王玄策等使臣奉敕立《身毒国摩诃菩提寺碑》于摩诃菩提寺，实修敬于菩提树下金刚座及弥勒所规摹之“真容”像。
摩诃菩提寺（图3），玄奘称摩诃菩提僧伽蓝，系梵文Mahābodhi-saṃghārāma之汉译。《法苑珠林》引《王玄策行传》所载摩诃菩提寺，与玄奘《大唐西域记》所记摩诃菩提僧伽蓝大同小异；两文皆记该寺系锡兰国王所造，只是王玄策所载国王及其派遣之比丘，较玄奘所记更为具体。据王玄策记载，狮子国(僧伽罗国Siṃhala)王，名尸迷佉拔摩，唐云功德云，梵文称Ṥrīmeghavarṇa，巴利语作Sirimeghavaṇṇa，亦称吉祥云色王；在位时间应为公元362-390年，共二十八年。尸迷佉拔摩登基之后，曾修复大寺(Mahāvihāra)，重集僧众，在狮子国佛教史中占有重要地位。身毒国王，名三谟陀罗崛多，亦作三谟陀罗笈多，梵文作Samudra Gupta，意译海护，约公元320年以后即位，380年之前驾崩。据此，摩诃菩提寺建造的时间，应为公元四世纪后半叶。实际上，依据摩诃菩提寺出土之碑铭，狮子国僧俗从公元前150年到公元800年不断拜谒菩提树及金刚座，多渴望“向正道、得果证”。
大约从公元600到1200年，摩诃菩提寺经历了多次重修。尽管玄奘和王玄策所瞻仰并详细记述的菩提树像早已不存，但摩诃菩提寺僧众迄今仍保持着崇奉菩提树及金刚座之传统，菩提树下成道像一直是摩诃菩提寺的主流朝拜形象，如现存大塔面向金刚座的那身（图4）。又，该寺现存较早的一件触地印成道像，系用黑色玄武岩雕造，藏于摩诃菩提寺内一小院中。像高5.5呎（1.68米），结跏趺坐，螺发，偏袒右肩，左手内敛置于脐前，右手垂作触地印。像座铭文为Kuṭila体，雕造年代应为9-10世纪（图5）。这身造像之规模、材质及像座细部，与摩诃菩提寺第一层佛殿内像座相似，故有学者推测原为摩诃菩提寺主殿之像，但缺乏可靠证据。尽管如此，这件造像的姿态是典型的“如来初成佛像”，类似形象在印度佛教造型艺术中多有发现。
印度北方邦勒克瑙博物馆收藏的一件浮雕（No. B208），出土于秣菟罗Jamālpur遗址，可能原置贵霜时期修造的胡维色迦(Huviṣka)大寺。该浮雕表现多幅佛传场景（图6），包括成道像。秣菟罗博物馆收藏的另一件同期佛传浮雕(No. H.1)，出土于秣菟罗Rājghāt遗址，也表现了成道像。不过，秣菟罗出土的两件浮雕佛传中的成道像，皆作螺发，通肩披衣，左手敛，右手垂作触地印，结跏趺坐。萨尔纳特(Sārnāth)的佛传雕刻，多以造像碑形式表现，通常采用四相或八相图。当地艺术家或工匠对成道题材给予很大关注，同时加入了若干新因素，可以分作两种类型：一种作为四相图或八相图之一相，另一种则系单幅成道场景。在四相图或八相图中，佛螺发，大多偏袒右肩，个别通肩披衣，左手内敛置于腹前，右手垂作触地印，结跏趺坐，如萨尔纳特遗址寺院区出土的一件八相图造像碑，大约雕造于5世纪，表现了这一题材。单幅场景的触地印成道像，现仅存一件，1905年出土于同一遗址（图7）。佛头已毁，双臂残损，偏袒右肩，左手内敛置于腹前，右手垂作触地印，结跏趺坐于须弥座上；佛座表面雕出二地神，座上沿铭文作：“这是佛教高僧Bandhugupta的礼物”，铭文字体可定在6-7世纪。这是迄今所知印度现存最早的单幅触地印成道像。加尔各答印度博物馆收藏的另一件八相图，出土于那烂陀(Nālandā)，系波罗王朝(Pāla)时期（8-12世纪）雕造，中央主像结跏趺坐，螺发，偏袒右肩，左手内敛置于腹前，右手垂作触地印。加尔各答印度博物馆收藏的另一件造像碑（图8），则出土于比哈尔(Bihār)，大约雕造于波罗王朝后期，主尊珠璎宝冠，奇珍交饰，佩饰项严，偏袒右肩，左手内敛置于腹前，右手垂作触地印，结跏趺坐于莲座上，表现了菩提树下成道场景。
上述遗物表明：菩提树下成道像，在印度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螺发，偏袒右肩，结跏趺坐，左手内敛置于腹前，右手垂作触地印，通称触地印佛像(Budda in bhūmisparśamudrā)，象征悉达多太子在伽耶菩提树下降魔成道。另一种“珠璎宝冠，奇珍交饰”，佩项严及臂玔，余同前者，通称宝冠佛(Crowned Budda)，表现悉达多太子指名地神作证、行将成道前之光彩形象。这位穿着华贵的太子，结跏趺坐(paryaṅka-banddha)，偏袒右肩(ekāṃsam uttarāsaṅgaṃ kṛtvā)，璎珞庄严(ābharaṇa)，珠璎宝冠(mukuṭa)、项严(kaṇṭhābharaṇa)宽大、臂玔(keyūra)精致。在印度早期佛教雕塑中，太子辞别车匿后从未发现佩戴任何饰物。故而，我们可以揣度玄奘和王玄策等人昔日在印度所见菩提像之形貌。
远在东南亚的缅甸，与佛成道地伽耶曾有密切交往，惟现存早期雕塑中似不见宝冠佛像。Khin Ba遗址曾出土一件镏金银舍利盒（图9），现藏摩萨博物馆(Hmawza Museum)。舍利盒周围雕刻四佛，皆螺发，偏袒右肩，左手内敛置于腹前，右手垂作触地印。依据铭刻，这四身佛像分别表现的是释迦佛及其前三佛，即Kassapa（迦叶佛），Kakusandha（拘留孙佛），Koṅgāmana（拘那含佛），雕造时间应为五、六世纪。此外，蒲甘Kyinlo佛塔和Myinpagan佛塔也出土了若干触地印成道像，大多为11世纪雕造。其中的一件许愿碑上表现百身“如来集会”，均结跏趺坐，螺发，偏袒右肩，作触地印。至于1090年完工的蒲甘阿难寺(Ānanda Temple)，保存了大量造像碑。其中的三件，皆螺发，偏袒右肩，左手内敛置于腹前，右手垂作触地印，结跏趺坐，分别表现了悉达多树下落座、魔军战扰和魔女诱惑三个连续场景。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中土高僧西行求法留学之处，主要是摩揭陀的那烂陀寺和摩诃菩提寺。那烂陀寺在恒河右岸，古王舍城之北，其名不见法显记载。该寺系笈多国王铄迦罗阿迭多(Śakrāditya，帝日王)于五世纪上半始造，后“历代君王继世兴建”，至唐蔚为印度最大寺院，被誉为“像法之泉源，众圣之都会也”。至于摩诃菩提寺，位于王舍城西南，乃释迦成道之地，因有佛之真容像，为求法者必礼之处。实际上，那烂陀寺也有菩提像。据《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三：“那烂陀寺西北有大精舍，高三百余尺，婆罗阿迭多王(Bālāditya，幼日王)之所建也，庄严甚丽，其中佛像同菩提树像”。
现存汉文史料中，以法显最早亲历并记述伽耶城及菩提树，时间大约在东晋元兴二、三年（404-405年）间。不过，法显仅记“后人皆于中起塔立像，今皆在…佛得道处有三僧伽蓝，皆有僧住，众僧民户供给饶足，无所乏少。戒律严峻，威仪、坐起、入众之法，佛在世时圣众所行，以至于今”。故而，法显似乎没有注意到该地有弥勒所造菩提树像。智猛于后秦弘始六年（404年）自长安西行求法。“至迦维罗卫国，见佛发、佛牙，及肉髻骨、佛影、佛迹，炳然具在。又覩泥洹坚固之林（涅槃处），降魔菩提之树（成道处），猛喜心内充，设供一日，兼以宝盖大衣覆降魔像”。智猛所覆“降魔像”，疑为后世所言“如来初成佛像”。不过，佛像是否珠璎宝冠，奇珍交饰，佩饰项严及臂玔？是否偏袒右肩，左手敛，右手垂作触地印？则不得而知。
上述珠璎宝冠、奇珍交饰、佩饰项严及臂玔、偏袒右肩、左手敛、右手垂作触地印之佛像，传为弥勒所造，或者说弥勒“图写佛像”、“弥勒规摹”真容之说，似与五世纪以降无著、世亲及护法、戒贤一派有关。
“无著(Asaṅga)、世亲(Vasubhandu)是北印犍陀罗人，兄弟二人都在有部出家。无著先是修习小乘空观，感到不满足，后经弥勒的指点而改信大乘，所以他所传习的是弥勒学说。世亲对有部的阿毗达磨很有研究，著《俱舍论》，表示对小乘很有自信，所以那时他的立场是反对大乘的，后来得到无著的帮助改宗大乘，兄弟两人就共同弘扬弥勒的学说。弥勒的学说是以《瑜伽师地论》为根本”。“《瑜伽师地论》之本地分，即弥勒所作之本母也”。此外，佛在菩萨藏（即大乘经典）中所说戒学要义，“原本散见于佛说契经中，由弥勒菩萨综集而成书”。约当中土东晋（317-420年）之前，“印土弥勒之学犹黯然未彰”。吕澂先生认为：据《婆薮盘豆传》记载，世亲深得笈多朝正勤日王(铄迦罗阿迭多)和新日王(婆罗阿迭多王)两代的信仰，两王曾捐助世亲建造寺庙，或系那烂陀寺一部分，因为玄奘还看过世亲讲学的场所。无著、世亲的学说出自弥勒。弥勒并非实在的人，而是居住于兜率天、将要成佛的菩萨。无著、世亲所传，以弥勒署名的书有五部，即《瑜伽师地论》、《分别瑜伽论》、《分别中边论》、《大乘庄严经论》和《金刚般若论》。这五部书都是弥勒说，所以称为“弥勒五论”，其中《瑜伽师地论》是五论中主要的一部。无著、世亲学说的基本典据，就是《瑜伽师地论》。那烂陀寺建成后，以无著、世亲学说为中心，对各种佛学思想同时弘扬。这一派的学者，主要在那烂陀寺活动，著名者有护法、德慧、安慧、光友、戒贤等，都极为推崇弥勒。其中，护法(Dharmapāla)出家后，便去那烂陀寺，其后在该寺当主持，时年仅二十余岁。护法主持寺学时，主要是瑜伽行派。传说护法与人辩论时，曾说“释迦后应是弥勒成佛”乃弥勒的主张。护法门下最出色之高足，是戒贤(Śīlabhadra尸罗跋陀罗)。护法二十九岁时，即大约543年前后，离开那烂陀寺而赴佛成道地伽耶，在摩诃菩提寺住了三、四年，修习禅观并从事著述。玄奘和义净都曾翻译过护法的著作。护法离职后，戒贤受命主持那烂陀寺讲座，到玄奘抵那烂陀时，他已一百六岁，是玄奘的老师。故“戒贤，法相之大师，传护法唯识之学”，“常愿生于尊（兜率天）宫”。因此推崇弥勒，系那烂陀寺包括摩诃菩提寺僧众之传统。
现存文献表明：摩诃菩提寺的菩提树像和那烂陀寺的同类造像在中古时期受到了各地佛教徒，尤其瑜伽行学派的极大推重。这种佛像，应该是“珠璎宝冠，奇珍交饰”，佩项严、臂玔，偏袒右肩，左手内敛置于腹前，右手垂作触地印，结跏趺坐的“宝冠佛”。如沉浸世亲《俱舍论》之高僧玄照，以贞观（627-649年）中杖锡西迈，“渐次南上，到莫诃菩提，复经四夏。自恨生不遇圣，幸覩遗踪。仰慈氏所制真容，着精诚而无替。爰以翘敬之余，沈情《俱舍》，既解《对法》，清想律仪，两教斯明。后之那烂陀寺，留住三年。就胜光(Jinaprabha)法师学《中》、《百》等论，复就宝师子(Ratnasiṃha)大德受《瑜伽十七地》。禅门定潋，亟覩关涯。既尽宏纲，遂往弶[巨亮反]伽河北，受国王苫部供养”。
王玄策三次奉使印度，其中两次游历摩诃菩提寺，瞻仰菩提树像，“观严饰相好，具若真容”。因感“此乃旷代所未见，史籍所未详”，故为此像出其经本，请工匠宋法智图写圣颜。后带回“京都，道俗竞摸”。
玄奘法师西行求法前，曾从长安大觉寺道岳法师学《俱舍论》。后“誓游西方，以问所惑，并取《十七地论》以释众疑，即今之《瑜伽师地论》也”，换言之，“大师去国，旨在取《瑜伽》大论”。故而，虽在那揭罗喝国佛顶骨城时“印得菩提树像”，但仍远赴瑜伽行派重镇、摩揭陀国那烂陀寺和摩诃菩提寺，“欲礼菩提树像”。“法师至，礼菩提树及慈氏菩萨所作成道时像，至诚瞻仰讫，五体投地，悲哀懊恼，自伤叹言：‘佛成道时，不知漂沦何趣’。今于像季方乃至斯，缅惟业障一何深重，悲泪盈目。时逢众僧解夏，远近辐凑数千人，观者无不鸣噎”。依据《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师行状》：“法师从少以来，常愿生弥勒佛所。及游西方，又闻无著菩萨兄弟，亦愿生覩史多天宫，奉事弥勒，并得如愿，俱有证验，益增克励。自至玉花，每因翻译及礼忏之际，恒发愿上生覩史多天，见弥勒佛。除翻经时以外，若昼若夜，心心相续，无暂恷废。从翻《大般若》讫后，即不复翻译，唯行道礼忏…至（麟德元年）正月三日，法师又告门人：‘吾恐无常，欲往辞佛’。遂与弟子等往，先造俱胝(koṭi)像所，礼忏辞别”。临终之际，玄奘又命塑工宋法智于嘉寿殿竖菩提树像骨，“复口说偈教傍人云：‘南无弥勒、如来应正等觉，愿与含识速奉慈颜；南无弥勒、如来所居内众，愿舍命已必生其中”。这既表明：玄奘毕生奉传无著、世亲瑜伽行派学说，创慈恩宗（法相宗/唯识宗），临终之际在菩提树像前礼忏，祈求往生兜率，值遇弥勒，证得佛果；也暗示出：弥勒与菩提树像乃一固定组合形式。又，高僧灵运“追寻圣迹，与僧哲同游。越南溟，达西国。极闲梵语，利物在怀。所在至处，君王礼敬。遂于那烂陀画慈氏真容、菩提树像，一同尺量，妙简工人。赍以归国，广兴佛事，翻译圣教，实有堪能矣”。
义净仰慕传承世亲律学之德光(Guṇaprabha)，因“德光乃再弘律藏”。674年前后，义净“往大觉寺，礼真容像。山东道俗所赠紽绢，持作如来等量袈裟，亲奉披服。濮州玄律师附罗盖数万，为持奉上。曹州安道禅师寄拜礼菩提像，亦为礼讫。于时，五体布地，一想虔诚。先为东夏四恩，普及法界含识。愿龙华初会，遇慈氏尊，并契真宗，获无生智”。值得注意的是，在义净行将启程求法之前，竟有各地信徒托付义净代之拜谒、瞻礼，甚至供奉菩提树像。义净游历印度之后，“以天后证圣之元乙未（695年）仲夏还至河洛，将梵本经、律、论近四百部合五十万颂，金刚座真容一铺，舍利三百粒。天后敬法、重人，亲迎于上东门外”。中土传统上称佛教为像教，即立像设教。唐李周翰注《文选》时明确指出：“‘象教’，谓为形象以教人也”。故而，至迟迄开元初年，佛像仍为传法之主要媒介或手段之一。义净自印度返国时仅请“金刚座真容像”，由此可见它在当时佛教信徒心目中的崇高地位。
“中天竺国三藏法师地婆诃罗(Divākara)，唐言日照，婆罗门种。幼而出家，住摩诃菩提及那烂陀寺。三藏风仪温雅，神机朗俊。负笈从师，研精累岁，器成琱玉，学擅青蓝。承沙门玄弉传教东归，思慕玄门，留情振旦，既而占风圣代，杖锡来仪，载阐上乘，助光神化。爰以永隆初岁(680年)，言届京师。高宗弘显释门，克隆遗寄，乃诏：缁徒龙象，帝邑英髦。道诚律师、薄尘法师十大德等，于魏国西寺翻译经论之次…更译《密严》等经论十有余部，合二十四卷，并皇太后御制序文，深加赞述，今见流行于代焉。三藏辞乡之日，其母尚存。无忘鞠育之恩，恒思顾复之报，遂诣神都，抗表天阙，乞还旧国。初未之许，再三固请，有勅从之。京师诸德，造绯罗珠宝袈裟，附供菩提树像”。地婆诃罗来中土前长期居住摩诃菩提寺及那烂陀寺，浸透二寺宗旨，疑深受护法、戒贤一派影响，推崇弥勒规摹之菩提树像。又，地婆诃罗于两京东西太原寺及西京弘福寺译经时，沙门薄尘担当证义。咸亨（670-673年）年间奉诏入武瞾家庙太原寺之思恒，深为薄尘所重。思恒后来参与义净译场，亦作证义，或许目睹过义净所请“金刚座真容像”。据《唐大荐福寺故大德思恒律师志文并序》， 思恒“陟方山、五台间”，“尝致舍利七粒，后自增多，移在新瓶，潜归旧所。有为之福，所以济群品也，造菩提像一铺”。思恒所造菩提像，疑与地婆诃罗或义净有关。
宋叶廷珪《海录碎事》卷九下《圣贤人事部·奉佛仙门》引沈佺期（？-714 年）《菩提像文》：“欢喜园，沈佺期奉勑撰《菩提像文》：冕旒多暇，每寻欢喜之园；舆辇经行，即对醍醐之沼”。又，据周一良先生研究：“‘道场’本来是用来翻译bodhimaṇḍa的词，指菩提树下释迦成佛之地，后来演变成举行佛教仪式的地方…武则天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她在长安、洛阳的宫中都修建了寺院，改称‘内道场’…(尽管)内道场首创人不可确言，（但）武则天是一位导入新观念、新制度、创用新字的女皇，因此，她很可能赞同隋炀帝创造的新名词而放弃旧名‘寺’”。这种改动是否有崇奉摩诃菩提寺，即菩提树像之意？
综上所述，菩提像既是七世纪天竺流行的佛教造像，也是当时中土信徒推崇至上的礼拜对象，这种形象在武瞾前后确为朝野所重。
中国现存最早的纪年菩提像遗迹，疑为四川浦江飞仙阁第60龛。该龛主尊头戴宝冠，双耳缀饰，佩臂钏，偏袒右肩；结跏趺坐，左手内敛置于腹前，右手垂作触地印。龛外左侧刻“永昌元年（689年）五月为天皇天后敬造瑞像壹龛□□合家大小□通供养”。此外，广元千佛崖第366号窟（菩提瑞像窟），主尊珠璎宝冠，奇珍交饰、颈饰项严，右臂佩钏，偏袒右肩；结跏趺坐，左手内敛置于腹前，右手垂作触地印（图10）；窟口右壁碑额篆书“菩提像颂”，碑文题作“大唐利州刺史毕公柏堂寺菩提瑞像颂并序”，推测该窟开凿于唐睿宗景云、延和年间（710-712年）。依据近年调查及刊布的资料，四川地区至少保存了十六龛此类造像，其中最晚纪年者为巴中南龛第103龛（乾符四年，即877年）。四川石窟中的菩提像，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结跏趺坐，珠璎宝冠，奇珍交饰，偏袒右肩，左手内敛置于腹前，右手垂作触地印，如浦江飞仙阁第60龛和广元千佛崖第366窟主尊。这种类型占多数，且与龙门擂鼓台北洞主尊相同；另一种数量较少，造型与前一种基本相似，唯螺发，如广元千佛崖第535号窟（莲花洞）和巴中西龛第87号龛主尊。此外，四川石窟中还出现了菩提像与弥勒像成组开凿的现象，如广元千佛崖第366 窟（菩提像）与365窟（弥勒），巴中西龛第87龛（菩提像）与第90龛（弥勒），浦江鸡公树山漏米石第15龛（菩提像）与第14龛（弥勒）；有的甚至把菩提像与弥勒像同置一龛之内，如巴中西龛第73龛（图11），巴中石门第12龛。
实际上，早在唐总章元年（668）之前，四川地区已经出现了菩提像。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六《艺绝》更详载“成都宝相寺偏院小殿中有菩提像，其尘不集如新塑者。相传此像初造时，匠人依名堂先具五脏，次四肢百节。将百余年，纤尘不凝焉”。段成式卒于唐咸通四年（863年），所记菩提像至迟应完工于八世纪中叶前后。
四川地区雕造菩提像之粉本或图样，应来自两京。“盖益都多名画，富似他郡，谓唐二帝播越及诸侯作镇之秋，是时画艺之杰者，游从而来。故其标格楷模，无处不有”。
西京长安“横街之北光宅寺，仪鳯二年（677年）望气者言此坊有兴气，勑令掘得石函，函内有佛舍利骨万余粒，遂立光宅寺。武太后始置七宝台，因改寺额名”。七宝台造像，据统计国内外现存9件同类龛像，约为武瞾长安三、四年（703-704年）间雕造。其中，日本细川家旧藏六龛，日本原家藏一龛；另外二龛现存西安。这批龛像之龛楣多雕菩提树或宝盖，龛内造一佛、二菩萨或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主尊结跏趺坐，多数螺髻，少数（二身）珠璎宝冠，多佩臂钏，皆偏袒右肩；左手内敛置于腹前，右手垂作触地印，身后多有高背屏（图12）。尽管诸龛题铭泯灭不清，但据姚元景长安四年（704年）“于光宅寺法堂石柱造像”“真容”，这批龛像应与武周时期流行的“真容像”或“金刚座真容像”，如“信法寺真容像”等有关系。其中，头戴宝冠者应为“菩提像”，即菩提树下降魔成道之像。据《太平广记》卷二百一十一引《唐画断》：“光宅寺七寳台后面画䧏魔像，千怪万状，实奇踨也。然其画功德人物花草，皆是外国之象，无中华礼乐威仪之德”。另据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三《记两京外州寺观画壁》，“光宅寺东菩提院内北壁东西偏，尉迟画降魔等变”。据此，长安七宝台或在菩提院内。七宝台大量装饰菩提像，与菩提院北壁画巨幅降魔成道像彼此配合，相得益彰。此外，西安碑林博物馆所藏一束腰须弥像座，原为供奉菩提树像之用。依据像座上题铭，西崇福寺僧曾于神龙二年（706年）雕造四尊玉石菩提树像，并供奉于西安近郊华严寺。考虑到“沈佺期奉敕撰《菩提像文》”，疑供奉菩提树像乃武氏家庙一大传统。
需要补充的是，神龙三年（707年）或稍后不久，苏常侍（杨思勖）所造泥质灰陶佛像，螺发，偏袒右肩，结跏趺坐，左手内敛置于腹前，右手垂作触地印；佛两侧各一胁侍菩萨。这种佛像，清光绪初年以来多出土于西安大慈恩寺遗址，疑为菩提像，唯像背铭文作“印度佛像”。前述日本原家藏七宝台佛龛，有开元十二年（724年）杨思勖等新妆龛像题记。杨思勖选择重妆七宝台龛像，是否意味着这些陶制“印度佛像”与菩提像之关系呢？此外，清代王昶曾在西安城南隍中发现一件开元九年（721年）前后的残造像碑，系“菩提像一铺，居士张爱造”。
东都洛阳怀仁坊敬爱寺，系“显庆二年（657年）孝敬在春宫为髙宗、武太后立之，以敬爱寺为名，制度与西明寺同。天授二年（691年），改为佛授记寺，其后又改为敬爱寺”。敬爱寺改名佛授记寺，正值武则天声称得佛授记、改国号为周之后。此前的龙朔三年（663年），高宗曾“敕令于敬爱道场写一切经典”。这说明敬爱寺/佛授记寺确为高宗、武则天时期一座举足轻重的大寺。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三《记两京外州寺观画壁》记载了敬爱寺，不过该书现存无善本，鲁鱼亥豕现象甚多，现以（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63年出版的秦仲文、黄苗子点校本为例抄录如下：敬爱寺“佛殿内菩萨树下弥勒菩萨塑像，麟徳二年（665年）自内出王玄䇿取到西域所图菩萨像为様（巧儿、张寿、宋朝塑，王玄策指挥，李安贴金）。东间弥勒像（张智藏塑，即张寿之弟也，陈永承成），西间弥勒像（窦弘果塑。已上三处像光及化生等，并是刘爽刻）”。倘若无传抄之误，敬爱寺佛殿内的这尊造像，应为弥勒规摹之菩提树像，与东、西间的弥勒像构成一种新型的造像题材组合。又,据《开元释教录》卷九《总括群经录》上，义净抵达神都时,女皇武曌亲自出城迎接,“勅于佛授记寺安置”。据宋赵明诚记载，义净回国伊始为武曌称述符命，释读玉册，助其“受‘天册金轮圣神’之号，故大赫改元”；反之，武曌推重义净，把他称作“缁俗之纲维，绀坊之龙象”。故而，义净偏重那烂陀及摩诃菩提寺一系之学问及所请金刚座真容像，势必对武曌的宗教志趣产生影响。除敬爱寺外，洛阳地区雕造的这种佛像主要集中在龙门东山，大型者如擂鼓台北洞主尊和原置擂鼓台南洞主室中央佛坛上的圆雕（图13）。至于原藏擂鼓台院内碑廊下的另外二尊圆雕佛像，也具相同造型，据传从附近寺院移来，大约也是武周时期雕造。
目前在两京及四川地区发现的触地印佛像，可以大体分作两种类型：一种“珠璎宝冠”，一种螺发。从印度本土早已出现螺发、偏袒右肩、触地印造型之佛像考量，后者似不属“菩提像”之列。当然，由于王玄策、义净和灵运等人分别带回的粉本有别，两件摹自摩诃菩提寺，一件画于那烂陀，因此不便断然否定螺发者非菩提像。
据唐湛然永泰元年（765年）撰《止观辅行传弘诀》，“唐请菩提像，使王（玄）策亲至其室，既致敬已，欲题壁记，壁乃目前，久行不至。息心欲出，近远如初。叹不思议踪，今尤未灭”。
菩提像当时之所以备受信徒推崇，首先缘于高僧大德之夙愿。如玄奘临终之际，既命塑工宋法智于嘉寿殿竖菩提树像骨，又“愿与含识速奉慈颜”，“共诸有情同生覩史多天(Tuṣita)弥勒内眷属中，奉事慈尊”。义净“往大觉寺，礼真容像…愿龙华初会，遇慈氏尊，并契真宗，获无生智”。这种推崇弥勒，即弥勒与菩提像并重，除了说明菩提像系弥勒所造，信徒通过礼拜菩提像，既可追念现在佛释迦之功德，又祈望有缘知遇未来佛弥勒，于龙华三会中证得佛果之外，疑与上述五世纪以降瑜伽行派或者说摩诃菩提寺及那烂陀推崇菩提像与弥勒有关。无著、世亲弘扬弥勒学说，后来护法学说在那烂陀及摩诃菩提寺的影响极大。据说在贤劫世界中，释迦前有三佛，释迦后应是弥勒成佛。关于这一点，护法曾说是弥勒的主张，由此可见瑜伽师推崇弥勒。玄奘所创慈恩宗，崇奉从弥勒、无著、世亲相承而下直到护法、戒贤的瑜伽一系学说，以《瑜伽师地论》为本；“后因弟子窥基建议，乃以护法论师之说为中心”。据道世《法苑珠林》卷十六《弥勒部·赞叹》，玄奘曾有《赞弥勒四礼文》：“故我顶礼弥勒佛，唯愿慈尊度有情。愿共诸众生上生兜率天，奉见弥勒佛”。窥基在《妙法莲华经玄赞》卷九〈寿量品〉更有“初释迦三勅，次弥勒四请”之句。又，前述杨思勖所造泥质灰陶佛像之铭文--“诸法从缘生如来说是因诸法从缘灭大沙门所说”，似采自窥基所撰《妙法莲华经玄赞》卷八〈法师品〉--“是以佛教造像、书（经）、法身舍利安于像中。云：‘诸法从因生，如来说是因；彼法从缘灭，大沙门所说’。是为法身舍利”。这既透视出菩提像及弥勒与玄奘、窥基一派之关系，也从另一方面说明杨思勖等人供奉菩提像。
其次，这种造像也同其它题材的佛教形象一样，被赋予功利主义色彩或杂密性质的现实利益效验，如除病、延寿、赐福等，且随佛教世俗化的不断深入而扩展。如据唐僧皎然《杼山集》卷八《唐石圯山故大禅师塔铭并序》记载，高僧神悟为求宿疾康复，被传“礼忏”、“事忏”二法，遂于菩提像前潜心忏悔，最后痊愈，身披缁服。“师讳神悟，字通性，陇西李氏之子。其先属西晋版荡，迁家于呉之长水。世袭儒素，幼为诸生。及冠，忽婴业疾，有不可救之状。咎心补行，力将何施？开元中，诣前溪光律师，请医王之方，执门人之礼。师示以遣业之教，一曰理懴、二曰事懴。此仁圣所授，行必有征。遂于菩提像前，秉不屈之心，爇难舍之指。异光如月，朣朦绀宫，极苦可以感明神，至精可以动天地。葢菩萨之难事欤？洎天四中，受具足戒，身始披缁”。此外，前述浦江飞仙阁第60龛是为天皇、天后敬造；擂鼓台北洞窟门上方原编2071号龛（现编擂鼓台区5-32龛），乃“阎门冬奉为圣神皇帝陛下及太子、诸王、师僧父母、七世先亡、法界一切众生敬造”，“以此造像功德，普及法界苍生，俱出爱河，咸升佛果”。
最后，僧俗信徒若“右遶菩提树像，诵呪满千万遍，即见菩萨为其说法。欲随菩萨，即得随从”。据智昇《开元释教录》卷十二，“《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一卷，大唐朝散郎杜行顗奉制译(出《大周录》，第一译)；《佛顶最胜陀罗尼经》一卷，大唐中天竺三藏地婆诃罗译(拾遗编入，第二译)；《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一卷，大唐罽宾沙门佛陀波利译(出《大周录》，第三译)；《最胜佛顶陀罗尼净除业障[咒]经》一卷，大唐中天竺三藏地婆诃罗于东都再译(拾遗编入，第四译)；《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一卷(或加呪字)，大唐三藏义净译(新编入录，第五译)。右五经同本异译”。
《佛顶尊胜陀罗尼经》(Sarvadurgatipariśodhana-uṣṇīṣavijayadhāraṇī)是七世纪时中土极为流行的密宗陀罗尼，传为消灾、延寿、“除病秘方，为世俗所特重”。当时“汉地众生多造罪业，出家之辈亦多犯戒律。唯有《佛顶尊胜陀罗尼经》，能灭众生一切恶业……广利群生……此经救拔幽冥，最不可思议”。智昇所记五种译本中，地婆诃罗便占了三译。由于唐高宗“赏其（佛陀波利）精诚，崇斯秘典，遂诏鸿胪寺典客令杜行顗及日照三藏于内共译”。不久，地婆诃罗“奉诏再译，名《佛顶最胜陀罗尼》”，“沙门彦琮笔授，为正杜行顗所译经中隐讳不书之字所以重译”。垂拱元年（685年）地婆诃罗三藏随驾，于神都武后家庙与沙门慧智再译，名《佛顶尊胜名净除业障经》或《最胜佛顶陀罗尼净除业障咒经》，“具说善住天子往昔口业感果因缘，并说受持法则”，即“前缘后法”。
虽然智昇在《开元释教录》中标记“五经同本异译”，但日人大村西崖认为：“杜行顗译《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二本，日照译《佛顶最胜陀罗尼经》、《最胜佛顶陀罗尼净除业障经》各一本（各一卷）。四本皆一呪一印，所说有多少出入，盖梵本不必一。后法崇撰其疏（后出）。《净除业障经》，事相最详，印名佛护身。其坛方圆四肘，三重界隅安四瓶，行人于坛西畔跪而祈念，是即尊胜佛顶法初出”。地婆诃罗于神都武后家庙奉制重译本，即《最胜佛顶陀罗尼净除业障咒经》与前后所译不同，在内容上多于诸本，较其有所增益。其中的一些内容，如反复强调在菩提像前诵最胜佛顶陀罗尼，可净除诸罪、荡涤一切业障，为诸本所不见，疑为地婆诃罗自己增补，这或许受到了摩诃菩提寺及那烂陀寺弥勒与菩提像并重及“最胜佛顶法”之影响。
“佛告护世及大梵王、阎摩罗等谛听，谛听吾为汝说。若有一切苦难众生，罪极重者，无救护者，当于白月十五日，洗浴清洁，着净衣裳，受八戒斋。于菩提像前正心右跪，诵此陀罗尼呪满一千八遍，是人所有诸罪业障，悉皆消灭。当得总持陀罗尼门，辩才无碍，清净解脱”。
又，“佛告天帝，若人生来具造十恶、五逆，四重根本等罪，自惟乘此恶业，命终之后必定当堕阿鼻地狱，受诸大苦，经于多劫，劫尽更生；若堕畜生、杂类、禽兽、循环恶道，无复救护。是人应当白月十五日在菩提像前，以金银器可受一升，盛好净水安置坛内，受菩萨戒，持斋洁净，于坛西畔面东向像，烧香礼拜，右跪系念，至诚启白，诵此陀罗尼呪满一千八遍。于其中间，不得间断，而以是水，散洒四方及以上下，愿令一切同得清净。作是法已，如上恶业应入地狱、畜生、饿鬼，便得解脱；一切罪报，悉皆消灭。阎罗放赦，司命欢喜；不生瞋责，反更心恭；合掌随喜，赞其功德；若舍其报，生诸佛国；十方净剎，欲往随愿。又十五日呪，其酥蜜及于荜茇（毕钵）一千八遍，与人食之。其人食已，所有十恶、五逆等罪，悉皆消灭，而复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至于诵咒时所用之菩提像，疑为王玄策等人请回的“弥勒规摹”之像，因为当时赴印求法之高僧，皆先赴摩诃菩提寺瞻仰菩提像，后抵“像法之泉源”那烂陀求法。作为像教，当时两寺寺学对中土影响巨大；这种佛像粉本被请回京都后，为“道俗竞模”。
梁时 编辑 / 飞扬 校对
通识经典丨 课程大纲 丨 微访谈 丨 走进课堂
阅藏知津丨 通识讲座 丨 讲习班 丨 博雅沙龙
来稿请寄：tongshilianbo@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