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识共享 | 讲习班第五天：王国维与《殷周制度论》
7月10日下午到7月11日上午，陈壁生老师从王国维先生之死的象征意味讲起，带领同学们分析了《殷周制度论》的思想起点，剖析了中国文明深层的文化内涵。陈壁生老师指出，《殷周制度论》其中的“经世之意”体现出了一种整体性的文明理想，而王国维先生之死正代表了了清末民初知识分子内心的痛苦与纠葛。
陈寅恪的《〈王观堂先生挽词〉序》较为准确地刻画出了王国维写作《殷周制度论》时的心理状态，以及最终自沉昆明湖的心理动机：“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
陈老师在讲座的结尾总结道：《殷周制度论》蕴含着王国维对于中国经史传统的理解、在古典史学领域做出的开拓、由考据走向“经世”的情怀寄托，而这位民国大师极具代表性的思考与命运，仍然值得我们深思与反省。
Vol.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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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习班第三天
陈壁生老师：王国维与《殷周制度论》
陈壁生老师课程语录
1927农历五月初三（6.2），五十一岁的王国维在颐和园昆明湖自沉，他在遗书中这样写道：“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事变，义无再辱。”据当时人们的回忆，王国维在此前一向表现正常，并无明显自杀倾向，他的死亡动机因而成为后世一个难解的谜题。同时，作为清末民初的知识分子代表，王国维之死更有一种象征意味，折射出历经空前变革的一代人内心的彷徨与绝望。对于传统文化的深情，或许构成了王国维之死的内在原因，而王国维生前的代表作之一《殷周制度论》，则构成了理解这种传统情结的一把钥匙。
据吴其昌的《王国维先生生平及其学说》，王国维的学术生涯可分为初、中、晚三期，在这三个阶段中王国维分别表现出不同的学术兴趣，并且皆达到了该领域的顶尖水平。
1912年之前是王国维学术生涯的第一期，这一阶段王氏的主要兴趣在于哲学、文学和文艺理论，《人间词话》为此时的代表作。1912-1918为第二阶段，王氏的研究领域转向古史、古文字学，在这时写出《汉魏博士考》《太史公行年考》《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周制度论》等重要学术著作。1918及其后则为第三阶段，此时王氏的研究重点为西北地理与辽金蒙古史，作品有《蒙古史料校注四种》、《鞑靼考》等。
《殷周制度论》写于1917年,通过当时王国维与罗振玉的通信，可知他在这一年的前几个月已完成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古本竹书纪年辑校》、《今本竹书纪年疏证》等较为精专的史学作品，并计划写作《续三代地理小记》。但王国维在动笔之后改变想法，决定依据前此作品中所收集的材料研究殷周之际的制度变革，随后作成“于考据之中寓经世之意”的《殷周制度论》。在这篇文章中，王国维提出了对于中国文明核心特征及其形成过程的理解，同时也以其独特的考古、文献材料使用方式，开拓出古典史学研究的新方向。
图为陈壁生老师为同学们答疑
王国维写作《殷周制度论》，其思想起点并非对于殷周制度的直接研究，而是来自卜辞所见殷制与经书所见周制之间的巨大张力。王国维在《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中运用殷墟卜辞材料，证明了殷商的继统方式确实如《史记·殷本纪》所记载，以弟及为主、子继辅之。但是更大的问题随之而来：传统经史文献如《公羊传》、《左传》中所述的继统制度是嫡长子继承制，这与卜辞、《史记》体现的兄终弟及制存在巨大差别。正是这一差别启发了王国维对于殷周之间制度变革的思考。
对宗法与服术的讨论构成了《殷周制度论》最为核心的内容。宗法根源自周代所确立的嫡庶之制，其精髓为“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古代诸侯嫡长子之外的儿子成为卿大夫，被其后代封为始祖，成为百世不迁的大宗；而其余庶子的宗子是小宗，五世则迁。封建制分封诸侯，天子、诸侯的庶子做卿大夫，每个卿大夫又都统治着他们一族，所以整个天下在封建制和宗法制的共同作用下，凝结成一个共同的整体。
图为我国传统宗族结构
丧服是区别嫡庶的另一重要方式，服制的不同体现了亲疏尊卑的不同，丧服制度与宗法制度一样，都是嫡长子继承制的产物。通过对宗法与服术的分析，王国维以殷周之变替代了前人所重视的周秦之变，后世的继承制度实为周代“封建”理想的演进与变形。
庙制是祭祀宗庙的制度原则。郑玄在《王制》的注疏中认为，“殷则六庙”，而王国维根据殷商卜辞所体现的兄终弟及制度，认为商制并非祭六庙，而是遍祀所有先公先王。
周代庙制则与此不同，周天子祭祀由始祖庙、亲庙两部分构成七庙。始祖庙即一族最早祖先之庙，依据尊尊原则得以确立；亲庙则是三昭三穆之庙，依据亲亲原则构建。庙制的变化清晰地勾勒出殷周之际家族秩序的确定、亲亲尊尊原则的清晰化。
另外，《殷周制度论》中提出“同姓不婚之制，实自周始”。此时男子称氏、女子称姓，以此严明男女之别，奠定“不可得与民变革”的万世之法。
与世界其他文明相比，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在于对历史的重视。中国人不会将自己视为生活在某一特定时空中的居民，而是意识到同一片时空中曾经生活着过去的祖先、将要生活着未来的后代。
传统文化中，“经”代表着永恒不变的价值理想，“史”存留了前代迁变的历史痕迹。二者对于时间的态度不同，可是古人对“经”与对“史”的理解又不断相互影响，经过不同思想家之手，演变构造出一套经史相互交融的传统，呈现出一种与现代史学相当不同的理解。
中国学术史上对于经史关系的理解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两汉今文经学为代表，此时史学概念并未从经学中独立出来。第二阶段以刘歆《七略》为代表，开始将六经看成“史”，圣王时代的政典中蕴含着不变的道理与思想。第三阶段则是郑玄之后的经史建构，将经视为独立、封闭的文本系统从历史中孤立出来，然而也正是郑玄的这一做法确立了经典的绝对真实性，经典中蕴含的历史信息反而成为后世学者眼中的可靠史料。
三代史书写中，最为关键的问题是如何理解作为史料的经书。现代史学转型之后，出现了两种史学基本方向：其一为胡适、顾颉刚为代表的现代史学，认为经书是虚假的史料，是需要依靠科学整理的对象。其二为王国维的“古典史学”，认为经书是真实的史料，是能够通过考古资料加以证实的对象。王氏的“二重证据法”也正是这一史学思路的产物，纸上材料相较地下材料具有优先性，后者是前者真实性的保证，这与现代史学“把‘六经’与‘孔丘’分家”（钱玄同语）的做法迥乎有别。此时，王国维虽然仍在利用经学材料，但其治经学之主旨在于推证古史，本质上是一种古典史学现代化的思路。虽然这一思路在王氏之后鲜有同道，但仍是一条值得加以重估、挖掘的学术路向。
王国维将对于《殷周制度论》的定位是“于考据之中寓经世之意，可几亭林先生”，其中的“经世之意”可被视为一种整体性的文明理想。周公制礼作乐，奠定华夏延续千年的文明根基；孔子“从周”，绍述六经、教授弟子，明确万世不易的亲亲、尊尊、贤贤、男女有别等原则。然而这一遗老意味浓厚的文化理想，随着时代的推进而无奈破灭。陈寅恪的《〈王观堂先生挽词〉序》或许较为准确地刻画出了王国维写作《殷周制度论》时的心理状态，以及最终自沉昆明湖的心理动机：“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
《殷周制度论》蕴含着王国维对于中国经史传统的理解、在古典史学领域做出的开拓、由考据走向“经世”的情怀寄托，而这位民国大师极具代表性的思考与命运，仍然值得我们深思与反省。
图为讨论班现场
学员感想
1
李饴
中国人是注重修行，要作为的。王国维先生理出万世不易的经世大法，却因历史的改头换面，而仅被作为对历史的记述。陈壁生老师在授课时说“殷周大变革承载着王国维先生得理想。”也许，先生得理想就是他对中国所以为中国的精神期待——以亲亲和尊尊为核心的道德团体。距先生殉难已过去八十年，先生的理性并未随时间的进步，进而实现。陈老师说“中国人只有对自己的民族有了本位的认识，才能知道如何运用西学。”这句话极深切地打动了自己。要逐渐把认识自己的坐标从他民族的范式里独立出来，这很重要啊。为此，经学理应被重视。经学，范围天地万物，使之发而无过无不及，又以时而易化，是一种“生生”之学。正是这种生生之学承载着中国人的生命特征和精神气质。
虽然，距王国维先生的时代已过去一百年了，但那一代人所面对的问题并未因时间的流逝而消释。甚至，由于我们这辈青年没有身处其中的通感，而几无诸先生对祖国的赤热情感和危机意识。为此，非常感恩设计通识课程的老师、五位授课老师和专题演讲的老师的讲授，让自己得以以神和情的方式洄游时代。谢谢助教和会务老师的照料，让我们得以心无旁骛地学习。最后，向诸先进君子致敬，愿：日新其德，小子承之，张大菁华，耘我本位，隆重六经。
2
曾小凡
陈老师的课堂，我有两点最深的感触。
首先是关于王国维其人其学。从前的我对于王国维先生的认知，只停留在《人间词话》中的“人间三境界说”。很感谢陈老师的课堂，为我认识王国维先生提供了新的向度。王国维先生“于考据之中寓经世之意”，表面上是对殷周制度的讨论，实则是建立道德团体的文化理想。这其中的温情，那个时代学者的风骨，可能只有在陈老师的课堂上才能感受得到。加之之前张京华老师讲授的顾颉刚，一立一破，我对于王国维先生的认识又有了纵向的把握。其次是关于经学，史学以及尊尊，亲亲。得益于陈老师的课堂，我对于“六经皆史”，以及“尊尊”，“亲亲”有了全新的、更为深刻的思考。
非常感谢所有通识课程的老师、助教、工作人员，正是因为你们，我们才有如此丰富精彩的“学术之旅”。
3
张贝
陈璧生老师专业细致的讲解帮助我理解了经史关系（经史交融）、两种史学（古典史学与现代史学）、今古文经学的代表人物、王国维先生对殷周之变的发现思路以及静安先生生平，非常受益，非常感谢。以前自己看经书，非常不理解其中繁琐的注疏条目，认为有些细节与宏旨无关，不理解经学家为何如此较真。这次老师讲，“先王圣典在事中，不是以思辨的方式阐述的”，我才得了启发。老师还推荐了经学入门书，以前我都是直接读经书，时断时续，很难坚持，现在想来是没有先阅读一些入门书籍作为铺垫，感谢老师！
4
周金汝
陈壁生教授以王国维先生之死此事件开始课程的讲授，而后通过对中国“经史传统”三个阶段的解读道出了中国史学研究的流变。其中，肇启于章太炎先生的“以史为本”而完成于胡适先生的“以史料为本”的现代史学彻底摧毁了经学。然而这种研究思路研究的只是过去的“史”，并不能为现代生活提供价值与指导。如此，王国维先生之死的缘由也就逐渐清晰起来。传统知识分子的文化理想在现代反传统的转型中破灭：作为学术根基的经学彻底消失，而贯通天人的史学理想淹没于史料学的考索。而在哀叹的同时，我们也更加深刻地认识到王国维先生这些传统知识分子所面临的巨大的文化断裂，同时也促使我们去思考当今已然失去经学根基的中国学术又将何为？
5
尹鸠洲
前天张京华老师评价顾颉刚的疑古态度时提到：“批判和怀疑最终是为了确信，而不是为了摧毁。”通识讲堂的最后一课里，陈壁生老师分享的王国维的故事恰好向我们证明了何为“确信”。在这样一个反传统的“现代社会”，我们很容易获得知识，但却很难找准自己的精神。陈老师为我们重新演绎的，是近世学者如何治学的故事。在时代断裂的节点，如何重新审视价值，并且保有自己民族文化本位的风骨。我们唯有回望古代，才能在暗流涌动的现代社会里找准自我。但是在回溯古代的同时，又要学会，如何避免用现代结构去框定古代世界。从胡适、顾颉刚的“疑古”历史观和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的对比中，我们发现，中华文化的研究永远避不开“经学”的问题。古代没有经史二分的观念，历史是庄严而肃穆的。而从经书里，我们能获得源源不断的古代智慧和致世精神。比起思考“大禹到底是不是一条虫？”，“大禹分治九州的文化影响”才是更有价值的问题。陈壁生老师说道，经学是一团东西，而挖掘的文献史料只是一点东西。经和史的融合研究，应当是用几点对照就足够说明经学是值得确信的，用这几点东西，是能够点亮这一团东西的。这是学术研究对于自我民族的古典文明该具有的温情。因为我们仍然身处于古典文明的延续之中，面对历史，我们应当有一点恭敬与谦卑。
秦沅 思岐 明矣 供稿 / 明矣 秦沅 鑫淼 摄影
丹阳 编辑 / 中华 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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