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课堂 | 陈波：中国逻辑学70年（上）

“逻辑导论”是哲学系陈波老师于本学期开设的通识核心课程，在全校范围内广受欢迎。今天博雅哥为大家带来的是陈波老师的文章《中国逻辑学70年：历程与反思》的上半部分。在文中，陈波老师系统地梳理了中国逻辑学自1949年以来70年的发展历程。这一历程引我们反思，并为我们提供了可贵的经验教训。

本文的下半部分将于本周三推出，敬请期待。

Vol.1020

走进课堂

中国逻辑学70年：历程与反思

陈波 | 北京大学哲学系

摘要：1949-2019年，中国逻辑学紧随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脚步，走过了70年的历程，两者的发展轨迹高度重叠：1949-1979前三十年，中国逻辑学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也走了一些弯路，且发展动能严重不足，总体状况并不太好。1979年前后，在邓小平的主导下，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各种新的学术信息如排山倒海般涌入，很多中国逻辑学者走出国门，到国外大学或研究机构访学或读学位，逐渐熟悉甚至融入逻辑学教学与研究的国际主流之中，开拓了逻辑研究的许多新领域，并在逻辑学的各个分支领域内取得重要进展，获得了骄人的成绩，迎来了中国逻辑学教学与研究的发展和繁荣。由此引出的经验教训是：让政治和学术各安其所，切实尊重并坚持学术自由；学术不能在隔绝状态中发展，要充分拥抱国际学术界，同时坚持独立思考；要始终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让不同的学术立场和观点在相互碰撞中得到改善和发展；要培养学术的自信心，逐渐从跟随式学习进展到原创性领先。

关键词：中国逻辑学、改革开放、70年发展轨迹、70年经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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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前的中国逻辑学

中国先秦逻辑与古希腊逻辑和古印度逻辑并称为世界逻辑发展的三大源流之一，但前者没有连续的发展历史，在汉朝之后几乎就隐身不见了。尽管在晚明时期，李之藻曾与人合作翻译出版西方逻辑著作《名理探》，利窦玛、徐光启合作翻译出版了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但并没有造成多大的影响。在清朝后期，严复等中国学人出于救亡图存的使命感，翻译出版了一些西方逻辑著作，如《穆勒名学》、耶方斯的《名学浅说》和《辩学》，以及日本大西祝的《论理学》等，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在民国时期，有不少年轻人远洋留学，其中一些人在国外大学也学习甚至研究逻辑学。这些人继续翻译出版西方包括日本的逻辑学著作，据不完全统计，在20世纪20-40年代间，“中国译介西方逻辑传统逻辑著作近30种，其中包括国外大学流行教材，如美国康乃尔大学教授兼该校研究院主任枯雷顿所著《逻辑概论》”[1]。与此同时，这些人还开始撰写逻辑教科书，在国内高级中学、师范学校和大学中讲授逻辑学课程。其中比较重要的逻辑学教材有：蒋维乔的《论理学教科书》（1913）、张子和的《新论理学》（1914）、屠孝实的《名学纲要》（1925）、朱兆萃的《论理学ABC》（1928）、王章煥的《论理学大全》（1930）、沈有乾的《论理学》（1936）和《高中论理学》（1938）、金岳霖的《逻辑》（1937），章士钊的《逻辑指要》（1943），等等。

1920年，伯特兰·罗素来华讲学一年，曾在北京大学讲授数理逻辑，原定四讲，一讲后因病辍讲，该讲内容根据记录整理成书，于1921年由北京大学新知出版社出版；次年，有人译介出版了《罗素算理哲学》。数理逻辑开始为国人所知。1927年，汪奠基的《逻辑与数学逻辑论》出版，分别讲授传统形式逻辑和数学逻辑原理。这是国人自著的第一本数理逻辑教材。其他讲述数理逻辑的著作有：沈有乾的《现代逻辑》（1933）、汪奠基的《现代逻辑》（1937）、金岳霖的《逻辑》（1937）和牟宗山的《逻辑典范》（1940），其中唯有金岳霖的《逻辑》取得很大的成功：使用最广，影响最大。该书是金岳霖在清华大学讲授逻辑学的教材，分为四部：第一部讲授传统逻辑的推理理论；第二部对传统逻辑所存在的问题进行批评，特别是讨论主宾式命题的主项存在问题；第三部介绍怀特海和罗素的三大卷巨著《数学原理》（1910-13）中的逻辑系统，包括命题演算、谓词演算、类演算和关系演算；第四部讨论逻辑和逻辑系统，涉及逻辑系统的完全性、一致性和独立性，逻辑的许多基本概念如“必然”、“矛盾”、“蕴涵”，所谓“思想三律”（即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的性质与地位，等等。正是通过金岳霖的《逻辑》及其教学活动，为中国培养了最早一批现代逻辑方面的人才，其中不乏世界级的大家，如王浩；还有许多优秀专家，如沈有鼎、王宪均、胡世华、周礼全、殷海光等。可以恰如其分地说，金岳霖是中国现代逻辑的奠基者。

图为金岳霖所著《逻辑》一书

在逻辑史著作方面，最有影响的是胡适的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英文，1922；中译本，1983），“这是我国第一部中国古代逻辑的断代史专著，也是用英文向西方介绍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的第一部专著。其内容丰富，颇有创见，对后世进一步研究中国古代逻辑具有参考价值和启发作用。”[2] 还有章士钊的《逻辑指要》（1943），该书既是一本逻辑教材，也是一本中国古代逻辑的研究著作，力图实现作者“融贯中西，特树一帜”的雄心壮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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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逻辑教科书的影响

1949年以后的十多年，出于当时情势，中国视苏联为“老大哥”，全面向苏联学习，逻辑学方面当然也不例外，一个最重要的标志是多部苏联逻辑教材的中译本出版，有些教材还有多种中译本，这些教材包括：维诺格拉道夫、古齐明的《逻辑学》（1950），这是一本由苏联教育部核定的中等学校逻辑教科书；斯特罗果维契的《逻辑》（1950），马卡洛夫主编的《逻辑教学大纲》（1956），高尔斯基的《逻辑学》（1957），高尔斯基、塔瓦涅茨主编《逻辑》（1957）等。其中，斯特罗果维契的《逻辑》与高尔斯基、塔瓦涅茨主编《逻辑》的中译本发行量最大，使用者最多。

从后两本教材的章节设置，可以大致知悉苏联逻辑教科书的形貌。斯氏的《逻辑》由12章组成，分别是：逻辑的对象；逻辑思维基本规律；形式逻辑与辩证法；概念，主要讲概念的本性、内涵与外延、种类等；概念的定义；概念的划分、分类；判断，主要讲直言判断的结构及种类等；判断（续），主要讲直言判断之间的真假关系、直言判断的否定等；推论、直接推论；三段论式；归纳法；证明。这本教材的内容限于亚里士多德逻辑，甚至没有涉及复合判断及其推理。高尔斯基等主编的《逻辑》由16章组成：逻辑学的对象和意义；概念，主要讲概念的特征、内涵与外延、种类等；对概念进行的逻辑推演，主要讲概念的限制与概括、定义、划分及分类等；判断，主要讲判断的定义、结构与种类等；简单判断（即直言判断）的种类；复合判断的种类；推理、直接推理；三段论法；选言推理、假言推理和关系推理；归纳推理；判明现象的因果联系的方法，即穆勒五法；类比法；假说；证明；证明中的错误；逻辑的基本规律。与上一本书相比，这本教材增加了复合判断及其推理的内容。

苏联逻辑教科书有两个共同特点：一是限于传统形式逻辑的内容，主要限于亚里士多德逻辑，即直言命题及其推理，有些增加了斯多亚派的命题逻辑的内容，即复合命题及其推理，但大都包含培根、密尔的归纳逻辑的内容；二是力求把对逻辑原理的阐释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之上，即按照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去阐释概念、判断、推理、真假以及逻辑思维基本规律，逻辑教科书中有不少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内容，有的教材干脆有一章专谈形式逻辑与唯物辩证法的关系。这样的苏联逻辑教科书形塑了后来二三十年内中国逻辑教科书的基本格局，内容上大体按如下顺序展开：逻辑学的对象和意义，概念，直言判断，复合判断，直接推理和三段论，复合判断推理，传统归纳逻辑，证明与反驳，逻辑思维基本规律，只不过有些教科书把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和充足理由律放在教科书开头第二章，有些放在末尾一章；在对逻辑原理及其问题的探讨上，力求贯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顺便提到，上海人民出版社于1981年还翻译出版了一本新的苏联逻辑教科书：楚巴欣和布洛德斯基主编的《形式逻辑》，这本书原出版于1977年，是俄罗斯审定的大学哲学系教材，它与前面的教材已经有很大的不同，主要是吸收了现代数理逻辑的内容，结构如下：导言；第一篇，普通逻辑：思维的基本逻辑形式和方法，包括如下5章：概念；判断，主要讲直言判断，也涉及复合判断与模态判断；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律，即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和充足理由律；推理，主要讲直言推理与三段论、复合判断推理及归纳推理等；科学思维的逻辑方法，主要讲分类、定义、证明与反驳、公理化方法、求因果五法、假说与概率方法等。第二篇，符号逻辑，包括以下6章：命题逻辑的图表体系，命题逻辑公式的范式；命题逻辑的自然推理，形式化的三段论，谓词逻辑的自然推理，模态逻辑。很显然，这是一个拼盘式结构，试图把传统形式逻辑与现代数理逻辑的内容拼接在一起，有“内容过于芜杂、缺乏内在联系”的弊端，但毕竟沿着传统逻辑与现代逻辑相结合的方向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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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主导的逻辑问题大讨论

在20世纪前中期，我国学术界先后进行了两次逻辑问题大讨论，其背后都有苏联意识形态的影子。“20世纪30年代前后，以苏联为中心，出现了一股以辩证法否定形式逻辑的浪潮。1930年，苏联哲学界展开了对德波林学派的批判，其中包括把形式逻辑等同形而上学加以全盘否定。这是我国30年代批判与否定形式逻辑的背景。1940年斯大林为形式逻辑恢复名誉，苏联哲学界对形式逻辑的批判暂告结束，1947年苏联恢复形式逻辑的教学，1950年斯大林发表了《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肯定了形式逻辑的作用，形式逻辑在苏联的地位有了根本性的变化。这是50年代影响我国逻辑学发展的背景。”[3]

20世纪30年代，一些左翼知识分子，如许凯兴、郭湛波、叶青、艾思奇、潘梓年、李达等人，受当时苏联意识形态的影响，纷纷撰文，把形式逻辑等同于唯心主义以及与辩证法相对立的形而上学，甚至要求取消其作为一门学科或科学的地位。毛泽东在其经典著作《矛盾律》初版中也持有类似的观点，后在再版修订时删除。1953年，马特发表《论逻辑思维的初步规律》一文，认为形式逻辑是低级逻辑、辩证逻辑是高级逻辑，重启了形式逻辑与辩证法关系的大讨论。1956年，周谷城发表《形式逻辑与辩证法》一文，提出“辩证法是主，形式逻辑是从；主从虽有别，却时刻不能分离”的“主从说”，此说是对“高低级说”的一种挑战。周谷城的文章引起轩然大波，也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毛泽东阅读了当时所发表的许多逻辑论战文章，并多次召开相关会议，要求按照“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支持这场有关逻辑问题的大讨论。1957年4月11日，毛泽东邀请一些哲学和逻辑学的学者到中南海谈逻辑问题，受邀的逻辑学者有金岳霖、周谷城、王方名、黄顺基等；在此前或此后，毛泽东还多次会见其老朋友周谷城，与其探讨逻辑问题，并表达对其观点的支持[4]。在毛泽东的参与、支持甚至主导下，这场关于逻辑问题的大讨论进行得十分热烈，持续了好多年时间，此期间在报刊上发表的相关论文被结集为三大卷的《逻辑问题讨论集》，于1959年、1960、1962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世纪50-60年代所讨论的一些主要逻辑问题，如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的关系，形式逻辑的对象、性质和作用，形式逻辑的客观基础，在形式推理中真实性和正确性的关系，形式逻辑的修正、改造和发展方向，归纳推理和归纳方法等等[5]，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逻辑技术问题，而是关于逻辑的哲学问题。这些讨论的积极后果是：把传统形式逻辑与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剥离开来，将其奠定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上，从而在当时的官方意识形态中取得了合法地位，使其后来有可能得到传播、普及和某种程度的发展。但这些讨论也有严重的消极后果：（1）由于受当时苏联的影响，讨论的对象局限于传统形式逻辑，对新的数理逻辑关注不够，甚至采取排斥和批判的态度，从而使我国的逻辑学研究失去了与当时国际潮流接轨的机会，迟滞和延缓了我国逻辑学现代化的进程。（2）使哲学认识论、辩证法的诸多概念和范畴充斥于逻辑理论著述和教科书之中，许多原来对哲学是中性的逻辑技术问题，也被生拉活扯地安上了一条哲学尾巴，从而使本来作为哲学工具的逻辑反而过多地依赖于哲学。（3）养成了逻辑学界一部分人的空疏学风，不进行具体的创造性的逻辑研究，而热衷于就一些老掉牙的问题进行不着边际的哲学空谈。[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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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学在中国的两次大普及

20世纪50-60年代，作为有绝对权威的政治领袖，毛泽东多次在谈话甚至在中共文件中强调，写文章要讲逻辑，党政干部要学点逻辑。在他的号召下，党政干部和青年学生掀起了一股学逻辑的热潮，形成了逻辑学在中国的第一次大普及。当时国内成立了一些相应的学术机构，选印了一些先前用中文出版的中外逻辑著作，例如三联书店于1960年代编辑出版了《逻辑丛刊》，其中收录以下11本书：《名理探》（傅汎际译义、李之藻达辞），《穆勒名学》（穆勒著、严复译），《名学浅说》（耶方斯著、严复译），《辨学》（耶方斯著、王国维译），《论理学纲要》（十时弥著、田吴炤译）、《新论理学》（张子和著）、《名学纲要》（屠孝实著）、《逻辑》（金岳霖著）、《逻辑指要》（章士钊著）、《逻辑与逻辑学》（潘梓年著），《逻辑史选译》（齐亨等著、王宪均等译）。为了响应毛泽东的号召，由金岳霖、汪奠基、沈有鼎、周礼全、张尚水五位资深专家出面，编撰了《逻辑通俗读本》，全书分5章，主要讲概念、判断、推理、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律、论证。此书的特点是概念明确、简明扼要、通俗易懂，适合初学形式逻辑的人使用。此书于1962年初版，1964年再版，1978年修订，书名改为《形式逻辑简明读本》，多次印刷，被广泛阅读，影响了好几代中国读者。

图为金岳霖等五位资深专家所编撰的《逻辑通俗读本》一书

1977年，在邓小平的主持下，中国恢复高考制度。1978年，中国大学迎来了文革后第一批经考试录取的大学生。同年，国家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青年一代求知若渴，读书在整个社会蔚然成风。仍然受毛泽东的影响，当时几乎所有的文科大学生都要学习逻辑课程。为了满足未能考上大学者的学习需求，国家开办了成人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在诸多专业中，形式逻辑都是必考科目。1981年，彭漪涟、余式厚合著的《趣味逻辑学》一书出版，该书围绕逻辑原理讲故事，通过故事来说明逻辑原理，对读者具有很大的亲和力，受到热烈欢迎，我至今仍然清晰地记得阅读此书所带来的愉悦。1984年，吴家国受教育部委托编写的《普通逻辑自学考试大纲》出版；1989年，吴家国、马玉珂主编的《普通逻辑原理》出版，此书大卖。除了正规大学、成人自学高考外，还有各种形式的民间办学，其中规模最大、最有影响的是中国逻辑与语言函授大学，据其官网介绍，自1982年开办以来，已经培养各类学员50多万人，其中大部分都学过形式逻辑。从上世纪80年代到本世纪初，逻辑自学考试培训班遍地开花，大学逻辑教师四处兼职授课，逻辑书籍的销售十分火爆，有些书动辄销售几万册或几十万册，有的甚至销售几百万册。这个阶段被称为形式逻辑在中国的第二次大普及。

顺便提及，陈波后来所撰写的两本逻辑书在传播和普及逻辑知识方面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一是《逻辑学是什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人文社会科学是什么？”丛书于2002年出版，2015年出了插图精装版；二是《逻辑学十五讲》，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名家讲座通识书系”于2008年出版，2016年出了第二版。两本书都受到广泛欢迎，分别销售数万册甚至几十万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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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逻辑通识教育的演变

从1949年到2019年，中国大学的逻辑教育明显分为改革开放以前和以后两个阶段。鉴于逻辑教学的重要性，下面用较大篇幅通过列示国内高校先后使用的主要逻辑教科书来说明这种演变。

1960年代，由于与苏联的密切关系，中国人民大学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重镇。1958年，该校逻辑教研室编撰的《形式逻辑》出版，该书大致遵循苏联逻辑教科书的路子，由如下10章组成：绪言，讲形式逻辑的对象和意义；概念；判断；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律；推理，直接推理；直言三段论；假言三段论与选言三段论；归纳推理；类比与假说；证明。判断章末尾有一个附录：概念判断在汉语中的表现形式。探讨逻辑形式在汉语中的特殊表现与应用，这以后成为中国人民大学编撰的逻辑教材的一大特点。该书以后多次印刷。1980年，该书出了第二版，1984年出了第二版的修订本。第二版的内容体例仍如第一版，但增加了两个附录：论说文的逻辑分析；逻辑简史。正如诸葛殷同所说，这两本书“国内发行量很大，产生了深远的影响”。[7]

1962年，金岳霖主持编撰全国高等学校文科教材《形式逻辑》，参与者多为国内资深的逻辑学专家，如吴允曾、周礼全、晏成书、诸葛殷同等，1963年完成初稿，由周礼全统稿，1965年定稿，由于发生文化大革命，迟至1979年才正式出版。该书的内容基本上局限于传统形式逻辑，但内容与苏联教科书相比却有很大扩展，由如下7章组成：形式逻辑的对象和作用；概念；判断，涉及直言判断、关系判断、复合判断和模态判断；演绎推理，涉及直接推理、三段论、关系推理、复合判断推理和模态推理；归纳推理；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律，只讲同一律、矛盾律和排中律，不讲充足理由律；论证，兼及证明与反驳。此外还有一个附录：逻辑史资料。这本教材是传统形式逻辑方面的优秀作品，最大的特点是内容精审，阐述准确，文字简洁典雅，例证经过精心选择，习题也经过精心设计。我当年多次认真读过此书，做过其全部练习题，奠定了我在逻辑学方面初步的知识和技能基础。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开始了新的征程。1978年5月，在北京举行的全国逻辑讨论会上，张家龙提交了题为《形式逻辑的现代化》论文，主要批评国内传统逻辑教材中的诸多问题，提议用现代逻辑来丰富和发展传统形式逻辑，编写纳入现代逻辑精神、内容和方法的逻辑教科书。1979年8月，王宪均在第二次全国逻辑讨论会上做了《逻辑课程的现代化》，提出要改革为高校文科生开设的逻辑学课程，将其现代化。张、王的主张在此后多年内引发了关于“逻辑现代化”的激烈争论，形成了关于逻辑课程如何现代化的如下三种主要的主张：一是“取代论”，即用现代数理逻辑取代传统形式逻辑；二是“吸收论”，即在传统逻辑框架内吸收现代逻辑的部分内容；三是“并存论”，即认为传统形式逻辑和数理逻辑各有其优势和必要性，分别开设，和谐共存。几十年演变下来，最后占主导地位的是“逻辑导论型”教材，兼及传统逻辑和现代逻辑的内容。

“吸收论”最成功的教材是吴家国主编的《普通逻辑》。该书是教育部组织统编的高校文科逻辑教材，由国内11所高校的11名学养丰厚的逻辑教师集体编写，吴家国通稿，1979 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后来经历了三次修订，出了四个版本，每次修订都纳入越来越多的现代逻辑内容。1995 年，该书获得国家教委颁发的“第三届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该书迄今累计印刷或许超过300万册，被广泛使用，产生了巨大影响。吴家国后来撰文谈到编写该教材的指导思想：“普通逻辑应以传统逻辑的精华为其主体，适当吸收数理逻辑的基础知识，形成二者融合的教学体系；逻辑形式中不仅应包含有演绎推理，而且应包含归纳推理；三段论规则可以区分为构造规则、一般规则和导出规则，它们在层次上是不同的；矛盾律与排中律的适用范围并没有宽与窄的区别；充足理由律可以保留，但它不是普遍的逻辑规律，而是论证的规律；在论证中，应当把论证方法与论证规则协调起来，以消除逻辑矛盾。”[8]

由于改革开放，国内逻辑学界对国外逻辑教学状况的了解越来越充分，有些英文版逻辑教科书被国内一部分学者认真研读。在陈波的筹划和安排之下，三本在西方大学被广泛使用的逻辑教科书的中译本出版：柯匹等的《逻辑学导论》第11版，张建军等译，2007年出版；2014年又翻译出版了该书第13版。该书中译本大受欢迎，持续畅销。赫尔利的《简明逻辑导论》第10版，陈波、宋文淦等译，2010年出版。卡哈尼等的《逻辑与哲学》第9版，张建军等译，2017年出版。胡泽洪等还翻译出版的柯匹的《逻辑要义》（2013）。在西方逻辑教材的影响之下，国内先后编撰出版了一批带有“逻辑导论”性质的教材。

首先要提到的是宋文坚主编的《新逻辑教程》，周北海、刘壮虎、李小五和邓生庆参与撰写，1992年出版。该书凸显现代逻辑的框架，重点在于阐述现代演绎逻辑和现代归纳逻辑的基本内容，由如下10章组成：逻辑的对象、方法和意义；命题逻辑的公式；真值表、范式、形式证明；命题演算；传统谓词逻辑；谓词逻辑的公式；谓词逻辑的运算、推理和证明；模态逻辑；素朴集合论；归纳逻辑。在该书的基础上，由宋文坚主编、郭世铭副主编，北大逻辑教研室集体参与撰写的《逻辑学》，1998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由如下7章组成：绪言；命题逻辑；词项逻辑；一元谓词逻辑；谓词逻辑；归纳逻辑；逻辑方法。另有一个附录：应用逻辑简介，简要介绍了模态逻辑、时态逻辑、直觉主义逻辑、多值逻辑、自由逻辑。与国内其他逻辑教材相比，这两本书的现代逻辑味道最重，对现代逻辑的原理和方法的阐述也最为系统、深入和准确，但也由于这样的特点，在国内大学中使用得较少。

1984年至1992年，陈波在中国人民大学逻辑教研室任教，在他参与甚至主导下，由该教研室同仁集体编写的《逻辑学》于1996年出版，包括如下10章：绪论；概念；命题逻辑；词项逻辑；谓词逻辑；模态逻辑；归纳逻辑；逻辑基本规律；证明与反驳；谬误。该书属于传统逻辑与现代逻辑的“结合型”，分别于2008年和2014年出了第二版和第三版，在国内大学被相当广泛地使用。陈波后来调入北京大学，自己单独撰写了《逻辑学导论》，于2003年出版，包括如下6章：逻辑是关于推理和论证的科学；命题逻辑；词项逻辑；谓词逻辑；归纳逻辑；非形式逻辑，另有一个附录：形式化方法和形式系统。分别于2006年和2014年出了第二版和第三版，删掉了附录。该教材更接近西方“逻辑导论型”，也被相当广泛地使用。

在改革开放后，国内先后出版的其他比较重要的逻辑学教材有：诸葛殷同等人的《形式逻辑原理》（1982），中山大学逻辑教研室的《逻辑导论》（1996），何向东主编的《逻辑学教程》（1999），彭漪涟主编的《逻辑学导论》（2000），王路的《逻辑基础》（2004），黄华新、张则幸的《逻辑学导论》（2004），胡泽洪等人的《逻辑学》（2007），南开大学逻辑教研室的《逻辑学基础教程》（2008），以及由国内多位逻辑学专家集体编撰的教育部“马工程”重点教材《逻辑学》（2017），等等。

图为陈波老师所著《逻辑学导论》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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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理逻辑的教学和研究

中国做数理逻辑的人分为两拨：一是中国逻辑学会底下的现代逻辑研究会，其中绝大多数人更多关注数理逻辑的教学活动和教材编写，较少从事严格意义上的数理逻辑研究；二是中国数学学会底下的数理逻辑分会，他们更多地从事数理逻辑研究，但较少与逻辑学会的大多数成员接触和交往，使得后者对他们所做的工作并不是太熟悉。我本人就是这样的代表之一，对中国数理逻辑的研究状况和具体进展不太清楚，以下的简略概述有两个来源：一是在鞠实儿主编的《当代中国逻辑学研究1949-2009》一书中，由赵希顺撰写的第二章“数理逻辑”（该书第50-122页）；二是我本人在改革开放后随中国逻辑学一起成长的经历和感受。

1930年代至1950年代初，沈有鼎、王宪均、胡世华、莫绍揆等从国外学成回国，数理逻辑开始在中国发展。尽管受到苏联批判数理逻辑的影响，到1960年代，中国数理逻辑的教学与研究还是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翻译、撰写了不少数理逻辑教科书，胡世华、莫绍揆、沈有鼎等人也在国际顶级刊物《符号逻辑杂志》发表了多篇研究论文。1970年代及以后，金岳霖先前的学生、美籍华裔数理逻辑家王浩多次回国讲学，其报告还整理成《数理逻辑通俗讲话》正式出版（1981），使得当时的中国学者能够了解西方数理逻辑发展的新状况和新进展。

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后，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一批数理逻辑教科书编撰出版，其中有：胡世华和陆中万合著的《数理逻辑基础》（上下册，1981），王宪均的《数理逻辑引论》（1982），莫绍揆的《数理逻辑初步》（1980）、《数理逻辑教程》（1982）和《递归论》（1987），以及他翻译的克林的《元数学导论》（1987），王世强的《模型论基础》，张锦文的《公理集合论导引》（1991），哈密尔顿著、朱水林译《数理逻辑》（1987），晏成书的《集合论导引》（1994），等等。据我个人的认知，王宪均的《数理逻辑》得到最广泛的使用，莫绍揆的《数理逻辑初步》也被广泛阅读，在传播数理逻辑方面所起的作用最大。

在改革开放后，中国涌现出一批优秀的数理逻辑专家，如吴文俊、唐稚松、杨东屏、张锦文、周浩旋、洪加威、罗里波、沈复兴、丁德成、李祥、李未、冯琦、张清宇、张羿、杨跃、赵希顺等人，他们取得了许多具有国际水准的研究成果，活跃于国际前沿研究领域之中。[9] 近些年来，复旦大学的郝兆宽、杨睿之与在新加坡任教的杨跃等人合作，在推进集合论和哥德尔思想研究方面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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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证逻辑研究的一时兴盛

辩证逻辑被认为是研究辩证思维的形式、方法和规律的科学。从1949年到1980年代末甚至1990年代早期，辩证逻辑在中国一时兴盛。在我看来，这是由多方面原因共同造成的结果：（1）中国传统哲学，如周易、老庄、佛学等，热衷于宏大叙事，讲究事物、现象之间的流转变化，讲究从不同的视角去看待同一问题，力求避免板滞、拘泥、执着，很有辩证思维的味道。（2）以康德、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在中国影响很大，黑格尔的代表性著作被冠以“大逻辑”“小逻辑”的名称，其“正反合”的辩证法常被称为“辩证逻辑”。（3）继承和改造了德国古典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是官方意识形态，某些经典著作中提及和倡导“辩证逻辑”。（4）一度被中国奉为“老大哥”的苏联哲学界倡导和研究辩证逻辑，有些著作被译成中文出版，如罗森塔尔的《辩证逻辑原理》（1962），阿里克塞也夫的《思维形式的辩证法》（1961），柯普宁的《辩证法、逻辑、科学》（1981）和《作为认识论和逻辑的辩证法》（1984）等，在中国学术界很有影响。

1980-1990年代，国内出版了很多辩证逻辑的研究著作，甚至编撰了多本教科书。国内辩证逻辑研究被概括为以下七种不同的研究进路：辩证逻辑与形式逻辑比较研究的进路；范畴理论的研究进路；科学方法论的研究进路；非经典逻辑的研究进路；现代逻辑与逻辑哲学新成果的辩证审视进路；应用研究进路；思想史研究进路[10]。在最后一种进路中，周礼全的《黑格尔的辩证逻辑》（1989）被视为代表性作品。在这些研究中，也出现了不少有价值的洞见和成果，但总体说来，由于与唯物辩证法区分不清，其研究成果的逻辑味道不浓，没有得到广泛的接纳和认可，在进入21世纪后，在中国学界日渐退居边缘，目前已经很见难觅其踪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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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逻辑史研究的持续深入

我认为，在1949-2019年间的中国，与逻辑学的其他分支相比，中国逻辑史研究是一个取得重要进展和丰硕成果、且依然充满争议而活力四射的研究领域。我同意如下的归纳概括：此期间的“中国逻辑史研究大致分为三个时期，即新中国成立后前17年中国逻辑史研究的开拓期、20世纪80年代中国逻辑史的学科建设期和20世纪90年代至今的中国逻辑史研究的深化与反思期。……二期与三期的划分是以国家‘六五’计划重点项目《中国逻辑史》（五卷本）1989年面世为标志，前期以学科建设为主体，后期研究与反思并重，形成不同的中国逻辑学立场。”第一期的代表性成果有：沈有鼎的《墨经的逻辑学》（1960年代以论文形式出版，1980年结集出版），詹剑峰的《墨家形式逻辑》（1956），汪奠基的《中国逻辑思想史》（1960年完稿，）、《中国逻辑思想史料分析》（1961）和他当时发表的一些论文。[11]

下面我着重谈谈中国逻辑史研究的后两个时期。关于究竟应该如何研究中国逻辑史、采用什么样的解释框架，在不同的研究者之间、特别是在不同代际的研究者之间，充满了争议和歧见，有不同的研究进路。大致可以区分出如下两条主要进路。

第一条进路是选取某些西方的（狭义或广义的）逻辑理论——例如传统形式逻辑、数理逻辑、非形式逻辑、论辩理论或符号学——作为解释中国经典中相关材料的框架，通过参考这些背景理论来重构中国古代逻辑，通过比较研究来得出中国古代逻辑优势和劣势的判断。坚持此条进路的学者大都强调人类思维的一般性和逻辑理论的普遍性，利用西方逻辑理论来解释中国经典，关注中西逻辑理论的统一性、相似性和融合性。有些研究者选取的解释框架是西方传统形式逻辑、甚至是现代数理逻辑的观念、方法和技术。这类研究的代表性成果有李匡武主编的《中国逻辑史》（五卷本，1989），它是国家“六五”规划重点项目成果，还有与之配套的《中国逻辑史资料选》（五卷本，1991），孙中原的《中国逻辑史》（先秦卷，1987）和《中国逻辑研究》（2006），周云之的《中国逻辑史》（2004），等等。另外一些学者，如宋文坚、程仲棠和王路，也坚持用西方形式逻辑理论来解释中国典籍中的材料，但他们只把形式逻辑看作一种能够确保从前提必然得出结论的理论。根据他们的研究，中国古代不存在类似于亚里士多德逻辑的东西，因此中国古代没有逻辑——只有名学、辩学和论辩学。还有一些研究者，如李先焜、蔡伯铭、陈宗明、陈道德、曾祥云等人则认为，符号学是研究中国逻辑史的更优范式；传统上以西方形式逻辑为范式的研究，任意截取中国古代典籍中的材料，对之胡乱解释，前后不融贯，背离典籍原意，有生搬硬套、简单比附、误读误释等严重弊端；而采用符号学范式，把中国古代逻辑看作包括语形、语义和语用的一种自然语言的逻辑符号学，可以更为忠实地解读中国古代典籍的整体和原意，给出更合理、更圆融的解释。这方面的代表性研究成果有：陈宗明的《中国语用学思想》（1997），林铭钧、曾祥云的《名辩学新探》（2000），陈道德、曾祥云的《符号学视野下的先秦名辩学研究》（2017）等。

第二条研究进路着力强调逻辑与文化之间的相互关联，坚持运用建基于“历史分析和文化诠释”之上的比较法，力图在中国文化原初特征的基础上来诠释和建构中国古代逻辑，凸显人类思维方式中的差异性和不同文化中逻辑理论的特殊性，反对把中国逻辑的材料硬塞进西方逻辑的框架之中并据此对两者做出简单比附。坚持此进路的学者大都在南开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受其博士导师崔清田教授的学术影响，以他为核心形成了中国逻辑史研究的“南开学派”。崔清田认为：“逻辑学是关于逻辑思维的结构、形式的科学，受文化的影响；不仅具有逻辑的共同性，也具有特殊性。共同性，指逻辑学所具有的质的规定性，其中共同的对象是最根本的。特殊性，指逻辑学在不同历史和文化背景下显现的特点，如居主导地位的推理类型的不同，以及对推理形式表述方法的差异等。以这种逻辑观为前提和依据，不认同西方传统逻辑及符号逻辑是唯一的逻辑学，承认由于文化背景不同而具有各自特点的逻辑学，因而承认‘中国逻辑’是中国国学中的一种学问，而不是发现于中国的西方逻辑学。‘中国逻辑’具有相同于西方逻辑学的共同性，同时也具有不同于西方逻辑学的特殊性。”[12]按这种方式所获得的主要研究结论是：中国古代逻辑是有别于传统形式逻辑的名学和辩学，后者以“推类”为主导推理类型，推类有类比推理的性质，属或然性推理。这方面的代表性成果有：温公颐和崔清田主编的《中国逻辑史教程》（1988初版，2001年第二版），崔清田主编《名学与辩学》（1997），崔清田的《墨家逻辑与亚里士多德逻辑比较研究》（2004）、翟锦程的《先秦名学研究》（2004）、刘明明的《中国古代推类逻辑研究》（2012）、曾昭式的《先秦逻辑新论》（2017）等。

鞠实儿沿着强调逻辑与文化相互关联的道路走得更远，论述说：逻辑学理论受到文化要素、社会环境、认知主体的动机等因素的影响，不同文化的逻辑必定具有不同的特色，甚至可以说，不同文化也许会拥有不同的逻辑。文化相对性和逻辑多样性不能被西方传统中的形式的和非形式的逻辑所容纳。他提出了一个广义论证理论，主张用它来作为重构中国逻辑史的框架。[13] 他以及他的学生沿着这条路径发表了一些研究论文，但尚未见系统性专著问世。

还需要提到，近十多年来还出版了几种总结和反思中国逻辑学近百年历程的著作，如赵总宽主编的《逻辑学百年》（1999），宋文坚的《逻辑学的传入与研究》（2005），以及本文多次引用的鞠实儿主编的《当代中国逻辑学研究1949-2009》（2013）。

中国对因明学的研究包括藏传因明和汉传因明。我同意如下判断：“新中国对汉传因明的研究也分为三个阶段：1949年至1966年为第一阶段……，波澜不兴；第二阶段是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至结束，在大陆，因明研究和传习完全停止；1978年至今为第三阶段，因明研究如枯木逢春，欣欣向荣。”[14] 据我所知，在第三阶段，有三位研究者取得了突出的成绩：沈剑英，其因明著作包括《因明学研究》（1985）和《佛教逻辑研究》（2013），郑伟宏，有多种因明著作：《因明正理门论直解》（2008）、《汉传佛教因明研究》（2007）、《因明大疏校释、今译、研究》（2010）、《佛教逻辑通论》（2016）；张忠义，其因明著作包括《因明新论》（主编，2006），《因明》（主编，2007）和专著《因明蠡测》（2008）。进入21世纪后，因明进入国家“抢救绝学”计划而获得大力支持，许多新近毕业的哲学博士投身于因明研究之中，此领域目前热度很高，有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图为陈波老师

注释：

[1] 鞠实儿：《当代中国逻辑学研究1949-200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2页。

[2] 周云之主编：《中国逻辑史》，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423页。

[3] 鞠实儿：《当代中国逻辑学研究1949-2009》，第8页。

[4] 参见徐中远：《毛泽东：逻辑学讨论中声援“主从”说的学术精神》，《中国组织人事报》2018-10-31。冯俊：《毛泽东主席邀请学者讨论逻辑学问题感言》，《教学与研究》2007年第5期。

[5] 参见吴家国：《关于形式逻辑问题讨论的回顾》，《哲学研究》1979年第4期。

[6] 参见陈波：《逻辑哲学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9-10页。

[7] 诸葛殷同：《评逻辑学》，《自然辩证法研究》vol.13增刊，1997年，第151页。

[8] 吴家国：《<普通逻辑>二十五年回望》，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 年第6 期，第117页。

[9] 详见鞠实儿主编：《当代中国逻辑学研究1949-2009》，第50-122页。

[10] 参见鞠实儿主编：《当代中国逻辑学研究1949-2009》，第375-386页。

[11] 鞠实儿主编：《当代中国逻辑学研究1949-2009》，第396页，第399页。

[12] 崔清田：《关于中国逻辑史的五个问题》，《毕节学院学报》2011年第9期，第49页。

[13] 鞠实儿：《论逻辑的文化相对性——从民族志和历史学的观点看》，《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

[14] 鞠实儿主编：《当代中国逻辑学研究1949-2009》，第397页。

秦沅 编辑  /  郑林 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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