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识沙龙实录 | 阎步克：科学与人文之间
通识动态
十月九日下午两点半，通识教育沙龙第一期在北大法学院校友俱乐部成功举办，沙龙邀请了北大历史系阎步克教授与同学们进行座谈。十月的北京已有了初秋的凉意，咖啡厅里却明亮温暖。二十多名同学与阎老师一起围坐长桌四周。比之于课堂上的严肃，沙龙的氛围给了每一个人轻松的感觉。阎老师笑说：“这里比课堂舒适，还有茶水。对本学期的课程有什么期待，对老师所讲的内容有什么订正，对学习内容的相关认识、各种联想，咱们畅所欲言。”由于到场的同学来自不同学科、不同专业，所以发言的风格不同，角度各异。很多同学刚刚大一、大二，所讨论多是一些最基本思想方法的问题。
图为阎步克老师
一位同学从经济学的专业视角表达了自己的感想：读历史书，知道了一大堆人和事儿，可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学习了经济学，才发现芸芸众生的行为背后潜藏着很多深刻的内在法则。经济学让自己更深刻地认识了人与社会。说到这里，这位同学笑了，说自己可能有点儿“经济学帝国主义”。
阎老师也笑了，说是承认经济学有资格称为“帝国主义”，近代以来的经济学对人和社会的阐述，成果极其辉煌。看一门学科的理论份量，不妨来看这个学科是否出大师。财会、文秘这样的学科，就很少出学术大师，现代经济学则是群星璀璨、大师辈出的。不过，历史学跟经济学、跟社会科学不同：社会科学注重“通则”，而历史学注重“个性”。有这么一句话：世界上没有两片一模一样的叶子。在历史学看来，世界上也没有两个一模一样的人。从社会科学看，任何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都会出现类似孔子的人物；而在历史学看来，孔子只有一个，他是独一无二的。对个人来说，他与众不同的经历、感受，对他个人具有至上的意义。每一块墓碑之下，都埋藏着一部世界史。描述、展示每一个人、每一个事件的独一无二之处，是人文学科的突出特点，同样具有巨大的认识价值，以及永恒的阅读魅力。预期同学们会从历史学中汲取到另一种启发，与社会科学不相同的启发。
有的同学谈起了学历史学的意义，谈起了史学的“灵魂”问题。在他看来，如果没有文化关怀，没有家国天下的关怀，历史学就没有灵魂，就只能是一个娴熟的“工匠”。阎老师高度赞扬了这种理想主义精神，赞成学者在“求真”之外还要“求善”、“求美”。这是学者的人文良知和社会责任的体现。在商品社会的滚滚红尘之中，学人坚守这样的理想主义情怀，难能可贵。
进而阎老师又做了自己的补充：“灵魂”的提法，所指向的是一种主观心态，是一种对具体研究的“意义”和“价值”的期许与承诺。而不同的人，从事科学的动机各异，也可以说是“灵魂”各异。牛顿研究物理学的目的，是为了证明上帝所创造的世界的完美性与可理解性。这就是他的“灵魂”。爱因斯坦同意叔本华：“把人们引向艺术和科学的最强烈的动机之一，是要逃避日常生活中令人厌恶的粗俗和使人绝望的沉闷”。这也是他的“灵魂”。众所周知，爱因斯坦也是一位伟大的人道主义者，然而他把“真”和“善”清晰区分开来了。阎老师说，因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种浓厚实用化、道德化思维，这就塑造了中国人的历史观，所以自己强调的是，历史学应有一个“纯科学”的层面，“求真”自有其独立价值，“新知”的提供，展示了“人”作为一种智慧动物的生命意义，是否有用、是否有助于世道人心，是另一个问题。史学大师与文化学者不尽相同，卓越的“求真”能力就是他的专业资格，那是外行无法企及的。
说到“实用”倾向，话题又联系到中西文化对比上来了。阎老师谈到，对于什么是“圆”，墨子的解释是“圆，一中同长也”。单看这个定义，它比古希腊的欧几里得，似乎并不逊色多少。然而受“实用理性”熏陶的墨子，没能发展出一套系统化、逻辑化的几何体系来。“他每天在大地上奔走，替人排忧解难。”而古希腊学者即便面对社会，用余英时的话说，也会把它对象化，视为跟自然相近的客观研究对象。余英时说古希腊人研究科学是出于“好奇”，而中国人则是为“救世”。各种知识，最终都归结到“治国平天下”上去了。
又有同学有了一个疑惑：科学研究必须提供新知，科学的评价体系强调创新性，而历史学讲的都是过去的事情，饱读诗书经史就是学问，这跟“科学”很不一样吧。阎老师这样回应：历史学其实也在提供新知，揭示前所未知的历史事实，是一个史学工作者最有成就感的事情。然而史学是“人文学科”，所以也有一个很大的超越“科学”的层面，这个层面就跟科学不大相同了。科学上一旦有了新知，陈旧的知识就被抛弃了。科学产生了，巫术就没用了。然而人文学科还有一个任务：传承文化，保存民族的、人类的历史记忆。所以也有这样的人文学者：他个人没什么新创造，但对史事、典籍极其稔熟，信手拈来、如数家珍。这样的优秀学者，我觉得也不妨视为大师。
有同学提到“社会科学没有绝对真理”，众说纷纭。而阎老师认为：这不意味着社会科学、人文学科没有科学的规范、方法。面对一条史料，判明其来源，解释其意义，衡量其史料价值，应以什么方式运用它，都是相当科学的技巧。历史学者也要系统化的解释。又有同学觉得历史学进步慢，思路、模式往往给人陈旧之感，不像自然科学那样日新月异。阎老师说，人文学科的宏观创新，确实周期较长。大师开拓了新模式，随后众人跟进，老师把这套思路再传给学生，有时几代人才能孕育出另一个新思潮，一个整体性的范式转型。当然，局部创新其实时而有之，大家不妨关注一下史学界的新动向。阎老师还半开玩笑地说道：我总想知道三五十年后的历史研究是什么样子，可惜我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来。谁能预知，他就能成为大师。
对本学期所学习的中国传统官僚政治制度，有同学提出中国古代官僚是否缺乏监督制约的问题。阎老师认为，谈“缺乏”或“不缺乏”，首先要厘清参照体系和量化尺度，到什么程度才算是有制约呢？传统官僚体制跟现代民主法制政府相比，当然远远不及；可是，若跟部落体制、跟游牧政权或早期贵族政治相比，二千年的官僚体制，就呈现出了依法运转、有章可循的特点。具体的监督制约制度，大家可以认真去听叶炜老师的“监察与考课”一讲。
大家还谈了不少关于读书的问题。有同学问，是先读经更好呢，还是先读史更好呢？阎老师回答说，各种不同的读书途径，各有所长、各有所得、各有所归。这样的事儿可以说是“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找到最适合自己个性的治学路径，是最重要的。我当年在部队搞雷达，学习无线电，所以结构性的思维习惯比较强，所以我最终落在了制度史上。
阎老师鼓励同学，历史书、文言文虽然很冷僻，但不用怕，哪怕拿过来翻一翻，距离就缩小了，多翻几遍就有点儿亲切感了，尽管最终可能还是没看懂，但你会觉得你领悟了点什么，这就是收获。对在座的历史学专业的同学，阎老师还提到了苏东坡的“八面读书法”，“书之富如入海，百货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尽取，但得其所求者尔”，每次都带着一个特定问题去读，思考集中，就能事半功倍。
图为东坡读书
两个半小时的交流，不知不觉就临近尾声了。不同专业的同学欢聚一堂，对不同学科差异的感悟，也因之而深化了。通识教育的魅力，也许就在此吧。对于大一大二的低年级学生来说，这样海阔天空的漫谈，尤其有意义。在师生谈笑风生走出大门之时，他们都觉得不虚此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