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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雅GE微访谈 | 孙玉文:字求其训,句索其旨

2015-12-17 通识联播


Vol.88
博雅GE微访谈
孙玉文:字求其训,句索其旨
博雅哥说
本文是通识联播独家栏目“博雅GE微访谈”对本期嘉宾北京大学中文系孙玉文老师的访谈稿。作为《大学国文》的主讲老师之一,孙老师如何理解通识教育?大学国文与通识教育的关系是什么?大学的国文教育应该怎样培养学生的兴趣,传承古典的精神?现代的大学生应该怎样去读懂一篇千年前的文章?语言分析与精神内涵的关系是什么?语言研究科学性与人文性又具有怎样的关系?方言在语言学研究当中起到怎样的作用?相信孙老师的回答会给我们更多的思考与启发。

图为孙玉文老师、助教及通识联播的两位小编

通识教育三问
Q:孙老师,请问您理解的通识教育是什么样的?您是如何在课程中贯彻通识教育的思路并且设计这门课程的?
我所理解的通识教育,是使受教育者在自己的专业和兴趣的范围之内,尽可能扩宽自己学习和研究的领域,培养科学有用的价值观和健全的人格。世界太大了,任何一个人,无论他怎么努力,都不可能把人类获得的所有的知识都囊括进来,只能在与自己专业或爱好相近的范围内,尽可能拓宽自己的知识结构、研究视野,获得更多有效的科学研究方法,培养科学有用的价值观。大学的通识教育,不能仅仅靠受教育者的主观努力,还要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根据现实需要,在客观上为他们提供既往学科体系之外的知识体系和价值观,尽可能多地给他们提供融会贯通的条件,弥补现有教学体系之不足,便于人才成长和社会进步。

实践证明,我们现在学科划分这么细致,受教育者的学术潜力有限,发展前途受阻。进行通识教育,就能在相当程度上为受教育者将来具有更大的学术潜力和发展前途提供一些有利条件。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们的大学教育强调专才教育,大概是想培养具有专深知识结构的人材,便于受教育者为学达到高精尖的境地,具有较强的创造能力。欲速则不达。实践证明,这种培养模式有片面性,它忽 32 46373 32 14987 0 0 3193 0 0:00:14 0:00:04 0:00:10 3193了广博和精深的辩证关系。精深需要有广博作为平台,受教育者离开广博,可能在一两个具体问题上钻得很深,但是效果终究有限,并不能达到真正的精深。只有循序渐进,由博返约,广博和专深有机结合,才是理想的教育模式。因此,我们现在迫切需要进行通识教育。


我在《大学国文》中主要讲的是古代的部分。中国古代的教学文史哲并不分科,不仅文史哲不分家,而且天文、历法等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在古文教学中也需要一些。道理很简单:想要把古代的文章读下来,老师和学生的知识不能局限于某一个方面,否则很多古文就不能顺利地读下来。古代学者学问的积累往往不局限于某一个领域,跟他们阅读古书有绝大关系,跟我们今天强调通识教育是相通的。先秦就强调“博学、审问”“博闻强识”,跟今天通识教育的主张相通。因为时代变了,今天当然不能照着古人的老路走,但是在培养人才方面,还是有一些共性的东西,并没有过时。对学生进行通识教育,在培养人才方面既是时代需要,也是对古代优良传统的继承。


什么叫做把一篇文章读懂?这是一个无底洞,而且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仅仅要落实字词句,了解古人行文的起承转合,更重要的是读懂言外之意,文章的思想内容。要想把一篇文章读懂,你知识不能够局限于某一个方面,而这需要有比较全面的知识结构。汉语是我们的母语,中国的大学一般都使用汉语进行教学的,这是基本事实。因此在中国的大学,无论是什么专业,会读相关中文书籍,会用中文写作各类文章,是最基本的要求,怎么强调都不过分。唐代科举考试还有“博学宏词”一科,用来选拔人才,“博学”是强调汲取知识方面要广博,包括要求会读;“宏词”是强调表达,要求会写。要想真正会读、会写中文,中国大学需要有中文方面的通识教育。只有如此,我们培养的学生才能有效地避免知识面比较狭窄、表达思想时言不及义的缺陷,有利于人才的发展,有利于我们今后文化的发展。我在《大学国文》课中,就是借助古文的讲解,围绕会读、会写中文、“授业、传道”的思路去组织教学的,希望对同学们有所帮助。


Q:孙老师,请问在上课过程中,您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什么?课程既要保证专业的水平,但面对的又是非专业的学生,如何平衡二者的关系?
我认为,无论是本专业的学生,还是非本专业的学生,有一些基本的东西是一样的。我们当老师的,也经过了小学到高中的阶段,也关注了迄今为止初高中古代作品的教学情况,这有利于我本人组织教学。目前我们高中的教学太注重围绕高考的指挥棒转,有一定的问题。记得前年中华书局引进台湾国学教材,叫《中华文化基础教材》,在各地中学推广,并且在一些中小学里面进行课程示范。当时很多老师抱怨说教材太深了。这怎么会太深呢?这就说明有些中学老师并不擅长教授教这个文言文。当然这并不是完全说中学老师教得不好,我们也有责任,因为中学老师也是大学培养出来的。

图为中华书局出版《中华文化基础教材》


所以,无论是中文系的本科还是非本专业的外系学生,我认为最起码的要求是让高中起点以上的学生能够把文章读懂,不仅仅是尽可能落实字词句,把握古文行文的起承转合,篇章布局,更要领会言外之意,整个的思想内容。为了达到这一个目的,我们在讲授的过程中要渗透进我们的方法、原则,通过具体性的事例的独到分析让学生觉得并不枯燥,满足他们的好奇心


要实现师生互动,遇到高中起点以上的学生已有的理论知识能解决的疑难问题,可以采取提问的方式,引导学生联想已经掌握的理论知识,举一反三,将疑难问题解决好。例如《诗经·豳风·七月》末章有“朋酒斯饗”一句,先让学生理解“朋酒”“饗”等词语的意思,但是理解了这些词语的意思,并不能理解“朋酒斯饗”这一句的意思。要理解这一句的意思,必须知道古汉语宾语前置的规律。古汉语宾语前置的理论,同学们在中学就学过,这时候可以提问,引导学生回想中学阶段学过的古汉语宾语前置的几个条件,再告诉学生“朋酒”是作“饗”的前置宾语,代词“斯”是复指“朋酒”的。还可以询问学生,“朋酒斯饗”除了这样分析,还有没有其他的分析?如果学生有其他的分析,老师就应该帮助论证其他分析的优劣短长,或错误所在,达到加深理解“朋酒斯饗”这句话的目的,培养学生的古文理解、分析能力。


遇到学生以前的知识结构无法解决的疑难问题,我们作为老师,首先要仔细认真地把握原文,尽可能多地占有材料,不能满足于今人的注释;先自己弄懂,做到心中有数,然后要对学生进行启发,设计提问角度,指出解决问题的视角和科学方法,通过有力的证据将它解决好。在组织教学过程中,不但授人以鱼,还要授人以渔,便于学生以后自学。例如《离骚》这篇课文,其中有“朝搴阰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除了要落实这两句诗的字词句的意思,还要讲解屈原为什么要“朝搴阰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香草、香木很多,屈原特地选了这两种,是否有某些象征意味在里面?要告诉学生,古代诗人写草木虫鱼鸟兽等,有时候是有某些象征意义、某些文化意蕴的。而这些象征意义、文化意蕴,今天一般的古书注释不大讲,其实影响了对古书原文意思的领会。根据东汉王逸给《楚辞·离骚》所作的注释,木兰去皮不死,屈原登上“阰”,“朝搴”,象征着他“上事太阳,承天度”,培养自己坚韧不屈的品格;宿莽是一种冬生不枯的草,屈原入“洲”,“夕揽”,象征着他“下奉太阴,顺地数”,培养自己百折不挠的品格。将这些言外之意揭示出来,对于了解屈原的心态,理解他面对“谗人虽欲困己,己受天性,终不可变易”的无私无畏精神,都是很有必要的;也从一个侧面启发学生,阅读古书,解决疑难问题,必须重视故训。


我们开设《大学国文》,是要培养学生会读、会写的能力,不是为了培养语言研究人才,因此教师在讲授时要避免讲成语言分析课。尽管我们是通过语言形式去了解作品内容,需要作必要的语言分析,但是要重在疏通原文,理解篇章布局,言外之意,思想内容。我在讲授这门课时竭力避免的单纯的语言分析。


图为明代文徵明手书《离骚》


Q:孙老师,您上这门课最大的经验体会是什么呢?
我最大的体会是,要上好这门课,首先老师要对文章有很好的研究。这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要准确清楚地理解已有的研究。这是一个很细的功夫,有的时候甚至只是一些细微之处。比方说《诗经·豳风·七月》里面有“采蘩祁祁”,可以理解为采蘩的人很多,也可以说是采的蘩很多。两种理解在古今的注释中都有,但到底哪一种理解才是诗作者的原意呢?这时候需要参考历朝历代的注释,特别要尊重故训。唐代学者孔颖达作《诗经正义》,明确指出“采蘩祁祁”指采蘩的人很多。他的这种说法是很对的,这句话在《小雅·出车》也出现了,“仓庚喈喈,采蘩祁祁”,这里“采蘩祁祁”只能理解为采蘩的人很多。《出车》是写将士出征归来的,上下文中“春日”“卉木”“仓庚”“采蘩”对举,则“采蘩”应该理解为“采蘩之人”。“仓庚喈喈,采蘩祁祁”是形容具有活动能力的人和动物的,“仓庚喈喈”是归途所闻,“采蘩祁祁”是归途所见,作者所见的是采蘩者众多。如果只是叙述所采之蘩众多,而不及人,文章显然是很突兀的。结合这一例,可见《七月》中的“采蘩祁祁”是指采蘩者之多,不是指所采之蘩众多。今人有人将“采蘩祁祁”解释为“所采之蘩甚多”,这是不妥当的。

另一方面,虽然要尊重前人的东西才能理解得准确,却也不能盲从,自己要亲自实践,进行深入考察,所谓“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就包含了这个道理。例如我看到有人在文章里说,《古诗十九首》的《行行重行行》,“行行重行行”这五个字都是平声,这就很不准确了,“重”作“更加,又”讲本来读去声,后来才读平声,怎么能仅仅根据现代汉语读平声,就说《行行重行行》的“重”在古代也是平声字呢?再如《行行重行行》这首诗后面一部分,韵脚字是“远、缓、返、晚、饭”,在古代是上声自押,“饭”作“吃饭”讲古代是上声,作“饭食、米饭”的“饭”讲是去声,“努力加餐饭”字面意思是(您)尽量多吃饭吧,言外之意是(您)多保重吧。其中的“餐饭”是动词性语素连用,“吃饭”的意思,但是有人却说这里的“饭”是去声,整个韵脚字是上去通押,这也是不准确的。之所以出现这些不准确的说法,是因为对“重、饭”的古代音义配合缺乏研究,因此传授的是错误的知识。这是我们应该竭力避免的。

应该强调,老师自己对相关问题一定要有深入的研究,一面吸收别人的,一面自己也要进行研究。一个字、一句话、一段话,都需要深入分析理解,要问:这里为什么要这么表达?教学生怎么读这些文章,学会如何读中文,如何用中文来表达。在指导学生读的过程中,让学生潜移默化,学会怎么写,把起承转合、篇章布局、言外之意和思想内容的表达都贯彻在讲授里头。


图为监本诗经


对话:国文教育与古代传统
Q:孙老师,在你看来, “国文”的意涵是什么?和“语文”“国文”又有什么不同呢?
解放之前很多地方的中文系其实就叫做“国文系”,许多的教材也都叫做国文教材。我觉得这个和语文、文学以及国学都不一样。我理解《大学国文》课中的“国文”是指用汉语书写的作品,主要是文史哲等人文社科方面的作品。跟“语文”有交叉,不过,事实上“语文”这个概念也不是很清楚,有的人说是语言文学,也有的人认为语是口语,文是书面语。对于“国学”的理解也是五花八门,章炳麟说国学是“一国固有之学”,是最有影响的说法;有的人说国学就是人学,有的人则认为国学是经史子集,有分歧较大的争论。我赞成国学指我国传统学术文化的说法,并且认为:鉴于目前的社会现状,我们可以侧重国学中健全人格培养的内容。


在我看来,国文最核心的思想意涵,是既要将五四以来良好的传统发扬光大,更要将五四以前国学的精粹发扬光大,为文化建设服务。我们中华民族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既有优良传统,也有劣质传统,优良传统当然是主要的,因此我们必须批判继承。实际上,在解放之后,很多优良传统都被我们丢弃了。就说教学方面,古人有很多经验,我们都没有充分吸取,这是很可惜的事。五十年代之后的中小学教学,和解放前不一样,让我们遗失了我们文化当中很多很重要的、很优秀的部分。当然,有些文化传统具有强制性,你抛弃不了,例如汉语就是古人留给我们的最大文化成果,我们不能不继承。


我曾经听到有人说要有世界眼光。事实上,没有抽象的世界眼光,眼光都是观察者站在具体的位置上、有具体的朝向和视角而发出的,观察者必然有一个立足点。没有立足点,就不能产生眼光。我们要吸取古今中外的一切精华,但是要有一个立足点。这个立足点必须是中国学术文化。相较而言,说“全球视野”比说“世界眼光”要合理,但“全球视野”和中国学术文化的立足点是不矛盾的。郭锡良、鲁国尧先生领着我们办了一个杂志,叫《中国语言学》,它的宗旨是:“以中国语言学的优良传统为根,取世界语言学的精华而融通之,坚定地走自主创新之路,为繁荣中国语言学而奋斗。”这个宗旨就是基于这样的学理提出来的。

所以我想,之所以叫做国文,是希望我们的教学,不仅仅传达一种语文基础的培养,更重要的是传递中华国学的那些值得重视的思想内核。


图为孙玉文老师


Q:孙老师, 您之前提到了目前的中学语文教育,那么您怎么看待当今这种国文教育方式呢?现代大学生对国文的掌握和理解情况大概是在怎样一个水平?这门课程是在何种程度去弥补中学教育的不足呢?课程想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
说实话,现在的中学国文教育存在一些问题,并没有让学生真正掌握读写中文的能力。有些学生进来之后,条条框框的东西很能背,但是具体分析一篇作品却很难做到,对文章的理解不是很到位。这可能和高考的指挥棒有关系。而且一些语文课老师平时不太注意业务的培养,只依赖讲授大纲。现代的诱惑太多了,对老师也是如此,优秀的老师总是有限的,所以这就需要大学进一步去弥补,进行这方面的工作。
我想,在中国的大学,这一点应该成为共识,那就是:无论理科也好,工科也好,文科也好,中文都是基础之中的基础。因为你听的、看的,绝大多数是中文,一般都是用中文写作,无论往哪一个方向培养,最重要的能力就是要会读会写中文。以前,可能是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用人单位要引进工作人员,推荐单位问需要什么样的学生去他们单位工作,用人单位的一些老先生提出:被推荐的学生只要会读会写中文就够了。但这说起来很简单,其实很难做好。现在很多大学毕业生都没有能够真正做到。


大学里面要想真正做好这一点,光靠这半年的《大学国文》课还不是太够。我们力所能及的就是通过的对几篇文章的分析,给学生一个典范,引导学生如何去读中文、写中文,培养他们的自学能力。这是一个长期而艰苦的工作。


Q:那么老师,您认为在现代社会,应该怎样去培养学生对于国文的兴趣呢?
在我看来,学生在中文方面的不足,很重要的一点是和时代背景有关系,就是诱惑太多。其实按照道理,诱惑在历朝历代都存在,只不过今天的诱惑会多一些。我记得原来我在湖北大学读研究生,听过南京大学一位古代文学的教授程千帆老先生的课。他给我们汉语史的硕士研究生开《版本学》《目录学》的课程,第一节课就说起:在现在的信息社会,出现了知识爆炸,但这并不意味着不需要基础,恰恰相反,知识爆炸之后需要更加坚实的基础,要有自己的根基,才能够应付这种知识爆炸。互联网时代看起来什么都有,你能撷取相当多的知识。有的朋友就跟我说:可能过不了多久,教师这个职业就没有了,教师只要做一个管理者就行。他们的话不无道理,但是这话的背后隐含的意思是:假定世界上的东西你都认识清楚了,也传到了互联网上;互联网的使用者只需要按图索骥就行。可事实是,无论从时间还是空间来说,宇宙是无穷无尽的,人们认识世界的实践活动也会是无穷无尽的,不可能一劳永逸。恐怕即使再过三千年,还要有人不断探求新知。在这种背景之下,我们要做的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去引导同学们对于中文的兴趣,学会阅读中文、写作中文。


其实很多学生都知道国文很重要,因为我们在教授《大学国文》的时候,发现很多听课的都是外系的学生,还有学医的学生。所以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让自己讲的东西科学而有用,这样一般人都是会接受的。只要老师真正能够讲出东西来,对于日常写作和读书具有很大的帮助,那么学生自然而然就会被引入其中。


图为日本研发机器人教师


Q:您提到所讲的东西要科学而有用,那您如何看待语言研究与应用的这种关系呢?
“科学”和“有用”不是一回事。就拿科学和科学应用的关系来说,科学的本质是求真,在进行科学研究的时候,不管是否有用,都只要求真,科学的本质是在求真;而科学应用则是要把求真的东西运用到具体的生活中去,这个是不同的。有些东西是真的,但是运用之后对社会来说不一定是善的,不一定美的,运用的时候就要讲真善美。
Q:但是一般而言,中文和科学还是不完全一样,您如何看待这种中文的科学性和人文性的关系?
我觉得对于中文研究来说,人文性、社会性才是最首要的,语言研究更是如此。因为我们知道,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必然具有社会性。社会性和人文性有时很难区分,人类的语言在这方面表现得尤其突出。汉语不仅仅是人文的,其本身就是一个社会现象,所以语言的社会性、人文性才是本质的。我们需要利用自然科学的一些手段对汉语进行研究,但不能忽视汉语的根本属性。虽然对于单纯的语言研究来说,我们需要把求真放在首位,但是我们还需要考虑其应用。多一层考虑,总比少一层考虑要全面一些。
Q:孙老师, 很多人在阅读文本的时候,都会更加看重文本本身的内容和其所传达的思想,而往往比较忽视语言文字本身,仅仅是将其看成一个载体,那么您如何看待语言文字和其背后的思想内核之间的关系呢?
古代的任何文本,都是用文字来记录的,离开语言文字,就不可能有文本。这是极为明显的道理。因此必须通过语言文字去理解文本,而不是先假定文本一定有某内容,再去曲解字义。有时候,我们强调理解字义要根据上下文的文意去索解一个字的上下文字义。这并不能证明先有思想,后解字义,因为这个思想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通过语言文字表达出来的。


我觉得字词是非常基础的部分,通过字词去把握背后的思想内核。学习古代文章,首先是进行字词句的落实,不仅要将字义、词义理解清楚,还要懂得上下文的具体含义,理解整个句义和所传达的内容。对字词句的分析其实很有趣,比方说《诗经·豳风·七月》里面“八月剥枣,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对这句话,有人理解说,是把红枣和稻一起来做酒,古人的注释说得很清楚,“此”指的是稻,而包括枣;当然古注是人作的,是人都会犯错误,因此对古注不能迷信。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就翻看了一些古人讲酿酒的著述,看到古人不大说拿红枣来酿酒,可能是因为古代的枣不是用作酿酒的原料必需品。这也就说明要把一篇文章读懂,你的知识不能够只是局限在一个方面,还应该有比较全面的知识,要有广泛的阅读,否则有些问题就搞不清楚。


再比如说《诗经·秦风·蒹葭》开头是“蒹葭苍苍,白露为霜”,但是仔细去分析的话,“苍苍”是茂盛的样子,意思是芦苇长得很茂盛,这显然不是秋天的事。但是后面紧接着就是“白露为霜”,秋天的露才叫白露,“白露”有特定含义,就是指秋露,不能简单理解爲“白色的露水”。露和霜是有关系的,原来的时节是露,后来凝结成霜,节候不同了。到了“白露为霜”的时候,就不能“蒹葭苍苍”了。所以很显然,两句话的季节是不一样的,首先是“蒹葭苍苍”的时节,然后又到了“白露为霜”的季节,字面上是讲节候的变换。要理解这层意思,就必须将这两句诗联系在一起来体味。将这层意思体味出来后,才能真正理解原意,了解这两句属于“赋、比、兴”中的“兴”。


图为诗经·蒹葭


字词句是重要的,但是你不能够局限在对字词句的理解。比如《论语·学而》第一章的三句话,表面意思是:学习了,并且要按时温习,不是很高兴吗?有朋友从远方来,不是很快乐吗?别人不了解我,我不生气,这不是君子吗?但是这三句话是有内在关联的:第一句是说人学习了之后要按时温习,达到学业有成,能招致朋友慕名而来;朋友来了以后,对于自己还有不懂的东西,那就需要朋友之间的互相切磋,砥砺德行,所以“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在切磋的过程中思想发生碰撞,有的时候会争得面红耳赤,所以“人不知而不愠”,君子之德就算养成了。《学而》第一章就是讲通过学习、切磋,“劝人学为君子”的;荀子的《劝学》也是讲如何培养君子的,跟《学而》这一章的主旨一致。所以不仅仅是要把字词句落实,更重要的也是要读懂字词句背后传达的这种言外之意,思想内容。


Q:孙老师,《大学国文》大纲第一章节的主题是“大学精神”,您认为什么才是大学精神?北大精神在何处?大学国文又与大学精神有什么关联?国文是我们理解大学精神的关键吗?
大学最主要是一个求真的地方,有一个探索的要求,培养学生探索自然和社会的一些奥秘需要具备的一些素质。这就和中学分开了,也和纯粹的研究机构也不同。大学承担培养一些能够具有探索自然和社会奥秘的人才的重任。


我想,大学精神应该包括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在当下,我们特别强调的就是集体精神,目前有很多人表现为“为我”,当杨朱的徒弟,“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如果人人都持这种思想观念,社会怎么进步呢?因此,大学培养的学生,还应该使学生有一些服务社会的想法,我想大学精神还应该包括这一点。

北大的精神早已有人做过讨论,我没有发言权,但是我觉得“民主和科学”是值得北大人发扬光大的。放弃了这个,就是放弃了北大的特色。另外一个,虽说不能算作北大精神,但可以算作北大五四时期形成的优良传统,那就是“教授治校”。这个优良传统,也是值得接续起来的。


我认为:好的大学国文跟大学精神是相通的,好的大学国文课可以帮助理解大学精神,可以用来传递大学精神,特别是人文精神。


Q:孙老师,有同学想问您一个相对比较专业的问题,您怎么看方言地理学与社会方言学在研究中国方言音韵方面所起的作用?
现代汉语的李小凡教授、项梦冰教授都是方言地理学研究的专家,但是李小凡教授不久前作古了,我表示深切怀念。项梦冰教授和曹晖先生合写了《汉语方言地理学——入门和实践》一书,对我本人的研究很有启发。我想:对方言地理学的研究对研究语音史等学科非常有帮助,因为历史总是在具体的时空中存在的,而方言地理学也研究语言的共时和历时状况,跟汉语史有启发,有帮助。比如子丑寅卯的“寅”,古代有两个读音,折合成今音,一个读yín一个读yí,现代汉语普通话只取yín,但是跟yí相对应的读音还保留在福建某些地方。还有些具体问题,方言地理学和汉语语音史是重合的,在研究方法上也对汉语史研究有很大的借鉴作用。特别是,我们要意识到语音史是占据空间的,除了时代的因素,还有地域的因素,两个方面的问题都需要借鉴方言地理学的成果。方言的共时差异,其实是历史的产物,这也跟汉语史有相合之处。汉语语音史研究需要吸取方言地理学的成果,当然方言地理学也得吸收汉语语音史研究的成果。


图为项梦冰 曹晖《汉语方言地理学》


至于社会方言学对汉语语音史的作用是这样的。有些音变我们如果只用历史上的材料,只能够看到最后的结果,这个音变成了另外一个音,通过这些材料我们能够看到音韵的演变,但是演变总是从某些人开始的,不可能是大家一起变化变化,总是某个地域在前,某一些人在前,这个时候就需要社会方言去解释这些演变的过程。我在前面说到,语言本质上是一种社会现象,因此从理论上说,社会方言学的成果也是值得汉语语音史研究者充分吸收的。另外一各方面,汉语语音史的研究成果,从事方言社会性的学者也得吸收。


今天我们主要谈通识教育,通识教育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打破学科之间的壁垒。汉语语音史、方言地理学、社会方言学之间互相吸收,互相促进,跟咱们的通识教育的理念是相通的。


Q:那您对方言学有什么展望呢?
方言学和汉语方言的存在是联系在一起的。我认为中国人做语言学有六大优势,第一个是汉字,汉字是很独特的,和拼音文字不同,能够把时空上的传递性发挥到极致,所以一直到今天,我们还能够读懂《十三经》;第二个是中国有三千年不间断的文献,世界上研究语言没有比我们研究语言有这样得天独厚的条件;第三是方言,中国方言之间的分歧抵得上有些语系的不同语言的差别,但同时历朝又有共同的语——雅言,一方面是各方言把彼此之间的距离拉远,另一方面是用雅言往中间拉,方言和雅言互相对立,互相斗争,推动者汉语史的发展,这种现象太值得研究了;第四就是民族语言的资料,这在世界上是非常丰富的,中国境内有汉藏诸语言、印欧语南亚语、南岛语,还有阿尔泰语等,跨的语系非常多,但汉语一直是处在上风,不断同化了很多民族语言,这对于语言的接触、语系是非常有利的条件。第五是中国人对语言研究,特别是汉语研究,有悠久的历史,中国人对于语言的研究实际上从先秦就已经开始了,比如《尔雅》,我们有一套独创的概念系统,有两千多年历史研究的传统;第六是是中国语言学历来有一个不排外的传统,不断吸收国外的东西,比如三十六字母受到梵文拼音的影响,上上个世纪以来又吸收了欧美语言学不少东西。但历史上,我们吸收的主流是:不完全的照搬外国语言学的东西,而是有中国化的过程。尽管走过弯路,或者有人正在走弯路,我想总会回归正途的。


任何个人、任何集体,都得取长补短,也都得扬长避短,发挥自己的优势,在文化建设上做一些事。利用这些优势去研究语言学,我们是在根据自己熟悉的东西去发展学术。这和一味抄袭人家、模仿人家相比,哪一个更能照亮世界语言学的天空呢?答案是很显然的。利用汉语方言的优势去发展学术,是一条坦途。


图为《尔雅》


Q:孙老师,请问老师认为现代人写古体诗和古代人写诗有什么不同呢?
我认为现代人写诗主要是一种爱好,古代虽然也是爱好,但是功利性还是比较强的,这是因为科举考试需要这个。古人背负着这个十字架,对他们的创作有所束缚,所以很多好诗往往是科场之外写出来的。凡事应该从两个方面看,尽管古人写诗,有时有格律的限制,有科场的束缚,但无形中使他们守规矩,讲形式和内容的有机结合。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好的诗人能达到形式和内容的完美结合,以至于他们的诗歌千百年来一直使人产生共鸣,使人心潮澎湃。能做到这一点太不容易了。无论是古代的诗歌还是现代诗歌,最重要的都要表达真情实感,要有形式,达到内容和形式的完美结合。不过现在很多人写诗,有些无病呻吟,没有什么真情实感,也没有什么创新,对于现实的不合理现象的批判性也不足。这是很令人遗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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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2-17

(宇飞 语嫣 采访 /
语嫣 编辑 / 小京 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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