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性”语义学说明：
没有做过研究，“艺术性”是否被使用或者定义过。
在这里使用它，第一为了区别“艺术”；第二为了区别“美学”。
当我们说到“艺术”，往往有两个暗示：一个是创造性技能（creative skill or ability，在英文里叫artistry，有些中文翻译反而是艺术性）；一个是由传统艺术引起的对美学价值（aesthetic value）的认知，比如绘画、雕塑甚至建筑等的美学概念。对于中文的“艺术”的出处与来源，我没有做过详尽的研究。其中的“艺”，维基百科中解释中国“六艺”的渊源，分别为“古六艺”（礼教、音乐、射箭、骑马车、书法、数学）以及春秋后孔子提出的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我个人理解更契合英文里的“创造性技能”，但有些技能比如“诗”、“书”、“乐”也不乏“美学价值”。
说到景观的“艺术性”，我所指的是非传统意义上的美学价值，包含但不完全是创造性技能。换言之，说一个景观的艺术性，不是指它美不美，好看不好看（像说一副画或一件衣服），而是说它是否在景观的语境下创造性的回应了场地特征（characteristic）：它的功能是被解决了的——比如生态功能，比如人使用的需求；它的社会背景（context）是被体现的——比如当地的人文特征；最重要的是，它创造性的利用场地原有的条件，赋予了场地新的特征，给人带来了全新的感受——这个感受可以是身体上的舒适，思想上的启发，教育上的意义等等。
在《新景观宣言——号召二十一世纪行动》（The New Landscape Declaration-A Call for Action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一书中，景观被分类为“美学章”（Aesthetics Panel），“生态章”（Ecology Panel），“革新章”（Innovation Panel），“公众参与章”（Public Practice Panel）等；在各种国内、国际景观论坛中，类似的分类也往往常见；我们做项目的时候，也会碰到委托方说，给设计师空间充分展现其设计梦想云云。这样类似的观念容易让人产生一种错觉，就是有一类专门的景观建筑师只关注好不好看的事儿，他们为了某个造型、某些“艺术”观念做设计，或者做“美”的东西就是要和环境过不去，和功能打架，否定社会价值。我要用景观的“艺术性”区别的，就是这个观念。
我先借用华盛顿的越战纪念碑具体解释景观“艺术性”这个概念。
Vietnam Veterans Memorial. Washington, D.C. 1982, by Maya Lin.
首先，两片黑墙缓慢地嵌入地下，你很难说这个形态好不好看。这两片墙围合的场地引导观者逐渐下沉，慢慢被它营造的气氛包围。我第一次去参观，事先不知道设计中黑色花岗岩的意图，但是看到上面密密麻麻的名字，沿着墙越走越多；我的影子反射在墙面里，在名字中穿梭。虽然反复对自己说，你跟越战没啥关系，你家也跟越战没啥关系，还是不由自主热泪盈眶。后来看资料，知道墙后有供暖设备，用手触摸它不是冰冷的，这是在讲生者与死者之间的对话。后来还听说，如果你见过大雪在这面黑墙上融化，就像看到墙也在哭泣。景观有自己的所谓“好看”。它可以不符合建筑学中的审美，甚至有别于传统园艺中以植物为造景的审美。如果追究这个“好看”的“物性”（objective）到底是什么，我首先想到的是空间和尺度——我讲的景观中所谓的“好看”，主要是一个成功的气氛营造。简单的说，景观师是在使用空间和尺度，营造一个氛围。其次。越战纪念碑巧妙的解决了一些技术上的问题，比如纪念碑的竞赛要求必须刻上58,320个亡者姓名，而这两面倾倒的墙在功能上完美的承载了这个任务；观者可以方便的看到这些名字，这是传统高高耸立的纪念碑没法解决的——我讲的景观中的“好看”，不会为了单纯从形式出发违背功能，或者为了拧巴一个所谓“美”的造型导致各种功能的障碍，反而往往是因为创造性的解决了某种功能而呈现的形态。景观的功能性，在这里包括但并非全是传统意义上的功能比如使用、安全、交通等。借用K. M’Closkey 在她的书“Unearthed- The Landscape of Hargreaves Associates”中提出的四个“E”的可持续性（sustainability）：equity, environment, economics, energy——平等、环境、经济、能源，都属于景观功能范畴。我们在功能中需要关注的就是这四个“E”的可持续性。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些功能是变化发展的，比如第四个E，energy，就是作者在当前这个时代为前三个E添加的。功能还有各自的社会性，不同的社会背景下景观的功能性可能会完全不同。我听说在一次特别的景观会议中，有一场有趣的讨论。来自法国的一位景观师，认为当下的中国、韩国、日本、新加坡、泰国的几位景观师做的都“不对”，它们要么是自上而下（top down），要么只是“好看”，没有公众参与、缺乏社会关怀。在场的日本设计师说，日本的社会背景下做景观很少采用公众参与。我不了解日本的景观行业，不敢做妄断。不过显然各个国家的社会背景会决定各自的功能取向。关于这个社会性问题，我们可以稍后继续。最后，延续上面说的功能。越战纪念碑突破了传统纪念碑（memorial）设计的观念：创造性的使用下沉场地、墙体、文字等等景观元素，达到了让生者缅怀的震撼效果，从而让这个作品达到了“艺术”的高度。这种创造性，就是我想说的景观的“艺术性”。创造性的解决功能，是相对于功能主义，一切从功能推导出来的方法论；创造性是景观艺术性的根本——创造性的使用空间/景观语言，创造性的解决功能，创造出特定的、与众不同的氛围；创造性并非必须独一无二、前所未有的“形态”。它可以是把别的行业、别的地方的idea，创造性的应用到场地中。类似的案例，比如还有纽约曼哈顿的口袋花园Paley Park。Paley Park. Midtown Manhattan, New York City. 1967. By Zion Breen Richardson Associates.
我还认为，景观的艺术性有两个特征，一个是对场地的充分回应，一个是结果的开放性。先来谈谈场地特征（characteristic）。办公室的同事曾经问我，你去场地时都看些什么。我仔细想了又想，实在说不上来什么。每次第一次去场地，从来没有计划过要去特别看什么。但是会有很多情景（image）在后面的设计中冒出来，帮助我判断这样的设计合不合适——讲到这里，又出现了直觉甚至玄学的论调让热爱论据的人感到不适。非常遗憾。我没办法论证第一直觉的重要性。这个直觉的背后可能有个人的知识背景、结构、阅历、个性等等支撑，但是可以肯定的说每个人都不一样：不同年龄的人不一样，不同经历的人不一样。幸好，读到C. Girot的“景观建筑学中的四步概念”（Four Trace Concepts in Landscape Architecture），也许可以帮忙稍作解释：第一步“到达”(Landing)，说的是“需要一个特别状态的头脑，获得主要的直觉和印象，在思想之前感受，在寻求完整的发掘和理解之前的走动和捕获”（....one where intuitions and impressions prevail, where one feels before one thinks, where one moves across and stalks around before seeking full disclosure and understanding.） 在Girot列举的“四步走”中（后面三步分别是Grounding, Finding, Founding），我认为Landing 对于创作最重要。其他三步是有规律可循可以通过学习掌握到的，比如研究土壤地质水文，比如找到场地客观条件，比如在这些条件里继续找关系。而第一步landing是无法规范的。我个人经验，由于第一步的直觉没有受到后面具体研究资料的影响，往往是设计中的创造性的来源。反过来说，如果设计的来源都是由客观条件推导的，那么所有的设计是不是应该都是一样的？而事实正好相反。场地特征不只这些。伴随着设计的深入，往往需要回头再看：有没有什么没看到？有没有其他视角？场地特征伴随设计的深入被层层拨开，直到设计可以和它融为一体。从这个角度讲，设计不是线性的场地分析——概念方案——施工深化，而是不停反复的过程（back and forth），这是一个回应场地的过程。对场地的充分回应是说最终设计与场地的充分契合，说明你的设计搬到别的地方就不大合适了——即使是别的领域的idea被应用到“这里”，也需要调整变化与场地充分结合。场地特征包括自然的历史的人文的。不同的设计师有各自的关注点，选择抓不同的灵感。所以设计出现多样化。我想借此引出景观艺术性的另一个特征，结果的开放性。不同的设计师对场地的认知不同，取向不同，导致最后的设计不同。那么设计还有没有好坏之分呢？你说我不做生态我说你不关心人文，那么到底谁重要呢？现在5年大家都在讲环境下个5年又在讲公众参与，要不要跟风呢？我个人认为，一个好的景观设计，可以被多重解释，换言之就是有结果的开放性。继续拿越南纪念碑为例。众所周知，设计师在越战纪念碑竞赛中标后受到各种攻击和非难。当时已经是美国的八十年代。回顾当时的纪录片，你很难想象一个年轻的在校学生是如何在各种听证会中煎熬并坚持自己的观点。有建筑师说她使用抛光花岗岩太女性化（too feminine）；一些越战老兵说黑色代表屈辱（shame and dishonor）；曾经赞助这个项目的百万富翁撤回资金.....另一方支持她的，被人解释成黑色伤疤（a black scar）的两片墙被认为是反对战争主张和平的象征..... [1]。并不是说好的设计都要引起如此争议，我用这个案例解释好的设计其实可以让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认知。这个开放性境界，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景观的艺术性。这样讲了半天，景观设计似乎没有美学需求了。“好看”这事儿变成了“不可说，不可说，一说就是错”的主观感受。虽然容易引发争论，我还是不想避讳。做为个人观点，我仍然比较坚持景观设计中纯粹美学的部分。景观从Garden起源，曾经就是人们衣足饭饱后的精神补给品，“好看”是必须的。这就好比说我觉得Guillermo del Toro Gómez导演的电影“Pan’s Labyrinth”就很好看；George Orwell的文章“Shooting an Elephant”很好看；R. Maillart 做的桥“the Salginatobel Bridge”很美；Shaker 的家具非常漂亮；L. Giubbilei 做的Garden是art of beauty——“beauty”是人类精神层面的需求之一，人对它的追求是永恒的话题。再举两个跨界的例子。一是文学界中一度引发争议的“金线”论：“文学是窄门。文学的标准的确很难量化，但是文学的确有一根金线，一部作品达到了就是达到了，没达到就是没达到。对于门外汉，若隐若现，对于明眼人，一清二楚，洞若观火。” [2] 还有一个是电影界的说法儿，有导演讲：“电影应该是酒，哪怕只有一口，但它得是酒。你拍得东西是葡萄，很新鲜的葡萄，甚至还挂着霜，但你没有把它酿成酒，开始时是葡萄，到了还是葡萄。......应该把葡萄酿成酒，不能仅仅满足于做一杯又一杯的鲜榨葡萄汁。” [3] 对于提出“金线论”的作家，虽然我不爱看他的书，但是非常赞成他说的文学中的这条线；对于上面的这位导演，据说是姜文。我觉得他的电影挺好看。The Salginatobel Bridge.Switzerland, 1930, By Robert Maillart./ Hancock Shaker’s Village. Massachusetts. 我无法给“艺术性”找一个相对学术的定义。“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一书中，De Certeau 为“tactic”做的论证给我一些启发：和充满意志和力量（will and power）的strategy不同，“tactic”是一种“弱”（weak）的艺术。它没有特定的点位（point）、场所（place），它利用并依赖机会（“opportunities”），它是孤立的行为（isolated actions）。如果用wit（strategy）和trickery（tactic）对照，前者与概念相关（idea and concepts），后者与行动（a sort of legerdemain relative to acts）相关，它常常带来惊奇（surprise）。这个所谓“花招”极具偶然性。从辩证的角度看，正是缺乏strategy具备的力量，tactic是千变万化的，快速的，充满惊奇的；如果说strategy是寄希望于对时间流逝（erosion of time）的抗拒，tactic是巧妙的使用时间（utilization of time）。这样的边缘化、不定性、甚至说是“机会主义”，相对于战略上的系统性（strategic system），从某种角度上非常接近我想说的“艺术性”的某些性质。 说到这里，有人会说，你不过是偷换概念，和我说的景观要有环境意识、社会关怀没什么区别嘛。你不就是把什么什么都考虑进去了，跟景观的本质有什么关联？上学期的一堂理论课上，我们需要写下什么是景观（what’s landscape）。这个问题让我们持续了好几篇阅读，有从语义学论证（J. R. Stilgoe），有从美国现代社会景观出发(J.B.Jackson)，从理论定义（S. Swaffield）。这个概念太广泛，语义学上又含糊，无数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去挖掘景观到底是什么。为什么要反复纠结这个问题呢？因为我们想找到它的本质，从而知道我们这个行业与别的行业的区别，弄明白我们这个学科存在的意义。我想说的是景观这个学科到底是干什么的。核心是什么。首先我不认为景观是做生态的。生态科学本身非常发达，技术含量很高。我们在设计中根据场地需求和生态科学家合作是应该的；景观师具备基本的生态知识，有生态意识也是应该的。一些大尺度的景观规划比如河道、区域的绿地系统甚至需要以此知识体系为设计依据也没有不妥——如果这时候的场地特征以此为核心。但是用生态科学理论指导景观设计会让设计片面和僵化——如果可以用一个科学范式推导设计，那么未来是不是AI（artificial intelligence）就可以取代设计师了呢？其次我不认为景观可以解决社会问题。景观往往是社会问题的“果”，不是那个“因”。社会问题之复杂，绝非一门学科可以解决。即使涉及到，景观也不是最有效的那个。相反社会活动（游行示威、公共演讲、社区活动）对各种社会问题非常有效。常见的还有一些艺术家，通过艺术作品表达自己的政治见解。有人可能解释，没说让景观解决社会问题啊，它可以表达观点啊，可以体现社会关怀啊——我非常赞成一个景观设计师需要有人文情怀。有公平意识、能发现和看到社会问题，对设计的开放性有很大帮助，可以提升景观的艺术性。但是对社会问题的研究可以指导设计吗？设计的方法与对社会问题的观察、研究、关注有关联吗？我的回答是否定的。如果一定要从方法论上讨论，我的疑问是抽象的社会问题如何在景观中具体化（how to address）？具体化以后还能不能代表社会问题？不够具体化后引发的歧义是否使该设计的初衷具有意义？2012年风景园林新青年景观公众号做过一次关于P. Walker先生的访谈。他对此问题的观点是这样的：“我认为设计是文化背景的反映。设计并不创造文化，相反文化决定了设计。我生活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我思考我所生活于的文化，我尝试为这种文化做设计。......如果你尝试改变人们思考的方式，尝试改变历史的阶段，尝试改变道德和伦理，我觉得这就已经不是设计所关注的了。”基于以往的实践经验，我对此感同身受。L. Olin先生在最近的新书“Be Seated”最后一章中，也讲到了景观的社会性。做为一名长期关注公共景观（public realm and civic space）设计及相关社会问题的实践者、教育家，他认为设计师及其设计不能enforce sociability。“Design doesn’t make people do anything.” 它可以承载甚至鼓励一些社会活动。而不管我们不同的出发点，我们的工作围绕着相似的关注点：invention，variety，novelty，continuity，tradition，precedent，and typology.[4] 我认为，一些城市历史学家、批评家对Bryant Park（Olin 先生的代表作之一）的攻击，认为这个公园的改造变相导致了该区域的中产阶级化（gentrification），实际上一方面低估了（oversimplify）中产阶级化的社会复杂性，另一方面又高估了（overestimate）一个城市公园的社会功能和意义。最后回到景观的“艺术性”——在景观的语境下创造性的回应场地特征。当设计师拿到一个场地，如何分析、理解它是一个过程，如何把这些见解在场地有效的表达出来是一个过程。如何表达在我看来就是景观设计的核心，表达的手段让我们区别于工程师、艺术家、建筑师等等其它行业。比如你发现场地有很深的文化含义，你想回应并告诉人们，怎么回应、如何转达就是关键——这个transform的过程是我们的“核心技术”；比如一个场地充满了环境危机，可持续的解决环境危机可能需要生态技术，但是做为景观师，你的任务应该不仅仅是解决了一个技术问题，你可能会考虑这个环境危机与人类活动的关系，如何给人以警示，或者提供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范例——如何搭建这个关系，如何做出警示，这是我们的“核心技术”。你的专业训练，让你知道如何表达行之有效；或者说通过致力于长期实践，就是在不断探索行之有效的表达。景观的“艺术性”这个观点在缺乏具体的方法论之前可能会显空泛。追溯早期景观学的两个渊源，植物学（horticulture）或者建筑学：在中国的园林院校里景观有很深厚的园艺学背景，在美国的景观系里往往看到来源于建筑学的衍生，比如有的学校里的景观基础课，是把建筑学空间放大到景观，用地形、植物、挡墙、构架塑造户外的空间边界（我个人受此影响较大）；有的基础课把建筑学中的tectonic借鉴到景观中，研究景观元素比如泥土、水、植物之间的tectonic。上世纪六十年代，哈普林曾经提出的RSVP Cycles可以说是方法论范式（paradigm）的开端。可惜的是这些设计方法论在没有完全成熟之前，或者说在研究出业内/业外有一定共识、景观设计自己的方法论之前，被其复杂的社会性拉的东奔西跑，每个理论流行几年，就被批评走的太偏再拉向相反的方向。建筑师及建筑教育家K. Leski通过其长期的教学实践总结到，每种语言都需要自己的“句法”（Syntax），而tectonics就是建筑语言的句法。Tectonics governs the way in which elements are put together.[5] 我个人的体会是，景观教育同样需要自己的“句法”，教授如何把景观元素组织在一起的设计方法，要让人知道拿到一个场地怎么下笔——画的好不好，用什么手段表达，出发点是什么无需一概而论，至少学生需要了解一个概念或者想法是如何实现的；另外，很多和我类似经历的实践者想必感同身受，我们在指导新入职的、愿意从事实践的同事们的时候不至于越来越无从下手。在同上一篇访谈中，P. Walker先生谈到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时这样讲到：“我确实认为在学校里需要有实践者来授课，若非如此，很多事情将会变得激进，而这并非一个风景园林师的培养方式。....我认为设计师应该有一种更‘真实’的东西。在学校里有太多事情是可以冒充的，但是我确信经验并非其中之一。实践经验是你伪装不了的东西。”以上是一个景观设计师从个人实践经验中总结出来的一些设计观点。在Swaffield的“景观建筑学理论”（Theory in Landscape Architecture）书中，他把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理论归类为instrumental theory，来源于empirical observation。我不敢妄称自己这番言论称得上理论，不过是有兴趣在做设计的闲暇之余掰哧一些想法。源于个人经验的说法，难免片面；没有专业基础做理论研究，难免逻辑不严谨。欢迎不同观点的理性辩论。补充一点，我一点都不抵触理论家，阅读理论是我闲暇时的爱好，当代的比如J.D.Hunt对景观历史上几个重要时期、重要概念的研究，比如E. Meyer对现代景观发展的思考，远到十八世纪的“Theory of Garden”(Joseph Disponzio)，二十世纪初期哲学领域的“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Michel De Certeau)......我对自己的告诫是，不要因为对理论的关注，critic的本事越来越高，做设计的本事越来越低；不要觉得自己见多识广“知道”很多，需要动手时却捉襟见肘。毕竟，做为一个设计师，需要把东西修出来；毕竟，落地的设计是另一番天地，非语言和理论可以代替。[1] Susan Goldman Rubin. “Maya Lin, Thinking with Her Hands”. Chronicle Books. 2017. p18. [2] https://book.douban.com/review/6532708/[3]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0255177[4] Laurie Olin. “Be Seated”. Applied Research and Design Publishing. 2017. P205[5] Kyna Leski. “The Storm of Creativity”. The MIT Press. 2015. P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