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健康宣传月】渡过专访陆林：后疫情时代，精神卫生如何转危为机？
抑郁症已成为多发疾病，老年痴呆是很大挑战
记者：陆林教授，中国确定今年世界精神卫生日的主题是“弘扬抗疫精神，护佑心理健康”。现在有一个判断：新冠疫情爆发让原本严峻的精神健康形势雪上加霜。我想请您先介绍一下当前中国精神疾病的状况。
陆林：2013年，我们做过一次全国精神障碍流行病学调查，显示中国18岁以上成人精神障碍发病率为17%左右。按此计算，中国14亿人口中，有2亿多精神障碍患者。
这2亿多患者中，重性精神疾病（一般指精神分裂症、双相情感障碍等）并不多，发病率大约是1%。截止到上个月，中国重性精神疾病登记在册人数是629万人。
大家近年来比较关心的是抑郁症，其发病率在5%到7%左右。一般来说，发病率超过5%就算比较高了，所以现在抑郁症应该算是多发病。
刚才说的17%中，还不包括阿兹海默症。这些年中国阿兹海默症发病率越来越高，而且随年龄而倍增。比如65岁人群阿兹海默症发病率是6%左右，到了75岁就变成12%，到85岁是24%，到90岁则成为50%。
现在人均寿命很高，很多人都可能活到90岁，这是好事，但其中有一半会老年痴呆。就是说， 两个90岁以上的老人，其中就有一个老年痴呆。这是我们国家面临的一个很大的挑战。
大家经常会在街上看见寻人启示，老年人走丢了。很多人觉得老人记忆力不好不是病，等哪天走丢了再找就来不及了。父母走丢了，是子女终生的遗憾和心理创伤。如果早期采取预防措施，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记者：您刚才特意强调这17%，是18岁以上成人精神障碍发病率。那么18岁以下未成年人发病率如何？
陆林：全球18岁以下青少年发病率平均是20%，我们国家大概是15%左右。不过近年来中国青少年发病率迅速提高。比如我前几天出门诊，来看病的患者大约一半都是青少年。
青少年精神障碍波及面很宽，虽然只是孩子出了问题，但对父母、长辈来说是天大的事情，能把整个家庭都拖垮。所以一定要重视。
精神障碍发病率增加当然不是好事，但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社会的进步。越是发达国家，精神障碍发病率越高，原因是发达国家人员流动多，竞争压力大，社会对精神障碍的认知程度高。一些不发达国家连饭都吃不饱，对精神障碍自然重视不够。所以精神障碍发病率高和社会的文明程度是有关系的。
当然我们不能听之任之，提高整个社会对精神障碍患者的包容和接纳，提高我们的服务能力，让每个有精神心理问题的人都能够得到关怀和帮助。这样的社会才是一个文明、和谐的社会。
新冠疫情让中国精神障碍状况雪上加霜
记者：我们再来讨论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精神卫生事业的影响。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是否进一步加大了精神障碍的防治难度？
陆林：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对全人类都是一个重大挑战，给人类的心理健康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其影响会长期存在。包括精神障碍患者无法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越来越多的人由于居家隔离、社交距离等出现心理健康问题；新冠肺炎污名化给当事人带来内心创伤等等。
我今年到武汉去了三次，最近一次是9月初。我注意到，虽然疫情得到了控制，很多人仍然没有从痛苦中走出来，不能正常生活、正常工作，也有部分人残留一些精神障碍问题。
今年2月到3月，我们在武汉对5万普通老百姓做线上调查，研究新冠肺炎疫情对大众心理健康的影响。调查结果显示，27.9%的人抑郁，31.6%的人焦虑，29.2%的人失眠，24.4%的人出现急性应激症状。
有的患者不幸去世，他们的亲人很久不能走出哀伤。据统计，大灾大难之后，至少有10%的人会残留创伤和应激障碍。新冠肺炎疫情会也造成这样的后果。
疫情对医务人员有很大伤害。今年 5月，我们在武汉调查了16000多名医务人员，其中抑郁比例是45%，焦虑为34%，失眠有22%，应激症状有34%。还有很多人有躯体化症状。
为防疫而采取隔离政策也带来很多心理问题，造成恐惧、沮丧、厌倦，还有网络滥用。疫情期间，整个上半年全国的学校都没有开学，青少年在家上网课，沉迷于游戏、手机，网络成瘾明显增加，也容易与父母发生冲突，或者被父母严格监管，使得儿童青少年抑郁、焦虑明显增加。
疫情对老年人影响也很大。很多老年人因为慢性病不能得到及时治疗，精神心理上受到冲击，很多人因此抑郁、焦虑，或症状加重。
还有新冠肺炎的污名化问题。疫情期间和疫情后，因为对病毒的恐惧，武汉同胞往往受到歧视，很多人躲在家里不敢出门，担心被歧视，这给他们带来很大心理压力。
记者：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应对疫情的影响？后疫情时代应从哪些方面预防精神障碍的发生？
陆林：伴随新冠肺炎快速蔓延，各种心理问题不断凸显，部分地区精神卫生资源薄弱、精神卫生服务和培训不足等问题逐渐显现，精神卫生服务体系面临巨大挑战。
因此，需要更进一步提高公众对精神疾病的认知水平，提升精神疾病早期诊断和标准化治疗能力，加强公共精神卫生体系建设，形成全民关注心理健康建设的社会氛围。
落实到具体层面，国家、政府，还有专业部门，包括媒体、企业，疫情后要通过一系列措施应对精神心理问题，减少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发生。
如何有效治疗抑郁症
记者：在各种精神障碍中，抑郁症现在越来越被重视，几乎成了精神障碍的代名词。请问抑郁症有哪些特殊之处？有哪些有效的治疗手段？
陆林：当人们大脑的功能、情感、协调出现混乱，就会造成各种各样的精神障碍。全球精神障碍有400种左右，抑郁症是一个慢性、复杂的病种，其病因目前还不是很清楚，是一个多因素造成的复杂、慢性的疾病。
抑郁症临床最主要的表现是心境低落、兴趣缺乏，失去自信，自责、自卑，觉得自己什么事情都做不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症状，有的人是失眠，也有人嗜睡；一些人可能身体哪儿都不舒服，这是精神障碍的躯体化；还有人做事缺乏动力，不能集中注意力，记忆力变差，这叫做认知功能障碍。
很多人因此工作效率下降，甚至不能够正常工作、正常休息，最严重的甚至会自杀。全球每年大约有80万人自杀身亡，其中80%左右有各种各样的精神障碍，最主要的是抑郁症。这就是说，自杀者不一定都是抑郁症，但抑郁症是主要因素。
所以，抑郁症对身体的危害超过很多躯体疾病。比如冠心病患者，不发作的时候基本宛如常人，但抑郁症患者如果不正规治疗，就很难正常工作、生活。
记者：目前治疗抑郁症有哪些常规手段？
陆林：抑郁症的治疗手段很多。大部分轻症患者，情绪不好、心境低落、兴趣缺乏，但是仍然有正常的饮食和睡眠，能坚持工作和休息，对他们心理治疗可能是有效的。
有的患者，如果工作和生活已经受到影响，比如早上不想起床、工作效率下降，就要选择药物治疗。70%－80%的抑郁症患者，用药物治疗可以缓解；大约50%以上通过药物治疗可以痊愈，部分还能终身不复发；但也有个别人药物治疗效果不好。
除了心理治疗、药物治疗，第三个方法是物理治疗，包括电疗、磁疗。比如有的重性抑郁症患者需要住院，采用电休克疗法、经颅磁刺激治疗，效果也不错。
除了上述几种，还有康复性治疗。总之，抑郁症是一种病，需要专科医生根据患者病情轻重，存在哪些社会心理因素，来选择心理治疗、药物治疗、物理治疗、住院综合治疗。要结合个体差异，多管齐下，才能收到较好效果。
一个问题是病耻感的存在。很多人得了病，不敢告诉别人，不愿接受正规治疗。如果不治疗，可能只有10%－20%的患者能够自行缓解。大多数人会迁延不愈，严重者会自杀。因此，无论从改善患者生活质量来说，还是从减少生命损失来说，正规治疗都是必须的。
中国精神卫生事业的挑战和机遇
记者：您认为我国当前在精神疾病的防治还有哪些不足？未来可以从哪些方面进一步改善？
陆林：最大的问题是治疗不及时。由于文化原因或社会发展历史原因，我们国家对抑郁症的认识是不充分的。据统计，大概只有30%多的抑郁症患者得到及时治疗。而在发达国家，这个数字是80%。
差距如此之大，主要是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传统文化因素使得中国人病耻感较为严重。很多患者得了病，不愿意承认，不敢对别人说，不肯找医生。这是传统文化对精神障碍的忌讳。
二是精神卫生资源不足，医务人员缺乏，服务能力不够。我们国家平均每10万人口拥有的精神科医生比率，低于全球平均水平，大约是发达国家的五分之一。比如美国总人口3亿，精神科医生有4万人；而中国14亿人口，精神科医生不足4万人。没有医生怎么看病？先不说水平，只人手就不够就是现实问题。
三是精神卫生资源结构不均衡。中国接近一半的精神科床位、医生、护士集中在东部，西部精神卫生从业人员明显不足，缺乏经过训练的医生和护士。
在北京、上海和省会城市，诊疗水平与发达国家可能没有太大差别，但在西部很多医院，连一个精神科医生也没有，这两年情况略有改善。所以我们要建立精神卫生专科医联体，希望大医院、专业机构能帮助基层，发达地区能帮助西部落后地区，来解决结构不均衡问题。
总之，整个社会文化使得很多人不愿意承认这个疾病；有的人肯承认，但医疗资源不足，想看又不方便，造成很多患者得不到及时救治。
记者：心理治疗能不能发挥更多作用？
陆林：心理治疗对轻度抑郁症患者是有效的。但问题是，中国心理危机干预体系还很薄弱。我们没有足够的心理治疗师。比如在美国，临床心理治疗师有20万人，而中国在医院的心理治疗师只有几千人；社会上有一些心理治疗师，但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我们国家缺乏心理治疗师的考核、培训、监督体系，谁都可以租个房子做心理咨询和治疗，在发达国家这是违法的。心理治疗师跟医生一样，工作对象是病人，应该经过严格的考核和培训，合格后才能执业。
问题是，中国目前管理混乱，心理咨询和治疗不规范、不正规，有把人治好的，也有把人治坏的；可能帮到一些人，也可能害了一些人。
记者：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
陆林：一是加强精神卫生的科普教育。要呼吁整个社会文化的改变，让大家认识到，抑郁症是一种病，和癌症、糖尿病、高血压一样，是终身慢性疾病，可防可治。每个人都有可能出现心理问题，不必忌讳和回避。一部分人治疗好了，也可以不复发；如果不治疗，个别也能好，但个别也会出现意外。这是对抑郁症的基本认知。
二是加强精神卫生体系建设。目前我们大部分综合医院没有精神心理科，很多内科医生对这个病也不太懂。专科医院主要治疗重性精神疾病，一些患者觉得自己只是抑郁，没那么严重，不是精神病，不愿意去看病。
要提高诊疗水平，首先要培养更多的医生和护士，热爱这个工作，热爱这个岗位。要让这个学科有吸引力，很多有才华的医生、护士、心理治疗师才愿意从业。此外要加快药物的研发，希望有更多的治疗手段、药物来帮助患者。
第三，我们需要有更广阔的视野。有专家认为，精神疾病患者不只大脑出现紊乱，全身也会出现很多问题。因此要将新技术、新进展纳入精神科，包括大数据等。目前精神疾病的诊断、治疗缺乏规范和客观标准，大数据能够帮助我们提高诊疗水平及服务效率。我们还要强调学科交叉，包括遗传学、基础研究等，这样精神病学才会有更好的未来和发展。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让大家意识到，公共卫生体系非常重要。如果公共卫生体系薄弱，疫情就不能得到有效的防控，你就不会知道这个病毒是怎么来的、怎么消失的，应该怎么预防。
和传染病一样，精神卫生同样需要建立公共卫生体系。大部分精神心理问题疾病都是可以预防的，也就是说，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来减少抑郁症的发生。
民间力量大有可为，也需要规范
记者：您刚才提到，精神疾病治疗不仅仅是医学问题，同时也是社会问题，需要建立公共卫生体系，政府部门、医疗机构、学术机构、社会组织要通力合作。近年来民间抗郁团体不断涌现，自发开展患者互助、同伴支持等活动，收到了较好效果。您对此有何评价？
陆林：要改善中国精神卫生现状，整个社会文化都需要改变。包括提高对精神心理疾病的认知、培养更多的医生和护士、研发更多的疗愈手段，等等。
当然由于精神疾病发病率很高，完全靠医务人员也不现实，需要发挥全社会的力量。作为专业机构，医院主要任务是提供专业技术服务，如疾病的诊断和治疗；而康复方面的很多事可以交给社会机构来做。比如组织患者参与一些社会工作，帮助他们做康复训练等等，这方面民间机构大有可为。
此外还可以发挥康复者的作用。患者病好了，跟普通人是一样的，可以做很多事。他们有自身体验，可以帮助别的患者选择相对正确的康复方式，让他们少走弯路。这既帮助了别人，同时也帮助了自己。
这两年，很多民间抗郁机构自发做了很多事情，发挥着独特的作用，非常不容易。不过，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也需要规范，从而减少一些风险。比如，涉及到治疗，民间机构不要轻易介入，要跟专业机构合作。因为治疗是涉及生命的专业问题，如果专业性不够，做法缺乏规范，有时候可能做得很好，有时候也许做得不太好。如果出了事情，即使对全社会影响不大，但对某一个人、某一个家庭，影响就很大。
记者：是的，对民间力量予以规范特别重要，具体应该怎么做？
陆林：关于民间力量的规范化和专业化运作，政府部门、专业医疗机构、学界、产业界，都可以提供帮助与合作。专业机构也有义务来帮助民间机构。
合作是多方面的。比如，在制度、法规、政策层面要有所创新，这最为重要，从而让各部门、各机构都能够力所能及做事，发挥各自所长，给患者提供现实的帮助。
民间机构也需要得到政府部门和慈善机构的支持，不然很难坚持长久。民间爱心人士也可以获得一定的回报，这样才能够形成一个长期工作机制，去帮助更多的患者，从而形成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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