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瓷及展览瓷对景德镇陶瓷业的影响积极深远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宣告了中国在历经动荡和战乱后，进入了和平发展的新时期，各项建设事业都被逐步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百废待兴”是当时状况的真实写照，在国宴上新成立的共和国无法准备专用的餐具，即为一例。这看上去是小事，实则大事，没有具体物品的承载，新中国的形象也难以确立。时任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的郭沫若提出：“中国是瓷器之国，新中国成立后，就应鲜明地表现新中国的岁月，应该把历史上好的经验总结出来，创制新中国的国家用瓷与国家礼品瓷。”这一建议得到周恩来总理的采纳与支持。“建国瓷”的设计制作就在这样的特殊背景下开始了。
“建国瓷”的设计与制作显示了不同于以往的机制特点，由中央政府组织全国的相关力量有目标、有计划、有组织的逐步开展，开启了工艺美术现代化的新阶段。1952年2月，由轻工部牵头邀请各方面的专家一起商讨研制“建国瓷”的具体要求和方案。时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的徐悲鸿专程给高庄、莫宗江和王逊写信，对“建国瓷”的设计制作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和极大的热情。随后，由中央美术学院拟定了一份名单给轻工业部，成立了“建国瓷设计委员会”，包括郑振铎、江丰、张仃、沈从文、梁思成、林微因、祝大年、高庄、梅健鹰、庞薰琹、雷圭元、徐振鹏、郑可、齐燕铭、陈万里、张光宇、蔡若虹、王逊、钟灵、张正宇等一批优秀的艺术家和工艺美术家。设计委员会形成了主导性的意见：认为“建国瓷”既要保持我国传统陶瓷艺术风格，又要符合今天的实用，同时能表现出新中国的新面貌，打破了历朝历代官方用瓷“任其百尔，执事媚滋一人”的旧条框。
“建国瓷”的设计采用了审慎而严谨的评审方式，征集了两百多套设计稿，不署名参加评选，由社会知名人士如郑振铎、王朝闻、艾青、华君武、沈从文等担任评委，周恩来总理也亲自参与了设计方案的评选和审定，最终祝大年先生设计的青花斗彩缠枝牡丹纹中餐具成为中选的方案。
1953年1月中央轻工业部召集了建国瓷座谈会，除中央有关各部门和专家外，还邀请了景德镇市代表7人参加会议。经会议决定在景德镇成立“建国瓷制作委员会景德镇分会”负责施工制作事宜，并由中央轻工业部派一工作小组来景德镇协助分会开展工作。
在“以瓷业为中心”的中共景德镇市委、市政府的重视和正确领导下，迅速组织党、政、工、团等各方面力量，召集陶瓷行业各方面身怀绝艺的艺人，于1953年3月13日正式成立分会。市工商局崔云树局长被任命为分会委员会主任，傅德鑫、余昭华、曾朴为副主任，潘庸秉、段茂发、方伯卿、王步、周日晖、洪炎喜等为委员。
“建国瓷”的样品彩绘由王步、任庚元、方伯卿负责，其他参与具体生产制作的人员还有黎浩亭、王晓帆、吴成仁、叶冬青、施尔才、聂清泉、程子旭等。
建国初这段时期，景德镇的陶瓷行业虽有恢复，但主要是在产量上，质量方面仍有待提高。承制工厂的分散凌乱，各厂采用的原料和坯釉的成分不同，技术人员的匮乏等客观条件，再加上中央对“建国瓷”无论是设计还是制作工艺上都是以前朝官窑最高峰的瓷器要素为标准，因此完成制作任务这对景德镇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挑战，但同时也是中国近百年来一个提高景瓷品质、振兴瓷业发展的重大机遇。
为此，中央工作组成立了“建国瓷坯釉研究组”，包括轻工业部祝大年，上海工业试验所李国楨、聂怀德，中国科学院张福康，江西陶业专科学校教师汪璠、戴粹新、谢谷初、余略艮，示范瓷厂工程师黎浩亭、瓷土公司李来芳及景德镇市制瓷经验丰富的冯宗镇、蔡金台、万贵水等各行各业的精英。研究组从理论结合实际出发，广泛吸收经验，深入调查研究，有计划、有组织、有系统的进行工作，完成了建国瓷新坯釉的研究，并随后投入生产。
“建国瓷”景德镇分会的制作从1953年3月开始到1954年9月结束，历时1年半时间。从试制样品到后期生产，采取了严格的定质、定量、定时、定值制度，最终圆满完成了任务。分批上交的斗彩中餐具、青花凤西餐具、斗彩茶具、剪纸花茶具等经过设计委员会的严格甄选，其器型规整霸气，釉色洁白光润，构图饱满和谐，纹饰朴素大方，具有浓郁的中华民族艺术风格，体现出新中国朝气蓬勃、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
“建国瓷设计委员会”在1953年完成“建国瓷”设计任务后，又承担了“出国展览瓷”的设计创作任务。这项任务由文化部组织实施，具体工作由美协负责。1953年12月，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举办了“全国民间美术工艺品展览会”，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参观了展览。周恩来总理在参观后指示:在这个展览的基础上办4个出国展，分赴苏联、民主德国、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等社会主义国家展出。希望通过展览，同世界各国进行文化交流，借助陶瓷这个载体，展现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精神面貌，输出泱泱中华的文化。这个规划得到认真执行，包括景德镇在内的各个陶瓷产区延续“建国瓷”制作的精神，积极投身于出国展览瓷的制作。
由国家组建的“建国瓷设计委员会”的各行精英们创作设计与引导制作，地方政府组织身怀绝技的陶瓷艺人制作的“建国瓷”和“出国展览瓷”，不但继承了中国陶瓷史上历代最顶尖瓷器中的精华，并且将之发扬光大，他们的设计制作为新中国景德镇陶瓷及全国陶瓷行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从几个方面将景德镇的陶瓷制作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并影响至其他产瓷区：
陶瓷生产的科学化
景德镇的瓷业生产一直处于手工业生产的技术水平，缺乏用现代科学实验手段从事基础理论与应用技术的科学研究工作。“建国瓷”的制作中，对新坯釉的试制取得基本成功，并作出《建国瓷坯釉研究报告》，进行了系统全面的科学总结，因此用科技改变落后的陶瓷生产工艺迫在眉睫。1954年7月，景德镇市委、市政府发布了关于《在全市工矿企业中开展技术革新运动的指示》，把科研人员组织起来共同攻关，解决难题，包括瓷矿石机器粉碎、坯体机压成型、瓷器烧炼以煤代柴等等，使得陶瓷生产工艺发生了重大变革，保证了陶瓷产业可持续发展。
陶瓷企业的集约化
在建国初期景德镇陶瓷行业是极端分散的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在“建国瓷”的制作中，凸现了生产条件的简陋，技艺工人的水平良莠不齐，产品质量检测困难等种种弊端影响正常生产。因此陶瓷工业从个体经济过渡到集体经济，从私营企业改造成公私合营直到地方国营，是一个现代化的改革。这种变革对分散落后的手工业作坊进行有计划的改组和改造提供了条件，为技术革新，实现机械化生产和现代化管理奠定了基础。
陶瓷产业布局的完成
在“建国瓷”和“出国展览瓷”的生产基础上，在国家和省委的重视下，在以赵渊为市委书记的景德镇市委市政府带领下，以身作则，艰苦奋斗，经过数十年的拼搏，陶瓷工业从科学研究，到生产销售；从集体的创作设计，到整体的文化发展；从个体手工的单打独斗，到全行业的分工协作；新中国陶瓷产业体系的布局良好，物质积累的保障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为整个行业的繁荣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制度性基础。
陶瓷科教的新变革
“建国瓷”制作初期，由于青花技工严重匮乏，导致生产一度中断，交货被迫延期。因此市政府十分重视人才培养，在陶瓷教育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如扫除职工文盲、开展技术培训等等。在1953年筹建了中国第一座陶瓷馆-景德镇陶瓷馆，1955年筹建了景德镇陶瓷美术技艺学校（景德镇陶瓷学院前身）。在1959年到1961年，对陶瓷美术技艺人员先后进行了两次职称评定，大大提高了他们的政治地位、社会地位和生活待遇。在陶瓷科技方面，1954年成立了景德镇陶瓷研究所，在提高制瓷质量，开展专题研究，开发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等方面，获得了大量的科研成果，为景德镇及全国陶瓷生产发展起到了重大影响。
陶瓷艺术的新风貌
“建国瓷”制作过程中，祝大年、高庄、梅键鹰等中央美院的老师让景德镇陶瓷业者提高了艺术素养和审美能力，懂得了素描和写生以及画种的区别，此后景德镇的陶瓷美术工作者把野外写生作为艺术创作的必由之路，这些创新理念一直影响着新中国陶瓷的创作。在此之后，景德镇不断邀请中央美院、中央工艺美院、浙江美院等高等院校的师生来讲学实习交流，进行创作活动，宣传富有新中国气息的陶瓷艺术。
国际影响日益重要
1953年到1955年，“建国瓷”和“出国展览瓷”等活动精挑细选出一部分作品先后在苏联、保加利亚、德国（东德）、瑞典、波兰、印度、英国、法国等几十个国家展出，获得广泛称赞。通过这些作品。世界各国了解中华文化，赞叹中国文明的灿烂，对中华文化产生向往之情，愈加奠定景德镇千年瓷都之名及中国瓷器大国的地位。
“建国瓷”和“展览瓷”在当时产生的影响和意义是多方面的，不仅仅限于景德镇等产瓷区，随着项目的进行，各个门类的工艺美术都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央政府开始考虑工艺美术学院化的可能性，周恩来提出：“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有悠久的文化，工艺美术有光辉的艺术传统。我们又是多民族国家，各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工艺，对工艺美术要进行全国性的调查，要关心艺人的工作和生活，要成立工艺美术学院，要培养不同专业的工艺美术设计人才。”参会的祝大年闻讯之后激动地给当时在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的庞薰琹写信。庞熏琹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接祝大年来信说，周恩来同志在审查北京饭店的“青花瓷”的会议上提到要成立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我于是写了一个建议，建议把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的工艺美术系迁往北京，和中央美术学院工艺系合并作为建院基础。”
在随后成立的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现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中，汇聚了一批兼通工艺美术和绘画艺术的大家，他们都是“建国瓷设计委员会”的委员，参与了“建国瓷”及“出国展览瓷”的设计制作，他们以扎实的专业功底，深厚的艺术学养，宏阔的艺术视野把新中国陶瓷美术推向一个新的高度。这批艺术家在现代教育的构架里，为新中国的工艺美术教育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培养了大批人才。他们的影响不仅仅是在景德镇，而是在全国多个工艺美术门类里。同时，学院化教育体系的建立，也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工艺美术现代化的进程，其影响至今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