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茂观察』景德镇为什么难以工业化?
有朋友对我的“景德镇是不是一个工业化城市”提出商榷，认为景德镇被污名化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没有工业化，“如果我们的十大国有瓷厂没有被人为地搞垮掉，我们何至于此？”
我发现很多景德镇人十分眷恋计划经济年代里的时光，这应该不仅仅是受“美好的回忆”左右使然，更多的还是来自对“均田户”的认可，中国文化的糟粕中，“不患不公，患不均“，是最要不得的一种。计划经济时代的国家福利化最大程度地提供了每一位社会成员的基本保障，这是让很多在市场经济博弈中落败的人无限眷恋它的一个重要因素。
我们还是从社会批判回到经济分析上来吧！
十大国有瓷厂为什么会在经济转型期被“关停并改”？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具体哪年我记不清了），景德镇陶瓷股份有限公司把四条从国外进口的生产线全部并到“红叶”厂，声称要打造“中国日用瓷的航空母舰“，我当时以中华工商时报记者的身份来采访，发现这四条生产线都是以贷款方式购进的，其还贷压力无比巨大，所以我在当时的报道中提出质疑：背负如此巨大的还贷成本，如何与人博弈？
这仅仅是一个案例。
差不多同一时期，我采访时任常务副市长的许爱民，他以潮州为例，向我讲解景德镇的种种不利，其中着重一点，就是高温瓷和中温瓷之间成本的巨大差价、成品率的巨大差异。一位官员能如此分析一个产业，我当时还是蛮佩服的。
2004年，我率队赴中国八大陶瓷产区采访，注意到凡是沿海的陶瓷产区都很红火，而內陆的陶瓷产区则各有各的难处。以潮州、德化为例，你会发现这两个陶瓷产区都是著名的侨乡，它们红火的背后是因为它们都握有大量的海外订单。而景德镇在干什么呢？在奉命收缴一本本景德镇人的护照，将弥足珍贵的一根市场触须给铰了。
有位经济学家曾问我读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有何心得？我说我只看懂了有两组关系很重要：一是投入与产出，二是供应与需求。对应这一经济法则，你应该不难想象当年的景德镇国有瓷厂在市场经济海洋中的扑腾与狼狈。
2008年，景德镇的工业化计划似乎有个小阳春，以佛山陶瓷企业为主体的沿海制造业大转移，景德镇当时一门心思要成为承接地，乐华、特地、金意陶等著名陶企当时在景德镇也的确都有所动作，但最后的结果我们也看到了，名不见经传的高安拔地而起，成了最热门的产业转移承接地。
怎么会这样呢？我后来逮着佛山的《陶瓷信息报》总编辑让他替我问问，那些建陶企业的老板是怎么决策的？资金、劳动力和土地，这生产三要素景德镇到底哪点不如高安？带着这个疑问，我后来去了《锦绣》杂志，一家声称要打造“国家商业地理读本”的期刊。
我随后的商业地理观察角度由此产生。
从商业地理角度考察景德镇结果相当不妙。比如，从九江到景德镇和到南昌的高速公路距离几乎相等，但收费却是到景德镇要比去南昌更贵，答案是到景德镇要经过更多的桥梁与隧道。
景德镇的北部、西部和东部三面环山，只有西南漏一角是一马平川，那是昌江的尾闾，也是著名的鄱阳湖湿地，无论从哪个方向来景德镇，不是进洞，就是过桥，这于旅游而言是景观，于物流而言就是成本。在一个迅销时代，通信技术、支付系统、订单交付和物流之间必须无缝对接，任何一个环节的成本上扬都会造成企业竞争力的下挫。
更加糟糕的是景德镇有点十三不靠，周边200公里的半径范围内没有一个类似武汉这样的区域性中心城市。
仅此一点，景德镇就应该断了做陶瓷大工业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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