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作。记另一场演出
封面图片：张鼎《龙争虎斗》的某一版海报
那天我是以表演者的身份，出现在张鼎的《龙争虎斗》上海现场。也就是说，我是个剧中人。所谓当局者迷也。
那天是2016年5月19日。地点在上海 K11 的地下某层。
K11 是一座高楼，地面以上或许有7层，或9层。总之是一座购物中心。地下是艺术中心。在地上二楼或者三楼，也能看到艺术品，大概就是和广告、商品、装潢融为一体的那个样子：大家都一样的闪光，机智，精神抖擞，同时也谦虚，像一些训练有素的服务员。当然，商场本身也是闪光的：灯光在玻璃和瓷砖上反射，也在消费者的脸上反射。这基本上是一个有着强烈表皮的空间，能量集中在这种反射上，要么就是穿透和折射，然后是衍射：能量从不停留，而只是在表皮上滑动。至于消费者，就像在上海的地铁站，他们被光线搞得兴奋了，在平滑而且硬的地面上，矜持地移动，跟随着扶梯、电梯、闪光的鞋子及其附加价值，矜持然而骄傲地移动着。这使得光线更加弥漫，捉摸不定。而表皮也不再是固定的，也不仅仅是无机的，像美国 cyberpunk 小说家爱说的那样，它成为非人类及半人类的混合系统，或者像法国知识分子爱说的那样，它成为非欧几里德空间，毕竟，它自身就是滑动的。
我这样说，是因为有这么一种说法：在上海的地铁站，人们都像是艺术品，在冷峻的光线里展览着自己。那么在 K11，艺术品从产品进化为服务（一个新世纪的资本主义逻辑，产品不再是必须的，它只是服务的附属品。正如福柯的预言：21世纪是体验的世纪：这的确是一个非物质的时代），人们不只是展示自己的形象，也积极地表演，同时，因为这表演在空间上的去中心化，在时间上的非线性，以及表演者的忘我的非主体化，使他们自己既是展示品，也是背景和舞台，从而也使其他人受益：我感谢那位矜持而骄傲地垂着双臂，展示着日式花臂纹身，并用一手轻微握住 iPhone 和一盒烟，同时轻扬下巴，约2毫米的胡须因此略具威胁地刺向空气，而同样呈青黑色的两鬓和颅侧之上的油亮的头发像凝固的旗帜一样弯卷然后向后脑勺掠去，的成熟男士，他的裤脚完美地离开了鞋子，让脚踝的复杂雕塑性得以呈现，且一些腿毛依稀可鉴，他在黑色镜面般的地面上直立，两足分立约等于肩宽，这软的雕塑的上部，是左右缓慢转动了一次的颈部。仅仅一次。这景象于我不啻为一种艺术的加持：或许这就是所谓关系美学，我在他的表演中成为另一个表演。而我们都是当局者。我们既不打算置身事外，也不相信有人会置身事外，我们以自身的表演而成为完美的消费者，也就是说我们购买了表演的机会，同时生产出更多的产品，或服务：在购物中心的闪光中，最好的消费是成为生产者。
我保证以上的描述仍然包含着一定程度的反讽。但并不过量。上一次，我作为张鼎的《一场演出》的策展人，写了一篇反讽过量的文章，被《艺术界》的编辑无法理解，换言之把反话读正了。我想这样是不好的。艺术应该直接。反讽就像镜子。镜子对面的镜子会无限反复下去，又称逻辑的鬼打墙，用噪音的术语说就是反馈。也就是说，除非能量足够大，反馈过于强烈以至于烧了音箱，它才会停下来。我们可以考验艺术杂志编辑的文学修养，但不应该考验了却不使之崩溃。
那天的表演是《龙争虎斗》上海版的第一场。颜峻：反馈；阿努尔：吉他；凯文·洛兹：电子。三个人的第一次的即兴的合奏。当然我们的表演只是作品的一部分。张鼎设计了一个空间，有许多音箱，有许多光，还有一些镜子。空间，在空间里发生的表演，及其观看者，声光电，肉，都是作品。或者更准确的说，不是作品的一部分，而是作品的实现，正如一面没有映出任何形象的镜子一定要等到你去对镜贴花黄才算是一面镜子，一个作品在一定的事件发生之前和之后，也谈不上是作品，这事件，在以前，是驻足，凝视，或者摇晃着身体的聆听，在张鼎这里，是剧烈的能量发作中流露出的未知。
在为《龙争虎斗》伦敦版写的文章里，我主要在说反馈和崩溃这件事：毕竟张鼎已经不再用拳头打仙人掌了，我猜测他当年受了内伤，仙人掌的毒一直留在体内，使他关心起不可见的艺术。用他的话说，就是“场”。那是不确定的，未知的，虚席以待，让人和事在其中激化，呈现出非常状态。它有时候只是一个空间，光和影，像去年纽约军械库那个展。有时候是空间里所需的部件，符号，类似于法器，像是那些几何形状的黑色玩意儿，呈现出雕塑性的音箱，金色的吸音海绵。有时候是空间内的现场，比如说请大家吃饭，歌舞表演，DJ 打碟，摇滚乐。也就是说，他的艺术要么在等待着事件的发生，要么刺激着事件的发生，并且同时也检验和观察着事件的发生，也就是说在发生的同时又有一种置身事外的仙人掌一般的冷峻。在上次的《一场演出》中，文艺青年们以为张鼎要为摇滚乐招魂，但我们讨论最多的，是：“用这样严厉的审视去看摇滚乐，我们是不是太残酷了？”以及：“在经历了如此冷漠的现场和知识分子的反讽之后，摇滚乐是怎样活下来并让我们在 mosh pit 中升华了的？”
反馈就是这样一种残酷的，瞬间达至峰值的逻辑现象，它是反讽的极致。我因此对《龙争虎斗》有一种特别的兴趣：这里面有大量的镜子，大量的频闪灯光，和其他闪光物，包括旋转的镜子。从声学和视觉的角度看，这都不是一个舒适的环境，然而可想而知，艺术圈的达人们，会无视感官的困扰，而嗨起来，就像是享受每月数次的洲际旅行一样。所以我期待着能量的变态：或许是声波，或许是逻辑，在镜面上反馈，直至突破：一切空间都有其自身的逻辑，你理解也好，不理解也好，消费也好，生产也好，它都将以某种方式揭露自身。这个“场”应该给人以内伤。
当然上海版的《龙争虎斗》已经打了折。说好的旋转的镜子呢？银光闪闪的带刺的龙呢？天花板怎么露出来了？很遗憾，这毕竟是要花钱的。K11毕竟是要做生意的，制作费像吊在驴的眼前的胡萝卜那样，不多不少，作品先受了内伤。那么与其在背后骂郑志刚鸡贼，不如当面骂张鼎软弱。然而见到张鼎的时候，他已经熬了夜，喝了酒，腰包也掏出来补贴音箱租金了。一见到音箱我就没话说了。这是乐手受制于资本主义的一个实例：和艺术家一样，乐手也想要好的制作，大而清晰的声音，助手，程序员和调音师，补助金，公共基金……
还有观众。谁不想要一些观众呢？里面可能有潜在的知音。或者，他们是来完成这一演出的，他们赋予空间生命。或者他们使表演变得更不可预知，使我们享受冒险，生命状态得以提升。
当然，如前所述，那天出现在 K11 的几千人，与其说是观众，不如说是表演者。我感谢上海人的努力，你们在色调搭配和生物化学工程方面的进步，已经有目共睹，而且你们充满激情地到来，像是世界的主人。这使我没有压力：我甘心做一个被表演反射出来的东西，舞台，或者什么的。用鲁迅的话说，我宁愿在黑夜里沉没。我宁肯像一种内伤，替你们考察那不反射的，无光的，存在而不表达的，黑乎乎的部分。这是一个艺术家应该做的，就像是张鼎，他连舞台都没有给自己留一个。
所以那些高频高能的频闪灯光，更多地是打在观众身上。我们三个乐手，在黑暗中趋近于静止，不时被灯光所暴露，然而也更像是沉船。那些声音，似乎都和我们无关：既和这些细小的肢体动作无关，也和这些软弱的肉体无关。毕竟，这声音太大了啊。
所以那天的重点就在于，黑乎乎的，由镜面包围的空间里，几个黑影分不清是电工还是乐手，雪亮的灯光狂闪，一刻不停地狂闪，已经快要瞎了，也快要聋了：好大的声音啊，清晰的，雪亮的噪音，吉他怪叫着，噼啪轰隆。大家纷纷冲进去，又逃出来，又进去，像一种智取威虎山的行动，并最终还是成功地逃了出来：可能还是更接近盗墓笔记。这他妈哪里是音乐啊：是的我也是这么想的：这他妈哪里需要音乐啊。
然后就有一人，癫痫发作，倒地不起了。应该是被灯光给闪坏的。癫痫是一种突发的大脑神经异常放电现象，据说，强烈而规律的闪光可以诱使其中的某些类型发作。那人也就抽搐了，然后倒下了，可能也昏迷了，最后被抬出去。大家乱做一团。我呢当然一无所知，一直到最后抬起头来，才看见咦，那几千个精装修的观众都去哪儿了？发生什么了？我是舞台啊我他妈什么都不知道啊。
后来我还蛮期待那人的讨还公道。不妨把事情搞大啊，在这令所有人不耐烦的盛世。然而什么都没有发生。既没有起诉 K11，也没有找张鼎问罪。明明是艺术家和主办方考虑不周啊，这多少有一点危险吧。如果还有心脏不好的另一人呢？以为是艺术，来捧个场，结果被搞嗨了，被折磨了，被扔到无限里面去了（这是谢德庆的教诲，谢谢谢老），身心不安了，说要革命结果真的革命了……说到这里我有点不好意思了，好像我是个庞然大物，一个革命者，是来摧毁旧世界的。骚瑞骚瑞。我和其他人一样，渴望革命，但很少亲自动手，那天把一个无辜平民给搞出来了羊角风，也不算主谋……我只是在不断地接近着革命，发明和实践着我自己的一套，那个或许还不配称之为革命的一套。我在此刻主谋着：在书写一个仍充满了反讽的现场报道。以及在我的表演中，那个黑乎乎的闪光的地方，我自认为，还是搞得不错，既陌生又强烈，我对得起自己了，至于张鼎和其他人，艺术和资本及其主义，爱谁谁啊。
对许多乐手而言，现场就是召唤，哪怕常常是倒贴钱，三五个观众，或者一千名看客，有时候山寨音箱干脆出不了声。这很奇怪，我自己也无法解释。现场过期作废，也不一定每次都嗨，况且看客这件事也的确不巧：就像是游客，谁一辈子不当几回游客呢？一旦当了游客，就等于拿到了愚蠢的免死金牌。又像是做了观众，成为集体的一员，消失在一个身份里：从今天起，做一个消费者，面朝大海，请演员给予他们的技艺和能量，我们负责接受并且品评。所以说，好的音乐，既不帮人做梦，也不提供肥美的精神食粮，而是令人出离于身份，甚至出离于身体，从消费者转为创造者：乐手的痴迷于现场，或者就是为了让自己从生产线上解脱出来吧。我不很肯定，只知道乐手听从空间或者说环境的意志，他们的强烈的侵犯，是一种退后，是让原本要发生的事件加剧发生。也因为如此，很多时候，乐手也像是吸食毒品一般，自欺欺人地在巨大音响之间摇晃：他以为解放了，其实只是在随波逐流啊。
我们所经历的音乐会，曾经是音乐，也将要是音乐，惟独现在还不是，因为我们还没有成为它的主人。我们还准备着自己的好品位而来，甚至懂得凯奇和灰野敬二，更不要说，在手机上读过阿甘本，说不定还和陆兴华吵过架。我们是作为观众而来，而不是演奏者。或者我们是作为现场的消费者和吸毒者而来，而不是创造者和身份的剥夺者。那么，这就注定有一人要替大家发作：不是癫痫，也是心肌梗塞，在所有人都以为自己懂得了，甚至嗨了之后，总有一些尚未具备形状的电，要在表皮之下释放。如果有一空间，沉默不语，任凭大家在里面造，它本身就已经施加了什么，你以为它是舞台，而它是诞生了你的时间和空间，是你的当局和家长。这和K11一摸一样：你以为你是来消费的，然而你替郑志刚生产了。郑志刚以为他是来收获资本的，然而他是资本的服务器而已。你得摆脱这个。
我感谢这位发作者，他从文化的表皮下暴露出动物性来，一种生理反应不是吗？而所有的生理反应也都是更深处的文化反应不是吗？没有人不是电子的，没有神经不是塑成的，没有一种病是天然的正如没有自然是自然的。这动物性其实是文化动物。他的癫痫像一种不耐烦的，然而也是蹩脚的革命者，要去嘴角歪斜，痉挛，它反抗了他的君子的身体。叫他不要再表演，而是去存在，哪怕是以一堆乱码的动物的形式。从这个角度来看，它，或者他，也救了张鼎：毕竟，十来分钟之后，同样的几千人，又掏出手机，蜂拥着去了隔壁的另一场表演，除了这个隐喻，没有什么留给这黑乎乎的，用不够的钱搭建出的临时的空间。
2016.11.8 京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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