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兰大人】《读者》与兰大——专访彭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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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4年11月21日 15:00
地点：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人物：彭长城
访谈人：王秋林
摄像：梁振林
文字录入：梁振林 张旭东
文字后期整理：陈闻歌
第一部分
王：彭先生您好。您是兰大的杰出校友，今天请您讲述有关“《读者》与兰大”的话题。
我对兰大有深厚的感情
彭：我是兰州大学1977级历史系的学生，1982年1月毕业后就在《读者》编辑部工作，一直到现在，已经30多年了。兰大是我接受正规、系统教育的母校，我还是兰大的子弟，我父亲彭周人是兰大化学系的教授。
我一直在兰大的环境里长大，从小就上兰大附小、附中。小学还没毕业，“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大概在初中待了一年多，实际上没有正规上过文化课，学工、学农、学军，还有其他各种社会体验，就所谓的初中毕业了。幸运的是，我们这一届学生90%以上都分配到了工厂里。我那时候还不到十六岁，就到兰州工农轴承厂当工人了，一干就是八年。做过专业工种，当过技术工人，也担任过工厂的班组长。那是个新厂，老工人不多，很多事情都得自己干，逼着自己看书、学习、搞技术革新，歪打正着地学了一些知识。恢复高考那一年，就因为在工厂里那几年没有放弃，很幸运地考到了兰州大学。在我记忆中，真正地、系统地学习文化知识，就是在兰大打基础的这四年，所以我对兰大的感情很深。
青年彭长城
我自己认为，在兰大几年的学习还是很刻苦的，因为我觉得基础差，毕竟同学中间有很多的老高三、新高三的学生，他们完整地上完了高中的课程。而我因为初中什么文化课都没开，什么都没学到。一点所谓的基础，都是在工厂里下班后，自己找书看积累的。好在生活在兰大大院有个便利条件，同学（家长大多都是兰大教师）家里有书，能够借来看。我有个小学同学的父亲是兰大中文系的资料员，叫魏明安。魏先生挺有学问，我是经常地、定期地到魏先生那里去借书，还真看了兰大中文系资料室的不少书，我觉得那时候打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我在工厂的时候自己也学着写诗，比如我看了意大利作家写的一个短篇小说《西西里柠檬》，这是一个很悲情的爱情故事，在我那个年龄，会引起很多联想，我就把它改编成一个长长的叙事诗。那时国内没有柠檬，我以为柠檬就跟橘子一样，可以咬着吃。我自己觉得写得挺好，就请魏先生看。那时候看了很多书，像《普希金诗集》、《唐璜》、《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白奴》等。通过魏明安先生，我还购买了供批判参考用的前苏联、东欧的一些内部书籍，像《豺狼的日子》、《你到底要什么》等，看了好多这方面的书籍。读书为我考学及从事杂志编辑工作打下了一定的基础。生在兰大，真是“沾光不少”。
我父亲也对兰大有深厚的感情。他从河南来到甘肃，来到兰大，在这里上了大学，最后留在这里教了一辈子书，他的一生就在兰大。所以对他来讲，他的生活本身就是兰大的。这么多年，我写什么东西，我都强调籍贯河南、出生于甘肃兰州，毕竟出生在这里，我觉得对兰大的感情确实是很深的，因为兰大最终培养我嘛！我想几十万兰大的毕业生都是这样的感情。所以我们现在做这一份工作，我觉得特别有价值。
在兰大建校百年之际，我作为校友代表，在庆典大会做了发言，我觉得这是母校给我最大的一个荣誉、一个奖励。能代表校友发言，我觉得是很激动的一个事，是我人生比较荣耀的一件事。别人是不是会觉得肤浅呢？我不觉得肤浅，我代表兰州大学几十万校友，说出了对兰州大学的感情。
兰州大学的校训是“自强不息，独树一帜”，我觉得非常有意义。君子自强不息，说到底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给我们的东西。但独树一帜的话，作为兰州大学来讲，她要在西北的黄土地上、在这个领域的高校中形成自己的风格、自己的东西，这个很重要。对学校来讲，她得有自己的特点，自己的风格，自己的定位；对学生来讲，你得有自己的定位。自强不息，是每个人对自己的期待。但是更重要的是，你在自己的工作中，在你的职业生涯中，能不能独树一帜。
《读者》的创立与发展
王：《读者》在社会上很有影响，请您讲讲《读者》的发展历程和现状。
彭：《读者》是1981年创办的。创办者（三人）中有一个咱们兰大的校友，叫胡亚权，是地质地理系的学生，比我大十岁，是“文革”前进校，“文革”期间毕业分配工作的。胡亚权上学时很喜欢在兰大图书馆读书，虽然学的是自然地理，但是兴趣非常广泛，什么书都读，这样就为他创办《读者》打下了基础。当年甘肃人民出版社的总编曹克己要创办一个刊物，就让胡亚权“动动脑子，看怎么做这个事情”。结果胡亚权他们琢磨后，提出办一本文摘刊物的思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了解决“文革”所造成的知识断层问题，出版社、报社纷纷创办了新的报纸杂志。胡亚权认为，甘肃不是文化中心，作者力量薄弱，信息不灵，办刊必须要“出奇兵”，办一个文摘类的刊物比较好，既解决了稿源问题，又给编刊者一个施展手脚的机会。国外期刊界也有一些惯例，就是原创的刊物增加了几十份之后，就会诞生一份文摘类的刊物。我们做这个刊物，当时就确定了“博采中外，荟萃精华，启迪思想，开阔眼界”的办刊宗旨。
1981年创刊第一年，出了5期。我是第二年元月去的，是《读者》编辑部的第四个人，当时在那里帮忙的还有几个人。
照片左起：彭长城、郑元绪、胡亚权、曹克己、张力、丛海、高海军
办刊物最重要的是确定刊物的定位，简言之，就是办一个什么样的刊物。首先是内容定位；第二个是读者定位。现在还有更多的定位，比如广告定位、发行定位等。发行定位指的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发行。比如说邮购，就是通过邮局的方式来发行。但是核心是内容定位和读者定位，这可能是最重要的定位。
当时这本杂志定位为：“博采中外，荟萃精华，启迪思想，开阔眼界”。我们就是采取选萃的方法，从图书、报刊等各种文章中，把好东西选出来，包括古今中外。最后起到一个让阅读者开阔视野、启迪思想的作用。我觉得，当时这个定位非常准确。在这个定位的基础上，不断地完善、升华。比如，我们在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就提出“选择《读者》，就是选择一种优秀文化”的概念，那时候就更确定了文化的定位。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是一个渗入民族血脉的东西。进入21世纪，我们提出了“打造中国人的心灵读本”的口号，提出“《读者》是中国人的心灵读本”这个概念。这跟当时社会的发展有一定的关系。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来，经济发展了，人民相对富裕了，但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有些人心目中没有敬畏的东西，没有了道德底线，为了获取某种利益，什么都敢干。所以这个时候，对一个民族来讲，对一个国家来讲，作为一个正常的人，你得把传统的道德和现在发展的道德结合起来，我觉得需要一个道德的坚守，你心里自己的底线是什么？第二个方面，许多人的心里浮躁了。社会的发展不仅是物质的发展，人的精神文化相应地也要得到发展。社会在进步，社会进步的核心在于人的进步。人的进步是什么？就是形成人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是什么？就是你自己心里得有坚守，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为什么现在很多人浮躁，为什么很多人心里不安，很多人对一些错误的东西熟视无睹甚至同流合污，就是他自己没有一种道德坚守、理想坚守、信念坚守、文化坚守。
这些年，我们通过对刊物发展的总结，适时地、不断地延伸《读者》的办刊宗旨。最新的一种提法是“《读者》给你提供一种价值观”。《读者》之所以这么多年能够按照这种观念、这种理念往前走，是因为她把住了社会发展的脉搏。《读者》创刊第一年，月发行量只有几万份，上世纪80年代最高达到170万份，九十年代的时候发行量更大，最多的时候月发行量达到450万份。进入21世纪，2006年，《读者》的月发行量最高达到一千多万份。《读者》杂志在世界上排名非常靠前，在上个世纪，《读者》已经连续十多年在全国杂志发行量中排行第一，亚洲杂志第一。在世界杂志中，《读者》在九十年代排到第四位，进入21世纪，现在已经排到前二、三名。
近年来，我完成了两本书，一本叫《让〈读者〉御风而行》，收录了我在《读者》发表的卷首语、《读者》重要历程的讲话、研究《读者》的论文，此书的资料价值较强。一本叫《〈读者〉的人文关怀》，是国家“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作品文库”的一个选题，由中华书局出版。这是一本研究《读者》办刊理念和核心内容的书，我从人文关怀的角度，从理论上对《读者》的内容进行归纳总结，阐释了《读者》成功的理由。2014年1月8日，中国期刊协会组织在北京开了一个“彭长城期刊编辑思想研究”研讨会。这次研讨会上，中国期刊协会的两任会长、中宣部出版局的局长、期刊研究者，《中国国家地理》、《知音》、《家庭》、《故事会》各大名刊的总编有五六十人参加，这也是中国期刊协会首次为个人召开研讨会。
《读者》与兰大的渊源
王：《读者》的团队里，有很多人是兰大毕业生？
彭：《读者》的发展和她的团队有很大的关系。期刊界有个说法：杂志是主编的影子。我是从《读者》编辑、副主编、主编、社长、编委会主任，一直做到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在这里工作了三十多年。现在的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不仅有《读者》，还有八个出版社，十五本杂志，图书、期刊的出版量还是比较多的。
《读者》工作团队中，《读者》早期的工作人员，兰州大学毕业的有胡亚权，我是1982年去的，还有1986年去的兰大地理系的袁勤怀，他现在是《读者》的副主编之一，还担任甘肃省政协常委。陈泽奎1993年到杂志社，他也是兰大历史系毕业的，现在是读者股份公司的常务副总经理。杂志社这一届现任领导总共有6个人，其中5人是从兰大毕业的。《读者》总编、社长富康年，副总编侯润章，都是学中文的，都是中文系毕业的研究生，是林家英的学生。常务副社长、副总编宁恢，也是兰州大学中文系毕业的研究生。曾担任过常务副社长的康力平，是兰大无线电物理系毕业的。《读者》杂志社里好多骨干是兰大毕业的，《读者》编辑部主任张涛、副主任陈天竺，《读者》校园版主编潘萍，杂志社品牌发展综合部主任王祎，责任编辑郑杰、李霞，发行部副主任刘志伟等，都是兰大毕业的。因为《读者》以前招人的时候要求是重点大学毕业，甘肃省只有兰州大学这一所重点大学，这很自然。这几年随着我们规模的扩大，来自清华、北大、复旦的都有了。我们这一批人共同把《读者》做起来了。
2004年，中宣部出版局、新闻出版总署报刊司、中国期刊协会在北京召开“品味•质量•效益——《读者》之路研讨会”
因为《读者》，我当选十七大代表，又当选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我觉得这都是《读者》给我带来的东西，当然我一辈子的工作就是做《读者》这一个事。我毕业以后就从事这一个职业，最后成就我的职业生涯。
王：还有一个《读者》差一点停刊最后又绝处逢生的事，跟兰大也有点关系？
彭：大概是在1983年的时候，《读者》办刊时间不长。那时候“文革”结束时间不是特别长，左倾的东西还是比较重的。有人告状到国家的一个管理部门，说《读者》是自由化倾向比较重的一本刊物，举了很多例子。这个事情引起了国家高层、甘肃省高层的注意。到底怎么回事？就由咱们老校长、当时担任甘肃省委宣传部部长的聂大江，安排人查。请了一些专家，其中包括兰大中文系的柯杨教授，包括我们内部的人，兰大的，师大的，社科院的，党校的，好多单位的人来对《读者》进行检查，请专家分别看。但是看完以后，柯杨教授他们都给了正面的评价。从细枝末节来看，《读者》可能有点问题，但是从大方向来看，是一个文化类的刊物，她的主流价值观是对的。聂大江部长把这个基本情况向省委如实地反映了。当时为了审核这些事情，停了一期刊物，搞了一个合刊。《读者》走了这么一个弯路。但是总体来说，世界各地的校友们，包括一些领导，他们都很关注《读者》，对《读者》的帮助还是很大的。那一年很关键。柯杨教授一直帮助《读者》，他把自己存了多年的《读者》杂志捐给了《读者》杂志社，他专门给《读者》写过好几篇文章，感情很深的。柯杨教授非常有才，写《读者》真是情真意切、大笔生花。
“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
客观讲，《读者》在社会上影响还是比较大的。我是人大代表，列席了中央四中全会。十七届四中全会的时候，在小组会议上，我就谈到了《读者》。那天探讨的是党的建设问题，正好胡锦涛总书记在我们这个小组会上，我谈到《读者》的两篇文章，对我们党的建设有好的作用。第一篇文章就是崔乃夫写的“兰大三公”（注：《兰大百年忆三公》）。写江隆基、辛安亭、林迪生三位校长在兰州大学的事。江隆基校长尽管在北大受了很大的委屈，从北大到兰大，但对兰大是好事，他对兰大教学、科研、整体水平的提高以及兰大进入全国一流大学做了很大的贡献。他在党内资历很老，但都是以一个普通党员的身份出现，不搞特权。林迪生校长，在“文革”中和破坏兰大教学、抹黑兰大的有些人针锋相对，学生批斗他，把他从楼梯上推下来，受了伤。清理“文革”罪行时，他自己明明知道是哪个班的学生干的事，但就是一直不提这个学生的名字。他知道，但是他不说。最后他说，这是我们教育无方，学生成这样，我们有责任。他认为这是教育失误造成的。辛安亭是解放后接管兰州大学的第一任校长，当年做了很多工作。他那时候家里也很困难，但他从来不对组织提要求。“文革”时领导干部靠边站，崔乃夫教务长找他来倾诉自己的苦闷，但是辛安亭校长说，现在可以抓紧时间好好读些书，情况好转后，就可以为党工作。他强调，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他们作为有信念有理想的共产党员，是怎么看待为人民服务的，作为党员，是怎么为中国来做事的。在老百姓眼里，一个好的领导干部，首先是一个好的共产党员。你是一个好的党员，首先是你在老百姓眼里是一个好人。第二篇文章，实际上是民国小学课本上的一篇文章。一个大口瓶里放了糖，小孩手伸到瓶里抓，抓了一大把，结果手取不出来了。他妈妈就说，你把手张开，只拿一颗糖，你的手就能出来了。这就是教育。什么东西是你该拿的，什么是你不该拿的，这就叫取舍有度。你自己干了什么，什么是规矩，你都得知道，所以我就给胡锦涛总书记讲了这些。讲完以后，好多部长、省委书记，大家会后都给我说，我们都在看《读者》，《读者》好多文章，非常有教育意义。这就是《读者》的品牌价值，《读者》的社会影响力。
王：好，谢谢彭先生。
第二部分
时间：2015年2月13日15：00
地点：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人物：彭长城
访谈人：王秋林
摄像：梁振林
文字录入：张旭东
文字后期整理：陈闻歌
选择•坚守：一生做好一件事
说到我为什么一直做《读者》的工作，为什么没有跳槽？实际上想聘请我的单位也不少。2008年原新闻出版总署拟成立一个中国期刊出版集团，整合总署系统的10余种期刊资源，作为中国期刊出版的“国家队”（现在有一个中国出版集团，是图书出版的“国家队”，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都在其中），让我去那边挑头做。但我除了对《读者》有很深的感情之外，也觉得《读者》还有许多事情要做，最终没有去。后来因为多种原因，这个集团没有成立。还有一些外地单位也想聘我，比如进京啊，或南方发展比较好的省份，有的还承诺给我股份。但我始终没有动心。
1998年《读者》第一届印刷质量评比会
在办《读者》的过程中，《读者》的很多文章也教育着我。比如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内出现了下海经商的热潮。当时许多下海的人为中国国力的增加、经济的增长做了很多工作，有的成了大老板，有的人总结出中国经济发展、企业发展的规律性的理论，也有许多人一事无成。但是另外一批人坚守下来了。我曾看过《人民日报》副刊上的一篇文章，是时任新疆作协副主席、作家周涛写的，题目叫《一个人一生做好一件事》。他在文中写道：现在社会充满浮躁，很多人纷纷下海，不搞专业了。但是每个人都要知道自己的使命是什么。博格达雪山给了他启示，雪山在阳光照射下发出了摄人心魄的蓝色，积雪溶化，雪水流下，但不能因此就说雪山失雪了。雪山存在的意义就在于它屹立着，给人一种心灵的支撑，让我们感觉到它在那里。同样的道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使命。周涛认为他的使命是当个作家。如果当不了一个好作家，就当一个好公民。我是学历史的，我应该去研究历史。但我进入了编辑的行列，和同事办了这本叫《读者》的杂志，这本杂志有丰富的内容，她能传播真善美，能让我们积淀文化。所以，能把这本杂志办好，就是我的使命，我的位置在这里。我今年已经62岁了，我把我的青春、追求、职业荣誉，全部融入这本杂志和品牌了。
对今天的大学生、我的校友来讲，你们的一生将面临无数的选择。但你们一定要有主心骨，一定要知道自己最终要的是什么。我觉得这很重要。
学校是办教育的，《读者》也是另一种教育渠道，共同承担着教育的使命和责任。学校更多的是教专业知识，《读者》侧重给你思想的启迪，帮助你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培养看问题的角度。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些，你要找到安身立命的定海神针。
几个真实事例：春风化雨，润物无声
西方一位教育家说过：教育是什么？教育就是一棵树推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起另外一个灵魂。《读者》办了这么多年，被很多人推崇为“中国人的心灵读本”，在读者心灵中树立起正确的是非观。在社会上，很多人因为《读者》而受益。
我们有一年搞了一个征文比赛，读者们写道：因为《读者》，他找到了一生的灵魂伴侣；因为《读者》，他做出了科研成绩；因为《读者》，他成为一个作家。
我自己碰到的这样的事情也是很多的。有一年我去深圳出差，和我们的合作方在一起吃饭。席间，合作方出去碰到他的一个朋友，就说他在和《读者》的老总吃饭。他的朋友说，我一定要敬《读者》的老总一杯酒，《读者》救了我。这位年轻朋友专门来给我们敬酒，并给我们讲了他的故事。他以前是混社会的，曾经在与另一方人冲突中吃了亏，他咽不下这口气，要和对方来个了断。那天，他知道对方在某个地方，就拿着刀去了那里，和对方就隔着几个房间。做事前，因为紧张，他就去了洗手间。洗手间碰巧有一本别人遗落的《读者》，他就翻开看，正好看到一篇文章讲母子情深的故事，母亲为了孩子的成长付出了很多。这时候他就想起了他的母亲。他生活在一个单亲家庭里，是母亲辛苦把他带大。现在他要做这样的事情，母亲以后怎么活？想到这儿，他就把刀丢了。后来他就去深圳打工，也开始看《读者》，上面很多讲经营之道的文章给他提供了思路和启发，他成为一个创业者。我们见面时他已是一个中型企业的老板了。他说：我要感谢《读者》，《读者》救了我的命，给了我幸福生活的源泉。现在我把母亲接到深圳来，我觉得自己生活得很幸福，尽了一个孩子应尽的义务，也对社会做了应该做的贡献。
这样的例子有很多，我们每年都收到类似的来信。我们曾收到一封读者来信，信中说：我是新疆一个监狱的狱警，有两个年轻的死刑犯，判决下来了，过几天就要执行了。对我们狱警来说，这种时候对犯人要24小时地紧盯着，否则他要自杀啊或者出点什么问题，就没办法交代了。我觉得这两人喜欢看书，就把家里所有的《读者》拿来给他们看，结果这两人最后的48个小时基本上没有合眼，一直在看《读者》。到了行刑时间，这两个不到20岁的年轻人给我磕了一个头，说：“我们要是早一点看《读者》，我们就不会走到今天。”他们还回我手里的《读者》，我看了一下，这两个年轻人把那一摞书所有折起的角都抹平了，压得平平的，整整齐齐地交给我了。
这样的故事太多太多了。所以，我们现在说《读者》是中国人的心灵读本，实质上是在说《读者》一直在传播着一种道德坚守和价值观。
《读者》和《读者文摘》：相逢一笑泯恩仇
中国改革开放这么多年，经济发展了，文化发展了，《读者》得益于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也发展得很好。
2003年与美国《读者文摘》董事长汤姆•瑞德合影
《读者》刚开始叫《读者文摘》。美国也有一个《读者文摘》。美国的《读者文摘》是上世纪初创办的一本刊物，在美国影响很大，最多时每期都能发行几千万册。在那个时代，特别是二战以后，《读者文摘》被称为美国人的精神支柱，美国的一些主要领导人都是她的读者。《读者文摘》的一位总编辑就说，他们对美国的贡献，除了贡献思想之外，还贡献了美国的总统，比如尼克松总统。尼克松是一位为恢复中美关系做了破冰工作的总统。中美建交30周年的时候，在中国历史博物馆举办了一个由美国《读者文摘》牵头的展览。在开幕式上，国家主席江泽民专门有一个视频讲话。我应美国《读者文摘》之邀，参加了这个展览开幕式，见到了尼克松的女儿。此时，《读者》登了一篇文章，谈到尼克松在任的时候是一个政治家，他卸任后，成了一个思想家。因为他卸任后，一直在不停地总结他走过的路，总结他哪些事情做得好，哪些事情做得不好，在不断地反思自己、认识自己。我把这本杂志交给尼克松的女儿，她握着我的手说：“感谢中国人民记住了我父亲。”
我们和美国《读者文摘》的关系，经历了一个从互为对手到互相尊重的过程。《读者》最初的刊名叫《读者文摘》。美国《读者文摘》就通过律师事务所给我们来函，说这个商标是我们的，你们不能办这个刊物，你们必须把你们所有的订户交给我们。当然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当时我们也征求了国家出版局的意见，也一起探讨这个问题。美国人有《科学生活》，中国人有《科学生活》，苏联人有《科学生活》，不能因为美国人有《科学生活》，中国人就不能办《科学生活》了。那时候知识产权的意识并不是很强。在办《读者文摘》的早些年，美国人一直不停地起诉，各种各样的律师事务所要和我们打官司。后来我们《读者文摘》发行得很不错，甚至进入了美国，在美国的华人圈中很有影响，美国《读者文摘》的董事长主动提出同我们和解。中央电视台四套有一个节目，叫《让世界了解你》，我和美国《读者文摘》的老总汤姆•瑞德，就通过国际卫星在这个节目上做了一个即时交流，我在中国的中央电视台，他在美国的《读者文摘》总部。汤姆•瑞德谈到中国的《读者》和美国的《读者文摘》有很多相似之处，我们都在做人类灵魂的工程师，都坚持着我们各自的道德坚守和美学。往往是这些被称为保守的东西，打败了那些时尚的、流行的东西，这是我们两个杂志成功的秘诀。他认为：中国的《读者》给人们提供一种梦一样的意境，让人们能够感受到生活的美好。我们从对手变成了相互尊重的朋友。
王：谢谢彭先生。
【人物简介】
彭长城，祖籍河南罗山，1953年12月出生于甘肃兰州。毕业于兰州大学历史系。1982年元月起，历任《读者》杂志编辑、副主编、主编、社长，现任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读者》编委会主任。参与《读者》从月发行量10余万册到1000万册的办刊历程，是《读者》办刊思想的奠定者和《读者》品牌的打造者之一。著有《让〈读者〉御风而行》等。获韬奋出版奖，中国百名优秀出版企业家，新中国60年百名优秀出版人物，全国先进工作者，甘肃省优秀专家，甘肃省领军人才。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