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游戏与自杀社交化
推荐 | 作者：机智的Laura姐姐 | 编辑： 长安 |
社长说
比死亡更可怕的是我们从来不曾正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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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游戏与自杀社交化After Great Pain, a Formal Feeling Comes
———Emily Dickinson
Yulia Konstantinova似乎已经分不太清此刻是凌晨还是黄昏了。她只知道她终于完成了“蓝鲸”布置的50项死亡任务，她所剩的只有最后的“解脱”。凌晨1点54分，她发出生前最后一条INS“该结束了”。随后人们在附近的工业区发现了她的尸体，死因为坠楼身亡。对了，这女孩刚满15岁。
50项游戏任务，通关即死亡
“蓝鲸”是2015年11月起流行于俄罗斯的死亡游戏。游戏参与者被要求加入网络群组，一起完成由幕后boss布置的50项死亡任务，任务包括每天早上4.20分起床、独自在家呆一天（期间不与任何人交谈）、独自观看恐怖电影一天（期间不与任何人交谈）、在手臂上用刀刻下“蓝鲸”标志…任务全部完成后，游戏者即进入最后的“死亡实施”阶段，在真实世界里结束自己的生命。
目前， “蓝鲸”组织开始在世界各地悄然生长，已蔓延至中国，主要依靠的社交平台是腾讯QQ群、微信群。群成员一旦进群便不可退群，并必须完成死亡任务。腾讯方面已在第一时间对“蓝鲸群”（或4:20叫醒我）实施封群检查等相应措施，目前尚未有相关自杀事件发生。但据报道，被解散的“蓝鲸群”或已改头换面以新的形式活动。
死亡游戏与“自杀社交化”
与以往死亡游戏相比，“蓝鲸”死亡游戏呈现出了全新的特点。
第一，目标直指青少年群体。不论是现在的“蓝鲸”还是以往的杀人游戏，明显特征是参与者均为10-15岁青少年，其中年纪最大的也不超过20岁。他们往往还不具备成熟的世界观，但却又喜欢尝试、冒险，最要命的是他们还不具备承担后果的能力(Eillen Kennedy-Moore，2016)。
第二，自杀“社交化”。“相约自杀”突破了以往人们关于自杀者是错乱的、孤独的传统认知。在网络社交媒体爆炸式发展的前提下，自杀者能够进行理性的社交，找到“志同道合”者，而这些“志同道合者”之间做的不是互相建立互助支持体系使彼此摆脱自杀阴影，而是彼此鼓励自杀行为，甚至有方放弃自杀念头时，还会被对方视作“背叛”。
“自杀社交化”意味着什么？大家都这么做，我就跟着做了。
群体是承载个人非理性情绪的容器，人在群体中会自动切换成“群体人格”，这个人格可能变得暴躁、独断甚至残忍。总之，集聚的群体增强了个人的胆量，而集聚的人格也似乎拥有了“空前的正义感及使命感”。
美国学者Sheftall在对自杀未遂的青少年进行采访时发现，在他们之中，有三分之二的人都表示他们做出自杀行为的初衷并非真的想死，他们无法良好的与他人沟通真实想法，到最后自杀“似乎成了一件必须要做”的事。
这不禁让人回想起不久前发生的几起性质恶劣的校园霸凌事件，几个初高中女生竟然能彼此配合的、有组织的、长期的对同学施暴，有部分女生甚至还是老师眼中的“好学生”。在事后的采访中，女孩们表示“大家都在这么做，我觉得我也必须这么做，当时觉得这件事没什么，甚至还有快感”。自杀的社交化最可怕之处也在于此，个体一旦找到群体的依附，心中的“非理性情绪”便得到支撑和加固，非理性信念也被合乎逻辑的“合理化”。
“控制”与“被控制”的恶性循环
美国天主教大学研究者Abby Ridge Anderson 及他的同事把拥有自杀意向的孩子分为两种类型，一种青少年是暴躁的、易怒的、反叛的、外向的，他们往往有越轨行为史（比如偷盗吸毒等）；另一类则是胆小的、懦弱的、话少且较敏感的，他们渴望群体的归属感，却又不知如何融入。
他们的相遇会产生一种可怕的化学反应——“控制”与“被控制”。近日，一名卧底潜入“蓝鲸”死亡游戏组织的记者就亲自揭露了群组里的“威胁”与控制。除此之外，“游戏任务”的设置也起到了将人脱离死亡语境转而关注游戏体验的效果，而游戏设置本身对参与者造成的心理暗示又使其进入恶性循环，最终导致悲剧的发生。
缺乏对抑郁的关注比缺乏“死亡教育”更可怕
忽然想起马东《奇葩说》的现场回忆自己去世的父亲，他说“我们这个社会的问题是，有太多人教我们如何面对生命，却从来没有人告诉我们如何面对死亡”。面对生命的诞生，我们欢呼雀跃；而当生命陨落时，大多数人却选择了沉默，或是否认。在死亡这件事上，大多数人似乎都成为了事实的被动接受者，我们不曾，或者说是不愿，真正走进它、了解它。当悲剧发生时，我们咋舌、痛婉，除此之外，只能留无助与叹息。死，到底是一件多么严肃、多么严重的事，很少有人告诉我们，因为人的生存本能似乎是一件太简单到不证自明的道理。
但有没有想过，我们的生活里常常会有一批“消失的小伙伴”，他们没有存在感，他们总愿意独自呆在角落，你无法知道他们在想什么。而这一部分人，往往也有可能是抑郁症患者，或其他心理疾病患者。在抑郁症患者（或其他心理疾病）的世界里，“死亡”其实变成了一种无法抵抗的冲动（irresistible impulse）。
“蓝鲸”的部分组织成员其实在入群前就表现出了消极、厌世的情绪，而他们身边的亲人、朋友有多少体察到了呢？有多少真正帮助过他们呢？美欧中小学不缺死亡教育，关于死亡的科普读物在各大书店也都可以买到，但悲剧仍然发生了，这到底是缺乏“死亡教育”，还是缺乏对青少年心理疾病的关注呢？刚去世不久的台湾女作家林亦含说， “人们都愿听我谈小说、谈创作，但奇怪的是没有人真正问过我内心的挣扎与痛苦”。林奕含的死，死于”谋杀”，而这种谋杀是周围人的漠视与忽视，它比缺乏“死亡教育”更可怕。
你应该知道的几点“自杀干预”的方法
2015年，中国抑郁症患者近百万，2016年破千万，2017年已过亿。今年世界卫生日的口号是“一起聊聊抑郁症”，而央视也在今年正式推出了关爱抑郁症的公益宣传片。很多人觉得抑郁症、自杀离我们特别远。是的，就是因为我们都这么想，才有了亲友离开时的那一幕幕突然、错愕、痛惜、崩溃与不知所措。而后我们才后知后觉，如果早点察觉到，如果能为TA做些什么，可惜了。因此关爱抑郁、关注自杀的第一步，其实是“关注”。
Connection，Communication，Care
心理学家Christopher Bergland提出了自杀干预的“3C”原则，即Connection、Communication、Care。
Connection。最原始的步骤，即与有自杀倾向的患者建立人际联结，最简单的理解就是不要让这个人消失在你的视野里，时常与TA保持联系，并时常保持对TA的关注。
Communication。当然，与人建立了connection也并不代表真正的了解，沟通、深度的沟通变的更为重要。而这种沟通的实质就是倾听。倾听本身会带给人带来被陪伴与被理解的感觉，鼓励有自杀倾向的患者向你倾诉、哪怕是最为黑暗与消极的想法，都胜过内心的消沉。
Care。真正的理解永远是设身处地。千万别以为义愤填膺的告诉他们“活着比什么都重要！”“活着多好！”“天高任鸟飞”之类的话就是在帮他们，也千万不要指责他们对生命的轻视，因为那不是真正的、建立在理解之上的帮助。
最后想说的是，刚刚提到的研究自杀干预的心理学家Christopher Bergland本人就曾是一名自杀未遂者。他说在他的研究中他曾无数次想自杀，深陷痛苦。但最终使他走出来的是Emily Dickinson的诗，“After great pain, a formal feeling comes.”他说那些经历过巨大痛苦的人们，最向往的其实只是平常。
参考文献：
1.古斯塔夫勒庞，1998，《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
2.Eileen Kennedy,2016,Suicide in Children---What every parent must know, Psychology Today.
3.Christopher Bergland,2016,Three tenets at the heart of suicide prevention.Are you—or someone you know---suicidal?Remember to:connect,communicate,care. Psychology To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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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长问：
关于“自杀干预”你有哪些好的方法呢？
留言区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