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社会如何建，领袖崇拜何时了

公民社会是一个社会整体人格趋向成熟的社会。人格的成熟体现在自主、自决、自省、自律等特征。而自主的意识形成，是公民首先要具备的基本素质，否则自决、自省、自律都会成为空中楼阁。

中国民主土壤的不成熟也就表现在整体民族性的人格不成熟。首先就体现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基本没有

“自主”的教育，而是强调“为民做主”。

2千多年以来的专制秩序当中，中国百姓一直被当做“孩子”对待，遵循着被教化、被顺化、被奴化的角色。某种程度上说，中国百姓实际上是被当成“傻子”来对待，或者最好是被教育成听话的傻子，49年以后甚至有了一种称为“社会主义螺丝钉”的教育。从这一点上看，49年以后，乃至今日的教育体制一直是遵循着这样的愚民原则，它和传统文化教育的主张是一脉相承的。

“百姓”这个词，就表现出自上而下的压制与藐视，官员置于民众之上为“父母官”，官员置于“皇上”之下为“臣子”。而百姓在“皇上”眼中恰同“百牲”，是被圈养的，被驱使，被奴役的对象。

在这种专制秩序当中，中国民族性的人格一直是不成熟的，民众不是期待青天大老爷，就是期待明君。民众普遍恨不得自己有一个“亲爹”做老爷来“荫佑”自己的命运，或者渴望一个举世无双的“伟大领袖”指引民族的命运。这基本上就是同样一种愚民教育当中产生的民众普遍心理和集体无意识。

为民做主与领袖崇拜，是相同的文化背景下在不同时代产生的两种互相应合的意识表现，前一种称儒家精神，后一种称共产主义的领袖精神。事实上，文革悲剧的形成正是基于这种共同的、普遍的、不成熟的民族心理，整体缺乏自主意识的人格缺陷导致的。

这种专制传统和49以后的专政现实，是文化内核上的一脉相承，而不能归结为制度使然，是一个称作“传统文化”或“儒家文化”为标签的意识形态长期影响下的结果。这种意识形态成为中国国民性的集体无意识，它表现出不可思议的民族顺从、盲从和精神迷信。它是如此深入骨髓，已经融入到整个民族的血液当中，被当做一种理所当然的民族意识。“为民做主”想当然地作为优秀的民族精神来教导一代代的人。并且还集中体现在“忠臣”与“孝子”的文化，大凡有违这种精神与秩序的思想和行为，就会被社会整体指责为“乱臣”和“逆子”。

在传统文化当中，在现有的教育体系当中，至始至终把“统一思想”作为教育的核心目标。这两个不同时代的“统一思想”仅仅区别于，以前是听从儒家标签的贤明之士，现如今是听先进文化代表的党。传统文化的“为民做主”根深蒂固，不仅严重压制了中国百姓的自主意识，还限制民众的自主行为。因为在传统文化精神里面，大凡普通百姓都是不具备自主能力的人。

为了搞清楚上述情况是否改观，我有时候也会去接触眼下社会流行的传统文化教育。但发现问题依然很大。家长普遍的是为了让不听话的孩子变得听话，而把孩子送到这类传统文化教育机构。而这些机构呢，基本就是以读经为主，这就是所谓的传统经典教育。在他们看来，只要把传统经典一股脑灌输进孩子的头脑里就好了，只要多读传统经典眼下这个纷纷扰扰、乱象丛生的社会就会变得美好起来。这实际上是他们的一厢情愿，因为现代社会需要的是自主管理，而不是他们遵循的教化百姓。

国民性连基本的“自主”意识都缺乏，如何能够“自觉”？

所以，有关文革产生的文化背景与民族心理，应该是我们自省的重点，这是避免民族命运重蹈覆辙的关键，否则民主制度建设出来也可能是“伪民主”，民主是“虚”专政是“实”，永远学不会民主的精髓。

文革是以反传统的名义下，中国人产生于”盲从、奴性、暴戾”文化土壤当中的集体癫狂；基于这个特殊的文化土壤，全民族魔性被一个魔头放了出来，最后一次毁尽这个文化当中仅存的良知。

要改良这个土壤，我们必须要反思传统文化，树立起现代文明的公民意识，积极参与社会公共事务，有意识地培养自主管理能力，让自己逐渐成长为奉行“自由、独立、多元、宽容”的公民。

但最后必须强调的一点是，民主土壤的不成熟只是一个传统文化造成的基本事实，不能成为否定民主实践的借口。民主是一个技术活，民主的成熟必须通过民主实践来促进，这就像自主管理的能力必须是通过不断的实践来提高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