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谷孙｜我们的英语教学究竟发生了什么
随着教育部即将推出新的《高等学校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本科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和《大学英语教学指南》，近一两年来，关于英语教学改革方向和方法的文章和研讨会层出不穷。有两个方面讨论的最多：一是要加强大学生批判性思维（critical thinking）的教育；二是要加强大学通用英语阶段后专门用途英语和跨文化交际英语的能力培养。在这热闹纷呈之时，小编翻出了陆谷孙教授发表的一篇文章，其中谈到了思维教育，也谈到了应试技能，语言技能和交际技能这三者的关系，而这篇文章是早于1999年就发表了的。
小编在看完后，抬头恍若隔世，感慨今天的大学英语教育界又回到（还是仍然）在讨论17年前的主题，究竟是我们从终点又回到了起点，还是我们一直在原地转圈？
学英语和教英语有年，积累了若干感想。写出来，试与同行和同好切磋。
感想一
感想之一涉及基本问题，那就是怎么看待英语。我们对待一些事物往往好走极端，英语一度曾与西方帝国主义画等号而被排斥，弄得全国院校只剩下８个英语专业。而国门一开，英语又突然走红行俏，且被一些犷犷嗜利的人赋予浓重的功利色彩，好像成了挣高薪的保票，出国的“护照”，地位的象征！
诚然，英语是世上通用程度最高的国际语言，把英语用作母语、官方语或日常频用的第二语言的人口，统统加起来，据说有十亿之众，逼近操汉语的人数。因此，学英语不讲功利是不可能的，更何况语言的本质特征就是工具性。但我常想，淡化一点功利性的学习动机，追求一点“形而上”的学习乐趣——极而言之，可以叫作“English for English's own sake”，我们是不是可能学得更好些呢？ 19世纪德国语文学家洪堡特认为：“学会一门外语或许意味着在迄今为止的世界观领域中获得一个新的出发点。”本世纪欧美的不少语言学家更是发展了这一思想，强调语言的思想模具作用，甚至提出语言形式决定思想形式。这种语言决定论的观点是否属于20世纪语言学界的“曲学多辨，侈言无验”姑且不论，但至少为我们提供了如何认识外语学习的一个新视角。学会一门外语，不但是多了一双眼睛、一对耳朵和一条舌头，甚至还多了一个头脑！从这个意义上说，学好英语，用世的同时，除见闻之娱和表达之乐，更可尽享“思无定契”的愉快。
有人说汉语思维方式多属线性，英语思维则呈圆形。果真如此，察一曲审一事都有绳直和钩曲两个角度，思想如水之横流，方圆不常，这种“形而上”的乐趣是很难用实利得失衡量的。而“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尝到这种乐趣的学生，大概不用鞭策，便有恒久的学习动力，自发地在英语学习方面精益求精。
感想二
感想之二涉及如何处理英语学习过程中三种技能，即应试技能、语言技能和交际技能的关系。我国目前的英语学生一般说来，应试技能极强，关于英语语音、词汇、语法等知识性方面的语言技能也较出色，但交际技能相对滞后。一个学生可以考出令美国人刮目相看的TOEFL高分，GRE词汇测试部分的难词识得多多，英语从句套从句的句法规则可以分析得头头是道，但一到实地交际，常常听不懂也说不出，成了“聋哑英语”。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原因之一是我们传统的考试观中有些消极因素作祟，把考试的“指挥棒效应”畸形放大。结果是，从院校领导、学生未来的雇主、教师、家长，直到学生本人，无一不多少受一点“分数崇拜”的影响，过分看重外语学习过程中可以量化的指标，忽略了交际得体或有效与否等无法简单量化的事实。
原因之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学习、移植国外流行的教学测试方法时， 似对“中国特色”——从大端言，蒙藏语系与印欧语系有什么不同；从小处看，中国学生学英语时“母语干扰”如何发生——有所忽略，且过于强调标准化和科学化（须知，活泼泼的语言本身并不总是科学的，对标准化更有一种天然的抵拒），一度被动测试题泛滥，把学生的注意力过多引向精微毫末，而曲思于细者必忘其大。
看来，要使三种技能保持大致和谐的综合提高，首要的是改变我们的考试观，改进我们的考试方法。
感想三
感想之三，围绕英语学生的培养目标，是否可以提出“技能、思维、修养”三方面的综合要求。
上文说到，技能这一环节受着“考试指挥棒”效应的影响（当然还有职业市场压迫和诱惑的双重作用），既膨胀得失度，实施也并不得当，导致交际技能滞后。更应引起我们警觉的是，过分刻板机械、只求与未来职业接口而往往偏离全面发展培养目标的题海战术和技能训练，已使一些学生思维萎缩，修养更遭到忽视。我从不为一些英语竞赛场合学生的华章或雄辩而沾沾自喜，因为那背后往往凝聚了参赛前准备过程中华洋教师的许多心血，众人多次提供的思想、见解乃至引语和实例，反反复复的修改和润饰。我更关注的是，技能往往掩盖了对思维的注意，使相当一部分学生既不善作缜密、精微的抽象思维，读理论性稍强的书不知如何爬梳抽剥，自己动手写作则论文无论，枝碎连篇，甚至有再三敷衍才凑足五六千字的硕士“论文”；另一方面又不善作酣畅活泼的具像思维，联想能力退化，表达时形象贫乏。至于修养，包括人格操守修养、知识文化修养、母语修养、美学修养等，更是常被淹没在日复一日的技能训练中了。我们在复旦外文系提出“不做‘黄皮白心的香蕉人’”和“学好外国语，做好中国人”的口号，举办一系列称作“白菜与国王”（Cabbage and Kings）的文化、艺术、知识讲座，就是意在帮助学生弥补思维和修养方面的缺陷。爱因斯坦说过，专业知识教育的结果是学生成了有用的机器，却并非和谐发展的人。此话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
我们现在也提出了“复合型人才”的培养目标，但对“复合型”三字如何理解，还有歧异。依我的看法，“复合”云云，若只意味着在技能训练这一环节作些改革，譬如说淡化文学，大量增加“外贸英语”、“金融英语”、“法律英语”（这些名目是否科学，恕我存疑）之类应用性的内容，未必就能培养出具有潜质的远翥之才。技能环节当然需要改革，但思维的训练和各种修养的提高，可能更值得关注。大学和职业市场的关系毕竟不是丝丝入扣的衔接，大学在用世的同时，不能不追求一点学术的超逸。英语专业固然要培养各个专业领域内的专业工作者（即professionals），但要不要也为未来岁月中一些具有思想家特征的学者和专家的脱颖而出，培养有社会责任感和担当的知识分子，做一点打基础的工作？我以为这样的人方有能力担负文化传承和创新的艰巨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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